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变了。1947年5月，担任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人被逐出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寄希望于他领导的共产党能重新加入联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还称那些提倡反对派全部出局的人为“冒险家”。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很显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在日丹诺夫发信给多列士的几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东欧邻国及其卫星国签订了商务协议，以此作为一致对抗马歇尔计划的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打击在该地区的对苏联影响力的威胁。布拉格、巴黎、罗马所追求的并且此时被斯大林默认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诺夫所宣布的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所代替，转而退向对抗战略。
为了执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兰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会议。除苏联外，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接替共产国际负责“协调”国际间共产党的活动，加强莫斯科和它的各卫星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但这次会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际上只开过3次会，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标是重新建立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热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都迅速转向对抗战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各种活动——在东欧还上升到夺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开会，宣告正式开始针对他们先前的同盟者社会党的诋毁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向稍微晚了点，但在194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也采用了“新路线”，它的焦点是“为和平而战”。结果西欧共产党遭遇了重重灾难——他们被推到了国内事务的边缘。在意大利，损失更重。由于梵蒂冈和美国大使馆站在反共这一方，大肆干预，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遭到失败。 [6] 但是没有关系。在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理论中，西方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只是处于次要的、搞破坏者的地位。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论在当时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绊脚石，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财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树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表现出的纡尊降贵的姿态，令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耿耿于怀：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各地共产党无不拍手称快，谴责“铁托党的叛变”，无需苏联的任何鼓励，他们就大肆辱骂和嘲讽那些失宠的巴尔干同志们。
其实，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裂痕最早公开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谴责巴尔干联邦这一想法引起，苏联由此取消了贸易谈判，接着又在下一个月召回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顾问和民事顾问。虽然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沟通和指责，双方都宣称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堪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有被制服。但当时他和他的国家实际上比表象看起来还要弱。若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铁托很有可能难以逃脱苏联对他的经济制裁和苏联干预所构成的颇有实效性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贸易都是和苏联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年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它的攻击步步紧逼。在善于使用修饰词的列宁式的辱骂语汇里，铁托成了“犹大铁托及其煽动者”、“泛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新沙皇”。他的追随者们被骂为“无耻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战争与死亡营里的害人的先驱、阴险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孝子贤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贬为“一帮间谍、煽动者和刽子手”，“一群啃着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的资本而吠叫、受美国牵制的狗”。
铁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击时，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巅峰状态的那几年。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清洗和公开审判，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确实看出了铁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害怕他可能会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或他们的政权产生腐蚀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坚持强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正面临危险，并且提醒人们，这些正是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须强调要对苏联和斯大林效忠，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或“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义的第二轮冰河时代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不辞辛劳地想在东欧渗入或再次渗入他的权力的话，那他将要付出相当代价，因为他正在失去在德国获得的先机。 [7] 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国在伦敦开会，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6月18日宣布发行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三天后就开始流通（这些纸币是在美国秘密印制后，再由美国军队护送运回法兰克福）。同时开始回收旧的帝国马克，允许居民按1∶1的比率兑换手里40%的旧马克，其余的旧币换新币则要按10∶1的比率兑换。虽然新货币一开始不受欢迎（因为导致了储蓄受损、物价上涨，这让许多居民无法购买东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商店里摆满了货物，农民和商人愿意按照一种可靠的兑换率，以固定价格售货。
6月23日，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也发行了新货币——民主德国马克，并切断了连接柏林和联邦德国的铁路线（三周后又关闭了运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军事政府阻止了苏联向西柏林输送民主德国新货币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柏林城是处在四国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从此就一直没有落入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范围。随着苏联军队对进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的加强，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利用空运为它们自己的占领区保障供给。6月26日，第一架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的藤珀尔霍夫空军基地。
对柏林的空运一直延续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共空运了约230万吨食物，一共起飞了27.75万架次飞机，牺牲了73名盟军飞行员。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弃该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无任何文字保证西方同盟国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这正是斯大林的真实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来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西方盟国不仅继续紧紧抓住柏林不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而西柏林人在无限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接着是布拉格政变，反而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继续实施他们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他们使得分别设立德国的设想越来越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认同。1949年4月，法国加入了“双占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经济体，拥有4 900万居民（而苏占区只有1 700万人口）。
和斯大林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一样，封锁柏林也只是一项临时决定，而根本没有经过如何进逼的深思熟虑（虽然当时西方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无可指摘）。斯大林并不想为了柏林而发动战争。 [8] 相应地，由于封锁失败，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开表示要解除封锁，以换取延缓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西方盟国根本就无意让步，但同意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因此5月12日，苏联取消了封锁政策，但仅仅换来了一次定于5月23日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
这次会议如期召开并持续了一个月，但如前所料，却并未达成任何共同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恰恰是在联邦德国议会刚在波恩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基本法》之后；一周后，作为回应，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民主德国政府的计划，正式成立时间是10月7日。 [9] 6月20日，会议中断了，联邦德国的军政府转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虽然西方盟国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并在必要时可以恢复直接行使权力，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紧随着基督民主党在8月份大选中的胜利，康拉德·阿登纳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
柏林危机导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结果。第一，它直接导致成立了两个德国，4年前没有一个同盟国会料到是这一结局。对西方各大国来说，这成了一项吸引人而又很现实的目标；实际上，鉴于德国统一后可能产生的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人会急吼吼地盼望它发生。正如9年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答复夏尔·戴高乐总统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有何想法时所说的：“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一贯支持重新统一。那样说，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对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认识到既无法在德国人的效忠问题上和西方同盟国竞争，又没法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国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柏林危机使美国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欧洲展示了它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的成就——正是贝文成功地敦促美国对柏林的空投。当时杜鲁门被马歇尔和克雷将军（美军驻柏林司令官）说动了，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法国是所有卷入柏林危机的国家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因为从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间，它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民议会中各党派的统治优势均不明显。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柏林危机直接使西方的军事预算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西方想保护德国不受苏联侵犯，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有一定实力才行。柏林危机刚出现时，美国曾经在英国部署了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群，当时美国拥有56颗原子弹。但华盛顿政府对如何使用这些原子弹并没有明确政策（杜鲁门本人尤其不愿意使用它们），而且万一苏联领先的话，美国在欧洲战略上仍然考虑从欧洲大陆撤兵。
军事上的重新考虑是由捷克的政变引起的。捷克政变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高度危险期，关于战争的议论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克雷将军都感受到了这种到处蔓延的恐惧：“几个月来，根据逻辑分析，我原以为并且认定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战争。但最近几周里，我感觉到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一时之间无法描述，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剧烈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立法，欧洲各盟国之间也于1948年3月17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捆绑在一起达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因为当时欧洲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了无法面对苏联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以前一样易受侵略：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德克·斯迪克在回忆时说的，“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只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与东欧
英国首先向华盛顿提出新的方案。在1948年1月22日的议会发言中，贝文提出让英国和它的大陆邻国之间组成共同防御战略，成立一个“西欧联盟”，这样一来，英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再脱离欧洲大陆国家了——这与英国原来的思路大相径庭，意义重大。这一西欧联盟根据《布鲁塞尔条约》正式宣告成立，但贝文在3月11日给马歇尔的口信中解释说：只有把安全范围扩大到将北大西洋作为整体统一考虑，这样的组织才会确有实效——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深表同意，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对挪威大力施压，要求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贝文的敦促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卫条约。1948年7月6日，也就是开始柏林空运后的第十天，时值南斯拉夫刚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些会谈内容对其他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做了公开。其中，法国又一次对英美背着它私下里安排世界局势非常不满。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都签名加入了该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还鲜有人预测到美国会加入欧洲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情愿认同这项公约的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一成员国遭袭击时，其他成员国须提供援助）。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有关大西洋的公约，而非欧美之间的联盟，因此经过长达3个月的讨论后，这一公约仅得到了国会层面的通过。事实上，迪恩·艾奇逊在参议院代表政府发表意见时，小心翼翼地坚持认为，美国实质上不会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正是美国的意图。如果说美国现在已经第一次卷入欧洲联盟的话，那也是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认识和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一样：它有助于欧洲人对自己感觉好一些，并能料理自己的事务——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自我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军事平衡：在驻扎西欧的14个师里，美国只有两个师。西欧盟国仍以12∶2的优势遥遥领先。1949年，美国三军参谋长预测，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莱茵河地区的有效防卫体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但在欧洲人眼里，情况完全两样。美国人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但欧洲人却认为“比起以前只是纸上承诺的一鳞半爪，这次确实更重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同事如是说。或许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话好说。至少，英国还是一个岛国。但法国却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堪一击：既抵抗不了原来的德国人，又抵抗不了现在的苏联人。
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举双手欢迎：这将有助于把抵抗苏联的防御线比目前更进一步向东推进——正如查尔斯·波伦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前的好几个月里就说过的，“（法国人）的微薄信心只在于一个事实，即不管美国军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毕竟挡在了法国和红军中间”。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在防止德国的复仇方面增强安全感。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保护，使内心深处还牢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法国也同意联邦德国建立国家。
法国因此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承诺，保护它不受德国复苏之害，这是它在前三年里一直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荷兰和比利时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看到了对未来德国复仇主义的阻碍。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获得对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从而抵制共产党的批评。英国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的公约看成是把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而杜鲁门政府则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宣称，这是为了建立起防止苏联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英国后来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否则它将毫无意义。他们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公约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和马歇尔计划（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布鲁塞尔条约》）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了战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一种分享信息并在国防、安全、贸易和货币制度及其他许多领域里合作的意愿。毕竟，要在和平时期实现一个完全联盟化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是闻所未闻而脱离实际的。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国人和西欧人立刻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朝鲜的事情要么能扭转局面，要么就是一个序幕，下一步可能就会是德国了——这种推论又由于乌布利希的话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不负责任地吹嘘说，接下来联邦德国就要垮台了。8个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导致美国军事专家夸大事实地认为苏联正在准备战争；但即便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通过第68号文件（提交于1950年4月7日）关于增加预算的请求，只是同意对朝鲜宣战。
关于欧洲战争要爆发的危险被极度地夸大了，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大林正在考虑有可能的话进攻南斯拉夫，而非联邦德国——但由于面对西方的军备重整而放弃了这一打算。和西方国家误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目的一样，斯大林也错误估计了美国，他的情报部门准确提供了美国军事装备迅速升级的信息，以为他们对他的东欧地盘有进攻计划。但当时对这些假设和错误估计并不清楚，所以政客们和将军们只好尽可能地依赖有限的情报和先例来做出判断。
西欧的军事重整确实规模较大。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亿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国国防开支已经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占4.7%。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美国盟友们响应华盛顿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自从1946年稳步削减以来，到了1951-1952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长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的重整军备时期还要快。法国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防开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上升到了战后最高峰。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联邦德国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联邦德国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用于军队装备、武器储备、军事布署和部队供给，联邦德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短短一年内就减少了65%。都灵的菲亚特集团拿到了美国的第一批合同，生产支持地面部队的喷气式飞机（出于政治原因，这批合同由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出面敦促华盛顿政府而得以完成）。
但是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英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福利等公共事业的开支来弥补国防需求，这一选择使得执政的工党内部分裂，导致它在1951年大选中的失败。在西欧，由于政府部门开支过大激发了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法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消费品物价上涨了40%。刚刚开始享受到马歇尔援助而获益的西欧人，肯定不愿意长期支持战争经济。1951年美国颁布的《共同安全法》认识到了这一点，它立即废除了马歇尔计划，而开始转向军事援助计划。到1951年末，美国总计向西欧提供军事援助近50亿美元。
为了从心理上提高欧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充当了军事援助的角色，凭借看起来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国经济资源，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欧洲，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盟军司令部和行政机构。此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含糊地成了一个联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军事策划者们所说的“继续捍卫”欧洲安全：也就是说，在德国中部同苏联红军对峙。为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在此后的两年内，至少要新编96个师的兵力。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德国人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滋长中立情绪。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联邦德国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欧洲联盟，这一概念并不新颖。19世纪时，曾在中欧和西欧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联盟，它们当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偶尔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讨论，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各不同地区的统一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加强了这种想法，而不是消弭这种乐观的展望。正如法国国务活动家、欧洲条约及其蓝图的积极规划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坚持认为的：克服宿怨，想欧洲人所想、说欧洲人所说、感欧洲人所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1924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勒·纪德联合欧洲其他签约者，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3年后，英国外交次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令他“大吃一惊”。
老实说，令人奇怪的是，大战反而使得法国和德国相互间更加依赖。随着战后分裂的瓦解，巴黎放弃了强制德国赔偿的努力，在1926年9月，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区（当时仍是自治区）签署了国际《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防止生产能力过剩。虽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钢铁条约》，但它只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卡特尔。但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当然从中看到了未来跨国联动的雏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钢铁条约》也没能躲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作为其结果的大萧条。但它进一步证实了1919年法国钢铁大王们所看到的事实：法国的钢铁业，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区的回归而规模翻了一番，现在却得完全依赖从德国进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寻求长期合作的基础。这一状况在德国人眼里也很明显，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和贝当就支付和运输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很少有人料到，当时德国以战争形式迫使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的这一法德“合作”体制，会成为新的“欧洲”经济秩序的萌芽。
因此，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后被“自由法兰西”组织处死的皮埃尔·普谢构想出一个战后欧洲秩序，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整个大陆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普谢的想法得到了艾尔伯特·斯皮尔等人的认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种拿破仑式的大陆体制的升级，从而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大陆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曾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困苦。
真正使得这些计划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以共享泛欧洲利益的形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某一国家的私利考虑。他们是“欧洲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绝望中认为可以从纳粹统治下获得好处的国家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纳粹们也显然对欧洲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综合处理——拆除边界、没收财产、整合交通网络，等等——使得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欧洲从它的过去和敌意中解放出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击败纳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乔治·凯南对迪恩·艾奇逊坦白说，他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德国在西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所产生的忧虑，“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只在于那是希特勒个人的。”
凯南只是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公开场合，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对战时的“新秩序”说一句好话，凯南完全低估了它所产生的低效率和不诚信。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当然还在继续——比如，和1943年一样，战后的让·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荣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形成……一个‘欧洲实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许多热心“欧洲统一体运动”的人们在丘吉尔的怂恿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早期很有影响力的倡导某种形式的欧洲合并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安东尼·艾登：“我必须承认，我的主要考虑都放在欧洲方面，在恢复欧洲的荣耀上……如果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使得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都蒙暗的话，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国家会在‘欧洲委员会’的名义下，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起来。”但战后的政治环境对实现这样的理想来说并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欧洲对话的论坛，这一建议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体运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由这一建议而产生的“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并于当年8月召开首次会议，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在它们北面的几个小邻国却行动积极。早在大战结束前，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就签署了《比荷卢协定》，取消关税壁垒，寻求三国之间劳力、资本和服务的最终自由流动。1948年1月1日实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接着又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法国、意大利之间进行了多次漫谈，商讨扩大合作范围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些“小欧洲”制订了一半的计划一碰到德国问题就被搁浅了。
1947年7月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谈判结束时，人人都同意“德国经济应当纳入欧洲经济整体，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总体生活水平”。问题是如何纳入呢？联邦德国即使在1949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了马歇尔计划要求提供的机械生产和被盟军占领外——而这两点也都是临时性的——大多数西欧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荷兰一直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1939年以前，荷兰48%的“看不见的”收入都来自德国通过荷兰港口和水路的贸易——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兰人对德国人态度“友善”，荷兰希望经济复苏后的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处于弱势，这点对荷兰很重要。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时人赞同。除非德国势力受到大不列颠的介入而实行抗衡，否则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与德国合作。
1948-1949年的国际事件打开了这一死结。随着布拉格政变、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柏林遭封锁、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乔治·比铎和罗贝尔·舒曼等法国国务活动家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德路线。应当成立一个把鲁尔和莱茵地区包括在内的联邦德国政治实体——只是把弱小的萨尔州暂时排斥在德国主体之外了，因为萨尔州出产的煤不适合炼焦炭。如何才能使得这一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资源既能纳入、又能促进法国的利益呢？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联邦德国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联邦德国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卷一第3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一个联合的高管机构管理，这一机构具备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允许它们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议远远不止是一个钢和煤的卡特尔，它已差不多是欧洲一体化的蓝图，代表了一种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问题从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扰着法国。在舒曼的计划中，高管机构有权鼓励竞争、制定价格政策、引导投资、代表成员国操作买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从纯粹的德国土地上掌控鲁尔和德国的其他重要资源。它以欧洲方式解决了一个——这一个——法国问题。
罗贝尔·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这一“计划”，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逊。英国事先并不知情。法国外交部对此满心喜悦：这是首次对英美抛开巴黎制定决策的小小报复之一。这些决策中最近发生的一件是：就在8个月前，英国单方面将英镑贬值30%，事先只通知了美国，而使得欧洲国家被迫跟进。 [1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重新开始的经济私利和欧洲各国之间缺少沟通带来的风险，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德国政府立即对莫奈的计划表示欢迎，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康拉德·阿登纳高兴地对舒曼说，“法国政府的这一计划考虑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于瘫痪，现在的计划对建设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动。”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对助手们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和其他独立国家平起平坐——并且，如阿登纳所愿，从现在起就和西方联盟绑在一起。
德国人最先认可舒曼计划。接着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荷兰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英国而加入。但英国拒绝了舒曼计划的邀请，而英国若不加入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加入就成了问题。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签订《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只有6个西欧国家签署。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对当时颇受关注的这一共同体的前途作一评论。1951年在条约上签字的所有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主要成员国的三位主要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纳、罗贝尔·舒曼——均来自于他们国家的边缘地区：德·加斯佩利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特兰提诺，阿登纳来自莱茵区，舒曼来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特兰提诺属于奥匈帝国，他本人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舒曼成长的洛林区曾并入德意志帝国。和阿登纳一样，他在年轻时加入了天主教社团——事实上10年前莱茵地区的人们仍还属于这些同样的社群。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个人都用德语交谈，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对于他们三人，同样地对于来自讲双语的卢森堡的同事、来自双语和二元文化并存的比利时的同事、还有荷兰人来说，欧洲合作计划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对克服文明危机做出了一大贡献，这种危机在他们青年时代曾将欧洲世界搞得摇摇欲坠。由于均来自本国的边缘区域，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国界也一直在变换，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们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权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直到此时才发现，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它们的主权就遭到了轻视和践踏，它们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主权好丢失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社会团结和集体责任，这使他们对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国“高管机构”来行使权力这一理念感觉贴心。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经济杠杆，因为高管机构从未真正行使过莫奈所设想的权力。相反，和那几年里的其他许许多多国际机构改革一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在心理空间上为欧洲的发展提供恢复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纳在10年后对麦克米伦解释时所言，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组织（因而，在他眼里，英国置身事外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尽管这是莫奈的梦想，但它在签署的时候却体现了西欧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这是一辆在经济伪装下的政治大车，一项克服法德之间敌意的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出的那些问题开始得到了自我解决。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长。1949年联邦德国和欧洲的贸易平衡基于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后，即1950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因为联邦德国国内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来促进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51年又出现了贸易顺差，并在后来保持了好多年，这得感谢联邦德国成批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951年末，联邦德国的出口水平增长达到了1948年的6倍，联邦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实际上，到了50年代末，西欧已经饱受煤供应过剩之苦。在这当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起了多大作用，这有点令人怀疑——使得联邦德国工业机器高速运转的是朝鲜，而非舒曼。但是说到底，这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比它所宣称的作用小——如果说法国组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他们继续怀疑的联邦德国，如果说欧洲经济繁荣和高管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不大，而它们对竞争、就业和价格的影响甚微——那么，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加入呢？既然它很重视，为什么又离得远远的？
英国并不反对建立欧洲关税同盟——至少他们很赞成让其他各国的欧洲人建立这种形式。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机构这一组织要被赋予超国家的执行权，哪怕只是指导产品生产和两种商品间的价格而已。伦敦政府对此早有体会——1948年，贝文和工党内阁商讨美国提出的在将来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他主要考虑的是“各国代表团必须拥有有效控制权……以防秘书长（或‘独立的’主席）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各成员国必须服从组织下达的指示，这应该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