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境下，加上遭到了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法国极不情愿地转向了西方。1947年4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问及美国是否“可以信赖法国”时，外交部长比铎回答道：“可以”——但需要时间，并且条件是如果法国可以避免内战的话。可以理解，马歇尔当时对此并没有太在意，11个月后，他描述说比铎“惊恐不安”。马歇尔认为法国对德国威胁的事先担忧“背时而不切实际”。 [5]
马歇尔关于法国害怕德国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缺少对法国近期历史的同情心。法国议会通过了1948年英美对联邦德国的计划，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虽然当时的投票情况势均力敌，297票对289票险胜。法国实在别无选择，但它心里明白。如果他们要经济复苏，并且得到英美在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护，来抵抗德国复兴或苏联的扩张，那他们就必须赞同——尤其是现在的法国已经深深陷入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里，损失惨重，急切需要美国支援。
美国和英国可以担保法国不受德国军事复兴的威胁，而美国的政策可以保证实现德国的经济复苏。但这些都无法解决法国长久以来的尴尬处境——如何保证法国在德国早已享有的物质和资源方面的特权。如果这些目标通过武力或合并都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德国问题“欧洲化”。这就又像比铎在1948年1月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必须将这作为一个目标……建议同盟国和德国人自己都要将德国纳入欧洲整体……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为经济上繁荣但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德国注入延续和活力。”
总之，如果无法摧毁德国的话，那就将她融入欧洲体系，使她不再对别人造成军事伤害，却给经济带来好处。1948年以前，要是说法国领导人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只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是一个万不得已才选择的最佳方案。只有在最后放弃“法式”方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采取“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法国领导人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方案。那3年里，法国人实际上不得不和他们300年来的历史做斗争和妥协。就结局而言，这可绝不是一项小成绩。
1945年，苏联的情况正好和法国相反。20年来，苏联一直被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现在它开始重新露面了。苏联人口的恢复，红军取得的胜利，还要补充的是，纳粹的占领使得原本最反对苏联的国家也开始转向了，这些都给斯大林带来了声誉和影响力，无论是在政界舆论中还是在街谈巷议里。
这种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魅力建立在权利诱惑的基础上。苏联确实强大：除却德国入侵的最初6个月里的巨大损失外——当时红军损失了400万兵力，8 000架战斗机和1.7万辆坦克——1945年，苏联军队恢复到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到1946年，仅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苏联的常规驻军就达到了约160万人。斯大林直接或间接（如在南斯拉夫）控制了欧洲东部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若不是被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抢先一步，斯大林差点就长驱直入德国北部，进军到丹麦边境。
西方将领们都清楚，如果斯大林下令的话，根本无法阻止红军直捣大西洋。可以肯定的是，美军和英军在战略轰炸能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点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之前，他就早已知道了。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想苏联拥有原子弹——那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要苏联控制德国东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拥有铀矿。几年后，20万东欧人将在这些矿区为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而劳作。 [6]
原子弹虽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使斯大林比先前更加怀疑美国的动机，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苏联的军备计划。这些计划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政治规划和目标，后来成为苏联和俄罗斯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中，首先是领土目标：斯大林想收复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两年后和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丢失的土地。通过1939年和1940年与希特勒的秘密会谈及协约，他已经收复了一部分失地。至于其余的失地，却是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丢失的，而苏联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途中乘机重新占领了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以这种方式占领和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地区（从罗马尼亚手里）、布科维纳（从罗马尼亚手里）、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西乌克兰（从波兰手里）、芬兰东部，而3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被并吞，与其说是与法西斯敌人之间令人作呕的交易，还不如说是战争胜利一页上的污点。
在这一地区的版图扩大对苏联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它结束了被人歧视的地位。对斯大林来说比较重要，他现在已经成了欧亚大陆一个庞大集团的领导人，苏联在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坚持要求设立否决制，这标志着苏联获得了新的权力。此外，土地代表的不仅仅是名声，最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安全。从苏联角度考虑，在西部拥有一块地带，这一大片地区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德国对俄罗斯的入侵，安全意义非同小可。在雅尔塔会议上，后来又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明确地坚持要求，介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这些地区，如果不能全部并入苏联国土的话，也应该成为由“没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政府来统治。
对最后这句话的解释，可谓争议颇多。但在1945年，英美两国并不想就此问题和斯大林起争执。在感觉上，苏联有优先权来解释他们认为合适的安全保障，就像最初同意莫斯科有权从原轴心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获得赔偿、战利品、劳力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现在回顾起来，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和经济掠夺似乎是苏联对欧洲东部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当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但在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显觉察——西方观察者们甚至还觉得莫斯科最初采取的战后姿态比较熟悉和传统，可以让人得到鼓舞。 [7] 因为曾有先例。
总之，若不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认真分析它的主张和雄心，就无法理解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但在有些时候，比如说1945-1947年，即使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要参照以前沙皇们的政策，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毕竟，是彼得大帝教会了俄国人如何通过“保护”邻国来实现统治的战略。凯瑟琳女皇又将帝国疆土向南部和西南部延伸。最重要的是，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帝国的势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
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和1945年情况相仿——在打败拿破仑一世以后，那些取得胜利的、相互猜忌的联盟者汇聚一堂，商讨重新构建欧洲大陆的平衡。当时亚历山大的意图十分明显。各小国的利益完全让步于各个大国。由于英国只对海外利益感兴趣，而欧洲大陆又没有可以和俄国抗争的其他势力，沙皇成了当时划分战后欧洲大陆的仲裁者。当地人民的反抗被看作是对此项安排的威胁并遭到了相关势力的镇压。俄国的安全在沙皇统治下的各地区得到了保护——从此不让任何西方军队随意到达莫斯科——随着这一条款的奏效，那些占领军被迫向新体制妥协。
1945年的一切都是在苏联的预谋下进行的。如果亚历山大和他的大臣们假如能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伊凡·马伊斯基1944年11月写的政策备忘录，肯定会觉得它无懈可击：“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状况是战后欧洲只有一种强大的大陆势力——苏联；只有一种强大的海上势力——英国。”当然，130年过去了，情况早就不同了：1945年的斯大林比亚历山大更关注中亚和近东地区（虽然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在那些地区也很活跃）；相反，苏联战略家们并没有像沙皇那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君士坦丁堡、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但是政策的延续性远远超过了差异性。在沙祖诺夫（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俄国外交大臣）的规划中，它们似乎又被联结到了一起，他设想未来东欧是一个众多弱势小国的组合体，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依附于伟大的俄国。
根据沙皇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斯大林明显补充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切实希望看到欧洲经济的崩溃——通过两次大战之间的先例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推断——面对萎缩的世界市场，英美两大帝国成了主要的竞争者，他夸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由此他不仅演绎出更加动荡的时期即将来临——因此苏联必有所获——而且“分裂”西方联盟也确实可行：尤其是中东问题，可能还借助德国问题。这也是他不急于达成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斯大林认为对他来说，时机有利。
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觉得更安全。相反，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防卫并小心翼翼地心存怀疑，正如乔治·凯南在1946年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局势神经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演说，宣称苏联将恢复到战前对工业化、战备等的重视，提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再次明确地重申，今后只有当苏联需要的时候才会和西方合作。
这些说法并无新意：斯大林又回到了1921年前，后来是从1927年到建立“人民阵线”之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强硬”路线。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不很稳固——毕竟，它生来就只是处于逆境中的少数派的政变，又处在极不受同情的大环境里——和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需要在国内外制造威胁和敌人。此外，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如果1941年德国再早一个月入侵苏联（按照希特勒的原先计划），苏联很可能就垮掉了。和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但理由可能更充分些，苏联领导人一直受困于“突然袭击”的多虑症，担心他们新赢得的地位受到挑战。俄国人（有甚于法国人）几十年来不断把德国看作是主要威胁。 [8]
那么，斯大林想要什么呢？他预测到了与西方的关系即将冷却下来，他想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本和西方的弱势，无疑这是对的。但却无法表明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其他一些明确的战略。研究苏联占领后的战后民主德国史的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总结说：“苏联人只是被该地区的具体事件所驱使，他们没有预先的计划或思想意识上的考虑。”这不仅适用于解释民主德国事件，它也符合我们对斯大林总体思路的理解。
苏联人并不打算在近期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从1945年6月到1947年末，红军在编人数从1136.5万减少到了287.4万——削减的比例和美英两国大致相当（虽然战场上还保留了相当多装备精良的摩托化师）。当然，苏联的预谋在其西方同时代人眼里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认为斯大林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者的人们也无法完全肯定。不管怎样，莫洛托夫倒是陈述了一件事实，他在自传里说，苏联倾向于利用有利形势而非冒险去实施他们的计划：“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可能的话，我们会采取进攻手段；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等待。”
斯大林本人以反对冒险而著称，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对西方未能对其尽快并进一步实施“包容政策”感到遗憾的原因。但这些年来没有人想要再打一场战争，而斯大林也很快被说服了放弃扰乱巴黎或罗马的企图（因为他在那些地方并无驻军），人人都意识到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在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人毫不掩饰地拒不理睬英国和美国的意愿，对当地人的意愿更是不屑一顾。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有点模棱两可，苏联红军早就从此地撤军了。
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他在执行莫斯科谈判的决议方面倒是很守信用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假设西方同盟理解苏联计划占领和控制“他们的”半个欧洲，他们倾向于把西方对苏联占领区行为的抗议看作形式主义，或者说一次小小的民主宣传。但是他们觉得在要求东欧的独立和自治问题上，西方却咬文嚼字地过于认真了，苏联领导层对此大光其火。这一点从1945年2月莫洛托夫评论西方干预波兰前途的话里可以捕捉到：“我们不知道比利时、法国和希腊等国的政府是如何组建的。没有人问过我们，然而我们要说，我们不喜欢这些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模式。我们未加干预，只因为那是在英美两国的军事占领区。”
人人都盼望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像上次那样，签订一项包罗万象的《和平条约》。事实上，1946年在巴黎确实签署了5项单独的条约。这些条约解决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意大利的领土等等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挪威问题，挪威从技术角度来说仍然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直到1951年。 [9] 最后，那些大国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冲突而达成了一致意见，完全不顾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接受苏联统治的条约），这些条约有多么重要。
至于德国问题，那就完全不同了。尤其对苏联人来说，德国问题举足轻重。战争是由德国引起的，和平问题也主要牵涉到德国。苏联人脑子里萦绕着的德国复仇主义阴影并不比法国人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波茨坦会晤时（1945年7月17到8月2日，期间在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后，艾德礼取代了丘吉尔），达成了共识，将德国从东欧分离出来，对德国的行政再分割是为了占领的需要，以及实现“民主化”、“去纳粹化”和“非卡特尔化”的目标。然而在这些总体上的共同意向之外，困难还是产生了。
虽然当时一致同意将德国经济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但也允许苏联有权从德国的苏占区自由支配和获取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通过从民主德国提供的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中，他们相当于从西方占领区又获得了10%的额外补偿。但由于对德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采取了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些协约也带来了矛盾。关于赔偿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分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一样）：俄国人（和法国人）想得到赔偿，苏联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德国兵工厂，并搬走了他们的设备，也不管是否获得其他占领国的认可。
关于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一直没有最后结论。甚至连实施民主化的共同基础这一具体问题，在执行过程中也都遭遇了许多实际困难。结果，同盟国领袖们一致认可了差异的存在，并暂时延缓决定，指派他们的外交部长们稍后就此事另约时间再行会谈。从而开始了所有同盟国外交部长们长达两年时间的会谈——分别代表苏联、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政府：第一次会谈是在波茨坦会议后的两个月，地点是伦敦；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的12月，地点也是在伦敦。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就战后德国问题做出最后决议，并为同盟国和德国、奥地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做好准备。也正是在这些会谈中——尤其明显的是在1947年3月和4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针对德国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变得更清晰了。
英、美的战略部署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谨慎的考虑。如果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里的德国人老是处于战败、贫困、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的话，他们迟早会重新投入纳粹的怀抱——或者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所以在英美两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工作重点早就转向了重新构建民事和政治机构，并赋予德国人管理其国内事务的责任。这给了新的德国政治家们比较多的优势，远比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预期的要多，因此他们立刻就开始充分利用它——宣称除非问题得到改善，并且占领者们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对德国未来在政治上是否效忠负责。
对西方联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柏林和民主德国地区的苏联占领区内，共产党的占领政策还没有想到要去赢得不满的德国人的感情和选票。不管在满怀仇恨的德国人眼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多么不受欢迎，后一种选择（投靠共产主义）只会更糟糕：如果斯大林真心诚意希望德国保持统一的话，就像他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那么苏联的策略实在是选择得不怎么样。从一开始起，斯大林并未征得同盟国的同意，就在他的占领区内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大肆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尽其所能，无情地榨取德国资源、拆走他们所抓到的一切东西。
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共产党还从未考虑过，除了武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对德国，甚至只是对苏联占领区的统治。1946年10月20日柏林市的选举显示，共产党候选人的得票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这样一来，苏联的政策明显地强硬起来。但在这一阶段，西方占领者自己也身陷困境。到1946年7月为止，为养活英军占领区（德国西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当地人口，通过向美国借贷的方式，英国已被迫进口了11.2万吨小麦和5万吨土豆。
英国从德国最多得到了2 900万美元的战后赔偿，但为了维持占领区的供给，每年却要支出8 000万美元。这里的差额只能由纳税人来承担支付，英国政府甚至被迫在国内对面包实行了配给制（这种权宜之计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被采用过）。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登认为，英国是在“给予德国人赔偿”。美国人没有遭遇同样的经济困难，他们的占领区遭受的战争损失不大，但是他们的情况看来也同样荒唐——尤其是美国军队很不满意，因为供养上百万饥荒的德国人的开支要从他们的军事预算中支付。乔治·凯南注意到：“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让我们对德国的一部分独立承担起了责任，德国的这一地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经济自给，由于战争以及德国战败被占领后，这一地区要实现经济自足的可能性更是渺小。在我们同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时候，我们对如何恢复这一被占领区的经济还没有任何计划，因此期望以后可以通过国际协约来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再加上德国对苏联拆运走工厂设备这一举措怨恨日深，美国军事长官克雷将军注意到苏联政府并未对《波茨坦公告》中的有关协议践约，于是在1946年5月单方面暂停了从美占区向苏联（或其他地区）提供赔偿。两个月后，英国也开始效仿这一做法。这只是标志着分裂的开始。法国也和苏联一样，一直想得到战后赔偿，而所有四大同盟国仍然在遵循1946年签订的“产业规划水平”协议，照此协议，德国的生活水准应该被压制在欧洲（不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的平均标准线以下。此外，1946年5月的英国内阁会议考虑到欧洲安全问题，仍然不情愿将德国正式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但明摆的情况是，四大占领国并不想达成一致意见。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主案结束后，《巴黎和约》的各条款也在11月定了下来，战时结成的同盟国除了负有对德国的共同责任外，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矛盾最终上升为军事力量的对比。1946年末，英美达成统一，将他们的占领区经济合并为一个所谓的“双占区”；但这还并不意味着是对德国的划分，更不是标志着要把“双占区”纳入西方范畴。相反，3个月后，即在1947年2月，法国和英国大张旗鼓地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双方约定共同抵抗未来德国的任何侵略行为。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仍然态度乐观，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法解决德国经济难题，都没必要分裂德国。至少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还是一致的。
真正的分裂是从1947年春开始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3月10日到4月24日），会上重提了寻求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和平协议。这次会上双方的裂痕开始明显了。美英两国决定重建联邦德国经济，期望德国可以实现自给并有助于欧洲总体经济的复苏。苏联代表想从德国西部地区获得赔偿，因此希望根据最初在波茨坦所设想的一样（虽然比较模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行政、经济实体。但是，现在西方同盟国不再想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脱对德国西部的人口负担——这同时本身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只要当时的军事力量是不对称的，还可以将这个国家实际上转交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驻德国的美国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K·墨菲指出：“是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真正拉下了铁幕。”恩斯特·贝文甚至在抵达莫斯科以前就早已放弃了正式的希望，认为关于德国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对马歇尔（和比铎）来说这是一个做出定义的时刻。无疑，这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来说也一样。到了下一次四国外交部长们在巴黎会晤时，从6月27日到7月2日，他们讨论了马歇尔突然提出的新计划，美国和英国早就一致同意（5月23日）允许德国参加新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这拉开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筹备期序幕。
从此以后，事情迅速向前发展。双方不再寻求或做出任何妥协：美国和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苏联和德国单方面签订和约，并为预先阻止这一切而同意延缓和妥协，但最后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决定不再把这一结果考虑在内。8月份，他们单方面提高了双占区的产能（引起苏联和法国的一片批评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份报告JCS1067（即“摩根索计划”）被JCS1779取代，它正式指出了美国的新目标：与德国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联合，鼓励德国政府自治。尤其对美国人来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了。 [10]
在伦敦，外交部长们——莫洛托夫、贝文、马歇尔和比铎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从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这是一次奇怪的聚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破裂。西方联盟之间一直致力于西欧复兴的独立计划；而早在两个月之前，斯大林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国内事务中采取不调和路线，并且对那些加入了苏联统治集团的、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实行严厉看管。这些部长们就像过去一样，讨论了要在西方联盟的控制下筹建一个德国人政府的前景，并讨论了可以达成最终和约的一些其他条款。但关于如何管理德国并未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对德国的未来也没有做任何规划，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预先安排下一次会议。
相反，英、法、美三国却继续就德国的未来问题展开了三方会谈，地点又一次设在伦敦，时间是1948年2月23日。正好也就在那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功发动了政变，标志着斯大林明确放弃了他的早期战略，开始认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受布拉格政变的影响，法国和英国将他们的《敦刻尔克条约》扩展成为3月27日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纳入共同防卫体系。
现在已经消除了一切障碍，西方领导人和伦敦会议迅速同意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联邦德国，并制定规划，要为联邦德国建立一个最终的政府（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代表的赞成，作为交换，他们暂时同意将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并建议成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监管鲁尔地区的工业）。这些计划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无疑地遭到了驻柏林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抗议（他忘记了苏联自己早就多次违背了那些同样的精神）。
3月10日，索科洛夫斯基谴责这项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强加于德国民众的，完全否定了德国人表达自己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机会。他重申了苏联的看法，认为西方列强在干预德国东部问题时，滥用了他们在柏林的权力——该地区应该属于苏联占领区。10天以后，即3月20日，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痛斥西方联盟的“单方面行为”，“欺骗了联邦德国人民，损害了和平国家的利益，违背了热爱和平的德国人民的意志——他们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随后他愤然拂袖而去，其他苏联代表也跟着退出了会场。接下来的会议日期一直未定。同盟国之间对德国的共同占领就此宣告结束：两周不到，即4月1日，柏林的苏联军政府开始干涉联邦德国和西方联盟在柏林占领区之间的道路交通问题。欧洲大陆真正的冷战开始了。
不用再质问，通过上述叙述就可以明了“谁发动了冷战？”就冷战是因德国而起这一点来看，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各方都可能选择让德国统一。1945年5月，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深感不满。一些德国政治家，最著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纳，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还得感激国家的分裂：假如德国继续保持四国占领局面或实现统一的话，一个来自边远西部天主教莱茵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客将不大可能在政坛上脱颖而出。
阿登纳并没有将德国的分裂当作他的政治目标，不管私底下他是多么欢迎这一结果。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政敌是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舒马赫，一位来自西普鲁士的新教徒、一位孜孜不倦地主张德国统一的鼓吹者。与阿登纳相反，舒马赫宁愿德国成为中立国，也不愿意看到现在德国分裂的局面——这看起来是斯大林所许诺的。当时的舒马赫在德国更受大众欢迎，这成了阿登纳不得不谨慎行事、并将德国分裂的责任推卸到占领军身上的原因所在。
到了1948年，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并非不乐意看到德国出现分裂，面积较大的德国西部现在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虽然有一些人曾经预测到了这一结局，如乔治·凯南（早在1945年，他就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引导美占德国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优秀的独立体，这样就不会受到东部的威胁”），但他们还只是少数派。美国人和斯大林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在临时凑合，没有计划。有时候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有些重要决定和宣言，例如著名的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加速并促成了斯大林从妥协到严厉的态度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洲的分裂责任在于华盛顿政府的麻木不仁，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它那早已预谋好的不退让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此事而言，杜鲁门主义对苏联谋略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作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上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们反抗来自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的占领企图，这是美国的政策。”这也是对伦敦政府因1947年2月的英国经济危机而无力再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一事的直接回应。美国将转而扮演英国的角色。杜鲁门因此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为其海外援助计划增加40亿美元的预算：为确保获得这笔资金，他在申请中列举了共产党的活动引发的危机。
美国国会对他的讲话很重视，但莫斯科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对土耳其和希腊——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很感兴趣。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范围不应该受到杜鲁门哗众取宠表演的影响。相反，他继续认为和西方阵营的分裂对未来是件好事，美国肯承担以前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责任就是个标志和先兆。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斯大林对东欧的策略性思考，那肯定不是由美国国内政治说法的变化而引起的。 [11] 导致德国和欧洲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年来斯大林自己的过错。在中欧，他曾想选择让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衰弱和中立，但是在1945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不肯妥协的僵持和冲突战略中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假如斯大林的愿望是想看着德国腐朽下去，并让德国人怨恨而又无助地最后求助于他的话，那斯大林的算盘就完全打错了——虽然在联邦德国占领区的同盟国政府曾经担忧他有可能计谋得逞。由此看来，欧洲冷战的不可避免是由苏联独裁者的个人性格和他领导的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德国就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一点他的敌人们都清楚：“问题是我们在玩火，却又没有工具去扑灭它”，1948年2月13日马歇尔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了如此描述。苏联要做的只是接受马歇尔计划，并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莫斯科曾经本着良好的信念，寻求建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德国。在1947年，这有可能会迅速改变欧洲力量均衡中的优势。无论马歇尔、贝文和他们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如何考虑对策，他们将无力阻止这一切。这一战略计谋远比斯大林无法让西方信任这一点来得高超。就像迪恩·艾奇逊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我们比对手们来得幸运！”
回顾过去，多少有点讽刺性的是，为了削弱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过于强大的势力，各方展开了一场死伤无数的大战，战后的胜利者们却又对击垮战后德国这一巨人的安排意见不一，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只能在他们内部将其瓜分。很显然，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然后是法国，最后是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是不断地争论协议条款，然后公之于众。这样做虽然让人感觉不佳但却行之有效。用英国驻德国占领区的情报官员诺尔·安南的话说：“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自己却和希特勒的自觉追随者们沆瀣一气，这想起来确实令人憎恶。但是对西方而言，最好的希望还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建立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1] 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国外交大臣提议划定。
[2] 1943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对卡廷森林大屠杀进行国际审查，苏联为此与之决裂。该遗址由德国人发现，他们正确指出该地为苏联对俘虏的波兰军官实施大屠杀之地。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苏联政府及其在西方的支持者们一直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对此大为恼怒。
[3] 印度和其他一些英联邦自治领持有相当数量的英镑，这笔财富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信贷资金。假如战后立即实现英镑和美元自由兑换的话，那么这些财富就会大幅缩水，从而削弱英国早已脆弱的外汇储备。那也正是英国为了从美国获得贷款，作为交换条件而被迫经历了最初灾难性的兑换后，又在1947年重新建立英镑管制的原因所在。
[4] 据凯南声称：“我们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料到，可能也不会想到，在苏联秘密警察支持下的贝利亚时代，苏联的占领对那些被占领国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比铎的话并没有给马歇尔带来多少宽慰，他认为，公众对德国的威胁产生焦虑，仅仅是出于现在法国国内消费的原因。
[6] 据1945年3月签订的捷克——苏联秘密协约，苏联拥有波希米亚西部贾奇莫弗矿区的开采权并可攫取铀。
[7] 当然，波兰人觉得最宽心了——原因是这一切实在太让人熟悉了。
[8] 1990年，据称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曾注意到：尽管同美国之间的冷战时间长达40年，他的孙辈们在玩战争游戏时，仍然把德国人当作敌人。
[9] 意大利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付给苏联、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3.6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另外还把伊斯特拉半岛割让给了南斯拉夫。边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仍处在争议之中，又持续了长达8年之久。
[10] 后来证明这种调节实施起来很简单。一位美国军人很高兴也很诧异地发现，他在德国得到的认可比起冷冰冰的法国人对解放者的态度强多了：“真见鬼，这些人干净多了，比法国佬和善多了。他们和我们是同一类人。”引自厄尔·齐姆克《德国被占领时期的美军，1944-1946》，（华盛顿，1985），第142页。
[11] 1947年12月，经常代表他的领袖发言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告诉代表们，杜鲁门主义的矛头至少是指向苏联的，但同时也是指向了英国，“因为它指明要把英国的势力范围逐出地中海和近东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