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不愿交出任何国家权力，这与莫奈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明显地格格不入。英国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大陆想楔入英国事务的苗头，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险性。贝文对艾奇逊解释英国拒绝加入的理由时说：“这样重大的事情，风险也大，我们可不能盲目赞同。我确信换了美国处在这样的境况，也会这样考虑的。”或者，他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跟他的助手们如此解释对欧洲委员会的担忧：“如果你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会跳出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来。”
英国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涉及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方面，看起来比它的欧洲大陆邻国健康多了。1947年英国出口总值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当时西欧各国的贸易主要在其内部进行，而英国则在全世界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到了1950年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1913年的还要少很多。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还有英联邦国家。1950年，英联邦范围扩大到了非洲、南亚和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大多数仍然掌控在英国手里。从马来半岛到黄金海岸（加纳）的殖民地是摇钱树，提供了大量金钱以维持伦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镑平衡”。英联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英联邦（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称其为帝国）都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或者说在当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让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体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从现存状态的其他发展方向中剥离开来，这明显太过无耻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美国特有的优越感，后者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分裂出去的。 [11]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 [12]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遭灾、忍受并最终战胜苦难的无言的优越感，使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同时也塑造了战后英国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在其历史上首次以明显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并且，如前所述，通过大范围的国有化进程和社会改革，在宪法里明确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福利国家。政府的大多数改革受到了欢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和喜好上改进极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B·普里斯特利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君主国，这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战后英国的国内政策主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和必要的机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以前各届政府逐步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围绕着急需解决的公共事业开支再度展开辩论——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养老金，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人们为国家近年来所做牺牲的最好补偿，但它也表明英国大多数选民（还有许多英国议员）对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及为赢得对德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1945年的英国濒临破产边缘。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动员兵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1945年，在2 150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 000万名男女在编或服役，差点就耗尽了国家的有限资源。温斯顿·丘吉尔又竭尽所能，向美国借债，并拍卖英国的海外资产，以维持货币和物资流通。战时的财政大臣曾说，这些年眼看着“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倍，它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
这引起了战后英国周期性的货币危机，因为必须努力偿付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债务，而国内收入又在锐减。那也是马歇尔计划在英国未对工业投资和现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对等资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来偿还国家巨债了。换作任何一个欧洲其他的中等国家，处在战后英国这种困境下，都将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由于英国还负有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责任，因而问题就更显严重了。
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为维持大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就在剧烈上升中。1934-1938年间，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开支是每年600万英镑。而在1947年，仅军费开支一项，政府预算就达2.09亿英镑。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各国相应地提高国防开支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就遍布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舰队，同时还在“中国基地” [13] 拥有常驻军。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拥有常备的120支皇家空军中队，在香港、马来半岛、波斯湾、北非、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联邦德国和英国国内，都拥有部队或供养着部分常驻军。此外，英国的巨资还耗费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领事和情报机构以及殖民地的公务开支上，这本身就是一副官僚、行政的重担，尽管新近印度的独立已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英国唯一的解困办法是自我节制，面对这前所未有的自愿拮据生活——这种贫穷催生了这些年来广为赞誉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胜不败的大不列颠看起来比整个欧洲以往任何战败的、被侵略或掠夺过的国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阴沉而又坚定。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编辑、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证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一半空置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酸……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闲逛度日，百无聊赖。
这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为了增加出口（由此获得大量外汇收入），几乎所有的东西要么按配给供应，要么根本就买不到：肉、糖、衣服、汽车、汽油、出国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时，连面包也实行了配给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这在战争期间都未发生过。1949年11月5日，英国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庆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不得不重新实施许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紧了腰带，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英国战后的街景倒是让苏联集团各国的人民比较熟悉——一位英国主妇回忆说，那些年里，“买什么都要排队，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卖什么……你就加入了排队队伍，因为你知道那里肯定是有东西在卖”。
事实证明，英国人虽然被剥夺了权利，但他们特别能忍耐——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至少，这对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公平——虽然对配给和管制的恼怒在加剧，一些工党的大臣们产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长制情绪（主要是财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大选中重新上台。这种“别无选择，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态度，使得英国战后那一代人变得“谨慎、谦逊，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生活时这样描述，这和他们后来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实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矿区退休的工会领导人山姆·华生在回忆1950年的工党年会时说：“消除了贫穷，解决了温饱，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在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英国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但也是一个福利社会，我们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会”。作为战后立法的结果，对收入和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对国有财富的占有率从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业的做法与战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来，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乐观前景。1946-1948年，15万英国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随其后。但从1951年开始，似乎这种紧缩的年代快要结束了，国家正在乐观地筹备“不列颠的节日”庆典，纪念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胜利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的前身）100周年。
这些感想在汉弗莱·詹宁斯1951年拍摄的英国纪录片《家庭写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片名本身也揭示了这一国家的显著特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记录片制片人根本不会想到起这样的名字。这部片子是对英国特性的礼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近年的战争中再度的苦难与辉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弥漫着的一种淡淡的孤芳自赏的骄傲。该片主要侧重科技与进步、构想与工作，并不涉及英国的邻国和盟友。它所展现的1951年的英国和1940年的英国实际上如出一辙：形单影只。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这还不算是最后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国（以及在英国人看来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势力的加盟，西欧这个“小欧洲”最后错误地落到了法国手里。法国人确实承担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英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起“欧洲”自己的形象，并最终仿照法国惯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机构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未能加盟深表遗憾，但英国却不觉得遗憾。欧洲许多政要都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英国能够加盟。比利时的欧洲政治家保尔-昂利·斯帕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道义上的领袖地位——是你们的，只要你们开口。”莫奈后来回顾旧事时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国的权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战时，如果它选择加入的话，那么情况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10年之后，英国确实会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战后的欧洲，10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届时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
[1] 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多年来一直明显地在狂热地亲德和极端的斯拉夫主义两边摇摆不定，结果两面不讨好。当时有位当地评论家指出，保加利亚老是挑错牌……然后把它甩在牌桌上。
[2] 这并不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次亲自监管波兰的重大选举：在1772年当地议会选举中，波兰人被要求选举那些肯定会分裂国家的人，外国军队驻守在会场，以威胁来确保选举结果。
[3] 捷克的农业党及其同伴——斯洛伐克的人民党——由于密谋推行纳粹政策而在战后被取缔。
[4] 西方公众舆论同时也受1948年3月10日马萨里克之死的影响——据报道说他是从外交部大楼窗口“失足”而亡。关于他死亡的确切情况一直未做解释。
[5] 铁托和斯大林决裂后，于1949年7月关闭了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陆地边界，导致希腊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几乎立即分崩离析。
[6] 在1948年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所得选票确实有所上升，但却是以牺牲社会党为代价，后者损失惨重。得胜的基督民主党以超过400万张的选票大胜左翼联合阵营。
[7] 1948年3月18日苏联召回了驻南斯拉夫的顾问。绝非巧合的是，48小时后，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退出了正在德国召开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会场。
[8] 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不会有什么实际障碍。1948年春，苏联在柏林附近拥有300个师的兵力。美国在全欧洲只有6万名士兵，其中，驻柏林的美军还不到7 000名。
[9] 《基本法》故意拟定为临时性的——“在转型期内规范政治生活新秩序”，意即将实行到国家再统一时止。
[10] 法国财政部长昂利·居叶对美国驻法大使抱怨说，英国人“完全背信弃义”。
[11] 英国战后向美国借款谈判期间，盛传的一首匿名小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心态：在华盛顿，哈里法克斯老爷/窃窃私语，对着凯恩斯老爷：/“他们确实抓着钱袋/只有我们才有脑袋。”
[12] 可以理解德国人不会这么认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对英国足球迷唱的小调里和英国小报标题把他们称为“德国兵”、“德国泡菜”深感困惑。
[13] 指中国台湾。——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