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反犹太人的，而且历来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对犹太人的厌恶还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对其他不同派别人士的摧毁中，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左倾和右倾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的犹太出身几乎就确定了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和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无关；一旦苏联革命事业和“反法西斯”这面大旗相关联，从1935年到1939年8月间，之后又始于1941年6月，欧洲的犹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约瑟夫·斯大林更伟大的朋友了。
上面这种说法略带嘲讽意味。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组织里，他们的党员人数大多靠犹太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是受压迫和被厌恶的少数民族。年轻的世俗犹太人几乎没多少政治选择：犹太复国主义、邦得主义 [10] 、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合法的）或共产主义。在这些派别中，毫不妥协地反民族主义的、最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显然吸引力最大。不管过去有多少缺点，苏联为当时面对选择“威权主义的过去”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未来”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机会。
经历战争以后，苏联的吸引力更大了。1939年德国入侵苏占波兰，那里的犹太人被迫不断东迁，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苦难。但他们并没有遭到系统的大屠杀。红军通过乌克兰、白俄罗斯挺进到波罗的海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拯救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正是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战；但一旦希特勒获胜的话，如果德国人及其合作者继续掌控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话，将会有更多的犹太人罹难。
当共产党接管东欧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有犹太血统。在次级领导人中，这一比例更是明显：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警察局长都是犹太人，还有经济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首长、著名记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在匈牙利，党的领袖（马迪亚斯·拉科西）是犹太人；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党的领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核心领导层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苏联集团的犹太裔共产党人完全得感谢斯大林。通常在长期流放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国家，但是并不受欢迎：不管是作为共产党人还是作为犹太人。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使得当地人比以前更加讨厌犹太人（战争刚一结束，海达·马格里斯从奥斯维辛死亡之旅逃脱性命回家后，一个邻居问她“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11] ；在听命于斯大林这方面，东欧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也许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值得信赖。
战后最初几年，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犹太下属有任何敌意。在联合国里，苏联是犹太复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赞成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阻止大英帝国的野心。在国内，斯大林很欣赏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一些工作，它成立于战争期间，在苏联国内调动犹太人的积极性，（尤其）在国外，它支持苏联抗击纳粹。苏联的犹太人和莫斯科领导下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欣喜地认为战争年代的这种大联合精神（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寻求和接受一切可能的援助力量），必将把战后的胜利转变成一个更加容易相处的时代。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斯维辛的回忆仅限于大体上谈及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在身后又被同化到了他们生前深受嫌恶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这种假设的犹太人的世界性特征——这是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发动进攻后的黑暗岁月里得益的国际关系——再一次被用来反对犹太人，在斯大林眼里，它确定了冷战的战线，可能造成对战时国际接触和沟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最初的一批受害者是战时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那批犹太领导人。所罗门·米柯埃尔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俄罗斯意第绪剧院的重要人物，于1948年1月12日遭到了谋杀。1948年9月11日，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掀起了犹太运动的热潮，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街道上挤满了游行者，他们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歌“明年相聚耶路撒冷”。对斯大林来说，这一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挑衅性，并且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却很快失去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的热忱：不管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多么模糊不清，很明显它根本不愿意成为该地区的苏联盟国；更糟糕的是，在敏感时期，以色列小心警觉地显示自己的亲美情感。当时对柏林的封锁刚刚开始，苏联和铁托的分裂正处于关键状态。
1948年9月21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明确指出了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发生的变化。从1949年1月起，《真理报》刊登了许多文章，攻击“没有祖国的世界主义者们”、“没有爱国心的剧评家团体”、“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们”、“失去身份的人”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犹太学校、剧院遭到封闭，犹太报纸被取缔，犹太图书馆也被关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早在1948年11月20日遭到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些残留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和政府官员们遭到逮捕，入狱达3年之久。在重重折磨下，他们被迫承认阴谋“反苏”的罪行，因此很有可能被安排公审。
负责执行审讯的安全部上校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想扩大起诉范围，将事情说成是揭露犹太人反苏阴谋，指责他们是受到了美国和特拉维夫的指使。他曾对其中一位被捕者所罗门·罗佐夫斯基说道：“犹太人是低等、肮脏的民族，犹太人个个都是卑劣的杂种，所有的反党活动都有犹太人的份，苏联的所有犹太人都在进行一场推翻苏联的秘密活动。犹太人想灭绝苏联人。” [12] 然而，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即使在斯大林看来也多少有些感到难堪；最后，这15名被告（都是犹太人）于1952年夏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只有一人除外，其他都被处死；唯一的幸存者是丽娜·施特恩，她被判处10年监禁。
同一时期，反犹的浪潮正在那些卫星国里集聚力量。在罗马尼亚，那里生活着相当多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1948年秋掀起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并在接下来的6年里以不同程度的能力继续着这场运动。但罗马尼亚犹太人社群的规模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约束了对它的直接攻击；实际上罗马尼亚人有段时间曾考虑过让他们的犹太人离开该国，只是并未当真而已——从1950年春开始，他们同意发放签证申请，直到1952年4月才停止发放，届时仅成功申请前往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就已达到了9万人。
罗马尼亚计划中的公审目标是（非犹太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帕特拉斯卡努曾公开对农村集体化表示怀疑，这使他自然地成了罗马尼亚由于亲铁托主义而遭起诉的“拉吉克审判”式的最佳候选人，1948年4月他遭到了逮捕。但当他的审讯官打算对他审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帕特拉斯卡努的案子又和安娜·鲍克的案子搅和在一起。鲍克是犹太人，来自摩尔达维亚，是犹太教割礼师的女儿，也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的政府部长（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她以推行强硬路线的理论和政策而著名，这使她成了竭力想讨好当地人的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惩戒靶子。
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公开审判鲍克等人的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953年到1954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针对一些小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审判，指控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们出卖自己，充当“帝国间谍”。受害者中有些是真正的（右翼）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被诬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他们被指控与以色列非法往来，并在战争期间和纳粹通敌合作。他们被判刑，刑期从10年到无期徒刑不等。最后，在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后，1954年4月，帕特拉斯卡努本人也遭到了审判；他被指控替英国人当间谍，被判处死刑。
鲍克幸运得多了：由于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保护（最初是斯大林，后来是莫洛托夫），她从未被直接攻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52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她就默默无闻地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直活到1960年去世。相比东欧其他国家，罗马尼亚共产党势力更小、也更孤立，老是发生内讧。对“右翼”帕特拉斯卡努和“左派”鲍克的胜利，对心存邪恶的独裁者乔治乌-德治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派系胜利，他的统治风格（和他的后继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样）是对过去巴尔干半岛各国专制统治的病态恋旧。
在这些年里，犹太人被清洗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和政府部门，而民主德国和波兰的情况也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党内一派可以不顾该党的“世界性”，煽动大众的反犹情绪。民主德国的政治土壤更是肥沃。1953年1月，莫斯科一公布“医生阴谋案”，一批著名的民主德国犹太人和犹太裔共产党人就马上逃向西方。民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汉斯·扬德雷斯基要求把犹太人作为“国家公敌”从公众生活中驱逐出去。但是，出于幸运、时机或谨慎起见，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计划举行全面的反犹主义公审，只有布拉格照做了。
斯兰斯基审判后来成了共产党公审的经典。它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首先被“审讯”的是一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多·克莱孟蒂斯，他于1950年被捕，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人是捷克共产党的中层干部，被控勾结斯洛伐克人参与铁托——托洛茨基的阴谋，程序和拉吉克案件相仿。但是1950年到1951年间，那些受牵连的或被捕入狱的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高的资格充当斯大林所要求的公审傀儡或乱党头目。
1951年春，苏联警察总头目贝利亚命令捷克人把审讯的重点从铁托阴谋转向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从此刻起，整个事情都掌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手中——科马洛夫上校等军官被派到布拉格接管审讯工作，而捷克的安全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需要听命于他们。最后根据需要，苏联把受害者目标定在了捷克高层中仅次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统的第二把手身上：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哥特瓦尔德是一位可供使唤的傀儡，一心忠于共产党，而斯兰斯基则不同，虽然他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之前的拉吉克一样），但他是个犹太人。
起初，哥特瓦尔德不太情愿逮捕斯兰斯基——过去的3年里他们两位亲密合作，清洗党内的同事们，并且如果总书记被牵涉进去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哥特瓦尔德自己了。但是苏联人坚持这么做，提供了关于斯兰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的伪证，哥特瓦尔德只好屈服。1951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尚身处自由的著名犹太裔共产党人跟着他走进了监狱。现在安全部的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要从那么多的被关押者那里获得口供和“证据”，用来制造大案，起诉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们。多亏了有相当一批受害者们（尤以总书记本人最为突出）即使面对酷刑也坚决否认，使这项任务耗费了安全部大半年时间。
最后，到了1952年9月，起诉书才得以完成。供词的内容、诉状、预判的徒刑和审判的卷宗都送到了莫斯科，让斯大林本人阅批。而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公审全过程的“彩排”——并且还录了音。这是为了提供两手准备，以免届时在公审法庭上某个被告翻供，出现“现场播送”事件，就像科斯托夫一样。但是实际上没这个必要。
公审从1952年11月20日一直持续到11月27日。一切都在按预先的计划顺利进行：被告们被起诉做了、说了一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些都出自被强迫的证人们以及一些被告的供词）；他们因自身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但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其中有3个被告被指控在贸易中优惠照顾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在当时，这其实是苏联的政策）；公诉人又起诉克莱孟蒂斯私下会晤铁托（“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走狗铁托”）——其实当时克莱孟蒂斯正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而铁托还正在受苏联器重。
与先前的案例相比，这次的公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公诉人和证人反复强调绝大多数被告都是犹太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鲁道夫·马戈留斯”、“斯兰斯基……共产党内所有犹太人最大的希望”、“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们”，等等。“犹太血统”（有时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源”）被当作了罪恶、反共和背叛捷克的有力推断。公诉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语言，其粗鲁谩骂的程度，比起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的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憎的叛国贼”、“走狗”、“恶狼”、“狡猾的希特勒的追随者”等，一样的语调风格。捷克的报纸上又把它们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到了公审的第四天，布拉格共产党日报《真理报》发表社讯说：“一见到这批冷酷无情的人，就会厌恶、憎恨得浑身发抖。犹大斯兰斯基。”文章接着写道：“这些外来力量，这批乌合之众劣迹斑斑”。作者解释说，没有一位捷克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只有那些犬儒主义的犹太复国者们，没有祖国……自作聪明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会在美元面前出卖自己。他们的犯罪动机是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
14名被告中有11名被判处死刑并被处死，还有3位被判无期徒刑。在一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国大会上，哥特瓦尔德发言对他过去的同志们做了如下描述：“一般来说，我们党不接受银行家、工业家、前富农加入。但如果他们有着犹太人血统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会不大在意他们的阶级成分。这些事件的起因源于我们憎恨反犹太主义，尊重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
斯兰斯基公审是一场面对公众蒙上了犯罪假面具的司法谋杀案。 [13] 和先前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审判一样，布拉格事件只是逮捕苏联犹太医生前预先设计好了的一场序幕，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公布了他们的“计谋”。这些犹太医生——“一帮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被控谋杀了安德列依·日丹诺夫，阴谋联合“英美资产阶级”，在美国犹太人联合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者”所罗门·米柯埃尔斯）的默许下促进“犹太民族主义”——将在斯兰斯基最后判决后的3个月里接受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后来苏联犹太人聚众闹事的序曲，并以此为借口接着把他们驱逐到比罗比兹罕（划派给犹太人的东部“家乡”）和苏联统治的中亚地区，1939年到1941年间曾有许多波兰籍犹太人被赶到那里：MVD出版社刊印并准备发行100万份宣传册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必须撤离该国工业区重新安家”。但斯大林本人却在犹豫不决（伊利亚·爱伦堡警告他，对犹太医生的公审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无论如何，在他做出决定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的偏见无须借口：俄国和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的更大兴趣在于清洗、起诉、供认和审判这整个的行动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联独裁者还需要公审呢？莫斯科完全有权通过“行政管理的程序”来消灭苏联统治下的集团中任何一个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审判的结果看来有些适得其反：那些明显出于伪造的证据和供词、那些毫不知耻的对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目标选择，根本无法让外国观察家们对苏联司法程序的信誉产生信服。
但是，共产党集团所做的公审并非出于公正的考虑。他们只是对公众上演的一堂实例教学课。虚弱的共产党政权（在苏联，这种形式的审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苏联模式的体制中树立起权力机构的典范。他们告诉公众是非之所在，他们甚至还编写了一套在讨论公众事务中适用并得到认可的词汇。在鲁道夫·斯兰斯基被捕后，他只是被指称为“间谍斯兰斯基”，这种形式的称谓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魔咒。 [14]
公审——或曰公断，按1936年维辛斯基在《苏联刑事犯罪调查录》中所引用的词汇——是为了明确地“调动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而进行的。195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庭组织法》糟糕地总结说，法庭的功能是“为了教育公民热爱并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等”。1948年布达佩斯公审中的被告之一罗伯特·弗格勒当时注意到：“从我们所写的卷宗来判断，认定我们的寓意身份比确定我们的‘罪行’更为关键。在我们每个人的证词中，我们都被迫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报纸、电台的利益而‘揭露’自我真相。”
被起诉者从假设的政治批评家和政敌降格到了一群无耻的阴谋家，他们贪慕金钱而背叛国家。庞大而笨拙的苏联帝国体制有时候掩盖了这一目标——通过重提那些反对“批斗富农”者的错误，需要设计什么样的冠冕之词才能调动大都会布达佩斯公众的思想呢？但这些“公众”并没有要求去信其所闻，他们只是被训练得去重复一遍而已。
公审的一大用处是可以分辨出替罪羔羊。假如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的胜利，假如苏联的外交政策受阻或是被迫妥协了，那么肯定要有人来接受指责。万无一失的领袖将如何解释他所犯下的过失呢？有很多候选人：斯兰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外都不受人欢迎；拉吉克担任内政部长时曾是位无情的斯大林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过去不受欢迎现在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一些或者全体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部长们在排队等候成为潜在的牺牲品。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败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一样，共产党的部长们在他们所推行的政策失败后也招供自己暗中蓄意破坏——通常实际上是——为了运送物品。
除了可作为在裁定罪行时的理由外，供词的另一优势是可以巩固共产党的纪律。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异端邪说；没有批评家，只有敌人；没有错误，只有罪行。这些公审是用来展现斯大林的美德和揭露他的敌人的罪行；他们也同时揭示了斯大林偏执狂的一面和笼罩在他身边的多疑的文化氛围。其中部分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对俄罗斯的焦虑，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东方”低下的心态，一种害怕受西方影响同时又对西方富裕难抵诱惑的感觉。1950年在索非亚举行的对“保加利亚的美国间谍”公审中，被告被指控散布观点，认为“优等种族只存在于西方，而忽视了从地理上来说他们都来自于东方这一事实”。起诉书接着描述被告说他们因为展示了“严重的低估自贬情绪”而被西方间谍成功利用了。
当时的西方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威胁，需要不断地被祛魔。当然，确实有过西方间谍：真有其人。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华盛顿方面确实考虑过破坏东欧稳定的可能性，美国情报局做了一系列尝试，企图渗透进入苏联统治集团，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根据那些据称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或为英国秘密部门充当间谍的共产党人的供词，认为表面看来有这种可能性。而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确实一直在期盼着一场战争；在1951年1月《真理报》的一篇采访中，他解释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日益剧烈。从1947年到1952年，苏联统治集团一直处在战备状态，准备打一场永远的战争：1948年到195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生产翻了7倍，而苏联向民主德国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制订了准备战略轰炸的计划。
因此，逮捕、清洗和审判是为了提醒公众矛盾正在到来，是对苏联战争恐惧的一种辩护，是削弱列宁主义党派并为战斗做准备的一种战略考虑（与几十年前很是相似）。1949年指控拉吉克里通英美、阴谋颠翻共产党的起诉，让许多共产党人和西方同情者们信以为真。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斯兰斯基等人的公开起诉都引起了广泛认同，使人误认为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西方联系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偏偏是拉吉克？是斯兰斯基呢？这些替罪羔羊是如何被选中的呢？
在斯大林眼里，任何在西方逗留过的共产党人，只要是发生在脱离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就值得怀疑——不管他或她在那里做了些什么。那些在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与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来自东欧和德国——首先值得怀疑。而拉兹罗·拉吉克曾在西班牙服役（担任“拉科斯营部”的政委）；奥托·斯林格也一样，他是斯兰斯基案中的共同被告之一。佛朗哥得胜后，许多西班牙老兵都逃到了法国，结果却被关在法国人的战犯拘留营里。在那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和来自德国及流亡法国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起组成队伍。法国共产党把这些男男女女们组织起来成为地下共产党的分支，名为“移民工作队”（MOI）。战后杰出的共产党人如阿图尔·伦敦（另一位斯兰斯基案的被告）在MOI组织的战时工作中和西方有过很多接触和联系，因此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并在后来受到指控。
苏联战时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受命和西方联络并记录纳粹的暴行——正是这些活动后来成了指控他们罪行的依据。德国共产党人有的像鲍尔·莫克是在墨西哥度过了战争年代；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如后来的外交部长克莱孟蒂斯在伦敦工作过；任何一位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待过的人：都会轻易受到指控，因为他们可能和西方特务接触过或者是和非共产党人在工作中交往过密。约瑟夫·弗兰克，一位在布痕瓦尔德狱中躲过大劫的捷克共产党人，在斯兰斯基案中被指控利用待在集中营的时间结交了可疑人——“阶级敌人”。
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待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迎。他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设一条当地或全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鉴于上述原因，“民族”共产党总是难免成为战后公审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产党，而拉科西和格罗——主导其公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却是“莫斯科人”（虽然格罗也曾活跃于西班牙）。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差异。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组织斯拉夫国人抵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人（包括斯兰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苏联怀疑的对象而成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愿与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劳。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义的、注重实际的“莫斯科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式的人物。
特莱科·科斯托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各派直到被捕，战后他任第二把手，仅次于新从莫斯科回来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兰，哥穆尔卡曾和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反抗纳粹统治。战后斯大林欣赏的是贝鲁特和其他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波兰人。斯贝查尔斯基和哥穆尔卡后来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见，差点儿在对他们自己的公审中又成为明星。
还有一些例外。罗马尼亚的一位“民族”共产党人乔治乌-德治，他一手导演把另一位“民族”共产党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场，就像对付清白无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义者安娜·鲍克一样。虽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过早期的三十几年岁月，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巴尔干谈判。他也曾是经过合格检验的铁托的批判者（虽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铁托想牺牲保加利亚来承管塞尔维亚地区的野心）。然而这些不但没有能够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对协议不感任何兴趣甚至不赞同，他只想要绝对的服从。
最后，在选择公审受害者并对他们起诉时，对个人的打分评判和世俗的工具主义也成为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
同样世俗的是——作为诋毁个人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对安娜·鲍克的起诉，她同时受到“右翼”和“左翼”分离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评过农村集体化，接着她不顾农民意愿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化。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实际上他这么做（1947年大选前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是为解散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警察组织作掩盖。后来他又秘密重建了共产党网络而禁止其他党派建立该网络。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无可非议是正统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时机成熟他也就成了苏联利益的牺牲品。
公审的主要被告们都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被清洗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举行公审，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里，那些斯大林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全都是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狱或工作劳教的人中，共产党只占了1/10，在死刑犯中只占1/20。在民主德国，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组织，监管和控制共产党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仅怀疑那些和西方有过接触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还怀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苏联统治集团以外的人。
因此，毋庸讳言，那些年里，东欧国家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怀疑之下。战后苏联国内的压迫到处都是，日趋严密：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但禁止红军在民主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并非主要动机。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
这项对苏联和东欧公民的惩罚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10年里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那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审判只是群岛式压迫显露出的一小端而已：还有监禁、流放、强制劳动营。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二轮高峰期，苏联劳改营关押了170万犯人，还有80万人在劳动区、275.3万人关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后（如果还能侥幸存活的话）判处。在保加利亚，在略微不到50万的工业劳动力中，2/9是奴隶劳工。
在捷克斯洛伐克，据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初，1 300万人口中有10万是政治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在号称国家工矿里工作的劳动力。根据“行政清理”，未经过任何公示或审判，那些消失在监狱里的男女就被无声无息地枪决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后才会得悉当事人的“失踪”。3个月后，法律上开始假设这人已经死亡，但还是不会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时，每天的报纸上会刊登大概30到40份这样的声明。好几万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更有好几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权利、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工作。
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总人口还不到1 000万人）经历过被捕、起诉、监禁或流放。1/3的匈牙利家庭受到过直接影响。亲戚们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弗丽齐·罗埃布尔，一位斯兰斯基同谋犯的妻子，被监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鲁津监狱整整一年，还被俄罗斯裔的审讯官谩骂为“犹太臭婊子”。释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家工厂。那些被关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个人财产。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被人们遗忘，就像约瑟芬·兰格，她丈夫奥斯卡·兰格是斯兰斯基公审中的证人，后来在秘密审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起诉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也是历时最久的。100多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充当多瑙河——黑海海峡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几万人，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的人在内。罗马尼亚监狱和各种形式的“试验”狱的条件之艰苦严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犹以皮特什蒂监狱最为著名，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3年里，被关押的犯人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身心来接受“再教育”。被关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数都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共产党政治家。
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也懂得敌人的必要性，并且这成了走斯大林路线国家的一种逻辑：要不断发动针对敌人的斗争——永远地进行下去，但主要限于国内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会议上指出：
（法官们）必须……以苏联的法学为基础，依靠世界上最深思熟虑的、唯一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科学，并完全按照苏联法律的实践经验来行事……不断上升的阶级矛盾是我们当今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需求。
共产党词汇中所厚爱的军事用语反映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军事用语泛滥：阶级斗争需要联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联络、转折性的运动、正面进攻。斯大林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要强调阶级斗争，这点可以根据以下这一奇怪的事实得到引证：虽然各处选举表明99%的人都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敌人队伍还是在扩大，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必须不遗余力地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模仿、复制苏联国内历史的模式。
很显然，主要的敌人是指农民和资产阶级。但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易被攻击的靶子，正和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安德列依·日丹诺夫恶毒攻击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 [15] ——反映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知识分子的主题所在：宗教、娼妓、脱离人民大众。假如阿赫玛托娃是个犹太人的话，就像中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幅讽刺画可能就会完成得更出色了。
政治压迫、审查甚至独裁专制，这些手段在奉行斯大林主义之前对欧洲东半部来说并不陌生，虽然相比较而言，大家普遍更倾向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审讯和监禁做法，而非“大众民主”的做法。1947年后共产党国家所建立的统治和恐怖机构在斯大林手下人员的努力下变得更趋完善，但其实大部分根本没有必要从东方照搬，它们早就存在了。尤根·图尔卡努一手创建的皮特什蒂监狱为共产党安全局服务，这并非出自偶然巧合，他早期曾是雅西大学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参与了罗马尼亚内战时期的法西斯组织“铁军”。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和先前的独裁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压迫机构办事的效率之高，而是在于现在它调动了权力和资源，并滥用它们为外来势力获取几乎归其独享的利益。继纳粹后，苏联的占领在形式上破坏性很小，它把欧洲东半部稳稳地深深纳入了苏联的轨道（对在纳粹专制统治下生活了12年的民主德国公民来说，这种转型是平静而顺当的）。这一进程及其带来的结果——东欧的一切，从生产过程到学术头衔都被“苏联化”或“俄国化”了——迟早就将导致那些非老派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弃。
这一转型的副作用是模糊了许多人的记忆，这些人曾在共产党转型的最初时期产生过矛盾情绪。后来几年里，要忘记斯大林主义者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反犹太的、多是陌生恐怖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正和苏联本国一样，东欧很多地区都能找到富有同感的听众。经济民族主义在当地根深蒂固，因此，没收财产、国有化、控制并制定工作方面的国家法规，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实行的“两年计划”，可以把违抗命令不听话的工人流放到劳改营（但实际上1946年到1948年间很多捷克法官都拒不采纳此种处罚）。
虽然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一小帮华沙和布拉格的年轻人才会对共产党统治的未来抱有极高希望而已，但事实上在早期阶段，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并非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到的一场单方面的、残酷的变革。但是，正如1941-1942年从苏联手中“解放了”这些地区后，纳粹的暴行使得当地人民对其毫无好感一样，斯大林也很快就使这些卫星国失去了对他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苏联想让它邻近的这些西部发达地区加速推行自己并不景气的历史经济模式，这样的结局显而易见。共产党管理者们唯一能够不断依赖的资源，就是已被压迫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1948-1953年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和20年前的苏联相似的原因所在：双方都受到了强制工业化的束缚。中央计划经济在强迫矿工和工人获取剩余价值方面确实效果卓著，但也仅此而已。苏联统治集团的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落后了，到处是荒诞不经的浮夸风，毫无实效。以苏联为例，伏龙芝（现属吉尔吉斯斯坦比兹凯克）的官僚机构在1960年竟然鼓励当地农民通过买空当地商店的库存来完成他们（专制而又无法实现的）黄油供应配额的指标……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受操纵并服务于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内部之间又互相猜忌着、害怕着。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并且，这又是一种为了某一外来势力的单独利益而采取的暴政形式，这使得苏联的统治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遭到怨恨。
东欧苏联化的结果是使他们离他们的另一半西欧大陆渐行渐远。西欧国家即将经历剧变转型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东欧各国却陷入了停滞不前：进入了迟钝和放弃不前的冬天，抗议示威运动和压制后屈从的状态不断轮回上演，大大削弱了国势，这种状态延续了将近40年。据大致正确的表面估算，正是在这些年里，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复兴注入了约140亿美元，而斯大林——通过战争赔偿、强制派送和畸形贸易的方式——则从东欧国家攫取了大致相当的金钱。
东欧和西欧之间一向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欧洲大陆对自身的理解，也并没有被看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就和欧洲西北部之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在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宗教远比政治显得突出和重要。“二战”以前的欧洲，南北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东西部之间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苏联对维也纳以东地区的统治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在俄国本国还要显著。毕竟，俄罗斯帝国并非完全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统治后的俄国所具备的欧洲性在列宁领导的世纪变革中受到了质疑。为把苏联和欧洲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的、持久的暴力措施。但是，他们对西方的怀疑和害怕受西方影响的心情却并非史无前例；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1917年前，就存在于有自我意识的亲斯拉夫派的文章和实践中。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则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它只是没有安全感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小国家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自认为是远离欧洲文明边缘的先驱；但却是受到低估了的欧洲重要遗产的捍卫者——就像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对自己的理解一样，非常合理，他们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心。罗马尼亚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巴黎时尚，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后期那些讲德语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下喀尔巴阡山区的莱茵区到的里亚斯特，一直都以维也纳为楷模。
那个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只存在于少数人之间——而且在1918年就消亡了。那些根据《凡尔赛条约》筹建的新兴国家则从一开始就显得根底虚弱、短暂易逝。因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几十年反倒成了一个过渡间歇期，既不太平也无大战，这时，帝国统治结束后的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多少有些前途未卜。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复苏后的德国可能成为该地区旧帝国统治下的从斯德丁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地带的实际继承者——由于希特勒自身的错误而擦肩而过，未能实现。
强加于身的苏联方案而非德国模式，使得不堪一击的欧洲东半部脱离了欧洲大陆的主体。但当时的西欧人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德国人除外，他们的国家直接受到欧洲分裂的影响但却无权对此大声抗议。大部分西欧人都对东欧的消失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并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国内的巨大变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容渗透的武装防线。但对那些位于防线东部的人来说，似乎被向后推向了一个灰暗的被自己大陆所遗忘的角落，任由一个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来强国宰割，这个强国靠着剥夺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衰退的历史而过着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