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德国国内支持重整军备的呼声并没有多么强大，在战败后仅11年即1956年重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军队“联邦国防军”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热情关注。甚至阿登纳本人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他而言并无多少真诚在内地坚称他正在回应国际方面的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取得的成绩之一是，它说服了许多联邦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们的国家就可以重新统一，可以获得安定。50年代初，超过1/3的成人投票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将近50%的人希望联邦共和国在任何战争中宣布中立。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 [19] 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要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联邦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乐老谋深算地竭力利用时机、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联邦德国想获得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把这种“同情”转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然而，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密谋将他赶下台，以表达他们对北约组织的忠心。而在所有人当中，戴高乐本人对德国人并不抱有任何幻想。6个月前，在汉堡，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评论说：“要是他们真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胆敢为了法国人提供的这一机会而和华盛顿翻脸。此外，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的联邦德国狂热地接受美国的一切；在这些年里，美国大兵驻守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国民众对美军的军事装备、军事基地、护航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现金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这些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大部分美军（和英军）士兵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随着被西方（而非苏联）“解救”后那种释怀的感觉逐步消退，其他各种情绪就浮现了出来。战后盟军占领后那段时期内百姓生活的艰苦，和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在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冒险。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现代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及“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而处在西方联盟东部边缘的德国的逐渐崛起，在潜意识里会令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曾经自封的角色，认为它可以担当起欧洲的文化堡垒，对抗亚洲的苏联集团各国。
此外，联邦德国的美国化进程，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和德国民众现行的经过净化的思想与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愿望出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产怀旧片。这些所谓的“国产”影片，通常以德国南部的某个山区景色为背景，以爱情、忠贞和群体为情节特征，服装体现了时代和地区特色。这些高度流行的娱乐片毫不掩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往往是纳粹时期电影的忠实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例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这些影片的导演如汉斯·德珀早在纳粹时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轻些的如鲁道尔夫·勋德勒等又是前者们一手培养的。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绿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乐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开了》（1953）、《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1954）、《忠实的轻骑兵》（1954）、《欢乐的村庄》（1955）、《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1955）、《来自黑森林的罗琦》（1956），等等，好几十部诸如此类的影片，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命运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
德国国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邦共和国早期那种乡村的、保守主义的气息，那种一心想置身世外的愿望。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可能也是促成德军解甲复员的因素之一。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联邦德国家庭中1/3的户主是离异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从苏联释放后回归的战俘计算在内，还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1960年，联邦共和国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126∶100。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事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许多女性单身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 [20] ，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的私人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通过精心思考，领导者采用了一些新的公共目标来取代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那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来说，这种转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荣的机会。根据英国工党政治家休·达尔登的说法，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却无能力的”国家。于是事实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联邦德国人民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整个国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联邦德国人民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联邦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联邦德国的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饥寒交迫。”
哈贝马斯后来致力于对“宪政爱国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民族情感才会合适地、谨慎地激励他的国民奋发向上。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源于1953年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最初提出了纳粹主义“内在的伟大性质”。当时这次事件是孤立的，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但是树立了一个标志，成为后来10年间引起对海德格尔激烈质疑的起源。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玛利亚的一切社会关系、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舒适生活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她为迎接丈夫归来而准备的那所焕然一新、装备齐全的房子上。然而，正当他们即将重温幸福婚姻旧梦之时，他们的世俗财富却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瞬间灰飞烟灭：在他们全套现代化装备的厨房间，一只煤气开关爆裂了。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欢呼着联邦德国赢得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对于法斯宾德和下一代对联邦德国极为不满的愤怒青年来说，在新的欧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德国，虽然具有了新的品质：繁荣、妥协、政治安定、默许不再唤醒本国早已沉睡的过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掩盖掉以往的过失。它们是披着伪装新衣的旧疾。
[1] J·H·普拉姆，《18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政治稳定发展过程：1675-1725》（伦敦，1967），第十七章。
[2] 1951年3月，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克服了国内相当强烈的中立情绪，极不情愿地同意把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并且在1954年准备好5个师供调动。
[3] 据艾登所说，这些想法是他在早上洗澡的时候冒出来的。
[4] 唯一一条明确限制德国重整军备的条件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将来，绝对禁止德国实施核武器计划。
[5] 在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没有关于奥地利中立的内容。
[6] 并非只有美国人对苏联展示的武器和军备实力深感恐慌。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私下得出结论说：“他们（苏联）将不再害怕任何侵略。他们至少拥有和西方一样强大的核武器。他们有了内部（通讯）线路。他们结成了经济合作联盟，并将很快在物质财富竞赛中超过资本主义社会。”
[7] 关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英国人（如果确有其人）到底是怎么说的。当时（1952年），丘吉尔——杜鲁门联合声明曾含糊其辞地宣布“在危急时刻，这些基地可根据共同的决定付诸使用……以当时的情形而定”。
[8] 1956年11月，美国施压要求英、法两国撤离苏伊士运河（见本卷第2章），这使得北约国家害怕一旦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又可能会退回美洲，弃毫无保护的欧洲于不顾。因此华盛顿方面有必要事先做到“立场坚定”，先是在柏林，后来是在古巴，安抚那些需要美国保护的易受侵略的盟国。
[9] 肯尼迪的讲话不仅属于机密，甚至在当时的峰会文件中都未做记录，直到时隔30年后首次出版时才得以披露。
[10] 根据1990年发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11] 安那托利·多勃雷宁，《机密》（时代书局，1995），第46页。赫鲁晓夫确实对战争产生了厌恶。10月26日，在古巴危机达到高峰时，他给肯尼迪的信中写道：“如果确实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凭借我方的力量将无法让它停止，因为这是战争的逻辑。我参加过两次战争，也知道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它将席卷城乡，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满目疮痍。”
[12] 直到1971年，95%的意大利高级公务员都是法西斯倒台以前的在职者。
[13] 从意大利的早期历史来看，如果将它的体制腐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并不完全公正。参见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的《1941-1949年的世界史》中的“极端年代”一章（纽约，1994，第238-239页）。
[14] 在1945年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17.4万张选票，仅占5%，获得议会的4个席位。因此，他们在奥地利政治中不起作用。
[15]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维也纳共有18.9万名犹太人。
[16] 在比利时，为了增加其超越教派的吸引力并强调其更具现代性、改革性的抱负，成立较早的天主教党更名为基督教党。在荷兰，基督教内部各教派的区别很大，因此天主教党就沿袭了旧名。
[17] 对此，雷奈回复道：“本来我很自然地认为在戛纳不会有人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现在我明白了。”
[18]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担此罪过。
[19] 在不经意间，他不无夸张地把《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比作“摩根索计划的平方”。
[20] 这一时代的孩子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德国现代社会的高层公众人物（包括本书写作期即2005年时的联邦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们都生活在单亲家庭，由参加工作的母亲独自抚养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