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后，战时曾在那不勒斯驻守过的英国军官诺尔曼·路易斯对那不勒斯随处可见的送水人大为诧异，“和庞贝古城湿壁画中所表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墨索里尼时期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罚流放到此的一名来自皮埃蒙特的医生卡罗·列维在《基督驻足埃勃利》（初版于1945年）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经典地再现了意大利南部贫瘠高原上的边远乡村生活。南部非但没有什么变化，还很穷困。1954年的一份议会调研揭示85%的意大利贫困家庭都居住在罗马以南。在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们在伦巴第的同行所挣的一半。假设当年意大利人均收入为100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则为174，而在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仅为52。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分裂状态：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从1943年9月起，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德国人的统治和政治反抗，接着又遭遇了盟军对一些激进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在西方盟军到来后就很快结束了战争。意大利南部地区沿袭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和行政体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将军未经流血事件就成功发动了政变，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间早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差异外，现在的南北部意大利人之间又多了一层对战争的不同记忆。
战后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意大利政府只好对该国令人伤透脑筋的“南部问题”采取新的措施。1950年8月，意大利国会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开辟了用国家财富救助贫困的南部地区的渠道。设立基金这种做法本身并无新颖之处，罗马试图改变南部贫困和无助状况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具有改革意识的乔万尼·乔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意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移民，而这一做法早在意大利进入现代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无论如何，比起以前的计划来说，基金意味着对南部更多的资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为这更适用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政治机制。
共和国的国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倒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官僚人员 [12] ，罗马的任务是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这对多数意大利公民来说是唯一的救助途径。通过各种中介公司和控股机构——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业重建局、国家社保局和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碳氢局——意大利的大型经济部门或由国家拥有，或由国家控股：能源、交通、机械工程、化学，尤其还有食品工业。
无论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战略有多么失策（部分根源在于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运动），它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却十分清晰。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复兴公司（IRI）雇用了21.6万工人，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些分支部门，更是雇用了几十万人员。基金会支持的合同工劳务——道路建设、城镇住房建设和乡村灌溉系统工程——以及国家补贴建设的新工厂和商业服务业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来源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本身雇用大量人员：到50年代中期，每5名公务员中就有近3名来自南部地区，虽然该地区总人数还不到整个国家人口数的1/3。
这些就业安排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共和国沿袭了原先的统一国家的做法，对此坐视不理。谁掌控意大利国家大权，谁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权。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无论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有多狂热，首要的目标都只是为了争夺国家大权，借此途径获得拥有某种特权和恩惠之权柄。一旦这些权柄已稳操在手并得以运作，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徒及其后继者们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技巧就变得无人匹敌。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党先后两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选票（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选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过联合中间派的其他小党派，他们一直顺利执政，直到1963年，他们才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各小党派共享执政大权。除了按传统来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区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来自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亚，以及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些小镇居民投基督教民主党一票，并非出于忠心，而是一种效劳，这一传统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些一次次当选的南部小镇市政厅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们和国会议员们，靠的是向人们许诺说，他们会拥有电力和室内管道，会提供农业按揭、修缮道路、开办学校和工厂，并提供就业——由于该党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地重复这些许诺。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和联邦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各基督教民主党很相似。它缺少意识形态根基。当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后任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梵蒂冈教权定期会晤，在立法的提议或支持方面从不违逆梵蒂冈之意；教会对自1861年以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反教会的世俗主义心存报复，战后的意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这种报复的契机。但天主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远远低于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认定的程度。控制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战后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内务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
基督教民主党及时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会救济体系，使之成为意大利国家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其他政党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和地区，比较著名的是“红色”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周边地区，共产党供养着他们的支持者并施惠于他们的救济对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拥有者。要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强调市政管理的正当性和诚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一派腐败，而且和黑手党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瓜葛，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腐败几乎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利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南部大城市执政的社会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的副产品。
意大利式的政府并不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但是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地区的公众和市民活动事实上都被划分给各个政治家族。所有的工业都成了基督教民主党“殖民地”。对报业、广播业及后来的电视业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分管，它们偶尔也会给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旧派反教会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贴。所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优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给当地、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从工会到体育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被分别划归给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等各派去掌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体制总体来说是种浪费，不利于个体创新和提高财政效率。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下文详述）并非得益于该体制，而是在摒弃它之后才产生的。
然而，战后意大利的稳定才是促成国家经济发展和后来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不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多么似非而是，这种稳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组织分布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长久地赞同某一政党或政纲，而按比例来选举议员的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所产生出的议会，也分裂为立法时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战后的共和国宪法直到1956年才由宪法法院裁定，而争论已久的地方自治则在时隔14年后才在议会中付诸投票表决。
同样由于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意大利实际上是由那些非经选举而产生的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中央政府和许多半官方的机构。这些明显属于非民主的产物，导致历史学家们多少有点儿鄙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巧取豪夺的行为到处泛滥，一心只为基督教民主党一党垄断制牟利。 [13] 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庇护伞下，面对传统沿袭下来的困难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大利整个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超常的灵活适应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麦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公众道德和体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但是，和过去意大利举国贫困的状态相比，或者和原来经常比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奥地利做比较。两国都曾和德国并肩作战，战后都相应地承受了许多损失（意大利向苏联、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赔付了总计3.6亿美元）。和意大利一样，奥地利也曾是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很难从它的最近历史中重获战后复兴。奥地利两大政治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对于1918年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出现的、被斩头去尾的奥地利国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稽之作。在他们看来，旧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德语区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加入德国，成立一个联合体，而且假如《凡尔赛条约》中有关自决权这一条款能一直生效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奥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各城市中心区的工人阶级的强劲支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执政期内，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阿尔卑斯山区和天主教辖区——都投基督教社会党的票，这个来自外省的保守党反对一切变革，并且怀疑一切外来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基督教社会党并不带有泛日耳曼的情结，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运动也没有什么同情心；1934年，右翼发起的政变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堡垒和奥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纳粹入侵，奥地利一直处在教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受天主教政党的独断统治。
战后共和国留给奥地利的是并不愉快的首次实行民主的经历。基督教社会党（后更名为奥地利人民党）不无骄傲地鼓吹他们曾在1938年反对德国接管；但对于4年前独力摧毁奥地利民主一事，他们却缄口不谈。社会党人（现在称作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宣称自己两次成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内战之害，第二次是受纳粹之害。但是同他们先前热切盼望同德国合并之事相比，所谓受害，简直不值得一提。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博士是奥地利凭1955年“立国条约”建立起来的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还在主张奥地利同德国合并。
所以这两个政党都有意将过去遗忘——从战后奥地利对“去纳粹化”的最初尝试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党在奥地利是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而人民党靠阿尔卑斯山区乡村和小镇的选民们支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几乎被一分为二：在1949年的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比社会党多12.3万张；1953年社会党得票比人民党多3.7万张；1956年人民党以多12.6万张选票获胜；1959年社会党比人民党多2.5万张选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盘，在425万余张选票中，人民党比社会党多6.4万票。
这些独特的险胜结果使人回忆起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共和国大选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奥地利和社会党的奥地利因此面临着重蹈覆辙，议会政治蜕变为一场文化内战。即使借助于第三党——人民党，它令人难堪地依靠了前纳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数在每一次大选中都逐步下跌——奥地利的两大政党都无法期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项有争议的立法都会引起痛苦的会议。对奥地利民主前途的预测，看来非常渺茫。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但战后奥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尽力避免了战前导致其国家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奥地利不得不这样做——由于1945年后同德国合并已不可能，它的各个政治派别就必须寻找一条共存之路。奥地利领导阶层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长久协作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消除可能的对抗。在政治上，两大政党同意联合执政，从1947年到1966年，奥地利一直实行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大联合”执政。政府各部也经过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党担任总理，则社会党担任外交部长，等等。
在公共行政方面，奥地利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责任分工制。战后奥地利的公共行政管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大部分媒体和从银行到采伐在内的主要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层次的工作都由两大政党之一提出候选人，由双方认同后就任。一段时期以内，这种“各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奥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条庇护和受惠链，他们通过协商、互惠或互换来最终解决争端。通过仲裁而非冲突来解决劳动纠纷，双头政府通过两党合作、共享福利待遇这种体制来消除矛盾。那些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大联合政府得以掩盖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并在实际上求得一致，以构建这个国家的公正平等。
不可避免的是，奥地利社会中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职业的工匠、孤立的农民等等，一切诸如此类的由于其行业或思想不合时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配和社会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也会因要顾及该党成员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对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冲突的压力往往战胜了地方的私利。这种新求得的中立，被热心地采用作奥地利的国家标志，取代了过去那段好争斗的历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会党”、“基督教”——从而使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后政治）的联合政府和协同执政的理念开始界定了奥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来，奥地利这种解决政治不稳定的途径与意大利的社会变动大相径庭；毕竟意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将共产党和天主教分离了开来，这种反差很难体现“后意识形态”。 [14] 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亚蒂及其政党的独特性是他们在战后几十年来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并加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有损共产党革命先锋的形象。而且，意大利也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来分配福利、安排就业，虽然这种制度严重地偏袒了单方面的利益。
如果说意大利的这种政治稳定是付出了惨重的公共腐败的代价的话，那么相比而言，奥地利求得稳定的代价虽不明显，但却同样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戏称战后的奥地利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剧”，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失去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纳粹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犹太居民，而这些人正是知识精英层和国际公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5] 而在1945年该城被解放时，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犹太人。1955年苏联撤军时，维也纳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声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实际上，对许多游客来说，奥地利走出其多事的历史阴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单调乏味却又令人宽慰的特性。
然而，在这个逐渐繁荣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平静的外表背后，奥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败。和意大利一样，它以全民族的忘却为代价赢来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至少可以吹嘘曾经举国抵抗德国的占领，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过类似的抵抗经历。并且和联邦德国人民不同的是，至少在公开场合，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被强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过怎样的罪行。有趣的是，奥地利和民主德国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机构的官僚独断性质上相同。从地理意义来说，两国都是在地缘上多变的国家，它们在战后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只不过奥地利在实践过程中更为成功罢了。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左翼和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不愿意陷入政治不稳定，不愿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西欧问题的明显轨迹。在各种社会结构中，随处可见意大利或奥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公众的政治运动热情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高点开始不断降温：在瑞典，从1939年到1962年（战争结束时短期成为一大亮点的）五一节徽章的年销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后来在新一代人的热情追捧下销量才有所回升。
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不同的结构性的社群（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来统管大部分活动。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荷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仅祷词不同，而且还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他们甚至投票给不同的政党，阅读不同的报纸，听自己的广播（后来又收看不同的电视频道）。1959年，在荷兰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学；95%的荷兰天主教农民参加天主教农民联盟。天主教徒自己组织旅行、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团的保障，死后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在比利时，讲荷兰语的北部居民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龙人的日常生活也终生有别，虽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在比利时，社会群体不仅按照语言而且还按照政治观点来严格划分：有天主教团体和社会党团体，天主教报纸和社会党报纸，天主教广播电台和社会党广播电台，分别服务于各自的荷兰语和法语民众。确切地说，两大社团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倾向去鼓吹公有化。
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对早期好争吵的内部派别的记忆，促使人们跨越社群的分立，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极端运动，特别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就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和纳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声遭到了玷污；总的来说，战争淡化了人们既定的政治党派的身份，但并没有减弱与之相关的社群服务。在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政党的一支——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和荷兰天主教人民党——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在政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60年后期。 [16]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天主教各党派在名义上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实际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党，其作用是保护天主教群体的利益，掌控着从国家到各城市、各阶层的统治权，并通过制定国家规划来实现广泛的社会选民的需求。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敌对党派——荷兰的工党和比利时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更接近于北欧模式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运动，而不像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后者更具有激进的传统，经常有反教会的言论，在和天主教的权力斗争中（和分赃方面）很少显露出不安。
正是这种战后自我维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义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明显的混合，构建了低地国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时，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兰芒分裂主义者同列昂·德格莱伊的法西斯主义派相互争斗，危及议会政府，自6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又经历过一次新的、更加扩大分裂的族群之间的斗争。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们（以及当地天主教统治集团），他们的统治曾在1945年短期内受到过威胁，通过大幅度提高福利并且实施其他各种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权。从而使种族社群得以生存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落伍过时的前政治时代的做法，正好延续到为激烈的经济转型时期提供了文化和体制上的稳定因素。
战后欧洲政治稳定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现在看起来最不足为奇。到1955年加入北约组织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已充分准备步入经济复兴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国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东西两大阵营的许多观察者都大跌眼镜。康拉德·阿登纳引导联邦德国安全地渡过了新纳粹主义和亲苏的中立主义相夹持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和谴责，却在西方联盟中间安全着陆。
战后德国在体制建设上力避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政府权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权和服务经费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相当于在19世纪时期并入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独立公国。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州，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对一些旧的区划做归并或分割。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对冲突转移或者包容冲突的关注促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会市场”的立法目的是要减少劳动纠纷和经济争论政治化的危险。根据1951年的《共同决议法》，煤炭和钢铁这些重工业行业的大公司必须在监事会中含有雇员代表，这一做法后来又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小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活跃于各经济部门；虽然原则上反对国有化的垄断做法，但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治理下的国家拥有或掌控了40%的煤铁生产，2/3的发电厂，3/4的铝制造业，并且关键的是，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银行。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不利于自由市场。如果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阿登纳执政时期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长——掌权的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完全变个样。然而，按照基督民主党的计划方案，出于社会总体原则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受制约的市场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了有效调解。工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在大部分问题上能相互合作——这些年来经济蛋糕飞速增大，大多数需求都得到了有效处理，避免了许多矛盾冲突。
自1949年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顺利执政；1963年康拉德·阿登纳以87岁高龄离职前，他一直掌管着波恩政府的事务。以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所以能够多年称雄政坛，原因诸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原来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地区现在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天主教徒就占据了联邦德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基础，并以此来确保自己作为少数派联盟在阿登纳政府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牢记当年教会成了俾斯麦文化斗争靶子的威廉帝国时期的状况；他告诫自己谨防从新的势力平衡中过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险重新挑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教会曾有过明显的不光彩的记录之后。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寻求途径，力图使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全民性的而非单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选举工具，强调基督民主党在普遍范围内的社会吸引力。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是到了1957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结果以高出对手50%的选票获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大政党之间通常会确保在全国大选中赢得44%左右的选票）联手获胜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它吸引了大量的选民。和低地国家的同僚一样，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赢得了当地一个保守的忠实教徒社团的选票。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然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比如说，在许多小镇和乡村社区中，当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家会联合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控制并审查电影节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具有广泛性。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基础。他们获得了来自乡村和城镇、来自劳资双方的选票。当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专权掌控国家之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已经掌控了一切。在经济政策、社会服务和福利以及尤为敏感的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分裂、众多德国流亡者的前途问题上，阿登纳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始终以大众保护伞的姿态坚守阵地，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德国政治文化的新起点。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表面看来，社会民主党原来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失去了向来属于他们的德国东部和北部社会党人的选票。然而，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也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
另一方面，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国国会说了一句名言，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唯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着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里，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日子，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影响了寿命。然而，身体瘦弱、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新的欧洲大国的大权。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共产党，对它丝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坚信非军事化的德国将会获得安宁，从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这种环境才对社会党人有利。他彻底反对阿登纳倒向西方盟国一边，明显地反对让德国永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会党看来，恢复一个主权的、统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要比任何国际纠纷都重要。
阿登纳热切地谋划西欧一体化，这一计划引起了舒马赫的特别注意。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势力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问题在于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联邦德国的首次大选中，社会党将它关于民族化和社会保障的传统党纲同德国统一与中立的主张结合起来，受到人们尊重，获得了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少了42.4万张选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紧跟西方联盟，形成了早期的欧洲联盟计划，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预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败，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1961年和1965年大选中改进了做法，为自己赢得了1966年“大”联合组阁的胜利，这是当时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自魏玛时代以来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次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阿登纳的大部分政策，他们反而在漫不经心之间促进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历来表现欠佳（1947年大选中只有5.7%的选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社会民主党从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独掌大权，并且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切年轻、激进的反对派入党。一旦它同基督民主党一起执政，并且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极左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在议会之外给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激进分子留下了空间。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必担心会出现新的纳粹分子，因为国家基本法明确规定严厉取缔这一类政党。然而，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百万先前拥护纳粹分子的选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化进入不同的主流政党之中。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种选民：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驱赶过来的日耳曼种族的人。在总数约1 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柏林向西涌入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从德国东部又涌入了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联邦德国。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农场主、小店主、商人和回归者的人数太多，不容忽视，作为日耳曼种族人，他们的公民权和难民权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确保护。在联邦德国早期，比起其他德国人来，他们更加缺少适当的栖身之所，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投票选举中表现更加强烈，在一切问题中，他们最突出的政治意愿是：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集团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或者实在拿不回来的话，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最后，由于那些恶意“歪曲了的”战后宣传普遍让人深信不疑，它故意夸大了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在联邦共和国早期，有某些迹象表明，这些伤感情绪会成为影响德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阻力。在1949年的大选中，就有48个议会议席——3倍于共产党得到的议席，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席大致相当——落入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右翼各党派之手。那些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的难民立刻成立了“回归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团体”：在1950年石勒苏因格——荷尔斯泰因的地方选举中（这里曾是纳粹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这一“团体”赢得了23%的选票。第二年，在邻近的下萨克森州，一个性质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获得了11%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绝不可小觑，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而是在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谴责苏联和西方联盟，尤其是针对由于波茨坦公告而引发的那些问题。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17]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德国的独裁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一切似乎证实了战后德国正在患着一场集体失忆症，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德国人并非如此健忘，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记忆。在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官方主张采取这样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是在这样一种系列性的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就被逐步释放，回归平民生活。与此同时，罪行最严重的战犯，包括那些在东欧地区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的总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压下才开始对被起诉者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 [18] 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雷特达成协议，对幸存的犹太人多年来的损失做出赔偿，总金额达1 000多亿德国马克。为达成这项协议，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联邦德国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德国可以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赔偿。其他人抱有两种观点，一种（约占被调查者的2/5）认为只有那些“犯下过什么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一种（21%）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人本身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部分责任”。1953年3月18日在德国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辩论，德国共产党反对，自由民主党弃权，基督教社会联盟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为了通过这项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曾不止一次利用国际上害怕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推动联邦德国的盟友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希望德国在欧洲防务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该谴责德国的行为或者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它们想阻止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的话，那么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关于民主德国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它们也看清了德国的民意所向。因此，它们允许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偏离，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即坚持认为只有他才能斡旋于它们之间，这也是一种尽可能稳妥的选择，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国内困境的话，他需要外国的让步。1951年1月，连艾森豪威尔都宣布阿登纳把魏玛和纳粹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因为阿登纳说：“德国士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地、光荣地作战。”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阿登纳的言行并没有拉近他和他的对话者们的距离，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在达成协议前，波恩坚持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肯加入文明国家的群体，好像联邦德国反而是在给获胜的西方盟国面子。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一旦公开表示愤怒，或者它们有可能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就会立刻扭转政治局势，以利于自己——他会提醒德国选民说德国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