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 [1]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从1945年到1953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1919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年7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控制，总有一天会由强国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仍然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联邦德国（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中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民主德国［东德］和它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5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 [2] 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弗朗斯拒绝利用这个问题换取美国的信任，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结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 [3] ——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 [4]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联邦德国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法国人对此态度犹豫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是明摆着很不满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后10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撤消盟国高级委员会那天，苏联宣布成立“华沙条约”国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结成联盟，为了“友谊、合作和互助”，接受统一指挥。莫斯科废止了和英、法缔结的战时结盟条约，别无选择地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其纳入华沙条约。虽然“德国问题”并未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双方都整个地融入了各自的国际联盟，使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决的难题，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来替代。
此刻，德国近期的问题解决了，双方都迫切地去面对那些次要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欧洲严格奉行他们自己的“和平共处”方针，和美国一起将可能引起未来冲突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在宣布“华沙条约”的第二天，四大国签署了《奥地利立国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将成为独立国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约组织，也不加入华沙条约，可以自由选择道路。 [5] 但在辩论立国条约时，奥地利议会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内容。四国的占领军准备撤军——虽然苏联早就从其奥地利东部占领区内攫取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却还要求得到最后的1磅肉：要求奥地利再付给苏联1.5亿美元，“买下”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南面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了协议，结束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僵局。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从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协议：的里雅斯特市留归意大利，但其周边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外围地区应该返归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协约和那些年里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阿尔伯托·塔奇亚尼的话说，《的里雅斯特协约》“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它是最终条款”。
在处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缓和”情绪，它使那些关于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协约的制定成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内瓦（自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召开的峰会为标志，它接受了16个新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打破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东西方敌对的死结。除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艾登之间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外，日内瓦会议上解决的最重要议题是还留在苏联手里的1万名德国战俘的命运。作为对1955年9月阿登纳出访莫斯科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回馈，苏联领导人同意遣送这些人回德国：当年遣返了9 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国。此时，德国西邻的一些小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波恩达成了最后的协议。1955年，丹麦就少数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一年后比利时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卢森堡大公国直到1959年才和德国达成协议，而荷兰则等到了1960年才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言而喻，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欧洲战争的罪行、遭受的惩罚及带来的后果。
这些安慰性的进展是在重大的国际军备竞赛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吊诡式的现象——虽然当时两大强国正在全副武装为最终的热核战争做准备，但是欧洲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在成形——它实际上并不像其表面显现的那么怪异。美国和苏联越来越重视对核武器的战略思考，以及洲际导弹及其运载问题，这就把欧洲各国从它们在资源舞台上无法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解脱了出来，尽管中欧最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战区。因此，这些年里西欧经历的冷战和美国甚至苏联所感受的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美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 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 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
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联邦德国；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组织即将“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欧洲战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成为西方联盟的防卫策略之一。为了让苏联相信西方联盟可能真的对其开火，他们想废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约组织委员会上解释说：“面对目前存在的威胁，美国认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对于捍卫北约地区的安全是关键性的。总之，这些武器现在都应当被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
北约组织的核武器化和欧洲大陆的稳定并非事出巧合。同样在苏联看来，中欧和西欧的常规战争已经逐步丧失了他们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也正在储备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当时只有5枚，但到了50年代末就已经制造了约1 700枚核武器。但苏联强调的重点是要提高核武器的发射能力，不是射向欧洲战场，而是要跨过大洋，与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本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德国设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的“导弹差距”说，这个神话成了苏联宣传攻势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大家还公认苏联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这同样是个神话。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早了20年，赫鲁晓夫及其高层官员们就已经凭直觉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即今天的布基纳法索。施密特曾用此语形容苏联除了导弹一穷二白）。但是苏联在增强导弹能力上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苏联第一次成功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57年8月，比美国早5个月。接下来，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再次证实了苏联的实力（令美国非常恐惧 [6] ）。
弹道式武器——可以从苏联内陆发射核武器弹头瞄准美国的洲际导弹——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独具魅力。它们比常规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鲁晓夫在保持重工业和军事方面发展的同时，转移其他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结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减少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一点双方都将体会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在形式上看来更加趋于好战——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并想要使用它们，这一假象看起来很重要——但事实上却使战争进一步遭到了制约。
对美国人来说，核武器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从欧洲事务的纠纷中抽身而出，他们的卷入早已背离了建国领袖们最初的美好愿望。欧洲的核武器化是解决此事的一种途径。今后将没有必要让大批美军士兵长期驻守在欧洲的腹地了——政治家们和军事战略家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欧洲能够实现自我防卫，一旦苏联发动袭击的话，美军会坚决保证支持欧洲实行大规模的核武器还击。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反复重申，美国在欧洲驻军一向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给我们的海外友人们带来信心和安全感”。
美国一直未能实现从欧洲撤军的原因很多。在全欧洲的集体要求下，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时，美国一直在想法促成欧洲集体指挥下的核震慑能力。但英国和法国都不太喜欢这一想法。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原则上都反对核武器。1952年8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颗钚弹；14个月后，英国王家空军装备了第一颗原子弹。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把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转换到核震慑上来：实际上，英国的敦促在说服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拥有核装备发射能力的美国轰炸机在英国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7]
法国人也有一项原子武器计划，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斯的认可，但是法国独立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欧洲防务组织；法国人尤其怀疑美国人可能会让德国获得发射核武器权。美国人不太情愿承认他们驻守在欧洲是责无旁贷的，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欧洲盟友们所乐意听到的话。 [8]
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桩事件是柏林问题。由于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遭到了失败，使德国前首都有点儿像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东、西柏林之间通过电话线和其他穿越各个占领区的交通网络继续保持着联系。同时，柏林也是东欧得以进入西欧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国人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意角落涌向东柏林，沿着和西柏林相连接的公路或铁路线，从苏联占领区进入西方盟军占领区，直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区。只要能够顺利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就自动成为联邦德国公民。
然而这样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危险。那些逃亡者只能携带一些力所能及带走的东西。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那些民主德国的年轻人铤而走险。从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约有280万到300万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柏林来到了联邦德国，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6%。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这些男男女女曾经是民主德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为了躲避1952年农村集体化的农民和经历了1953年6月那场残酷的压迫后逃离民主德国的工人。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民主德国政府十分尴尬，给它处理公共关系带来了灾难。1959年12月，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字斟句酌地对莫斯科说：“目前柏林开放的现状，确切地说，这座城市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受管制的边界线，让人们对两边做出草率的比较。很不幸，这种比较对民主德国并非有利。”柏林的这种状况既然可以为莫斯科所利用，当然也能为他人所利用——这座城市成了冷战中重要的情报通讯站和间谍中心；到1961年为止，那里大约有70家不同的情报机构，也正是在柏林这里，苏联的间谍机构取得了一些最辉煌的战绩。
不管怎样，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把德国东部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无法继续对大批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漠然视之。并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国际上对柏林的直接关注，在该城市的地位问题上造成了长达3年之久的国际危机，从而伤害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苏联开始重新担忧美国人这次有可能计划采用核武器来武装联邦德国的同伴。看来这点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多虑——毕竟很多西欧人也都有过这种想法。因此，赫鲁晓夫开始利用柏林——这座俄罗斯人原本毫无兴趣的城市——作为一种压力来阻碍波恩的核武器化，因为他们对波恩还是非常在乎的。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公众演说，对西方列强宣称：
帝国主义分子们使德国问题变成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长久根源。联邦德国统治者在尽其所能地煽动军事激情以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讲话、联邦德国防御力量的原子弹装备和各种军事操练，都明确表明了联邦德国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是时候了，波茨坦公约的各签约国应该放弃对柏林剩余地区的占领权，从而提供可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一切正常化。苏联本身将把控制在苏联各机构手中的权力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这次挑衅的公开目标是要美国人放弃柏林，并允许它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两周后，这一愿望显得更为迫切，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方各国下定决心在6个月内撤离柏林。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集体承诺捍卫西欧的可信度就将遭受严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对核武器的呼声将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高涨。然而，即使西方列强坚持暂时逗留在柏林，苏联也会有可能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西方同意不给波恩任何核武器。
西方领导人拒绝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宣称苏联自己违背了波茨坦公约：在达成最后协约前就把东柏林纳入了民主德国政府体系。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尝试。在1959年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长会谈失败之后，他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主张，先是在1960年，接着又在1961年6月，即必须结束西方军事力量对柏林的占领。否则，苏联将单方面撤离柏林，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让西方和独立的民主德国去谈判其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机逐步激化，外交形势紧张，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像潮水般移居国外。
1961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下达了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上届高峰会议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举行的，但当时因苏联击落了美国空军飞行员盖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而被取消了，美国很不情愿地承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高空间谍活动（最初曾全盘否认说对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到本年底还未见结果的话，他将“清洗”西方在柏林的权力。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一样，采取的是强硬路线，坚称西方国家永不背信弃义。华盛顿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约行使权力，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用来支持驻守在德国的美军。但在非正式场合，美国却显得比较圆通。美国人和他们的联邦德国同伴不一样，接受了民主德国国家存在的这一事实，理解苏联对阿登纳，尤其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最近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调子。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德国局势向前发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所说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在今后50年里囿于这一小块地方”。出于同样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向赫鲁晓夫保证说美国并不想“因此而剥夺苏联与东欧之间的联系”：这暗示着承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以及原德国所属现归波兰的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领土。 [9]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民主德国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一劳永逸。1961年8月19日，东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筑横穿整座城市的分离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草草砌完了整座墙，使它足以阻止柏林东西两端的日常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这道墙又进行了加固和抬高。接着又安装了探照灯和带刺的铁丝网，并配备了岗哨；那些紧挨着墙壁的建筑物上的门窗先是被封闭，后来又用砖堵死。街道和广场被一分为二，两边的跨城交通联络要么得服从封锁政策，要么被完全中断。柏林建了“柏林墙”。
西方盟国当真害怕了。1961年10月，连着三天，苏联和美国的坦克车互相对峙在划分各自地界的关检口——这是他们之间仅剩的最后联系之一——民主德国政府以此来考验西方列强的意愿，来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拥有进入东部地区的入境权，是否遵守四大强国之间的协约。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私底下，许多西方领导人对柏林墙的出现都大大松了口气。3年来，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国际对抗的爆发点，其局势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建立一道横跨柏林的高墙这一结局远比引发一场战争好多了——不管在公众场合是怎么宣传的，那些西方政治家当中几乎没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们的士兵“献身为柏林而战”。迪安·腊斯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悄悄地观察到，柏林墙很管用：“用实实在在话来说，它能使柏林问题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民主德国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它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
我们注意到，莫斯科其实从未打算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建立庇护国，但却殚精竭虑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个弱小而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以此作为第二解决方案。反过来，民主德国共产党人却一直在心里有一半担心着苏联宗主国将来有一天会出卖他们。 [10] 因而这道柏林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慰藉，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在建起障碍墙后拒绝继续施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感到了失望。对波恩而言，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担心美国人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华盛顿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们说，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这堵高墙树立起来之后，美国人就明显地默认了这一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虑。因此，柏林墙建立后，华盛顿方面反复承诺，说美国决不放弃他们的占领区，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国共有25万名士兵驻守在欧洲，显然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整个过渡期间都驻守在那里。
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欧洲事务的危机区了。虽然时隔10年才达成了正式协议，决定了通道问题，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争端了，西柏林也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甚至连苏联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奇怪的是，西方对此并没有一眼看透。当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及其顾问们都确信，赫鲁晓夫正在精心策划复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达到他在德国的长期目标。这一点他们早就从1948-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杜鲁门和艾奇逊曾把入侵朝鲜看作苏联寻求越过德国分界线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们也把这次古巴安装导弹事件看作苏联胁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着棋子。古巴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10天里，美国领导人每一小时都在重新考虑西柏林问题，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赫鲁晓夫在这座分裂的城市中预先谋划好的对抗行动采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对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解释说：“不用我指明，您也应该明白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肯尼迪对苏联最近的胆大妄为和宣传之词过于当真，他对美苏关系的理解都围绕着柏林问题来展开了。这就进一步戏剧性地推动了古巴危机，并使之在表面上显露出重要性，导致10月19日肯尼迪对他的顾问们私底下说道：“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古巴，也包括柏林。我们认识到了柏林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些天来导致这件事令人进退维谷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答案会更容易些。”3天前，当古巴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概括说：“我也认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在里面。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想知道赫鲁晓夫先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完全出于理性。”
然而赫鲁晓夫事后得知，对柏林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在欧洲，苏联确实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超强的优势实力，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在任一时间占领西柏林（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发誓说，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西柏林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鲁晓夫可不想为了德国而冒核战争之风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鲁晓夫及其盟国对柏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砌一堵柏林墙。” [11]
撇开柏林和古巴，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惊人的速度着手解决第一次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会谈，最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10月10日开始生效，对欧洲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大部分原因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公开目标，而是在于它隐含的“潜在内容”。
两大强国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国和联邦德国之手，这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正目的所在。许诺建立一个无核化的德国，只是莫斯科为折中地解决柏林问题所寻求的权宜之计；这也是美国为了达成此目的而宁愿在波恩招人嫌恶的原因所在。联邦德国的公民对德国核武器装备遭否决一事多少有些心怀怨恨，就像他们接受柏林被分裂这一现实一样，这是他们想要继续使美国在当地驻军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该条约明显标志着苏联战略重点的转变：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各大陆。
欧洲冷战开始进入稳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热”，而且所有情势远远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掌控范围，反而使得西欧人确信常规战争的爆发似乎早已过时。在1953-1963年间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在其他地方，战争永远都是解决争端的途径）。假如战争来临的话，那些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超级大国们也就必须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得把它归结为某一方的判断失误。在那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缓和这些结局。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同样的事实有利于激起一场运动，紧急呼吁核裁军。1958年2月17日，英国伦敦有人发起了要求核裁军的运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传统的英国激进派表示不满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倾向的非暴力派，他们首先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是针对苏联人或美国人（英国两大政党都一致确信英国有必要独立拥有核威慑力，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导弹和潜艇，英国的炸弹永远不会击中目标）。
1962年，在核裁军运动高峰时期，居然有15万名该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年度游行，抗议在奥尔德马斯顿举办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成立大会。然而，和在联邦德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那些相同性质的核裁军运动一样，英国的这场运动到了60年代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关联；要想获得证据申明欧洲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新的议题取代了核裁军，被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苏联原来的反原子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也开始不再关注即将来临的核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体民众”。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欧人如果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是赞成核裁军的：1963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意大利人尤其欢迎废止一切核武器。法国人还不是完全的废除派，而德国人和英国人则分为两派，然而他们当中还是以反核者明显居多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关于裁军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欧洲的核武器问题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名义上）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机构需要寻求核武器装备。
意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20世纪50年代欧洲政治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它所看到的变动，而是它没有看到的变化。战后欧洲那些自治民主国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惊奇——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发动战争，那些年长的领导者们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条都是“不做试验”。尽管背离了大众的期待，西欧的政治气温还是从过去40年来的高热期降温了。虽然公众仍对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的灾难记忆犹新，大多数欧洲人却轻松地远离了全民运动型的政治。选民（有许多地方的选民中首次出现了妇女）主要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个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意大利的变化尤其惊人。和欧洲的其他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不同的是，意大利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尚待完善，但却将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一状态。这一成果可不小，意大利曾是一个从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存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引起争议。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里，这批人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