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
我们都厌弃过去的时代。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悉，过去的时代看起来愚昧又野蛮。
——米兰·西迈斯卡
在20世纪中叶，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和顾及苏联对于此事的态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错了，也是对的；而你们即使对了，也是错的。
——皮埃尔·库塔德（与艾迪加·莫林语）
无论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要想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投入运动中去，并且承认它的目标。
——让-保罗·萨特
如果理由错了，你就没法帮助别人行事正确……这种对站错队的害怕心理，不是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凯斯特勒
还在欧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对未来几代人来说，其速度之快，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费解。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进行监视，看他们是否支持苏联，这并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而开始的，但是在战后的这几年里，在1947年到1953年间，这条划分东方和西方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界线深深地刻入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当时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极右派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后来的回忆。从布鲁塞尔到布加勒斯特，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和文献都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派展开了大量的激烈辩论。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事法西斯活动或持彻底反动观点的知识分子们、记者们和教师们，在1945年后找到了恰当的理由，大声叫嚣着支持他们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临时或永久退离公众视线的人）。由于此刻大多数法西斯党派和报刊、彻底保守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仅限于中间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观念在欧洲失势了。
虽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的覆灭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写作和表演的内容，它们的基调却没有大的变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紧迫感；他们所采用的暴力和“终极”手段，仿佛真正的变革必定需要经历彻底的毁灭；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作家们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堕落、牺牲和死亡这些概念有着先入之见。1945年后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形于战争经历，但是这一次他们关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选择的冲突，排斥一切妥协的可能性：善与恶、自由和奴役、抵抗与合作。从纳粹或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以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变战争的破坏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一个崭新开端的机会。而当这一机会看来受到挫折，又回归到“常规”生活时，失望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或转变成极左派说，世界再一次两极分化，陷入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对妥协全无耐心。他们太年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消失了一大群名声败坏的年长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帮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战争，但他们却急于弥补上一代所失去的岁月。他们的政治教育来自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年代，当他们主要通过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赢得公众认可、获得公众影响时，根据欧洲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确实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国，大战结束时，让-保罗·萨特40岁，西蒙娜·德·波伏瓦37岁，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贝·加缪年仅32岁。在比他们年长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生于1885年）的影响力和他们相当，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过去维希政府历史的玷污。在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生于1866年）保留了意大利上一代公众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后，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生于1900年）是较为年长的、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小说家、政治评论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当时38岁，共产党编辑、作家厄里奥·维托里尼更年轻一岁。在德国，对纳粹的同情和战争影响了最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尔——最有才华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们在希特勒战败后的两年里组建了“47社”——在战争结束时年仅28岁。
在东欧，战前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极端保守主义、神秘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是显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谓一个典型人物，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杂文《被禁锢的心灵》发表于1951年，当时他年仅40，正处于政治流亡中。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他出现在米沃什的书中，但并不是为了恭维）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关于战后波兰的小说《灰烬与钻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兹·波洛斯基才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走这边》。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岁稍长的人，他们或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苏联，也有些人两者都经历过。但是在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男女，都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这对他们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罗松齐差点在1956年匈牙利动乱后成为苏联镇压的牺牲品，二十几岁的他和几百位同他一样的人把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舞台。海达·科娃丽的丈夫鲁道夫·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兰斯基公审案的被告之一，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部长职务时才35岁；公审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图尔·伦敦更年轻，共产党执政时他才33岁。伦敦曾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如何行使政治、军事职责。
东欧和西欧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热切地向往共产主义的未来。但是这种热情里也掺杂着一种明显看不起无产阶级、蓝领工人阶级的复杂情感。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熟练的技术工人非常稀缺——这和大萧条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集体的回忆里记忆犹新。煤矿等着开采；公路、铁路、楼房、电线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产出工具来制造其他产品。所有这些工作都急缺熟练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妇女或那些各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营里那些身体健全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难所。
这样一来，工业企业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这明显是一种对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的政治资产。那些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的左倾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女可以通过投奔共产主义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并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拜倒在无产阶级面前”（阿瑟·凯斯特勒），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歌功颂德（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典型地想象成坚定强壮的男性形象），使之几近偶像地位。
虽然这一现象是欧洲范围的，并且超越了共产党的政治（在欧洲最为著名的这种拥护“工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让-保罗·萨特，他一生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东欧，这些感情才产生了实际效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区的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帮助重建铁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尔维诺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业的相似状况。对新事业的投入、对或真或幻的工人集体的向往以及对苏联（和它那无往不胜的红军）的倾慕，使战后的青年一代从他们的社会根基和民族历史中脱离了出去。
年纪轻时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因此，捷克人卢德克·帕奇曼说：“我1943年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我当时只有19岁，一想到我突然通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还想到能够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军全世界，先是反对希特勒，接着要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我就着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样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教条的魅力冲昏头脑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欢迎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我很高兴看到波兰半封建社会最终被摧毁，大学向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农业改革正在实行，整个国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正如铁托身边的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时，曾观察到：“极权主义开始时是一种热情和信念，只是后来才成了组织机构、政府权力和职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小国狭隘性和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比，一开始，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奉承知识分子，这一点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如亚历山大·瓦特（另一位波兰前共产党员）所见，那些世俗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这种“精装的教理”非常渴望。虽然东欧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教授们成了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赋、才华最出众的人。
帕维尔·科胡特，几十年后作为不同政见者蜚声国际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剧作家，最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视线时，对自己祖国的新政权绝对热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变，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拥挤的旧镇广场看到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时的情景时，描述说他当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那些想要寻求公正的人民大众和在领导他们加入决定性斗争的这个人（哥特瓦尔德）身上”，20岁的科胡特看到了“夸美纽斯徒劳地寻找的核心保障”。4年后，科胡特一腔忠诚地写下了“致我们自己的共产党的颂歌”： [1]
让我们对党高歌赞颂！
年轻的工人突击队代表了她的青春，
百万人的头脑是她的理性，
百万人的双手是她的力量，
她的军团是
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话语。
鲜花盛开的五月，
远处古堡的上方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真理战胜一切！”
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
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
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光荣啊，哥特瓦尔德的党！
光荣啊！光荣！
这种忠诚在科胡特那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观察到，共产主义实行的原则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没有“赞同”来得重要，这正是东欧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孩子，”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946年他才15岁时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道，“这代人并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战过，只是带着战时的思想就步入了战后这几年，这时为了某些事情而斗争的机会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姆莱纳尔这代人只知道战争岁月和纳粹的占领，思想上“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没有中间道路。因此我们独特的经历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正确观念的胜利意味着——很简单——对另一方的清洗和消灭”。 [2]
带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东欧的一些年轻人投向共产主义（“我一心想参加革命……”，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产党时对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称），但是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终统治这些国家，因此导致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幻想都消退了。那些稍稍年长些的共产党人，如德热拉斯（生于1911年）可能一直都比较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操纵人们的狂热情绪，正是为了束缚他们”。但是那些年轻的皈依者们，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现共产党的严峻纪律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现实后都大为震惊。
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界主义者、“寄生虫”或犹太人——成为暴君所犯过失的替罪羔羊。
因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在表现得最强烈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后就烟消云散了，虽然还有一些以“修正”或“共产主义改革”的形式滞留了一些年月。共产党国家里的分裂不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和它的对手之间。重要的分歧重又出现在那些执掌大权者——党管国家、警察、官僚、议会知识分子——同其他所有人之间。
这样看来，冷战期间的分界线与其说处于东西方之间，不如说处于东欧和西欧内部。在东欧，共产党及其机构和社会其他各部分之间处于未宣战状态，那些接近共产党的熟人已经划定了新的战线：在那些共产党给予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实际利益的人和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视、失望和被压迫的人中间。在西欧，分界线两边都能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影，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情与对它的直接实践经验呈现出明显的反比。
对当代东欧命运的普遍漠视，以及西欧对它越来越冷淡，成了令许多东欧人困惑、恼恨的根源。东欧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边缘化情状——这是他们早就必须屈从的命运。1948年后，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挤：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冷落，那些人从未把他们的经历和例子放在眼里。在50年代初的东欧作品中，对西方的描述重复出现的主调感到受了伤害，同时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中所描述的“失望的爱”。流亡的罗马尼亚人类学家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1952年4月写道，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的躯体被肢解了一块吗？“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欧洲人。”
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欧洲了，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军事防卫圈渗透到中欧，这就打破了东欧国家的均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层次剧烈下降，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总体上被排挤了。虽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一直是西欧辩论和争论的核心，但对处在几十英里之外的东欧“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际经验却很少引起注意：对那些最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仰慕者来说，更是未引起丝毫注意。
战后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即使对刚过去的时代中的外人来说，也是很难看清的。讲德语的中欧国家——20世纪的前30年里一直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不复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维也纳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样被盟国四强瓜分了。它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足够的衣食，更不用说对整个大陆做出什么精神贡献了。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和他们匈牙利及原先奥匈帝国时期的同代人一样，要么流亡外国（到了法国、英国、英联邦自治领或美国），要么和当局妥协，否则就性命难保。
德国自己已是满目疮痍。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马丁·海德格尔同纳粹政府调情的臭名昭著的态度并非典型，只不过是在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中的蕴涵意义引起了争议罢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们、报纸和文化机构里，成千上万名小海德格尔们也一样，出于热情而采取妥协态度，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
战后德国的场景因存在着两个德国而更显复杂，其中一个德国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过去“好”德国的传统：反法西斯的、积极进步的、开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诱惑，决心站在苏联占领区和它的后继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边。和波恩的联邦共和国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以坚持诚心地反对纳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还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并不愿意直面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共产党政府鼓励历史学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向观众揭露“另一个德国”的罪行——只要他们不触犯某些“禁忌”。一些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杰出天才们纷纷移居民主德国。
他们迁移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占领下的民主德国是东欧集团中唯一一个还保留着西方“幽灵”的国家，它的知识分子可以面向西方听众，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作家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审查太严或压力太大而无法忍受的话，还可以有机会逃回西部，只要通过柏林关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贝托尔德·布莱希特选择住在民主德国；年轻的作家们像克里丝塔·沃尔夫也留在了那里；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像后来持不同政见的沃尔夫·比尔曼，实际上还移居到东部去读书和写作（比尔曼在1953年17岁时就移居民主德国。） [3]
对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他们离开“物质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原因，是民主德国自我表现出来的进步、平等和反纳粹精神，其政治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联邦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既表现出对历史不愿谈论的沉重心情，同时又奇怪地感到轻松。他们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赖西方盟国，尤其是促成建立联邦德国的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早期知识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倾向于两种政治极端的激进观点被公开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像伯尔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政治（这跟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文化宣传的途径当然并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来因缺少纸张而引起的报纸印刷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发行网络得以重建，在联邦德国，约有200多份文学和政治期刊得以发行（但是后来其中很多刊物由于币制改革而停刊了），并且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报纸，其中尤以在汉堡出版的新周报《时代》最为著名。然而，联邦德国对欧洲知识生活的主流来说还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联邦德国新闻记者兼编辑梅尔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时写道：“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在灵感甚至智力上显现出如此地枯竭和凄凉失落感。”
与德国早先在文化上的杰出表现相比，这也是导致国内外观察者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深思后产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忆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国的世纪”。为了达到纳粹的目的，德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许多腐蚀，丧失了它的品格，很难讲清德国人现在将会对欧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可以理解，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尤其受到了德国窘境的困扰。卡尔·雅斯贝斯——纳粹统治前的知识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1945年以后的争论，也是最为著名的对德国内部争论做出唯一贡献的人：1946年他写了文章，论述《德国的罪行问题》。但是西德（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刻意回避谈及政治意识形态，这曾在战后最初10年里对把他们边缘化产生过最大的作用，当时西欧的公共话题都强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响。
在这些年里，英国人也完全处于欧洲知识生活的边缘，当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国对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争论也很清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矛盾冲突胜过了和平主义，经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工党和知识分子左派的分裂，这些分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没有被遗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法西斯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社会不满变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伦敦的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鼓动大众反对犹太人；大不列颠共产党除了早期在苏格兰造船业和一些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区工厂里拥有强势外，此外就一直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昙花一现的选票达巅峰时期的1945年，也只获得了10.2万张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0.4%），因此只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而这两个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选中，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约4 900万人口中只获得了2.1万张选票。
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空想。但在伦敦知识界和大学里，它并不约束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心。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对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如H·G·威尔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他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并且怀有同感：可以通过上层那些对此最为了解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的左派内务官员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样，没时间来关注这些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小国家的痛苦，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琐事而已。
但是，当这些事情越过英吉利海峡引起激烈争论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样子来鼓动或划分英国的知识分子了。1947年，乔治·奥威尔注意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还远没有达到对他们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争论（而在英国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焦虑产生的最初征兆是对国家“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战后英国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这个国家刚刚经过6年奋战打败了它的死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实验——而文化评论家们却被失败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因此，T·S·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义札记》（1948）中声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标准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衰退的证据。”出于比较，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三档节目：特设了一档旨在鼓励和传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优质”节目，由那些在欧洲大陆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士编导；但是他们把古典音乐、主题演讲和严肃话题的讨论混在一起，俨然是英国人故意避免会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做法。
英国人并非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学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发表，只要愿意，英国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创痛。1945年9月，西利尔·康诺利在他自己主办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了关于当时欧洲状况的文章，他写道：“从道义和经济上来说，欧洲输了这场战争。正是在欧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们得以成长起来，读书写字、恋爱、旅行，但是这顶文明的大帐篷垮了下来：边绳受到了磨损，中间的支柱断裂了，桌椅分崩离析，帐内空空荡荡，玫瑰正在花瓶里枯萎凋零……”
除了对欧洲大陆状况的这种关心之外，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评论家们持一种旁观态度，似乎欧洲问题和英国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在关键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 [4] 英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影响作用，他们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大致说来，那些在欧洲属于政治上紧迫的问题只引起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兴趣；而那些知识分子关于欧洲问题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话，通常也只局限于学术圈内。
意大利的情况则几乎完全相反。在西欧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直接经受这场时代灾难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受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长达20年的统治；曾经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西方盟军解放，在历时近两年的拖拖拉拉的战争中遭到消耗和破坏，范围覆盖了全国的3/4，使得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几乎沦为赤贫。此外，从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个意大利北部几乎都卷入了全方位的内战之中。
作为以前的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它在东西方之间都遭到了怀疑。直到铁托和斯大林分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定的边界线还一直是引起冷战的不定因素和发生边界战争的潜在危险。意大利和它的共产党邻国之间一直关系不和，其复杂原因还在于它又是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国家：1946年是435万人（占总数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宣称拥有交纳党费的党员214.5万名。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区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亚市附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它可以依靠彼德罗·内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 [5] 而且它那思想精确而又深刻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也广受大众欢迎。
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意大利的知识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并且和共产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占压倒多数的意大利年轻知识分子们，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到过法西斯主义诱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影响的团体。克罗齐明显地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他为知识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准则，但在战后的环境里，仅靠这些还是明显不够的。意大利人实际上面临的确切选择似乎明摆着：要么是政治化的教权主义——形成保守的梵蒂冈（在庇护十二世统治下）和美国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联盟——要么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领导人采纳：乔奇奥·阿曼多拉、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彼德罗·英格拉奥、卡罗·卡索拉、埃米利奥·塞伦尼等等，这些共产党人均来自哲学和文学界。1946年后，对行动党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因为这个党未能实施战时抵抗运动的想法，表明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进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等种种希望的破灭。当时有位作家称呼他们是“羞怯的克罗齐派”。
作为这片停滞的土地上一种代表进步和现代的声音，以及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实践的最好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学者、作家，他们为党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会主义的光环。但随着欧洲的分裂，陶里亚蒂的策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揭示了斯大林想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一样）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决心；他们的政治策略必须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形式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也必须改为日丹诺夫的毫不妥协的“两种文化”论。此外，美国厚颜无耻的干涉但却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党获得了1948年大选的胜利，战后陶里亚蒂对自由民主党的合作政策就开始显得有些天真了。
因此，不管有多怀疑，陶里亚蒂别无选择，只好抓住控制权，并实施斯大林的模式。这在一些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公开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本着自由权利去区分党的政治权力范围——对此他们毫无疑问——和他们享有自主权的“文化”领域范围。共产党文化刊物的主编维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陶里亚蒂：“文化”不可能从属于政治，除非它以牺牲自己和真理为代价。
陶里亚蒂曾在莫斯科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并在1937-1938年第三国际的西班牙行动中担当过领导角色，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属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可以不受苏联的传诏。维托里尼和他的同伴们必须接受党关于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路线，否则就得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共产党更接近于服从苏联权威的道路，使得维托里尼等一批知识分子同它正式疏远了。但除了陶里亚蒂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外，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失去一种非教条式的“光环”，因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大党还在包容着、甚至赞同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思想自主；这种好名声将在以后几十年里对它大有好处。
陶里亚蒂对非共产党左派的批评却一直无法改变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广泛看法，即它不同于他国的共产党。后来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承认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至少一直维持到1948年，后来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展开的不断批评也并非自愿，使得意大利政坛无法在共产主义之外出现另一种左倾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西欧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那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原因。1943年彻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抹掉他20年来的统治对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的复杂影响。墨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导向反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影响；法西斯主义公开支持“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推行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鼓励用本国同样的作品来取代那些质量平平的舶来品。
最终，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屈服于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贴；而那些反对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奥·维托里尼本人就曾获得过法西斯政府颁发的文学竞赛奖。维托里奥·德·西卡在法西斯当政时代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战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现实主义伙伴、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其战后导演的影片中明显表现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还拍摄了许多有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几百万没有经历过和平统治年代的意大利成年人来说，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统治就是一种正常的秩序。 [6]
因此，战后绝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问题的立场上的模糊性，由于受到过去威权政治的不当影响过深，而无法参与战后欧洲事务的核心。无论如何，意大利长期以来就处于欧洲现代文化的边缘，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来，只有一个地方成了适合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的纠结和分化反映并界定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状况。它的竞争者们都遭到了监禁，早已自我毁灭或者人云亦云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沦入独裁者之手，政治难民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逃向法国。有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并加入了抵抗运动，许多人成了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牺牲品。有些人逃到了伦敦、纽约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归了。还有一些人，像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政治新闻记者弗朗索瓦·费吉托，他们并没有移居海外，直到苏联在东欧搞政变，迫使他们逃离祖国——就这点来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结果，自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亚当·密茨凯维奇、居塞佩·马志尼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度过流亡生涯以来，法国再次成为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自然家园，成了一处对欧洲现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场所。因此，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具有双重的世界性：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个欧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种观点和争论得以扩大，并传向更广的国际听众范围。
尽管1940年法国惨败后被德国占领，忍辱含羞过了四年，贝当元帅领导的维希政府又道德观念模糊（甚至更糟），战后好些年里，整个国家在国际外交上落入听命于美英的尴尬境地，法国的文化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时代代言人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意义，而且法国政治理论的要旨又体现了世界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欧洲之都。
这一结局在当时具有讽刺意义。是历史机遇在那些年里将法国知识分子推到聚光灯下，而他们本身关注的事情和其他人并无大异。战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忙于清算旧账、物资短缺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困扰来重新阐释世界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国人对巴黎重要性的自恋情结生动地、不做自我批评地投射向整个世界。阿瑟·凯斯特勒回忆说，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这些草原上神圣日耳曼人的小马屁精们”）是一帮“透过墙上的小洞来窥探历史玷痕的偷窥者们”，但历史显然提供了他们一次有利时机。
后来标志法国知识分子团体特色的派别在当时尚未立时显现出来。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时，编委会成员不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广泛共识。后者的标签也贴给了阿尔贝·加缪（这令他非常不悦），当时他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并且从他写的日报《战斗报》社论版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战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全都抱着一定的“抵抗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只有加缪曾积极投身抵抗运动——阿隆参加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国”组织，而其他人则在被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多少只想着明哲保身）。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战争年代的斗争克服了“存在还是行动”的两难。因此，他们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必须尽可能地介入历史。他们的处境再也不容这些知识分子享有拒绝政治选择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萨特说：“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尽其所能。”
萨特那一代人宣称从战争中还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也符合了某种程度上的意愿。这远远超出了法国对当时的经历所做的解释：到1945年，许多欧洲人生命中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政治暴力。整个大陆的年轻人在言行上已对公开的残暴行为习以为常，而这只会使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感到震惊。而且现代政治词汇还提供了一种“方言”以帮助唤起国内的暴力和冲突：《精神》杂志的主编、基督教左翼有影响的人物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9年无疑地代表大众发言时声称：在每天都上演对资本主义受害者实施“白色暴力”的时候，谁若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虚伪的。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的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因而，当激进党的年迈政治家爱德华·埃利奥（他一直担任“法国民族阵线”主席，直到1957年85岁时去世）在解放时宣布，除非“法国首先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否则就不会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话语对法国人来说并不显得奇怪，反倒因出于一位来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议员之口而显得更有希望了。法国读者和作家们一向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变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随。萨特及其同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在这方面，他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传统。
在法国人的想象里，这种对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随着对过去法俄结盟发黑了的记忆。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国知识分子满怀同情之心，倾听着共产党对苏联的暴行做出的辩护。当然，辩证法也起了作用。马塞尔·佩居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里著文评论斯兰斯基公审案时，提醒读者说：一个人处死政敌并不算犯错。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仪式（即公审）看起来却有点儿像一幅讽刺画。毕竟，这些指控并非显得不合情理”。
眼看着建设中的共产主义，那些访问过苏联集团的法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充满田园诗般的热情。因此，诗人、超现实主义者保尔·艾吕雅于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对那批（无疑很茫然的）听众说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已经没了笑声，也失去了歌声。法国处在阴影中。但是，你们发现了幸福的阳光。”第二年，也正是这个艾吕雅在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说：“一个民族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这样几年之后，幸福才会成为最高法律，欢乐才会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艾吕雅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情绪感染了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1948年捷克政变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确信共产党将变得无往不胜：正如与她同时代的保尔·尼赞在许多年前所写的那样，革命的哲学家只有在他所选择的阶级肩负革命重任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共产党认为自己正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在进步的历史这一边，无论有时候在道德方面发生什么变化。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