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旋涡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里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因此有必要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我在集中营里碰到许多人，他们总想把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对斯大林的宗教狂热式的崇拜联系起来。
——伊芙吉尼亚·金斯堡《旋涡之旅》
斯大林主义就是要消灭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实真相，无论诡辩家们怎么说，不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如何撒谎。必须消灭人的本性，才能将共产党的戒律根植于灵魂深处。
——亚历山大·瓦特
他们先把人绞死，然后再审判他。
——莫里哀《浦尔叟雅克先生》
1945年后，在西方观察家眼里，苏联咄咄逼人。红军徒步行军，将武器和供给抛在牲口拉的大车上；禁止士兵请假，稍一犹豫，就毫不容情：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 7593人因“懦弱”而被处决。稍作休整后，苏联就胜过和击败了纳粹巨人，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军事力量以重重一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见证了布尔什维克取得的成就，这对它的敌友都一样。斯大林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战前的行为大多被遗忘了。所谓成王败寇，斯大林深谙此道。
但是，苏联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胜利者中——其实在所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无论胜负——苏联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经济灾难的国家。可估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惊人，此后几十年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捷克共产党员、1950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回忆说，当时的首都陷入了“贫穷和落后的困境……成了一座木头房子的大村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情况更糟糕。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道路、桥梁和铁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粮食产量还不到1929年的水平，也远远低于沙皇和平统治最后时期的水平。苏联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马、牛、猪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杀。曾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人为严重饥荒的乌克兰，还未来得及恢复元气，却又面临着另一场——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饥荒。
战争年代，苏联人民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以及长期以来主要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使战时的苏联变成了一架令人惊奇的高效的战争机器，无法关注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只能为全面战争作准备。战争年代滋生了一大批党内官僚阶级——勃列日涅夫一代——随着国防工业的丰产，他们也功成名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也就按照脑子里固有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万古长青的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比喻，现在在真枪实弹中得到了验证，值得骄傲。苏维埃政权又得到了一块新的神圣丰碑：伟大的卫国战争。
纳粹的侵略和蹂躏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苏联发起的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为了共同的目标和民族利益，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战中，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民自发表达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许暂时将党的利益搁置一边。这一点也表明苏联强调自己植根于过去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这使斯大林在战后突然进入中欧。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斯大林在欧洲最最想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过在西欧取胜来获得经济利益。中欧的各个小国，从波兰到保加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生活在德国主宰的阴影下：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及外国资本的来源。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德国通过战争竭尽其能地榨取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资源。1945年以后，自然而然地轮到苏联来接管原来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肆意剥削东欧的经济资源。
作为补偿，苏联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争赔偿。这些赔偿，和德国苏占区一样，实际上根本不足以补偿苏联的损失，但它们代表了赔偿国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到1948年，罗马尼亚对苏联的赔偿占到国内总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对于那些并没有和苏联作战的国家，斯大林索取的也并不见少，只是采取了“兄弟般的”态度而非惩罚性的手段。
据估算，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从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剥削所得远远超出了它的占领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间，保加利亚和波兰，尤其是后者，与它们对苏联的贸易和供给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这样一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由此看来，苏联和它占领的西面国家之间是一种传统的“帝国”关系（只是在苏联这个案例上，帝国中心比隶属它的边缘区更加贫穷落后）。
和其他帝国开创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坚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重建和苏联相同的政府和社会。1939年至1941年间，斯大林在波兰东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罗的海各国（随着他们从纳粹手里重新夺回占领权），又重新开始着手按照苏联模式重塑东欧；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每个小国家重写苏联历史，重建苏联体制并进行苏联模式的实践。
按照一位学者比较得体的措辞来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 [1] 各国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政体（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亚，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兰）。每个国家都进行经济“改革”并实施“五年计划”，以保持在机制和实践方面都和苏联一致。各个国家都按苏联的模式成了警察国家，并且它们都由一个共产党机构执政，这个共产党机构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实际上）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 [2]
斯大林要在他的卫星国里复制苏联社会，这一动机非常简单。战后东欧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这就使共产党轻而易举地走上了权力之路，但并不能保证当地人会支持苏联政策。他们不选择纳粹，而是选择了共产党，或某种形式的民主党派，至于哪个党派更受欢迎，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统治的实践经验。即使是苏联所说的防止德国复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吸引力也会黯淡消失。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属邻国对他忠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首先，共产党必须保证大权独揽。根据1949年8月的匈牙利宪法，应先取得并保持“领导地位”，消灭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共产党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动力，是实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来源——通过控制法庭来实现。由于和独揽大权的机构密不可分，并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指示，当地共产党和他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最直接的杠杆。
其次，共产党国家对经济决策也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一些国家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乡村和贫穷状态。波兰和匈牙利在战前就拥有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制定了保护自我、防止德国经济渗透的战略。其他一些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财产和商业绝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商业发达，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则和苏联本身差不多。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采取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来对付大萧条；但是，如前文所述，战争期间有些工业区，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区，确实得益于德国对军工生产的投资。
尽管有这种种差异，共产党执政后立即就在这整个地区内强制实现了同一种经济体制。首先，和列宁主义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概念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所有制，而不是社会关系，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和工业等行业中原本属于私人拥有的大型企业。接着，国家对所有雇用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进行接管、课税或排挤。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雇用员工超过20人的小公司几乎绝迹。同一时期，匈牙利83%的工业归国家所有，波兰是84%，罗马尼亚为85%，保加利亚更是高达98%。
在东欧，剥夺中产阶级手中财富的现成途径是货币改革。这种剥夺现金存款的做法对农民和商人来说都非常有效，这种巧取豪夺比国家强迫课税更为先进。罗马尼亚先后进行过两次货币改革，一次在1947年8月（但是其合法目的是为了终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次是1952年1月，这次使农民们在此之前4年里（他们很少有花钱的机会）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就泡汤了。
在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农民的地位命中注定。战后农村的最初改革是把小片土地分配到大批农民手里。不管这一做法在政治上多受欢迎，这些改革只是加剧了这一地区长久以来的农业危机：对机械和肥料的投入太少，而失业的劳力却越来越多，造成了连续50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到东欧共产党稳稳地掌握了权力，它们才积极鼓励毫无效率的土地再分配。但从1949年起，它们又开始越来越迫切地、咄咄逼人地摧毁“私营小企业主”和“单干个体农民”。
在农村集体化的早期阶段，小地主——这时已鲜有大地主存在了——被罚以重税（常常超过他们的收入），农产品价格和配额的差异都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倾斜，他们必须依靠配额证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小学后的教育。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存活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个体农民，虽然大多数人是处于经济的底层，仅拥有“微不足道”的两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
在罗马尼亚，1950年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在集体农庄登记注册，政府任意诉诸强迫手段，直到1962年。后来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地宣布“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了农村集体化。在保加利亚，在1949年开始的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进程中，剥夺了私人手里的所有可耕地。在捷克，土地集体化开始得比较晚（到1956年，大多数可耕地还在私人手里），接下来的10年里政府接管了95%的农业用地，在斯洛伐克落后和偏僻的地区则没有这么多（85%）。但是，在匈牙利全国，自由农民的存在则是有名无实。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再加上摧毁了市场分配的网络，使他们只能身处赤贫和毁灭的窘境。
苏联这种非理性的，有时甚至超现实的经济实践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都被忠实地一一仿效。1948年9月3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宣布，“我们要在农村以资本主义因素为代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积累”——这个国家的农村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斯洛伐克，1951年，甚至曾试过把城市职员和政府公务员都赶到农村去，所谓的“7万人大生产运动”最终被证实为是个灾难而很快被废弃了。在离维也纳东面仅50英里处，这一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先驱”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心态。同时，在新苏联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导致了长期的体制化匮乏，这些国家在此前还是粮食富足、价格低廉。 [3]
这一政策的明显失误在于，这些政府引进了苏联的法律模式，将“寄生虫”、“投机倒把”和“颠覆活动”看成罪行。捷克斯洛伐克法官、国民大会委员兹丹卡·帕茨科娃博士在1952年3月27日对她的立法者同行们讲话时说道：“刑法程序的首要任务是要揭露农村富人的真实面目……不完成和实现(农业）生产计划必须按照破坏罪予以严惩。”这些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说法的忠实模仿，对农民的反感，以及成功地执行农业集体化，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实践。
在短期内，实现按照苏联制定的工业计划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灾难：一些控制经济的因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土地集体化和解散小企业释放了大批男女劳动力进入工矿企业；共产党单一地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生产上，忽视了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量增长。各个地方都采用“五年计划”来制定宏伟目标。就总产量数字显示，这些第一代工业化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尤其是在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工业化起点几乎是零的国家。
从1948年到195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城市化的国家，也下降了18%。在德国的苏占区，纯钢的产量从1946年的12万吨增长到了1953年的200万吨。东欧一部分地区（波兰西南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的工业带）几乎一夜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了许多全新城市，如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市，给成千上万生产铁、钢和机床的工人提供住房。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的那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半军事化、单一的、第一代工业化城市出现在苏联集团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一样，东欧共产党正在短期内加速重走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之路。
就这点而言，1945年以后的东欧经济历史和同时期的西欧复兴模式非常相似。在西欧，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优先性也为生产性投资和增长做了让步，虽然马歇尔计划稍稍缓冲了一点由此种策略带来的伤痛。西欧的某些工业部门和地区也是起点较低，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进程在把农村转变为城镇中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相似性消失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经济史的最显著特征是：除了煤、钢、工厂和大批公寓区外，苏联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产生了奇怪的扭曲和矛盾，甚至比在苏联本国还要严重。
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 [4] 的成立，制定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法规。每个国家都要和苏联展开双边贸易（这是对纳粹时代的需求的又一仿效，莫斯科再次取代了柏林），被指定在国际共产主义经济中担任不容商议的角色。因此，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苏联提供工业成品（价格由莫斯科决定），而波兰和罗马尼亚专门从事食品和工业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作为回报，苏联将提供原材料和燃料。
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奇特的颠倒外，帝国提供原材料，而殖民地却出口成品，这种结构使我们回想起了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而在东欧，像在非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地一样：本土经济遭遇了损伤，缺少发展。一些国家被禁止生产成品，还有些国家被责令过量生产某些产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鞋子，匈牙利生产卡车）并卖给苏联。没有人关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临时模仿的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模式，原本显示出的是苏联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丰饶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无穷无尽的廉价低技术含量的劳力。这对那些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缺少原材料、但又拥有熟练技术工人、长期拥有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的小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捷克的例子尤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和摩拉维亚地区（在1914年以前早就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工业区），人均产量远远高于法国，擅长生产皮革产品、摩托车、高科技武器和大量种类的奢侈品。从工业技能水平、生产力、生活水准、国外市场份额来衡量，193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堪与比利时媲美，并远远超过奥地利和意大利。
到了1956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落后于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西欧国家，与20年前相比更是效率低下、经济贫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奥地利持平，到1960年他们之间的比率却是1∶3。即便该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最著名的是小型武器生产，也不再能够给捷克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他们被限制只能对他们的主人苏联出口。至于在奥斯塔拉伐建立的大型企业哥特瓦尔德钢厂，它的模式和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的钢厂一样，这些对捷克而言，不是代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是加速了它的落后（由于没有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铁矿资源非常有限，导致这些以钢铁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项目很快破产）。在那些基础工业领域，一开始确实出现了短期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效益增长，这在每一个卫星国里，情况也都一样。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早已在逐步走向衰落，在“按计划”地被淘汰。
苏联集团里有两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存在着部分例外。波兰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也非常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对土地实施集体化。斯大林看来是明白的，想迫使波兰农民并入集体农庄这一点不切合实际，但是这种想法并不会使他犹豫半分。苏联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论述这一问题）只是手段。与其他东欧附属国民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波兰人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和叛乱，对一代又一代俄国官僚来说并不陌生。在波兰，苏联的统治明显地遭到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强烈反对。
在苏联人看来，波兰的反抗令人恼怒，战时成立的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共产党的统治展开了游击战，至少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但似乎也并不值得一提。战后波兰不是以东部6.9万平方英里从苏联手里换得了4万平方英里的良田吗？而且莫斯科不是波兰抵制人人害怕发生的德国复兴的（唯一的）保障吗？还有，波兰已经摆脱了战前的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被德国人屠杀了，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又被苏联人驱逐出境了。此时的波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波兰都更“波兰”，这可得多多感谢莫斯科。
但是，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内部，并不取决于感恩与否。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作为反抗德国或西方侵略的缓冲带。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波兰保持稳定和可靠才是首要的。无论这样看来是多么低效，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合拍，但为了保持波兰国内的平静，斯大林愿意容忍自由农民阶级的存在，也允许天主教在公开场合活跃，这些活动要是放在南面和东面，却是不可想象的。波兰的大学也都毫发未损地保持原样，这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高等学校教师被驱逐和受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在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时期，除了它的邻国阿尔巴尼亚之外，南斯拉夫的人均收入是欧洲最低的；经过4年的被侵略和内战，这片穷壤早已沦为赤贫。南斯拉夫的战争经历所带来的痛苦灾难远比它的种族差异来得复杂，它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根据1946年的人口调查统计，南斯拉夫1 570万人口中，有650万塞尔维亚人，380万克罗地亚人，140万斯洛文尼亚人，80万穆斯林（主要在波斯尼亚），80万马其顿人，75万阿尔巴尼亚人，49.6万匈牙利人，40万黑山人，10万瓦拉几亚人，还有一些数目不详的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
根据1946年的宪法，这些人中只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分别得到了认可，他们可以将自己同另外几个民族一样看作是“南斯拉夫人”。 [5] 作为南斯拉夫人，他们的前途确实十分黯淡。20世纪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在和斯大林决裂的最初几个月里，铁托确实变得更加激进，更加“布尔什维克”，似乎要证明他自己的言论是正统的，而苏联人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但这一姿态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由于缺少外来的援助，又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他转向西方寻求资助。1949年9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贝尔格莱德2 000万美元的贷款。10月，南斯拉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300万美元，同年12月，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800万美元的预支款。
苏联的威胁迫使铁托增加了国防开支（作为南斯拉夫可怜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50年的16.7%；为安全起见，该国的军工业全部搬到波斯尼亚的山区（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1950年，美国国会认识到了南斯拉夫在全球冷战中的可能意义，通过了《南斯拉夫紧急救援法案》，又为它提供了5 000万美元的援助。接着在1951年11月又根据《共同安全法案》，同意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南斯拉夫的国内财政赤字全部由美国的援助所填平；从1949年到1955年，铁托从西方得到的资金共计12亿美元，后来只还了5 500万美元。1945年5月，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僵持，曾经导致它和意大利及西方的交恶，最后通过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英国、美国在1954年10月5日签订《谅解备忘录》而得到了解决。
西方的援助使得南斯拉夫政权得以继续偏重重工业和国防，维持1948年分裂前的状态。但是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执政，他们放弃了战后那些年来的极端布尔什维主义。到了1951年春，只剩下邮政业和铁路、民航和水运还归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控制。其他的服务业和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被掌控在各个独立的共和国手中。到了1954年，80％的农田又回到了私人手里，根据1953年3月30日颁布的法令，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7 000个集体农庄到最后只剩下了1 000个。
由于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国内外都沐浴在“他的”红军的伟大光环下。对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早在大战之前就形成了，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公开文件表明，斯大林单枪匹马赢得了战争，他在军事谋划和战争指挥中没有启用任何将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辩证法到植物学，斯大林被宣布为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威。苏联生物学家们被命令采纳徒有虚名的李森科的理论，他对斯大林许诺，如果正式采用他的关于习得性特征遗传方面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苏联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梦想中的农业大丰收——结果可想而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结局。 [6] 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整个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1951年拉脱维亚诗人V·卢克斯的两句诗最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编织的美丽红纱线，
我们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对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他所拥有的几乎魔法般的权力，揭示了一个专制、恐怖、黑暗的社会背景；在战争的最后那几年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斗篷下，继1941年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被驱逐出境之后，斯大林驱逐了一些西部和西南边境的小民族，将他们向东赶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尤其是高加索地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纳尔卡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这一驱逐少数民族的野蛮手法并不新颖——早在1939到1941年间，就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各国人被驱逐到东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也遭此厄运，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
战后这些地区对纳粹合作者和叛徒的最初审判也同样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45年到1947年间，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农民党领导人都遭到了逮捕、审讯和枪毙，罪名或真或假，从战时的法西斯同谋到西方间谍不等；但在每个案子中，起诉者都特别小心地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人民”的身份诋毁那些人的爱国心和名誉。那些拒绝投入共产党怀抱的社会党人，如保加利亚的克拉斯廷·帕尔塔柯夫（1946年受审并被判入狱，3年后死于狱中），被单独列为人民公敌受到处罚。
在早期的公审中，审判情况令人震惊，除了那些确实和德国有染的人和那些罪行早就为人所知的以外，他们公开否认有罪或否认他们的“叛国”罪行。1947年8月，在那场明显受操纵的对农民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及其“共犯”的索非亚公审中，受指控的每5人中有4个人虽遭到折磨和伪证，还是坚持宣称自己无罪。 [7]
随着1948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在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召开的谴责南斯拉夫“叛变”的会议上，共产党的辞藻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用作贬义词。
但是，随着国内那些非共产党员敌人的死亡、监禁或流放，苏联的专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真正危险呢？知识分子或被收买，或被恐吓。军队都被牢牢掌控在苏联占领军的手里。大众的示威抗议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因为它会严重腐蚀“工农”国家的信誉。但在早些年里，人民民主在他们宣称代表的无产阶级中间虽然一向闻所未闻。但是，消灭中产阶级和驱逐弱小民族，倒是给那些乡村农民、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动力和希望。
到处充满了机会，尤其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政府雇员来说，可以参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补贴的公寓，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就读，而“资产阶级”的子女则被驱逐出校。政治上的可靠远比能力来得重要，就业得到了保障，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雇用了大批信得过的男女雇员，从事从街区组织者到警察局审讯员的各项职业。 [8] 苏联统治下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至少在这些年里一直如此。
在这种统一化的模式中存在着两个显著的例外，都发生在这个集团的最城市化、最发达的角落：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和柏林的苏占区街头。1953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明摆着是“对前资本家们的致命一击”，导致工业界的工资下降了12％（由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引起）。原来基于报酬丰厚的熟练工人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恶化，激起了大众的游行示威，在波希米亚西部主要工业中心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有2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接着在1953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捧贝内斯和战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画像，向市政厅挺进。
仅限于一个外省城市的比尔森游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几天以后，却在北面几十英里外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抗议，反对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工作标准（但不给付报酬）。这些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强加的，这个政权早已（并非最后一次）变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苏联主人还要严酷无情，苏联曾建议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同意改革，并就向联邦德国输送熟练技术工人一事做出妥协，但民主德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6月16日，民主德国全国大约4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和比尔森的示威群众一样，德国工人轻而易举地被警察镇压了，但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苏联红军的坦克被召了进来，将近300人被杀，数千人遭逮捕，其中1400人被判长期监禁，200名“乱党头目”被枪毙。柏林动乱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唯一一次公开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虽然他的表态多少还有些含糊：
随着六月十七动乱的开始，
作家协会的书记派人
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
从传单上可以读到
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只有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回它。
难道此情此景，就不能简单一点，
让政府解散人民
而重新选择一群？
处在苏联帝国统治的西部边缘工业区的工人产生了愤怒和不满，这对宣扬共产主义非常不利，但他们并没有对苏联的权力造成什么威胁，并且比尔森和柏林的动乱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并非巧合。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带有威胁性的挑战看起来存在于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内部。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动的真正含意所在，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对“铁托主义”的回应，他因时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政策上。从1948年到1954年，共产党世界经历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性“公开审判”系列事件。
这些年里，所有清洗和审判的主要先例，当然就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恐怖清洗。而共产党人自己成了主要受害者，目的是要清洗党内“叛徒”，清除可能对政策和总书记造成挑战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假设的暴乱领袖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一样，他是一位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真正的共产党英雄，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实践有着自己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活动保护并阐释了斯大林无边的权力和权威，而战后那些年里的清洗活动又成为东欧国家效仿的目标。
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尤其是1938年对尼古拉·布哈林的审判变成一种独特的、戏剧性的创新时，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价就是，革命不仅仅牺牲了它的儿女们，更是牺牲了它的设计者。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审判和清洗运动只是一些厚颜无耻的翻版，完全模仿过去的苏联实践模式，看起来那些卫星国根本就不愿意费心，只是生搬硬套而已。毕竟，经过一段长期的系列审判式的清洗后，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除了战后审判叛国者和对反共政治家进行政治审判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府还利用法庭处罚教会，并关闭了除波兰之外的所有教堂。波兰教会的幸免是因为，要是在波兰和天主教公开抗争的话，那就会注定涉险太深。1949年，保加利亚新教联合会的领袖因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审判。在上一年，罗马尼亚东仪天主教会就在新的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并入了更显圆滑顺从的罗马尼亚东正教。这一迫害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沙皇统治时的18世纪。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天主教神父在布拉格分两次受到审判，被指控充当梵蒂冈（和美国）的间谍，并被判处从有期徒刑10年到终身监禁；到20世纪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狱中被关押的教士和修女已达8 000人。1949年1月，接替被监禁的红衣主教曼恩德逊迪担任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的格罗斯主教被指控有罪，因为他参与了哈布斯堡王朝复辟运动，并同铁托分子勾结，企图武装匈牙利法西斯分子。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审判也明显划分为两组。第一次是始于1948年并贯穿整个20世纪50年代，源于对铁托——斯大林分裂的直接反应。在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到6月间，共产党内务部长科奇·霍谢受到审判，于7月份被判有罪，并被处绞刑。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的霍谢，确实很明显地支持铁托的巴尔干计划，但当时这一切也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看来，他的案件就显得稍稍有些与众不同了，因为事实上他是被秘密审判的。
紧随阿尔巴尼亚审判之后，是保加利亚对它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的逮捕、审判和处死。科斯托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深受保加利亚统治者迫害而双腿致残 [9] ，他以公开反对铁托而出名，他批评铁托想把保加利亚纳入巴尔干联邦的计划（铁托讨厌科斯托夫，双方都对对方没有好感）。但斯大林还是不信任他——科斯托夫曾莽撞地指责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的经济协约对保加利亚不利——他是被用来有目的地描述为民族主义罪行的理想人选。
他和他的“小团体”（“叛国间谍阴谋危害国家的特莱科·科斯托夫集团”）于1949年12月被判处下列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合作，从事间谍活动，为英国提供情报，参与铁托的阴谋。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科斯托夫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在“坦白书”上签字，但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读事先同意的文本，面对审讯者，他公开翻供，坚称自己无罪，因而被拖出法庭。两天后，即1949年12月16日，根据斯大林及其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审判前的决定，科斯托夫被处以绞刑，而他的“同谋者们”则被判无期徒刑。科斯托夫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东欧共产党中唯一一个在公审中翻供并声明自己无罪的人。这使保加利亚政府在国际上造成了小小的尴尬（广播播放了科斯托夫的审判，西方国家广为报道），马上就被勒令以后要坚决制止，下不为例。但为时已晚。
在处死科斯托夫前不久，匈牙利共产党曾举行过一场公审，针对他们党内的可能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共产党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这个案子和保加利亚的版本也差不多，只是受害者名字不同而已。指控、细节和招供都一模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两次审判都是由莫斯科一手策划的。拉吉克本人并非无罪，作为共产党内务部长，他曾经令其他很多人身陷囹圄，甚至更糟。但在对他的起诉书中，更强调的是他犯有“叛国活动”，受到“外国收买”。在匈牙利，苏联的占领尤其不受欢迎，因此莫斯科不想冒险把拉吉克变成“民族共产主义”的英雄。
但在这个案件中，不用担心这种危险的存在。拉吉克适时地开口说话，承认自己为了在匈牙利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充当英美间谍。他告知法庭，说他的真名是赖希（因此他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并且在1946年被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招募，因为他们威胁“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全部意愿行事的话”，就会把他在战争期间和匈牙利纳粹合作的事公之于众。法庭对拉吉克及其“同谋者”的审判过程，包括拉吉克自己在1949年9月16日的招供，都由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现场直播。9月24日宣布了事先拟好的判决书，拉吉克和另外两个人被宣判死刑。10月15日执行了绞刑。
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公开审判，相对东欧各国搜捕铁托主义者并对他们实施秘密审判和裁决的事件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受害最深的是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南邻”共产党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仅在匈牙利——鉴于与南斯拉夫的近邻关系，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区匈牙利少数民族众多，以及在1947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紧密同盟，斯大林对铁托主义抬头的害怕不无道理——大约有2 000名共产党干部被立即处决，更有15万人被判有期徒刑，35万人被开除党籍（这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住房、特权和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在波兰和民主德国，虽然也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捕入狱，但没有举行大型公审。波兰倒是有这么一位铁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选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哥穆尔卡公开批判波兰的土地集体化计划，公开谈论要走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实际上，他遭到了波兰党内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们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总书记一职被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所取代。5个月后，他辞去了部长会议的职务，并于1949年11月被驱逐出党。同年12月，比埃鲁特公开批判哥穆尔卡及其“小集团”的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
哥穆尔卡被降职担任华沙社会保障局局长，最终于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华沙方面并没有对铁托主义进行公审。波兰也有过审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尔卡被捕的当天开始的，起诉一帮官员企图叛国。在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的秘密计划中，想把哥穆尔卡和拉吉克、铁托等人联系到一起，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或真或假的联络网，说他主要和美国人、专门负责战后欧洲善后救济工作的“唯一神教”领导人诺尔·菲尔德接触。以布达佩斯为据点、想象中的菲尔德的主要间谍们和铁托主义者的谍报网络，早在起诉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过了，现在又成了批判哥穆尔卡的主要证据。
苏联要求波兰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但是，波兰人能够有效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流亡后落入他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大肆消灭的做法，使得比埃鲁特预感到一旦波兰也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旋涡的话，他自己将来也会遭此厄运。波兰人在时间上还是幸运的：他们推延了准备哥穆尔卡的卷宗——在审讯中他拒绝开口，不愿在伪供上署名——这使得波兰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后、他的心腹贝利亚被处死，都没有实行公开审判。最后，一些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认为，早些年里在公众面前分裂波兰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是草率鲁莽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举行了所有审判中最大的一场公审。紧随着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开始策划大的公审。但等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公审的重点却发生了转变。铁托仍然是敌对的目标，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谍报。但在对“阴谋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犹太人。在起诉书的第一页上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绝非巧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托洛茨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首先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