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破灭
东印度群岛丢了，大家都输了。
——荷兰谚语，被广泛引用于20世纪40年代
整个大陆风向已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非洲人的）意识正在觉醒，这是一个政治事实。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演话，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发起强攻，想占领我国首都，明显地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抵抗。政府仍在执政。我谨对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此公告。
——伊姆雷·纳吉在匈牙利电台的广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分
依靠外来军队教训本国人民，那是大错特错。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56年1 1月1 1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欧各族人民本身已难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却还在统治着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在欧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看来，这些悖论并没有不合时宜，但却结出了恶果。对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而言，他们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地区和美洲拥有的殖民地和帝国资产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以弥补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灾难性战争损失和屈辱；他们宣称那场战争中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国家资产。一旦丧失了这些遥远的领地，缺少了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供给和人力资源，英法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会比实际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对英国来说，状况尤为明显。任何一名战后长大的英国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把“英国”、“不列颠”和“英帝国”看成近义词。小学生的世界地图上显示的英国占领了红红的一大片领域；历史教科书尤其着重描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非洲的历史；新闻影片、广播报道、报纸、画报、儿童故事书、喜剧、体育赛事、饼干桶、水果罐头的标签、肉店橱窗上的告示，无处不在提醒人们，在这个海上帝国的中心，英国拥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城市、河流和政客们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国本土上的名字一样耳熟。
英国人失去的“第一个”帝国是北美。而后来的那些帝国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状态下的产物”，至少也完全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它受到了一小群农场主和牧场主阶层的拥护和捍卫，它在警力、服务业和管理上耗费了巨资；和法国在北非的统治区一样，例如在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地区。这些“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南非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于女王，在感情上依附于英国，并且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军备力量除了在名义上，都计入英国的国有资产。这些地区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物质财富上，而是在于其战略意义。英国在非洲东部占有的资产，首先被认为是帝国主要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英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和中东的港口、阿拉伯半岛一带和印度洋地区：当时还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内的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
所有的欧洲帝国在领地上都呈现出一种星罗棋布的随意性片断性（除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陆通道），忽视对物流和经济收益应有的持续性关注。西班牙早就丧失了部分帝国领地，先是输给英国，再后来是由于当地居住者要求独立，最近则是因为美国势力的崛起，这时断时续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绪。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间佛朗哥（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想要放弃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的一些飞地。
但是欧洲仍然控制着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要么直接受帝国首都的统治，招聘那些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人执掌当地人组阁的政府，要么就是由那些完全听命于欧洲宗主国派遣在当地的统治者执政。战后欧洲政治家们只认识这些人，因而大多对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知之甚微（也许印度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低估了印度当地民族运动的规模和决心）。
因而，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帝国都没有预见到他们即将丧失自己在海外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考证，1939年在一次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青年学生组织的讨论会上，他们都觉得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6年后，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势的和弱势的、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近期似乎根本没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之时，全球70%的总产量和80%的工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还是来自西欧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欧洲帝国中是最小、最穷的一个以极低的代价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掠夺原材料，这些也为葡萄牙的出口创造了垄断市场，使它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商品市场种植棉花，而不顾本国人口的粮食之需，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却不断导致了当地人长年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而且葡萄牙本国军事政变不断，但是尽可能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步伐。 [1]
即使欧洲各国没有了他们的殖民帝国也还能继续维持，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离开了外来统治势力的支持，自己能够立足。甚至那些拥护自治和欧洲海外殖民地独立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也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时至1951年，英国外交大臣、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还把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比作“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把碰簧锁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滑膛枪”。
然而，世界大战给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理解。战争期间，英国丧失了它在东亚的领地，被日本人所抢占；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了这些地区，但却严重破坏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实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国人向日军投降，这是英帝国在亚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令英国人一直无法释怀。虽然英军成功地保住了缅甸，从而保护印度未沦入日军之手，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从此永远破灭了。1945年以后，在亚洲的殖民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弃传统的领土主张的压力。
对荷兰而言，作为该地区最老的殖民势力，其最终结局更是使它痛苦难忘。荷兰属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以及为发展殖民地而组建的贸易公司，是荷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它的黄金时代，也是荷兰商业、航海业繁荣的象征。尤其是到了战后那些暗淡、贫困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猜测，东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胶，将成为荷兰经济复兴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战败后的两年里，荷兰再次被卷入了战争：荷兰控制的东南亚一带（今印度尼西亚）牵制住了荷兰14万人的军队（包括职业军人、应征入伍者和志愿者），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又激起了荷兰帝国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竞相效仿。
接踵而来的4年游击战给荷兰带来了3 000多名军民伤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单方面宣布的，最终于1949年12月在海牙会议上得到了荷兰当局（和泪流满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认。一大群欧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东印度，根本就没有到过荷兰）。到1957年末，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禁止荷兰商人入境，这时被遣返回国的荷兰人已经达到了好几万。
非殖民化的进程对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荷兰公众产生了痛苦的影响。许多前殖民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向政府施压，将荷兰未能在日本战败后的间歇期内重夺殖民政权一事归咎于左翼，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良政神话”。另一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占有绝对人数）在经历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殖民战争后，只想着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场军事胜利只是联合国坚持用谈判来移交权力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一切很快就会湮没在国人的记忆空洞中。
从长远来看，荷兰被迫从殖民地撤离，反而使荷兰人越来越滋长“欧洲”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荷兰不可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尤其是它周边的大国。失去印度尼西亚及时提醒了荷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欧洲小国。出于自身需要，荷兰改变了策略，成了促进欧洲经济和后来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热切拥护者。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并不顺畅，荷兰全体民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情感的大转移。截至1951年春，战后荷兰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开支主要还不是针对欧洲防务（尽管荷兰已经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约），而是为了保有原来的殖民地。渐渐地，带着一丝强忍的遗憾，荷兰政治家们放弃了他们一向优先考虑的要务，开始全神贯注于欧洲的事务。
西欧所有的殖民强国和前殖民强国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美国学者在对西方其他国家展示华盛顿方面的经验和先见时，有时会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在美国，冷战是它的大事，其表现主要反映在它的内政外交优先事务和言论上。但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疲于应付那些遥远的、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的游击战，消耗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令人头痛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
和英国一样，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的再分割中，法兰西帝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了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获利丰厚。而1945年后，解放后的法兰西再次获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统治，还拥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带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所有权。但是，法兰西皇冠上的“宝石”是印度支那，还有那些早期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殖民地的标示比英国教科书含糊：也许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帝国的统治在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显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讲英语的统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还有数百万法国男女记得发生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埃及、苏丹和上尼罗河地区的控制权时遭到了惨败。谈起法兰西帝国，对法国人来讲是事关成败的事。
另一方面，法国的学龄儿童一直被灌输说，“法兰西”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体，法国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公开性。从西贡到达喀尔的小学都教“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并且宣称——哪怕只是从原则上——自身与法国文化浑然融于一体的品质，这在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统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2] 也只有在法国，帝国当局会把大量拥有的殖民地看成法国行政区划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归由法国的三大部门掌管（然而，在当地却只有欧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荷兰一样，它们视为珍宝的东南亚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国的殖民地丢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属印度支那还在维希政府的托管之中，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本土1940年的惨败所遭受的苦难要好得多。法国在欧洲遭遇的耻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国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自己看来，要说法国还没有被彻底退化成“一堆无依无靠、毫无希望的细胞质”的话（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评语），那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大国的持续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通过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戴高乐再次确立了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的首都，在比利时所属刚果界河对面，自由法兰西的领袖对法国殖民地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在法属非洲，以及所有生活在插有我国国旗的土地上的人们，只有依赖本土获得道义和物质的利益，通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参与自我管理，这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法国有义务实现这一切。
实际上和往常一样，戴高乐说话含糊不清，也许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确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自治。恰逢时势。法国公众舆论对殖民地的改革并不反感——安德烈·纪德在《刚果之行》（1927）中严厉痛斥过强制劳动这一奴役行为，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欧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觉醒——而美国人也一直在不断发出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曾赞同对欠发达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实行全球化统治，并且尽早让其他国家实行自治。 [3]
关于贫困而孤立的、讲法语的非洲地区，改革派的言论毫无价值，尤其是在法国自己也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时候。而东南亚的情况则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因为年轻时参加了1920年12月在图尔的会议，因此他也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独立。英军在两周内赶到了南部城市西贡，法军也在一个月后赶赴当地。由于越南北部先前还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基于这样的因素，巴黎当局公开召开了民族主义代表会议，商讨越南自治或独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国上将、当地全权代表梯也利·德·阿冈利厄单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该国南部）从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北部分离出来，破坏了法国政府试图妥协的精心努力，宣告了与胡志明之间政府商谈的破裂。同年秋，法国轰炸海防港，民族主义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法国人盘踞的河内，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直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权威，结果却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胡志明赢得了法国国内左翼的双倍支持，他被看作一名争取国家独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并且这两种特质相互交织，不仅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还塑就了他的国际形象。 [4] 对大部分法国选民而言，把年轻人送到印度支那去为一场“肮脏的战争”而送死毫无意义，而让河内来接管并不比支持法国在1949年3月选定的无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劲。
另一方面，法国军官团还想继续在越南挣扎；在那里，就像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国的军事遗产（或者保留下来的一切）似乎正面临危机，法国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话，法国经济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这种长期战争的消耗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起初，华盛顿的援助是间接的：提供贷款和帮助，使法国能调动大量资源来打击越南人，从事这场耗资越来越大、得胜希望却越来越小的战争。实际上，美国曾保证战后法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法国却将其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了战争。
从1950年开始，美国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离朝鲜战争爆发仅1个月），美国大量增加了对驻东南亚法军的军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运的欧洲防务计划和同意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之前，法国曾讨价还价：它得到的回报（在华盛顿知情人士看来，就是允许美国保护它）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方面，法国是最依赖美国支持的一个国家。
到了1954年，华盛顿开始叫停，无论法国如何越来越拼命地乞求，美国拒绝从空中救援法国必败无疑的奠边府之战。经过长达8年毫无结果的浴血苦战，华盛顿方面清楚地意识到，法国不仅没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权，而且他们也不是胡志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手。在美国人看来，法国白白耗费了他们的钱财，这项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冒险。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宣布投降，法国要求停火，这时已经没有人对此觉得惊讶了。
法属印度支那的溃败，宣告了最后一个想要保有该地区的联合政府的倒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士继任当上了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在谈判后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两个独立的实体——越南“北部”和“南部”，它们的政治关系和体制将由以后的选举来决定。然而，这些选举从未实行过，维持法国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负担就由美国来独自承担了。
法国人对失去印度支那并不难过。与荷兰不同的是，法国人拥有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久，尽管美国为第一次越南战争支付了款项（当时法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毕竟是法国士兵在作战伤亡。尤其是法国右翼政治家对孟德斯-弗朗斯及其前任们大加指责，怨他们没有对战争做出更有效的规划，但又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因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窃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国空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职业军官团才一直心怀悲戚。一些年轻的军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抵抗运动或在“自由法兰西”服役的军官们，因为在那里养成了独立判断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渐渐产生了一种很不成熟但又充满危险的怨恨情绪。他们再次嘀咕说，战场上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们的虐待。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发动了起义，这离日内瓦条约的签订仅仅过了14周。但长期以来，北非就是法国人关注的中心。自从1830年法国人首次踏上当今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这块土地，这里就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远还可以追溯到控制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撒哈拉非洲。由于在东部受到英国的阻挠，法国转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并且穿越撒哈拉，进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区。
除了早已占领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外，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是有大批欧洲人定居的永久殖民地中法国人拥有的唯一殖民地。但当地欧洲人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法国人的后裔，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其他国家人的后裔。即便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拥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国人的血统，而他的法国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当地的。法国人口过剩的现象早就成了历史，和俄罗斯、波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甚至还有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已经好几代都没有移民进入了。法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此外，要是说在法国之外还有法国存在的话，那就是指阿尔及利亚了。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阿尔及利亚在技术层面上属于法国的一个行政区，受法国的管制。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块海外殖民地北爱尔兰，它在体制上也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对于久已在那里定居的社群来说，依附于帝国心脏地区的心理远比帝国都市的大多数人更甚。在少数欧洲人看来，阿尔及利亚终有一天会独立（并由阿拉伯人来统治，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占绝对多数）这一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相应地，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家也尽量避免考虑此事。除了莱昂·布鲁姆1936年领导的短命的“人民阵线”外，历届法国政府都未曾对法属北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视。温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费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广为人知。但却没有人能够料到巴黎当局会这么快就同意他们采取温和至极的自我统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领导层最初很乐观，认为希特勒的垮台会促进他们盼望已久的改革进程。因此，1943年2月10日，紧随着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们忠诚于1789年的理想、对他们“所接受和培养的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解放的法国政府根本就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感情。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东部卡比地区的起义，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接下来的10年里，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日积月累，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被压抑的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积聚到了爆发的顶点，终于在1954年11月1日爆发成一场有组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动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温和的、亲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获得独立，这一目标是历届法国政府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又造成了长达8年的内战，伤亡惨重。
法国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在1956年3月，盖依·莫雷领导新的社会党政府，认可了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这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上首次让步。但是当莫雷到达阿尔及尔时，一群当地的欧洲居民就朝他扔掷烂水果。巴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暗中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决不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当地的欧洲人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防卫委员会的领导下，拒绝同阿拉伯邻居们妥协。法国的策略是在施压并使当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并共享权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决掉民族解放阵线。
在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中，法国军队也遭遇了消耗战的痛苦。双方都不断采用威胁恫吓、严刑拷打、蓄意谋杀以及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杀事件和1956年12月欧洲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莫雷的政治代表罗贝尔·拉科斯特授权法国伞兵上校雅克·马苏，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到1957年9月，马苏取得了成功，镇压了一次大罢工，并在阿尔及尔的战役中消灭了起义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法国的声誉也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长久以来的心目中，欧洲人都是怀疑对象。 [5]
1958年2月，法国空军轰炸位于突尼斯边境的萨奇特市，他们怀疑那个小镇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地，这令费利克斯·盖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国际舆论大哗，英美两国“善意的部门”提出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纠纷。这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心里越来越引起恐慌，担心巴黎会弃他们于不顾。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军警们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同情这些居民。盖拉德政府于4月15日宣布解散，这已经是11个月里法国的第三届政府了。10天后，阿尔及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要求永久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这些集会组织者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挑衅性地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同一机构名称。
5月15日，皮埃尔·弗姆兰领导的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职仅48小时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罗洛·萨兰将军就在阿尔及尔的讲坛上，面对欢呼的人群，大喊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本人自从离开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声地居住在法国东部的科伦贝乡村老家。在重回公众视线后，5月19日，他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科西嘉岛，巴黎谣言四起，据说即将被伞兵占领。5月28日，弗姆兰辞职，勒内·科蒂总统召请戴高乐重组政府。戴高乐当仁不让，毫不迟疑地于6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第二天就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他第一步就直飞阿尔及利亚，6月4日，面对热烈欢呼的士兵和满怀感激的欧洲人，他含义不明地宣称：“Je vous ai compris.”（我早就了解你们。）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理确实早就了解他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们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复决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获得80%的选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得票率却高达96%。 [6] 戴高乐众多优点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他坚持秩序和立法。这位自由法兰西的英雄人物、维希政府的严厉抨击者，这位自1944年8月以来使法国恢复名誉的人，绝对不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朋友（这些起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贝当的追随者），更不会站在加入起义的思想自由的年轻军官这边。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政府的权威。他的下一个相关目标才是解决已经极大地危害到法国政府权威的阿尔及利亚冲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就很明显了，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着摩擦。国际舆论日渐倾向于同情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它的独立要求。英国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甚至连比利时都最终于1960年6月放弃了刚果（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7] 。正如戴高乐所了解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早就成立了“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将那些前法属殖民地组成“共同体”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们所执掌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独立的允诺，因为他们实在都很弱小，根本无法自立，因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必定会完全依赖于法国。1959年9月，在执政一年后，法国总统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和定居者都觉得这是即将被“出卖”的证据，被激怒的人们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阴谋、有政变、也有谈论革命。1960年1月，阿尔及尔筑起了街道堡垒，“彻底的爱国者们”见到法国宪兵就开枪射击。然而，在戴高乐的坚决镇压下，那些动摇了的高层官员出于谨慎，纷纷从阿尔及利亚辞职离去（包括马苏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将军），这次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局势还是不稳定，在1961年4月又演变成了一场由新成立的“秘密军队组织”发起的军事起义，但还是失败了。这些谋反者们并没有扳倒戴高乐。戴高乐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将军们发布的一份军事宣言”。这次政变，令法国军队的士气和（仅存的）国际形象大受损伤。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有儿子远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父母们，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越快越好！ [8]
戴高乐向来是个务实的人，他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地点定在日内瓦湖区的温泉疗养胜地埃维昂。最初几轮谈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间，但是没有找到共同基础。1962年3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只经过10天的讨论，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在经历了将近8年的连续战火后，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据埃维昂协议的条款规定，戴高乐于7月1日星期日举行了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法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从此摆脱了自己脖子上的阿尔及利亚这道枷锁。两天后，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并未到此终结。“秘密军队组织”这一地下组织已经羽翼渐丰，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招失败后，就严惩那些“背叛”他们事业的人。仅在1962年2月，“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工和炸弹袭击就杀死了553人。虽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马镇暗中伏击总统座车险些得逞，但针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的公开暗杀行动也都未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好几年里，法国受到了顽固的恐怖分子不断的疯狂威胁。法国情报机构最终剿灭了“秘密军队组织”，但是人们总是对此记忆犹存。
同时，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却被迫流亡到法国避难。这些在欧洲的“黑脚杆”主要定居在法国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对法国当局心怀怨恨，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了原来的财产和工作。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还有许多人和之前的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构成了西欧最大的犹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社群。许多阿拉伯人也离开了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怕会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压专制，还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经同法国人一起工作过，或者是为法国军警当局服务过的雇员——那些被称为“鹰犬”的人——为躲避得胜的民族主义者而逃到了法国，以免沦为民族主义者早就宣誓过的报复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难逃被捕和惨遭报复的命运，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国的人，也并没有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感激或认可之辞，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法国急于忘却它的阿尔及利亚之痛。1962年《埃维昂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生活中近50年来的战争和对战争的担忧。人们精疲力竭，厌倦了各种危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谣言和阴谋。第四共和国仅存在了12个年头。无爱无怨，从一开始起就缺少一种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维希政府的遗疾，令战后的法国立法者们一直不愿意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削弱。议会和选举制度倾向于维护多党利益，从而导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稳定，对社会的变化缺少预见，却造成了政见分歧。来自法国西南部内地的圣泽黑的一名书商皮埃尔·布雅德发起成立了欧洲史上第一个单一目标的反对党，要保护那些“被剥夺的、受欺骗的、受侮辱的和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选中，反对现行制度的52名“布雅德主义者”赢得了议会的席位。
但是，重要的是，战后法兰西第一届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战争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一样，第四共和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间，尽管经济稳步增长，法国还是失去了2/3的货币储备，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后来几十年苏联集团的运作相比而言）、外债、财政赤字和连年通货膨胀，都得归咎于毫无胜算的、军费开支无度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从1947年打到1954年，又从1955年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历届政府面对这样的难关，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经历了长达4年被占领的屈辱后，接下来的10年里，即使不是士兵们心怀不满，第四共和国也备感压力，难于应对这样的挑战。然而，它还是坚持得够久，真是令人惊讶。
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在体制设计上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大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势力，总统行政权得到了大幅度强化：宪法赋予总统相当的控制权，并且让他拥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总统对总理拥有绝对支配权，并可以任意任命和罢免总理。在成功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戴高乐建议今后的共和国总统应当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迄今那种间接地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方式），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提案于1962年10月28日经公民复决投票得以通过。受惠于他的体制、个人经历和个性，以及法国人的善于取舍，如今的法国总统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过自由选举而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多的权力。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戴高乐乐于将大部分日常事务交由他的总理去做。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法国于1958年12月27日发行了新版法郎，这一举措对稳定备受困扰的法国金融做出了直接贡献，从此拉开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序幕。作为政界名流，戴高乐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者，从不惧怕变化：正如他年轻时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论文《未来之军队》中所写的，“只有不断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镇规划、国家指导下的工业投资等许多重大项目的改造，都是在他执政期间构思和开始的，这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和戴高乐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他举措一样，特别是马尔罗雄心勃勃地计划修缮所有的法国历史公共建筑物，所有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再现法国的辉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样（除此之外他俩截然不同），戴高乐明白，经济稳定和现代化是重现民族辉煌的强大武器。至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
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品位和国家的政治需要。戴高乐早就对法国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认为后来从英美盟军手里受到的屈辱更要远甚于1940年从德国敌人那里受到的屈辱。他绝对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他作为贫困法国的发言人所受到的极大冷落和令人难堪的孤立处境。鉴于对当时军事现实的了解，对1940年7月在克尔比海英国击沉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地中海舰队一事，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和法国同胞们一样感受到的痛苦，但这次行动的象征意味使他一样地怨恨悲痛。
在对待华盛顿的态度方面，戴高乐更有理由持暧昧态度，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美国一直和战时的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完全超出了应有的情理和谨慎。法国未能参加战时的盟军谈判，这使得戴高乐后来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认法国应承担雅尔塔协议的责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应过此事。毕竟还是过去的记忆伤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却发生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讨论决定德国的重大问题时，法国被彻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间的共享情报从来都不会透露给法国（因为它被确认为是最危险的泄露者）。该“俱乐部”中也没有法国，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国被排斥在国际军事讨论之外。
更糟糕的是，在亚洲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一直完全依赖于美国。1956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袭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却施压令英国撤退，这令法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发作。一年后，即1957年11月，法国外交官满腔怒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和美国的军火运进突尼斯，而完全不顾法国的担忧：这些武器可能最终会落到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者手中。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不久，北约组织的美国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就粗暴地告诉戴高乐本人，说他无权得知美国在法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体情况。
这就是戴高乐就任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所处的背景。他对美国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从核武器到作为储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赖于华盛顿，不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后来在苏伊士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法国必须尽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乐对英国的态度则更复杂。
和许多观察家一样，这位法国总统合理地、正确地估计大不列颠会努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一种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选择的话，伦敦会舍弃它的欧洲邻居而倾向于它的大西洋盟友。这一点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铁的证明，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总统在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会晤，达成了一份协议，接受美国提供为英国装备的用潜艇发射的北极星核导弹（这一多边军事力量合作将英国的核武器有效地纳入了美国掌控中）。
戴高乐怒火冲天。在出发去拿骚之前，麦克米伦曾经在兰布莱和戴高乐有过会谈，却没有对法国总统透露过任何消息。于是，拿骚协议在当时成了又一个背着法国炮制的“英美”计划。更令人进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法国也被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配备同样的北极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英国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的话，那就随它好了。但它不能同时拥有“欧洲的”身份。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戴高乐转向了波恩，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份象征性的、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条约。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 [9] 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法国才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殖民地正在逐渐消亡，英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过去几十年里的失败和损失令法国别无选择，如果它还想恢复一些过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正如当时英美联手迫使法国放弃苏伊士时，阿登纳安慰法国总理盖伊·莫雷时所说的：“欧洲将成为你的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国的衰弱和法国的衰弱大相径庭。英国的殖民地势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英帝国和苏联一样，虽然遭受重创，但完整地保留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国种植生产（和法国不一样，法国食物主要靠自给自足，它那大部分热带殖民地生产的是不同的产品），而且在某些战场上，尤其是北非，共同体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军人数。而且我们看到，比起他们的法国同伴而言，英国本土居民更加关心帝国的安危，伦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繁荣源于它是帝国赖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制造业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国广播电台员工手册提醒播音员要注意他们那些重要的非基督徒海外听众时写道：“任何对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说是贬抑性的言词……都可能引起极度冒犯，都应一概避免。”
但1945年以后，英国并没有实际指望能保有帝国的遗产。国家的资源供应紧张，毫无办法，帝国甚至连维持印度这一在经济和战略上占有优势的地区都觉得不划算：1913年英国向印度次大陆的出口占英国总产量的1/8，“二战”后只占8.3%，甚至还在逐年减少。无论如何，几乎人人都明显感到了压力：印度的独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创立的英联邦，其构建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殖民地的加速独立，因而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提供一个框架，使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效忠并听命于英王陛下，同时又免受英帝国的不当统治。但如今，它却成了原来那些殖民地的束缚者，那些仍属于英联邦而今已独立的国家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压制着自己。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取得了独立。第二年，锡兰也独立了。整个独立的过程都充满了流血事件——在消灭种族的斗争中，上百万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惨遭屠杀，接着，又是人口交换——但撤退中的殖民势力本身并未遭殃。然而，毗邻的马来西亚地区爆发的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令英国政府于1948年6月宣布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这一禁令直到12年后起义彻底失败才宣告解禁。但总体来说，除了从印度及其邻国撤退了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员外，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不仅比预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没有遭遇多少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