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无处不在而产生的结果。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最多时达到80万人），但是法国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大选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赢得了28%的选票。和意大利共产党不同的是，法国共产党无需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中——右势力的天主教党。相反，法国社会党出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共产党的策略交往中积累的长期经验，它在冷战初期并未毫无异议地和共产党联合（虽然有少数成员希望如此）。因此，法国共产党比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显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更加孤立。
然而，它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没有同情心。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共产党一直由脾气倔强而头脑迟钝的党的官僚在领导，比如说矿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从1932年起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斯大林认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质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一样——他值得信赖，总是听命行事而从不发问。并非巧合的是，自从在1939-1940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中逃离法国军队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时光。因此法国共产党是可靠的，虽然严格说来是卫星党，却是宣扬和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有效工具。
战后一代的学生在寻找领导人、行动方向和纪律，以及和“工人们”配合行动的前景，所以法国共产党的异常严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至少持续了好几年：这点和它的捷克、波兰同行们最初在东面几个国家激起了同代人热情的情况大致一样。但是对那些更成熟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共产党内的文化委员们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长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种狂热的正统性，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对他们的进步信念形成了挑战。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共产党绑在一起的作家或学者们像意大利的维托里尼和伦敦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一样，根本无法预料到会失去周转的余地。 [8]
由于这个原因，巴黎知识分子的天性倾向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可以用来透视冷战时期欧洲信仰与观点的错误路线。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种知识分子派系都追随国内外的政治线路。东欧国家的公审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其中许多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拉兹罗·拉吉克在西班牙内战后就一直被软禁在法国；阿图尔·伦敦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并和一位杰出的法国共产党员结了婚，后来又成了另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岳父；“安德烈·西蒙”（即奥托·卡茨，斯兰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记者圈内赫赫有名，工作表现出色；特莱科·科斯托夫从担任保加利亚驻巴黎外交官时就早已为人熟知——事实上，他在索非亚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缪《战斗报》的封面。
巴黎本身还进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年1月24日延续到4月4日。在审判中，克拉夫钦科带来了许多无名的证人来为自己作证；但被告们却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国非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证词：抵抗运动小说家韦尔科，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艺术评论家让·卡索，抵抗运动英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还有其他许多人。这些都证明了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清白，苏联革命信心的无可非议，以及克拉夫钦科供词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实。审判判给克拉夫钦科一个法郎作为象征性的名誉伤害赔偿费。
这种进步的左派在“道义上的”胜利和东欧第一轮的主要公审很相似，而且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取决于是否站在苏联一边——正如萨特在前几个月指出的，“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做出选择”。但对许多批评苏联的人来说，克拉夫钦科远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选择流亡美国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对欧洲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既和华盛顿保持距离，同时也拒绝莫斯科对进步运动的独断控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1950年1月写道，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对他没有友好的感觉：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本国”堕落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德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幸存者，是萨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场短命的政治运动“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发起者。由这样一个人去起诉苏联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一下子就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政治组合力量。达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并被驱逐到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对两位左翼前抵抗运动成员、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这样的冲突说明，过去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现在只取决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单独问题的态度。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名士风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说里的时间，使得萨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识到这类事情）。
为了反击罗塞特那批人——并且留住“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各国共产党动用了“反法西斯主义”这根道德杠杆。这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许多欧洲人参与的第一次政治动员经历可能就是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组织。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也一直这样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单纯年代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安慰。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语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忠诚二元观：我们是和他们不同的人。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义者）是右翼，我们是左翼；他们是反革命的，我们是进步的；他们代表战争，我们代表和平；他们是恶势力，我们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劳斯·曼1935年在巴黎时的话来说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不是，并且我们反对它。由于大多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在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时，首先都标榜自己反对共产党（这也是战时纳粹主义对那些远在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精英产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对称有序的口号对共产党的辩论大为有利。亲共产主义，或者说反对反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本质。 [9]
当然，苏联对在战后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它的敌人之后。反法西斯的言语现在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首先是谴责它在保护试图复仇的法西斯主义，然后扩展到将其描述为本身就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力量。当然，使得共产党的这种策略特别有效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复兴的真正恐惧，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种对在废墟上产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情。
“反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运动和结盟的潜在内容，也和战时久受欢迎的苏联形象有关，许多西欧人对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英勇胜利同样感到欢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以明显一边倒的赞许态度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友谊是毫无保留的：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证实了它的领导人体现了他们的愿望。”据埃德加·莫林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扫清了一切怀疑和批评。它也有助于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然而盟军的罪行却凸现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但对亲俄的知识分子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有必要回顾一下向东几英里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西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热情趋于高峰，时间并不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或“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是在它统治最严酷的时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艺术家、教师和新闻记者们经常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而是因他的缺点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规模镇压、苏联共产主义对公审采用的手段达到极致的阶段，那些处在斯大林统治范围之外的男男女女们却受到了这个人以及对他的崇拜的极大诱惑。言语与现实之间的荒诞距离却对那些善意追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有着不可抵抗的魔力。 [10]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诧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罗·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超级伟大的目标。它所犯下的错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观察者眼里，只是为了所谓创造历史而付出的代价。
但即便如此，在冷战初期，要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帮了政敌的忙的话，西欧还是有许多人可能会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以及当地共产党人。这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之一，坚持认为“左翼无敌人”（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对这一条规律都没怎么注意）。当试图阻止弗朗索瓦·费吉托写作有关拉吉克受审的题材时，进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释道：如果关注共产党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国主义者的游戏”。 [11]
这种害怕为反苏联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担心并不新奇。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争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尤以法国为最。即使东欧公审最后使伊曼纽尔·莫尼埃和《精神》杂志的许多成员都疏远法国共产党之后，他们还是特别注意不说出自己已经变成“反共产党分子”——或者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反对“反共产主义”本身正在走向一种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当时的欧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产党及其友人和辩护者——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的人数比前者多（在苏联集团之外），但也更显得五花八门，他们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质从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批评苏联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恶的人在观点和意见方面相同。这种非神圣的同盟成了为苏联辩护者的主攻目标，有时候很难说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公开发表观点，因为后者唯恐自己被涂上“反动派”的色彩。1948年在纽约的卡内基演讲厅，阿瑟·凯斯特勒对大批听众解释说：“如果理由不正当，你没法帮助别人弄正确……这种惟恐站错队的心理，并非政治清白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战后最初10年里，那些真正的反动知识分子根基很浅。即使像法国的雅克·洛朗特和罗热·尼米耶这种毫不羞耻地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业无望，只能抱着快乐心态，形成了一种新波希米亚式的对不光彩的过去的怀旧情结，炫耀自己与政治无关，并以此为荣。如果时机对左翼有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新一代右翼知识分子将以失败的挑战者自居，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真正堕落的、寻求死亡的唯我论作家（如德里厄·拉·罗歇叶和厄内斯特·荣格）转变成了一种社交和服饰的风格——因而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一帮“年轻的老顽固”。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国和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几乎30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意大利一样，那些活跃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反共产党的激烈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维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聪明才智和悲观的天主教传统，继希莱尔·贝洛克和G·K·契斯特顿之后在英国文化生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当英国保守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空虚乏味感到愤怒或想完全逃避现实生活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开激烈辩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莫里亚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他定期为《费加罗报》撰稿直至80多岁——1970年他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论据几乎充满了伦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尔贝·加缪辩论战后清洗的正当与否，接着又和他的保守派同伙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反对这场战争——他反对共产党，总是同共产党人争论。1949年10月24日，他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解释说，法国共产党认可布达佩斯公审——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种“下流思想”。但在这些年里，莫里亚克对共产党的行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在道德方面对从美国社会来的“外国价值观”的同样不满：和欧洲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他对冷战要求他们和美国结盟这一点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而这对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雷蒙·阿隆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和欧洲政治中心的许多“冷战勇士们”一样，阿隆对美国抱着极其有限的认同感——他写道，“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适合西欧国家。”但阿隆对战后欧洲政治的核心事实非常清楚：来自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都搅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个地缘选择的问题。要么生活在自由国家里，要么处在苏联的强硬统治下。从现在起，每个法国人都应当表态做个选择。”或者用他在另一场合的话来说：“这远非善恶之争，而是好恶之选。”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派的阿隆和路易奇·爱因诺第，还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比起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和美国有关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明显怡然自得多了。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这部分是因为对F·D·罗斯福总统还记忆犹新，最近几年里和欧洲人打交道的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的。
但这也是美国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劳联——产联、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把温和的、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看作是阻碍共产党发展的最佳障碍，尤其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们把希望和大量资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党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这场赌博还未见胜负。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随着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变以后，西欧社会党人就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之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者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召来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时又从东欧传来了社会党人被捕和监禁的消息，这就使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对苏联集团的顽敌，转而准备接受美国的金钱援助。
对于像法国的莱昂·布鲁姆、德国的库尔特·舒马赫那样的社会党人来说，冷战提供的政治机会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并不陌生：他们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结盟之前那些党内兄弟间互相残杀、斗争不断的阴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记。年纪稍轻的一代人就没有这样舒心了。阿尔贝·加缪——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种怀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战斗报》的领导权，比起3年前来，他不再那么具有政治自信和乐观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说《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他的政治伙伴所走的强硬路线这一政治现实感到不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尔鲁之口，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已决定舍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来评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然而，加缪还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站出来，和他以前的朋友们决裂。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试图将“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批评”同“对美国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评”之间做出“客观的”平衡。但是，对罗塞特的审判及东欧发生的系列公审破灭了他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笔记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遗憾是我太相信客观性了。客观性有时候是一种宽容。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称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我将不再彬彬有礼。”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种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讲话的无意识的回应，两年前，即1947年6月，在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就“智慧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无耻”发表了讲话——对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们的沉默表示公开忏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样，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以及一切自由主义原则都摆在了书架上。”就像西洛内还将继续在理查德·克罗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败了》里发表一篇好文章一样，加缪由此成了一位攻击“进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评家，尤以1951年他的论文、谴责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为巅峰之作，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最后决裂。萨特认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阶级。对加缪和西洛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战的界线就此划定。
时隔几十年后，再去回顾和捕捉早年发生的这些强烈反差和冷战言论，确实比较困难。斯大林还不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释说：“人们以为可以通过骂我们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们共产党人了。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誉。”而许多天才的非共产党人也同样不大愿意谴责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开脱他们的罪行，或为他们找借口。对苏联统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随着许多误解，更糟糕的是还牵涉了美国。 [12]
美国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也遭到了共产党言论的激烈攻击。这是一种机敏的战略。美国在西欧并不广受欢迎，虽然它在欧洲经济复兴上曾给予某些国家慷慨资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国成年人认为马歇尔援助计划不会给法国的独立带来严重威胁，1948年的战争创伤和两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共产党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阳具；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阳具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13]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联邦德国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了。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民主德国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同年《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富布赖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迟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 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潘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们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 [14]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
[1] 见印第安纳大学马西·舒勒教授的英译文，由本书作者托尼·朱特略做修改。此外，笔者还得多谢舒勒教授，有关卢德克·帕奇曼的语句也引自舒勒文。
[2] 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布拉格寒夜》（伦敦，1980），第2页。
[3] 颇具典型性的是，布莱希特为避免风险而保留着奥地利护照。
[4] 最著名的当然是阿瑟·凯斯特勒，但当时他很容易被看作是匈牙利人、奥地利人、法国人甚至犹太人。
[5] 在西欧社会中，这些年来的意大利社会党在西欧各国社会党中间与众不同，它倾向并听命于共产党——这种模式只在东欧比较常见。
[6] 在德·西卡的影片《擦鞋童》（摄于1946年，并以当年为背景）中，一名男子监狱的监狱长不仅行法西斯敬礼——他无法打破这一习惯——还影射出他那毫不遮掩地对墨索里尼时代低犯罪率的怀旧之情。
[7] 保罗·艾吕雅尽管对苏联的文化政策有所疑虑，他仍然拒绝在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里当着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之面批评日丹诺夫的政策。他对克劳德·罗伊解释说：“可怜的家伙们，那样只会令他们失望。总不能让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感到不安吧；他们不懂。”
[8] 生活在巴黎的弗朗索瓦·费吉托在若干年后发现，法国共产党谴责他所写的东欧历史著作，把它看作是一种叛逆。而意大利共产党虽有保留，但表示了热情欢迎。
[9] 因此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6年2月的《精神》杂志上说：“反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一股必然的、相当集中的势力。”
[10] 同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西方的毛泽东崇拜也达到了巅峰。
[11] 正如雷蒙·阿隆尖锐地观察到的，这些年里的“进步主义”包括“代表了共产党的观点，似乎他们都自发地独立思考过了”。
[12] 有一件事在无意中讽刺地描摹了这份报告中的情感，在1948年4月，布拉格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共产党教师如此说道：“孩子们，你们知道，在美国，人民生活在地上挖的洞穴里，成了少数资本家的奴隶，所有的利润归资本家拥有。但是在苏联，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我们布拉格的人民也很幸福，这得感谢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政府。现在，孩子们，请跟我一起大声说：‘我们满心欢喜，拥护哥特瓦尔德政府。’”
[13] 但泽是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旧称。——译者注
[14] 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写道：“在如此熟悉的领域里，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愚蠢的低能。却又不得不原谅那些罪行，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罗伊在战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右翼行动党人物。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战后的生活居然没什么变化。
——戴维·洛奇
“我早年住在工厂区的镇上，生活在砖墙和煤烟灰之中，铺满了鹅卵石的街道两旁烟囱高耸。路程短的话我们就乘坐街车，长了则坐火车。每一餐都购买新鲜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对食物考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冰箱（那些不易变质的东西都藏在地下室里）。我母亲每天大清早冒着寒冷就起床，生火点燃客厅里的炉子。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永远都是冰冷的。我们通过信件交流沟通，主要从报纸上得悉新闻（然而我们还是很时髦，因为我们拥有一台像文件柜那样大小的收音机）。早年的教室里都装备了肚子鼓鼓的炉子，双人课桌上刻有放墨水瓶的凹槽，可以用来蘸笔尖。在举行12岁成人仪式前，男孩子们一律穿着短裤，等等。但这一切并不是出现在尚未经开发的喀尔巴阡山区，而是在战后的西欧，这里的‘战后’时间一直延续了将近20年。” [1]
比利时作家吕克·桑特对1950年代工业区瓦龙尼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时的大多数西欧国家。笔者成长于战后伦敦市内的帕特尼区，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经常光顾一家布满尘埃的糖果店，店主是位干瘪的小老太，不无责备地对我说：她“从女王登基50周年纪念日起，就一直卖大块硬糖给你这样的小男孩了”。也就是说，从1887年就开始了，当然她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 [2] 在同一条街上还有家杂货店——名叫桑斯伯雷——地上铺满了木屑，店里挤满了身穿条纹衬衫的壮汉们，那些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则系着浆过的围裙、戴着帽子。看起来就像19世纪70年代小店刚开张时所拍摄的那些挂在墙上发黑了的老照片里的场景。
就许多本质特征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10年里的日子和50年前的男男女女们所过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在那几年里，煤炭产量还是只能满足英国燃料总需求量的90%，满足比利时等国新建的欧洲煤钢联合体82%的需求。部分地由于伦敦煤电产业带来的全局影响——伦敦市满是电车和船坞——导致经常出现烟雾笼罩，和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景象十分相似。那些年里的英国电影也染上了明显的爱德华王朝的情绪——无论是在社会背景（例如1948年的影片《温斯洛男孩》）还是在时代主调上。在影片《白衣绅士》（1951）里，当时的曼彻斯特被描述为一个具有19世纪特色（手推车、房子和社会关系）的城市；老板和工会领导人携手，把企业的外行做法看作美德，而不管付出了多少牺牲生产效率的代价。每周有300万英国男女去光顾持执照营业的舞厅，在20世纪50年代初，仅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镇就有70家工人俱乐部（虽然当时的年轻人正在对这两种社交活动失去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