难以安定
若非身处当时，很难想象战后那几年的欧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于德国复兴的恐惧，而其政治方向是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再发生，这些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毫无疑问，除了希腊以外，巴尔干半岛各国都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而我却无法阻止它。对波兰我也束手无策。
——温斯顿·丘吉尔，1945年1月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但是言词朴实——要么“是”，要么“不”，然而只有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他。
——克莱门特·艾德礼论斯大林
五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
——让-保罗·萨特
“只有当你和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俄国人交谈过了，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欧洲人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国人才是德国好人。”美国随军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战后欧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重点是要击败德国，因此在战争进行期间，其他要考虑的事情全都被搁置一边。
战时同盟国的首要考虑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国人和英国人日益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尤其是苏联收复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后。斯大林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认为西方同盟国延迟开辟（西线）第二战场是一种战略手段，目的是在开辟战场前让苏联做出更多牺牲以从中牟利。双方都参照战前的绥靖主义和有关盟约，认为对方不可信赖；他们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捆绑在一起。
这种互相之间的担忧，很能说明战争期间三大同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签订了确定只有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欧洲战争的协议。11个月以后，在德黑兰，“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原则上达成协议：战后分割德国，恢复波兰和苏联之间所谓的“寇松线” [1] ，承认铁托对南斯拉夫的统治，承认苏联拥有通向波罗的海的原东普鲁士港口哥尼斯堡。
显然，斯大林是这些协议的受益者。但鉴于红军在参与对希特勒的战斗中越来越重要，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出于同样原因，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份额协议”，他只是让出了后者早晚会抓获的利益。这份条约由丘吉尔仓促起草，传给桌子对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蓝色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勾”，英国和苏联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共同享有对战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权（各50%）；苏联拥有对罗马尼亚90%、对保加利亚75%的控制权，而英国则拥有对希腊90%的控制权。
关于这项秘密“交易”，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百分比分割只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的争议之点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正如我们所见，这项交易主要靠协议双方共同遵守。第三，从条约中所涉及的那些国家来考虑，无论这份条约本身有多么残忍，但其实它并不是非常重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中欧政治中，“雅尔塔”成了西方背信弃义的同义词，因为当时的西方同盟国出卖了波兰和另外一些位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小国家。
但是雅尔塔会议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都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创造条件以确保自由了的人们可以行使其（民主）权利，三大同盟国将齐心协力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欧洲国家以及原附属于轴心国的欧洲卫星小国的人民……”成立议会制政府，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由选举，等等。被禁锢国家的代言人义愤填膺地向西方哭诉的是苏联在对待上述承诺时玩世不恭的态度。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一切其实早在德黑兰和其他会议上就已经达成了一致。
雅尔塔会议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尤其是罗斯福，成了他自己错觉的受害者。因为在当时，斯大林其实已经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不再需要经过任何西方国家的允诺。这一点，英国倒是理解得非常准确。根据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和1940年间签订的秘密条约，那些割让给苏联的东欧国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苏联手中：雅尔塔会议期间（1945年2月4日——11日），苏联用货车带向西行、准备接管战后波兰的波兰共产党“卢布林委员会”其实早在华沙会议 [2] 上就已经被正式任命了。
事实上，正因为事情实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尔塔会议推脱了一项真正重要的议题——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虽然经过了努力尝试，但西方领袖们还是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占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为答谢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会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慷慨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打败希特勒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同盟国在寻求斯大林的协助，而非后者要答谢前者。当时必须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并且设想以后还要苏联同日本作战），中欧的问题可以等到和平后再谈。若非如此，1944年8月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对岸坐观华沙那一场毫无希望的起义中德军屠杀20万波兰民众一事，将可能遭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更强烈的谴责。
斯大林说波兰地下组织“保家军”是“一帮贪权的冒险家和罪犯”，对此西方领袖们有可能不认同，但他们肯定不愿意由此引起他们的主要军事同盟者的敌意，这时距离诺曼底登陆的发起进攻日才过了六周。对当时的波兰而言，这违背了战争的目的——毕竟，由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已经对德宣战了。但对西方同盟国来说，让斯大林自由掌控东欧是不言而喻的事。战争的重点是击败德国。
直到战争结束，这项目标仍然是一种首要的推动力。1945年4月，德国其实早已全面战败，只是名义上还未投降。在战后处置德国的问题上，罗斯福还是宣称，“我们的态度有待研究，最后决定尚需推延。”采取这种姿态，理由十足——敏锐的观察者们早就注意到，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相当困难，有必要尽可能继续保持战时各方组织成立的反德联盟。这样的实际结果是，战后欧洲的态势，并没有以已经签订的战时协议和条约为首要依据，而是以德军投降时各国占领军所占领的地方来划分势力范围。当莫洛托夫质疑用心良苦的《欧洲解放宣言》时，斯大林解释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重要的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4年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欧洲东南部的战争得以宣告结束。到1945年5月，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红军解放并再次占领了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军队穿过普鲁士进入了萨克森。在西部，英美正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对德激战，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先苏联一步抵达柏林，但却被华盛顿方面阻止了。丘吉尔很希望西方国家能率先入驻柏林，但是罗斯福却更明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关注着士兵伤亡（前一个冬天在比利时阿登高地的巴齐战役中，美军士兵伤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总数的1/5），而斯大林正在对德国首都虎视眈眈。
最后，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军率先进驻了离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亚西部的比尔森地区，但随后不久又转交给了苏联红军）划定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比原来在战时预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将欧洲划分为“东欧”和“西欧”。顺便说一句：无论巴顿将军还是蒙哥马利元帅如何努力施压，最后结局并没有什么重大变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亚斯特这座中欧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国民解放军和英国第八军两军对峙，划下了真正意义上的冷战第一条分界线。
当然，“官方”的冷战开始还有待时日，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开始显露了。只要德国这个敌人还存在，那么关于苏联和它的战时同盟者之间的深刻分歧和敌意就容易淡忘些，但总归还是存在着。4年来面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生死存亡的合作，并无法消除相互间几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实上，在欧洲，冷战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
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得很明显，在1920年，她就开始了与新苏维埃政权的拼死一战；在英国，丘吉尔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威望部分地应该归功于英国国内对于20年代早期的“红色恐惧症”和他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张；在法国，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国入侵前这段时间里，右翼党派主要的国内议题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斯大林和弗朗哥不约而同地鼓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本国，斯大林的政治独裁和针对党内批评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苏联的共谋者阴谋反苏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国际斗争处于西方民主和苏联极权主义之间的间歇期，这场战斗虽然形式模糊，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改变，因双方都受到欧洲大陆的中心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威胁。
是德国让苏联和西方国家在1941年走到了一起，正如它在1914年以前的成功所为。然而这一联盟早已命中注定。1918-1934年苏联关于中欧和西欧的策略——分裂左翼势力，怂恿颠覆和暴动——导致形成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性排斥和敌意。虽然苏联国内当时发生了一些审讯和大屠杀事件，但四年来处于内部混乱和意见分歧的“人民阵线”联盟对于消除这种印象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1939年8月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及来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伙肢解了他们共同邻国的武装，严重损害了“人民阵线”联盟期间舆论宣传的影响。只是因为1941-1945年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纳粹分子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才帮助消除了这些早期的不良记忆。
然而，对苏联人来说，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西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17年之前。1917-1921年，西方军队介入了俄国内战；在接下来的15年里，国际机构排斥苏联，使它无法参与国际事务；苏联怀疑，若非万不得已，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宁可倾向于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会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凭直觉认为，假如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毁灭性的冲突，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会对此漠然，袖手旁观——所有这些有根有据的怀疑，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憎恨。虽然战时同盟已经建立，击败德国这一共同目标也已明确，但各方相互间不信任的程度还是令人相当震惊：据披露，战争期间东西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涉及高度机密的情报交流。
因此这种政治态势就很明确了：战时同盟并不齐心和接下来的欧洲分裂，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某种赤裸裸的自身私利和憎恨造成的。它们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二战”前，英美一方和苏联一方之间，一向关系紧张。所不同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以绝对优势来独自掌控欧洲大陆。此外，法、德的存在也使双方都未能遂愿。随着1940年法国的蒙羞和5年后德国的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接踵而来的冷战虽然不是不可避免，但却完全有可能继续发生。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各自无法调和的目标和需求，最终导致了冷战。
在欧洲，由于德国的侵略，终于使美国第一次成为欧洲的一股强势力量。即使那些被战绩显赫的苏联红军所吸引的国家，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1945年春，美国拥有了世界制造业1/2的生产能力，粮食过剩，国际金融储备充裕。为对付德国及其盟国，美国投入了1 200万人的兵力，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美国舰队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舰队加起来的总和。美国将如何使用她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方面采取了不作为态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究竟想要什么呢？
就德国而言——美国85%的兵力都是用来对付德国的——美国参战的初衷是严峻的。罗斯福去世两周后，1945年4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编号为JCS1067的报告。根据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其他人的回忆，报告指明：
应当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残忍的战争、纳粹的拼死抵抗，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混乱和苦难，于此种种，德国人咎由自取。占领德国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放德国，而是要让它意识到自己是战败国、是敌国。或者用摩根索自己的话来讲：“最最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次德国是战败国。”
简而言之，关键是要避免再犯《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个大错：没有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正是他们的罪行程度之严重，才使复仇女神降临。这一点可以从1945年政策制定者的回想中看出。美国介入德国问题的最初动机是解除德国武装、粉碎纳粹主义、削弱其工业化——剥夺德国的军事、经济资源，对民众实行再教育。这项政策执行得不错，至少部分如此：德国国防军正式解散了（1946年8月20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美军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内实施了“去纳粹化”计划；对德国工业产能和产出都实行了严格限制，根据1946年3月实施的“战后（德国）经济平衡计划”，钢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
但是，“摩根索计划”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批评。如果使（受美国控制的）德国沦为前工业化状态，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战前德国最富饶的土地大多数已经到了苏联手里，其余的又转让给了波兰。此外，联邦德国到处充斥着那些既无土地又无食物的难民。对城市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可能会使德国衰竭，而德国将无法完成其自给和重建。这样一副重担将由那些胜利的占领者来肩负！他们迟早会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德国人自己，届时又不得不让德国人重新发展经济。
考虑到这些，原来的美国“强硬”派批评家又补充了一条：强制性地迫使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战败固然不错，但还得让他们看到一些美好未来的希望，否则的话，结果恐怕还是会重蹈覆辙：一个充满怨恨、心怀耻辱的民族将会落入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手里。1946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曾当面对杜鲁门解释说：“或者是报复，或者是和平，你只能选择一样。”如果说美国的对德政策随着利益天平越来越倒向“和平”一面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美苏关系的恶化引起的。
华盛顿内部有一小圈人从一开始就看出，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将会导致冲突，而若明确地划分势力范围，这对解决战后问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案。这是乔治·凯南的观点。1945年1月26日，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苏联）做一个明白而又得体的妥协呢？——真实地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欧洲——我们自己不去碰苏联的地盘，苏联也不要来碰我们的地盘？……不管留给我们的行动范围有多大，至少我们可以……在一种安定、有尊严的基础上，在战后开始重新生活。”
6周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佛莱尔·哈里曼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做出了悲观的、毫不掩饰地对抗的反应：“随着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进逼，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苏联的统治策略，除非我们愿意接受20世纪的蛮族入侵欧洲……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这个问题，历史将把下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描述为苏联时代。”
关于如何对付苏联，哈里曼和凯南意见完全相左，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其他美国领导人的态度就乐观多了，至少在1945年春是如此。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凯南信件的收信者，认为战后安定要依靠有原则的民族自决和强国合作。波伦认识到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还应寻求苏联的合作，他和战后的国务卿杰姆斯·巴恩内斯等人对同盟军占领原轴心国及其卫星国抱有信心，根据雅尔塔会议上的规定，这些国家享有自由选举权。然而，在实际观察中，他们看到苏联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滥用职权，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目标的不可调和性，转而赞同凯南的观点：对这些分管地区应该采取强权政治。
最初的乐观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大众普遍认为斯大林没有兴趣去挑起争端和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6年6月亲自对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的：“我认为红军不会发动战争。现在的武力冲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想要的几乎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话有点道理：斯大林并不想和美国交战（认为苏联想和以前的同盟国展开充分合作，虽然这一结论后来并没有站住脚）。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对苏联实行开放交流，寻求解决共同问题，这对美国而言，其冒险性微乎其微。
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帮助筹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真诚地希望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颁布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召开了首届联合国大会。但对当时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涉及金融和经济组织与协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和世界）危机的根源是由战争期间的经济灾难造成的。除非货币之间可以互相流通兑换，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增长共同获利，否则的话，将重蹈1931年9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体制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其主要精神是梅纳德·凯恩斯领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寻求替代战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以某种相对灵活、紧缩的方式取代金本位，但它又必须比浮动汇率下的货币体制更坚挺可靠。凯恩斯强调，不管将来新的货币体制采取什么模式，它可以效仿一家国际银行，其作用相当于某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国内经济的管理：在促进和简化外汇交易的同时，保持汇率稳定。
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协议的核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便于扩展和平衡国际贸易”（协议第一条）。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形式而成立的最早的总理事会代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会上提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最后在1947年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同意相互之间减免关税，规范贸易，制定解决违约和纠纷的程序。所有这些，与原来贸易中的“重商主义”方式截然不同，它旨在等待时机成熟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开放性贸易时代。
隐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目标和机构中的，还有一项是要成立“世界银行”：这也意味着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对各国的国家事务进行外部干预。此外，货币变得可以通兑，这是使以同美元的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商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重重困难：英法两国强烈抵制兑换权，英国是因为战后经济的衰弱以及想保护它的“英镑区” [3] ，法国则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它那“坚挺的法郎”，期望对不同地区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汇率，这是一种已逝的辉煌年代的新柯尔贝尔式的做法。10年以后，法郎和英镑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才实现了货币的完全自由通兑（1959年5月德国马克、1960年1月意大利里拉也先后加入了该体系）。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们曾预计全球化的国际通兑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能完成，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由于冷战的到来（或者说，事实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换句话说，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制度而制定的这些合作计划和组织被高度地理想化了，它假设了一个可以产生共赢的、安定的国际合作年代。一开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倡议的金融体制，苏联态度诚恳，它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筹资者。也许美国人（和一些英国人）都太天真了，认为苏联——或实际上法国——的决策者们会同意。他们没有事先征询苏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任何意见就草拟了这些计划，因此碰到了障碍。
此外，他们还真切地希望，通过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共同利益，将会克服各国之间的传统差异和政治上的不信任。因而，当1946年初苏联断然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财政部非常尴尬；为了解释斯大林的真实动机，1946年2月22日夜里，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首次郑重告知美国政府：美苏之间即将产生对抗。
除凯南外，其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此完全不知情。不仅仅是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威尔和沃尔特·李普曼，他们听说苏联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行动后，都觉得不可置信。至少在1946年下半年以前，许多美国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还在继续下去。甚至连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后来他成了本国政治公审中的牺牲品）也在1946年夏签订《巴黎和平公约》时，大为震惊地感叹：那些“美国佬疯了。他们给苏联人那么多，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期望”。 [4] 但是，美国政策可不仅仅是无知而已。1945年以后，美国极力想尽早从欧洲抽身而出，因此它热切地实施可以无需美国亲临或监控的可行方案，这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了。今天对美国战后这项想法知道并理解的人不多，但在当时，这一点对于美国的谋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解释说，美国希望对德国（和欧洲）的占领最多不超过两年。
杜鲁门要完成这项行动，受到的压力很大。突然中止租借协议是削弱对欧洲经济、军事总体承诺的一部分。1945-1947年，美国国防预算缩减了5/6。欧洲战事结束时，美国在那里拥有陆军97个师，到1947年中期，只剩下了12个，其中大部分师都是编制未满并且只是执行行政任务。其余都早就回国或复员了。这比较迎合美国选民的意志，1945年10月仅有7%的选民认为海外事务较国内事务严峻。但这却对美国的欧洲同盟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他们十分害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孤立主义重新出现。他们只对了一半，英国知道，如果1945年苏联入侵西欧，美国的策略是立即撤回到边缘地带，如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地区。
即使已在削减对欧洲的军事责任，美国外交官们还是在采取倾斜政策。还是那位原先对战时协作和苏联的好心抱有信心的国务卿巴恩内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试图安抚他的德国听众：“只要德国需要占领军，美国军队就会加入进来。”这很难说是一项对欧洲防御的明确承诺，但它可能是由杜鲁门6月份的一封信引起的（“我受够了对俄国佬的骄宠！”），反映了美国对与苏联共事过程中产生的困难越来越恼怒。
不只是德国人需要安抚——英国人尤其想弄清楚美国为什么摆明了想急于逃离欧洲这块累赘之地。英国在华盛顿并非受到人人欢迎。1946年4月12日，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除了语言和文学传统上的共同之处外，大英帝国和共产主义苏联一样，和我们之间毫无共性。”当然，华莱士以对共产党“手软”而著称，但他对美国卷入英国和欧洲事务的厌恶却在政界广受欢迎。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勒顿镇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华尔街日报》刻薄地评论说：“公众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富勒顿演说之反应强有力地证明，美国勿需任何联盟，或和任何国家之间的任何类似联盟的东西。”
不管是华莱士的讲话还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丘吉尔对此都并不感到惊讶。早在1943年，他就仔细估量过罗斯福要清除大英帝国的梦想了——实际上有好几次罗斯福似乎考虑过战后削弱英国，容纳苏联。1944-1947年间，美国的策略如下：与斯大林达成欧洲大陆协议；给英国施压，迫使其放弃在海外的帝国控制权，拥护开放性贸易和英镑自由通兑；尽快从欧洲撤军。有关这些，只有第二条实现了，第三条由于第一条的不可行而随之失败了。
英国的观点则迥然不同。1944年，内阁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列出了与苏联谈判中需要牢记的4个首要方面：（1）中东石油问题；（2）地中海地区；（3）“重要的海上交通”；（4）维持和保护英国的工业强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没有一条是直接涉及欧洲大陆的——除了第二条，它解释了英国对希腊的保证。如果说英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的交涉中抱有戒心，那其实是预见到了未来苏联向中亚和近东的进军，而非害怕它对中欧的计划。
鉴于英国在东亚、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上述几点就显得有意义了。当涉及欧洲问题时，大英帝国的战略幻想（不光是华盛顿的一些人早已有这种说法）就比它的同盟国美国讲究实际得多了。伦敦方面认为，战争是为了击败德国，如果相应的代价是让苏联得以霸占东欧，那也是势之所趋。英国依然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欧洲问题：引用外交部威廉·斯特兰爵士的话来说，“由苏联来统治东欧比由德国来统治西欧强多了。”
斯特兰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943年。到了1945年，苏联的统治范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扩大，英国领导人和他们的美国同仁们一样无法再乐观了。1945年2月，苏联操纵了布加勒斯特政变，接着又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施以高压，很显然，这些国家为苏联的霸权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英国并不打算改善这些地区的状况，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巴恩内斯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必须准备好以欺诈对付欺诈。”
对于苏联有可能控制东欧——到1944年末，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英国并不真正害怕，它担心的是苏联可能会将衰落、怨愤的德国也纳入它的范围内，从此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1944年秋的英国参谋长会议得出结论，认为很有必要划分德国，并占领其西部。在此情况下，1945年3月英国财政部的一封机密报告总结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不再通盘解决德国问题，而应当将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完全纳入西欧经济。英国总参谋部长艾伦·布鲁克在1944年7月27日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德国已不再是欧洲的霸主了。苏联才是……它……15年后必将成为主要威胁。因此，要栽培德国，将它培养成熟并纳入西欧联盟。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所谓苏、英、美神圣同盟的面纱下进行。”
4年后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在所有的同盟国大国中，只有英国猜对了甚至找到了对最终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英国既无权力、又确实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结果强加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明显地不再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手了。在与德国的史诗般战斗中，英国已经筋疲力尽，连作为一个大国的起码体面都无力维护了。从1945年欧洲胜利日到1947年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兵力从巅峰时的男女总共550万人服役削减到了仅110万人。1947年秋，为了节约燃油，它甚至被迫取消了海军演习。美国大使威廉·克莱顿充满同情地说道：“英国人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他们指望通过我们的帮助或其他什么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和统治。”
在此情形下，英国只担心美国会退缩，而不担忧苏联的攻击，也就情有可原了——英国的政策基础是估计苏联可能采取战争以外的其他形式进攻欧洲——而美国则会退却。执政的英国工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的退缩感到高兴，他们寄希望于战后成立中立性质的欧洲防务联盟。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可不这么幻想，在给他的伙伴、工党成员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他解释说：
（工党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将自己创建成为欧洲第三种力量。想法不错，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基础来看，时机尚未成熟。欧洲现在的剩余力量本身还不足以抵抗苏联。必须以一种世界力量才能对抗另一种世界力量……假如没有美国的力量去阻止，苏联将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横扫欧洲。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但你们却没理由忽视这一点。
但是，美国值得信赖吗？英国外交官们并没有忘记1937年的《中立条约》。他们当然也理解美国在海外问题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跟英国早年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从18世纪中叶到1914年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期间，英国就一直倾向于委托别人参战，而自己不用维持正规军队，这样可以避免长期介入大陆纠纷，所以在欧洲地区不常年驻军。在过去的欧洲战场上，海战方面可以依靠西班牙、荷兰、瑞士、瑞典、普鲁士，当然还有俄罗斯作为盟友。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因此，1947年1月，英国决定继续其原子武器项目的研究。但是这一决策的重要性要到未来才能显现。在战后初期状况下，英国最大的希望还是鼓励美国继续参与欧洲事务（这意味着通过谈判来公开拥护美国的信念），同时在现实可行的情况下和苏联合作。只要对德国复仇主义的害怕处于首要位置，这项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然而到了1947年初，这项政策就开始瓦解了。虽然尚未明了苏联是否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事实上存在的危险（直到1947年12月，贝文仍然认为，比之将来复兴的德国，苏联的威胁要小一些），但德国的窘境的确使他明显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政治讨论悬而未决，德国经济停滞，英国在它的占领区投入了巨大财力，今后恐怕维持不久了。不管苏联同意与否，德国经济要复苏。于是，英国迫切希望对过去做一了结——自始至终，英国和德国两次长期交战，虽艰难获胜，却收获甚微——并且寻求解决大陆危机的权宜之计，以便让一切从新开始。
如若情况好转，英国也许会退回到不列颠群岛，同时他们猜测美国也想撤兵回美洲，而将西欧的安全问题留给他们原来的保护者——法国。在1938年以前，英国战略思考的基石是：作为欧洲大陆的最大军事强国，法国值得依赖，它可以抗衡在中欧野心勃勃的德国和将来有可能对东欧造成威胁的苏联。法国的这一欧洲大国形象，在慕尼黑会议上发生了动摇，但出了东欧各国大使馆的门，在一般人心目中它还没有破裂。令整个欧洲大为震惊的是，1940年5月和6月，德国装甲部队跨过墨滋河，穿过皮卡迪，大肆杀戮，法国大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接下来的6个星期令人痛苦难忘，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主要参照关系永远改变了。法国的强权地位，甚至大国地位，从此消失了。虽然在后来几十年里，戴高乐一直竭力争取，但还是一去不复返了。1940年6月的溃败，导致了接下来4年里忍辱含羞、低声下气的被占领生活，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沦为德国的傀儡。无论他们在公众场合如何表态，法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对他们的国家状况心知肚明却又束手无策。正如1944年巴黎解放一周后，法国内部的一份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假如来一个第三次攻击，下一代法国人又投降的话，那真是令人害怕……法国将会永远屈服了！”
那是私下里说的话。面对公众，战后法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坚持要求，承认其作为同盟国成员而应享有的胜利者荣誉，作为世界大国应享有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地位。这种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尚能维持，因为它比较符合其他大国之间的表面意愿。苏联需要一个西方战略盟友来和它共同抵制英美；英国希望复兴后的法国可以取代它在欧洲的责任，从而减轻大不列颠在欧洲大陆的负担；甚至美国也同意在高层领导方面给予巴黎一席之地，它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好处——虽然不多。因此，法国获得了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加入了对越南和柏林的联合军事管理，（在英国的坚持下）还得以从原美国对德国西南部的占领区里分得一杯羹，这块法军占领地毗邻法国边境，并且正好在苏联前线的西边。
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反而引起了这一已经受屈辱的民族更大的羞辱感。法国最初的回应就表现得敏感而棘手。在同盟国对德管理委员会上，对于最后通过“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决定，它不是坚决阻挠就是投反对票，理由是当时法国没有参加。在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问题时，法国各外省政府最初拒绝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同盟军政府的合作，理由是法国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和管理应当采取独立的、完全法国式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战后法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层决策圈子之外。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值得信赖（请记住，1920年美国撤离欧洲，1940年7月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击毁了法国舰队）；但他们联合起来则更不值得信赖——戴高乐的感伤尤其强烈，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战时他客居伦敦期间的屈辱地位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眼里对他的轻蔑。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和伦敦可以对与其切身相关的事务作做出决定，而法国却毫无能力施加影响。
和不列颠一样，法国也是一大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在占领进程中，法国渐渐失去了对它的殖民地的控制。无论如何，除了在非洲和东南亚拥有大量资产外，法国首先是并将仍然是一个欧洲的强国。和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现在被间接地卷入了苏联在亚洲的行动或即将到来的中东危机中。正由于法国现在在衰退，因而在它的视野中，欧洲就显得突出了。巴黎也确实有理由关注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外交在东欧地区曾经非常活跃，但现在法国对东欧的影响结束了：1938年10月，那位被炮火吓坏了的爱德华·贝内斯留下一句名言：他“在历史面前犯的大错……是忠于法国”，他的这种幻灭情绪在这个地区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现在法国的注意力放在了——事实上是集中在了——德国身上。这也情有可原：1814至1940年间，法国国土曾五次遭受德国入侵和占领，最近的三次还记忆犹新。法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土流失，财富遭掠，人员伤亡，苦难重重。1918年以后，为未能建立起一种联盟体制来控制并遏制德国的复兴和复仇，法国外交部一直无法释怀。因此，希特勒战败后，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确保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
如此一来，法国对待德国问题的最初立场就很明朗，它直接借鉴了1918-1924年的教训：如此种种，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企图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计划，只是这次依赖的军事对象不同而已。法国决策者想要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并削弱德国经济：禁止生产一切军需产品和相关军需设备，做出战争赔偿（包括德国工人要在法国境内进行义务劳动），重新配置农产品、木材、煤炭，运走机械设备。鲁尔区、萨尔州和部分莱茵河地区的矿区从德国划分出来，其资源和产品均归法国处置。
如果实施这一计划，那么多年后德国将被毁掉：还好这项目标只被认可了一半（在法国，那是一项很有政治吸引力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有利于法国恢复元气，它占有了德国的大量重要资源——实际上，莫内计划尤其看中自由支配德国的煤炭资源，因为缺少了它，法国的钢铁业就无以为继了。到1938年，法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约40%的煤和焦炭需要从国外购买。到了1944年，法国国内的煤炭产量下滑到只有1938年的一半都不到。整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到了1946年，虽然国内煤炭产量恢复到了1938年的水平，但法国1 000万吨的煤炭进口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离开了德国的煤和焦炭，战后法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将注定夭折。
然而，法国的计划中有许多漏洞。首先，它与25年前凯恩斯对法国政策提出的异议相抵触。如果德国的资源对法国自身的复兴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摧毁德国资源就没什么意思了。其次，根本就没有办法强迫德国人为法国效力，因为在德国国内，生活条件低劣而又看不到得以改善的希望。20世纪40年代，战后德国反对外来压迫的全民抵制情绪，比起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要实施法国对战后德国的计划，最重要的阻力是，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它的西方同盟者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一种大意的疏忽。法国同样还得完全仰仗这些同盟者，才能保证安全，并得以恢复活力。在次要问题上——例如与德国的萨尔州之间的海关和货币联盟，1947年法国曾提出自己的方式——西方同盟国可能会接受法国的要求。但是关于德国的未来这一核心问题，法国对于英美的决策却丝毫没有影响力。
法国和苏联的关系略有不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和俄国或盟或友，在公众心里，法国人对俄国的感情比较特殊，战后的民意测验不断地揭示，法国十分同情苏联。194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被问及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帮助法国复兴时，25%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另有24%的人认为是美国。德国战败后，法国外交家们曾指望，出于天然的共同利益，即害怕德国，怀疑英美，希望苏联能长久地支持法国实现外交目标。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把苏联称为“俄国”，这是有更大的历史原因的：1944年12月，他前往莫斯科，商谈一项意义不大的、防止德国侵略复发的《法苏条约》。这位法国领导人高兴地发现，他和斯大林的见面，可以媲美400年前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的会晤，差别只是“16世纪的法国还没有穆斯林组织”。
然而，斯大林可没有法国式的幻想。他对于作为一种对抗势力来协助法国抵消英美的外交重压不感兴趣。但直到1947年4月，在同盟国外交部长们的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支持乔治·比铎分裂莱茵河地区、控制鲁尔工业区的提议，法国才最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法国政府还在梦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毫无可能的独立政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关于煤炭、法国钢铁和农产品市场的谈判也流产了。1947年末，法国国防部长还秘密建议法国可以采取国际中立的立场，与美国和苏联达成防范性的谅解或协议，以防止两国中任意一方对法国挑起进攻。
最终，法国放弃了这些幻想，在1947年回到了它和西方伙伴们的现实之中。原因有三：第一，法国的对德战略失败了，它既没能肢解德国，也没有得到赔偿。法国无权实施它的德国计划，也没有其他人去采纳它的方案。第二，1947年年中，法国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危机。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正如我们所见）也急需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复苏。前者是间接的，但显然得依赖于法国同意对后者的战略。
第三，也是决定性的一点，法国政客们和法国民众的思想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苏联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详见下一章）的建立，使得强有力的法国共产党从一个不显眼的政府联盟者变为对法国内外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如此一来，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法国可能会走向内战。在这段时间里，巴黎多少有点儿恐惧战争的爆发，又新愁旧虑不断，既担忧德国的复仇主义，又害怕苏联的随时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