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来临
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吧，这对想要一统天下的俄国君主来说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的马其顿。他们还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想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关于建立欧洲秩序这一想法，不是说要人为地创建一个德国，而是势在必行。
——鲍尔·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安东尼·艾登，1952年1月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米洛万·德热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所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的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结果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演变成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观点也很清晰——早在共产党占领东欧以前，他就告诉过德热拉斯。苏联参战的目的是击败德国，重振雄风，确保苏联在西部边防的安全。无论将来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区不应该悬而未决。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之间这块南北纵向的地区上，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国政府虽然不值一提，但对苏联是一致敌对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直对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苏联会对他们入侵。在斯大林看来，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在那些事先还未并入苏联范围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并且不会威胁苏联安全的政府。
但要保证这一结局的实现，就必须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苏联一样，这从一开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图。他的目标看来非常直截了当：像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这些国家里的旧贵族早已名誉扫地，若想将他们清除掉，除旧布新，这并不太难。在许多地方，苏联占领者起初是作为解放者、作为变革和改革的先锋而受到欢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外，苏联对西方邻国的内部事务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动。即使在那些共产党占有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他们对苏联的认可以及1927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执的影响，将他们自身推到了东欧政治的边缘。苏联后来的一些做法，他们对在莫斯科避难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监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们的弱势——对波兰领导人事件的处理，差点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的灭亡。
1945年2月，当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迪亚斯·拉科西从莫斯科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尚可以依赖大约4 000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根据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的自述，近2 000万民众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产党员。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见好：1944年9月只有大约8 000名共产党。只有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区，在那里共产党作为胜利的游击队抵抗组织保存了下来，共产主义这才得以代表了基层大众。
一方面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还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斯大林从30年代人们熟悉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实际经验中想出了最初的战略：赞成他们成立“阵线”政府，结成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联合阵线，排除和惩罚旧政权及其支持者，谨慎地、“民主”地实行改革，而非实施革命。到战争结束或刚结束后不久，东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实上，控制比政策来得更重要。在东欧的每一个联合政府——“祖国战线”、“联合统一政府”、“反法西斯团体联盟”——里，共产党都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断、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权力，由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百万农民的忠心。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机遇巧合。共产党还进入了重要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地区行政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
相反，东欧的共产党并不急于要求获得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的职务，而通常把这些职务让给同他们联合的党派，例如社会党、农业党或自由党。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性质——共产党只在其中占有少数地位——有助于安抚西方观察者。当地百姓可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预先小心防范——1945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上升到了80万——但在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策略还是相当令人心安地温和的。除了土地集体化外，共产党一直在敦促给无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充公外，共产党并没有强制实行资产公有制或国有化——它要求得并不多，甚至比同它联合的党派要求的还少。也几乎没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目标。
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民主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国家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1945年11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或小土地拥有者党派的代表所击败。
结果，共产党转向采用施加压力的措施，伴随着公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那些竞争对手遭到了诬蔑、威胁、殴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样的对待，被监禁甚至枪杀。“人民”民兵助长了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共产党发言人将此归咎于政治批评家们。那些弱小或不受欢迎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成了公众辱骂的目标，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同伴忍受着这种辱骂。因此，在保加利亚，早在1946年夏，农业联盟党的22名常务委员中就有7人、80名委员中有35人被监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农业党记者库内夫，控诉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真正的罪犯的姿态称保加利亚政府是政治和经济的梦想狂”。
农业党、自由党和其他主流党派轻而易举地成了众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情绪之名，最后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大、最复杂的一项障碍是当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一直参与了共产党的改革。在中欧和东欧，很难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或其同谋——他们也曾经和共产党一样遭到了压迫。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东欧，只要存在着工人阶级，他们就在传统上忠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因而，当共产党无法轻易打败社会党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加入他们的方式。
或者毋宁说，这是在让社会党加入共产党。这是共产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项策略。1918-1921年间，列宁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欧洲的社会党，将激进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进新成立的共产党，并谴责社会党的残余部分为反革命，让他们遭到历史的淘汰。但当各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处于少数派地位时，莫斯科改变了策略，转向了同（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的计划——当然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管下。在当时东欧已经获得解放的氛围下，这种建议在许多社会党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敏感。
甚至在西欧，一些有左倾思想的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成员也被共产党吸引，受邀请合并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压力难以抵抗。在苏占德国区首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会议上）共产党决定联合比他们大得多的社会党“同盟者”。这次合并以两个月后“社会统一党”的诞生而初战告捷（在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党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产党”的名字，这是这些合并的特征之一）。事实证明，在苏占德国区，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对这次合并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在新党派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德国新政府中，他们被授予了极高的权位。那些抗议或反对成立新党的社会党成员遭到了谴责、驱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里，这些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罗马尼亚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亚在8月份，波兰在12月份。那时，社会党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们消失之前，已经早就不是在本国政治领域内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国一样，那些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原社会党人获得了一些空头衔。原来的社会党人阿尔帕德·萨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
东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西方的社会党经常鼓励它们与共产党合并，这要么是天真地认为，只要那样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么寄希望于缓冲共产党的行动。直到1947年，东欧那些独立的社会党（即拒绝和共产党同志们合作的社会党）才被阻止加入国际社会党组织，因为它们对“进步”力量联盟来说是一种障碍。同时，它们在国内又遭受着屈辱和暴力。即使他们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境况也未见好转——1948年2月在罗马尼亚两个党派“联合”的议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谴责她的前社会党同事，说他们蓄意破坏体制，对反动政府奴颜婢膝，“恶意中伤”苏维埃。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一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这些对苏联最初接管东欧之情况的描述，展现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普遍进程。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将民族差异性考虑在内。共产党想要通过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来确保安全，这看起来是斯大林的意愿，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点却是在权力而非合法性上。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对司法和政治的顾虑却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选举的胜利会为其开脱后，它甚至不惜牺牲外部的同情。
此外，各国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曾经是苏联的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共产党势力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和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关系明显，正好处于苏联版图的外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前第三国际的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谁要是在选举中不投共产党的票，谁就被认作是叛徒。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议会465个席位中，共产党的对手们还是赢得了101席。但反对派早已注定要失败——占领区的红军及其当地同盟者公开消灭反对势力的唯一障碍是，他们需要和西方同盟国合作签订关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来确保英美认可共产党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在保加利亚的合法权威。
一旦签署了和约，共产党就意识到等待不会有结果，各种事件该发生的还是会按时间顺序陆续发生。1947年6月5日，美国参议院不顾驻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心，正式认可了《巴黎和约》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的条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亚反共产党的政客、农业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于不愿意跟随绝大多数识时务的农业党人，他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祖国阵线）。对他的审判从8月5日持续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正式生效，4天后，美国对索非亚政府给予外交认可。96小时后执行了对佩特科夫的处决，对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国官方表态后才公布。通过司法程序杀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再也不惧怕任何绊脚石了。苏联将军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红军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时说道：“我们没有权利不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努力消灭这个可怜虫。”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还要低微。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亲俄罗斯情结，使共产党可以利用。 [1] 虽然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保证过会归还其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1940年在胁迫下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这两块地方早就并入了苏联，他也不愿意归还与保加利亚接壤的罗马尼亚东南地区的南多布罗加。结果，在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这一重要地区，完全受束缚于苏联提出的对当时还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土地要求。
更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表现得不像罗马尼亚人，至少不符合罗马尼亚的传统标准。安娜·鲍克是犹太人，埃米尔·鲍德纳拉斯是乌克兰人，瓦西尔·卢卡有着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由于老是被看作外来人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完全得仰仗苏联军队。他们得以在本国内生存，不是依靠大选获胜——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实际目标——而是依靠他们神速地、高效地占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并消灭“历史上的”敌对党派。对这一任务，他们执行起来得心应手：早在1948年3月，他们的政府就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罗马尼亚的情况和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装甲部队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盖格区的种族压迫的动乱）一样，颠覆和暴力并不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位于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途；在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向西面实现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兰，亲苏的当地政府通过公众选择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与巴尔干半岛各国不同的是，波兰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轴心国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曾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在东、西战线；波兰人对战后前途充满了希望。
正如后来所示，那些期望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波兰共产党的“卢布林委员会”经苏联授权成立于1944年7月，这样苏联就可以在抵达华沙时就拥有一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政府来掌控大权。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没什么群众基础，只得到了当地尤其是年轻人的些许支持，他们强调和苏联“友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范德国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土（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忧虑），可以实现民族交换政策，例如波兰可以清除剩余的乌克兰少数民族，而东欧各地的波兰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边界内重新定居下来。这些想法有助于处于民族边缘化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犹太裔的）获得机会，融入波兰民族甚至它的政治传统中去。
然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它的支持者们遭到了威胁，它的领导者们遭到了攻击，它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和抨击。在1947年1月，波兰的议会选举完全被操纵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农民党只得到10%的选票。 [2] 9个月后，米科拉伊奇克为保性命，逃离了波兰。以后的几年里，战时的“内卫军”（Home Army）剩余力量仍以游击队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于事无补，毫无希望。
苏联对于波兰的政治斗争如此感兴趣，导致波兰人在战时——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幻想看来更加虚幻而不切实际。而匈牙利关于“走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信念倒并不完全是幻想。战后莫斯科对匈牙利的主要兴趣在于构建一条将来红军可以通向西方、进入奥地利（或者是后来意图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当地共产党人需要广泛支持，他们的苏联顾问们就会很乐意上演“民主”策略，并且乐此不疲。
但是事实证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达佩斯，共产党也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农党”（在匈牙利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农业党）尽管被看作是反动派甚至是法西斯党，却稳稳占据了1945年11月全国大选的绝对优势。后来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其领导人安娜·凯斯里拒不相信共产党会在选举上弄虚作假），共产党成功驱逐了议会里小农党的一些议员，并在1947年2月起诉他们阴谋造反，指控他们的领导人贝拉·科瓦茨是反对红军的间谍（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56年得以回国）。在1947年8月新一轮的选举中，虽然共产党人、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厚颜无耻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产党还是只保住了22%的选票，尽管小农党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和它的东欧邻国汇聚到了一起。在接下来的1949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了95.6%的选票。
回顾往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要实现东欧民主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中欧和东欧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民主或自由传统。在欧洲的这些地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各国政府一直充斥着腐败、威权主义，甚至嗜好谋杀。旧的统治阶层充满腐朽气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当权阶级极其官僚，正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人又将被招募为共产党国家的行政干部。借着“社会主义”的调子，从落后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向共产党的“大众民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而易举。因此，历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或匈牙利转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极大地削弱了反共产党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才对苏联的恐怖势力感到害怕。毕竟，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格劳斯在共产党日报《人道报》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苏联的保护难道不是既防止了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的民族独立吗？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丘吉尔注意到：“总有一天，德国人会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现在苏联自命为罗马尼亚和波兰新边界的捍卫者，更不用说那些驱逐了德国人之后重新分配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其他土地了。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也表明了苏联红军势力的无所不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第37军系由1944年9月占领罗马尼亚的红军派遣，一直驻守在保加利亚，直到1947年《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止。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驻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后又再次驻守），在罗马尼亚驻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整40年的统治一直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苏联军队还经常在波兰境内通行自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并不想离开这片欧洲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也因此把它们的前途和苏联这一强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明显的例外。许多捷克人欢迎苏联人来做解放者。由于慕尼黑条约，他们对西方势力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依赖伦敦的爱德华·贝内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个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确表态的政府。1943年12月，贝内斯对莫洛托夫如此解释他的处境：“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会在言行上都配合苏联政府代表。”虽然贝内斯不一定像他的导师、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那么警惕投入俄罗斯人或者说是苏联人怀抱的危险性，但他也不是一个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1938年前它寻求和巴黎关系亲近一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身处中欧、易受攻击的弱小国家，它需要保护者。
因此，虽然身处“东”欧国家，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最具有西欧特点——它在历史上就具备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战后则实行西方倾向的社会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一地区在1945年以后苏联的最亲密同盟，虽然由于苏联的土地“调整”使它丧失了最东部的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鲁塞尼亚。那也是贝内斯在东欧和东南欧众多的战时流亡政府总理中唯一得以班师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年4月，他重组班子，联合了7名共产党人和其他4个党派的11位部长。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捷克共产党真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那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爱戴，获得了84.9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0%）。他们并没有依靠红军，1945年11月红军就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以外交机构的形式在布拉格还是保留了一些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在一种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满忧虑的气氛中举行了，共产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区赢得了40.2%的选票，在大部分农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区获得了31%的选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党表现更佳，它获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1/3的民众的欢迎。 [3]
捷克共产党预计能继续获胜，因而他们一开始就对马歇尔援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招募新人为未来投票做准备——党员人数从1945年5月的5万人左右上升到1946年4月的122万人，到1948年1月达到131万人（全国人口只有1 200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党利用恩惠和压力等手段来确保选票的可能性。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门，并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预测到1948年的选举结果后，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通过“捷克式的道路”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东欧其他国家相当不同。
哥特瓦尔德确信不需要苏联帮助，就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胜，这一点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1947年秋，斯大林都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驱逐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这引起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赖苏联），战后，贝内斯政府把重点放在了经济规划、国有化和努力工作上，这使得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国记者将这种精神和苏联早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联想起来。早在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政府和独揽大权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栏里就一直张贴着斯大林的画像，把他的画像和贝内斯总统的画像挂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总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 [4] 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布拉格政变唤醒了西欧社会党人对东欧政治生活现实的认识。1948年2月29日，年迈的莱昂·布鲁姆在法国社会党报纸《大众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批评西欧社会党未能站出来对东欧同志们的遭遇大胆说话。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如果说斯大林在策动布拉格政变时未曾料想到这些后果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他老是通过苏联集团来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举足轻重。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同一时期的德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苏联的政策由原来的阻碍与反对迅速地转向了同它的前盟友之间的公开对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个时代的风格，转变了策略。这一转变，总的来说是表现了斯大林因无法如其所愿地控制欧洲和德国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南斯拉夫与日俱增的恼怒。
1947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地位很独特。和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力量上台执政，既没有依靠当地同盟，也没有借助外来支援。当然，英国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对契特尼游击队的资助，而转向支持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于南斯拉夫的金钱资助（4.15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72%的资金来自于美国。但对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抵抗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党派。
1944年8月，美军解放拉瓦尔镇的几小时后，一名法国妇女因被指控犯有与德国占领军“卧式合作”而被剪掉头发，游街示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成千上万名妇女因同样原因遭此羞辱。
1946年在基辅，德国士兵以战犯罪名被公开处以绞刑。对于战后实行的审判和处决，无论当时苏联的动机有多复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铁证如山。
1945年德国战败后不久，一个小男孩路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营外的乡间路边堆放着成百上千被关押者的尸体。和战后许多德国成年人一样，小男孩扭头不看。
1946年6月，南斯拉夫契特尼（民族主义）战时抵抗运动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军事法庭上。对共产党游击队来说，契特尼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和外国侵略者一样严重。战后，铁托对他们实行了无情镇压。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8日被枪毙。
1947年2月的严冬，伦敦妇女排长队等候购煤。燃料供应十分紧缺，大多数妇女不得不等候整天以获得每周的配额。那些婴儿手推车为运煤所需。
1946年8月6日救济金首发日，一位母亲携带孩子们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领取家庭救济金。战后欧洲的福利机制促进了正式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马歇尔援助（1）：1949年2月3日，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首批食糖从加勒比海地区运抵伦敦码头。工党的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左）、马歇尔计划代表埃尔默·霍尔姆格林（中）到场迎接。
马歇尔援助（2）：1949年圣诞节的雅典，希腊孤儿们领取用“马歇尔计划面粉”制作的面包。即便在贫困的希腊，马歇尔计划振奋人心的作用和物质捐助一样，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
马歇尔援助（3）：“世界人民不想再受战争之苦。”——约瑟夫·斯大林（和鸡蛋一起递送的步枪上裹着的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请注意：苏联在西方的支持者们正在一面法文旗帜下行进。
1948年2月25日，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的文切斯拉斯广场集会，倾听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成立新政府。请注意观众的不同表情流露——共产党政变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而是受到了欢迎。
1948年7月，铁托的画像装点在布拉格的一座大楼外墙。1948年春，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是恼恨铁托不听话：他搞个人崇拜，并且越来越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独裁权威的挑战。
1948年6月，一架美国飞机在柏林的藤珀尔霍夫机场着陆。对柏林长达11个月的封锁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失误：它驱散了德国人的中立幻想，促使西方联盟进驻柏林，加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
“约瑟夫大叔”在莫斯科的一个接待站，1949年。“（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言词朴实——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然而只有当他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相信他。”——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出席成立大会。从左至右：迪恩·艾奇逊，美国国务卿，“遏制”政策的主要幕后人；厄内斯特·贝文，战后英国外交大臣，首倡建立大西洋联盟者；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建议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3年6月17日的民主德国动乱，首次标志着在苏联集团内部，人们可能会“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布莱希特荒唐地提出）“感动大众，另选一个”的建议还未一试，就已落空。
1949年9月23日，拉兹洛·拉吉克（中）在受审判的最后一天。身为内政部长，拉吉克对许多无辜者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他本人的审判和处决使他成为后几代人心中的烈士。
大约在1952年，苏联的古拉格岛上的劳改犯。那一年是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达到第二个巅峰期的年头，170万犯人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另有80万人在移居地服劳役，275.3万人遭到“特别安置”。“一般的”苦刑期长达25年。
1954年6月23日，让-保罗·萨特在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欣赏善本图书。这些年里萨特对共产主义的沉迷主要来自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反美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玷污了他的国际声誉，并有损其战后光彩。
1952年雷蒙·阿隆（左）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在没有自由的时代，阿隆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政见往往不被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在政治上没有善恶之选，只有好恶之争。”
在胜利的鼓舞下，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走东欧其他被解放国家的那种联合政府之路，他们立刻消灭了所有的敌人。1945年11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者们明确无疑地面对着一种选择：或者是铁托的“人民阵线”……或者是一只公然贴着“反对派”标记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引进了一套直接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铁托推行这套制度时变本加厉，他大肆逮捕、监禁和处死他的反对者，同时强制实行土地的集体化。而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还在小心翼翼地树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来南斯拉夫正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强硬前沿。
从表面上看来，南斯拉夫的激进主义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对苏联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还很热络。苏联毫不吝惜对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的溢美之词，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将南斯拉夫树立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作为回报，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一切场合表达他们对苏联的敬重，他们自认为是把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进巴尔干半岛的典范。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说：“我们人人都在精神上倾向于苏联。要不是由于它那种傲慢大国式的忠诚标准，每个人都会继续忠于它。”
但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投入总是太过热情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斯大林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革命的兴趣更大：应该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党的战略，由莫斯科来决定何时采取稳健路线、何时采取激进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不应当只是一种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会效仿苏联，但他们想要跳出苏联的掌心，就会遭到批评。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铁托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他树立东南欧共产党标准的雄心方面，这位前游击队将军跑到了苏联战略的前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胜利：他正变得比国王还像国王。
斯大林虽然早在1945年1月就对“缺乏经验的”铁托很恼怒，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铁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还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树立为与苏联革命相抗争的模式，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不和随着地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开始显现上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开始孕育野心，其实这早就根植于巴尔干的历史中，想要吞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部分地区，将南斯拉夫扩大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邦”。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颇有吸引力——在索非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眼里，这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很有意义，并觉得这将进一步摆脱小国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斯大林自己一开始也并不反对谈论巴尔干联邦。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心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号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还在公开谈论这一前景。但是这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东南欧纳入共同联邦的诱人计划还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对此早就心存怀疑，当地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共同合作的基础刚有眉目，马上就显现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区霸权。斯大林很可能马上会给铁托扣上一顶帽子，说他有野心。其二，显得非常严重的是，在西方，铁托正在给斯大林制造麻烦。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因此，铁托煽动和鼓励希腊的叛乱，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的介入，希腊错综复杂的局面早就会自己得到和平解决 [5] ——而且铁托本人也会由于受到排斥，而进一步被踢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圈子。但是铁托不光在南巴尔干半岛上使斯大林尴尬，他同时也激起了英美两国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半岛，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国签订《意大利和约》的障碍：1947年9月《和约》最后签署时，的里雅斯特地区一直悬而未定，同盟国军队仍然驻防在该地区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紧邻的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铁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愿分得这一地区，但斯大林宁愿维持这一地区的未定现状（这样苏联就可以享有明显有利条件，得以在奥地利东部屯兵，当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驻军）。
铁托将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主张和游击革命的狂热相结合，这越来越使斯大林觉得尴尬。根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史》所说，1945年5月之后，在西方军事圈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根本瞧不上意大利东北端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乐意看到意大利共产党被他们的共产党邻国不讨人喜欢的区域野心所为难。
由于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对南斯拉夫的恼怒就激化了。虽然保加利亚首都火车站上贴满了铁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诟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治国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会议上，奴颜婢膝、满腔忠诚的拉科西还向斯大林汇报了铁托对他的私人的赞扬之辞，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满意。铁托已经不仅仅是给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外交尴尬，他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惹麻烦。
在外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成形于苏联，并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挥。但在斯大林眼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从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除了在中国以外，莫斯科确实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然而在战争期间，它失去了这种控制权——以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为标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在欧洲，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苏联扶植就上台执政的党派，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虽然表示继续对莫斯科效忠，却是一天一天靠着自己逐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建议和指令。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不知情。就像捷克共产党，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指导更少，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国或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联合执政方式，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党内目标时，并不觉得那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