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情况更为复杂。在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在虽然不光彩但却（在英国看来）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大不列颠放弃了它的权利。英国一撤离，该地区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争夺战。在英美都对当地石油感兴趣的伊拉克，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埃及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原来并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国却遭遇了戏剧性的、尖锐的反殖民运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国首次感受到了国际性的耻辱，这意味着并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那是法国早就习以为常的事了。
出于后来那些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英国对埃及的兴趣直接源于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军首次占领开罗，时隔由巴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开通13年。“一战”前埃及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国居民在统治（大部分时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罗默勋爵在统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23年后取得了独立。两国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状态，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一份条约。但1952年10月在开罗成立的军人领导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统治，正式废除了该条约。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战略优势的这条水路，英国重新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域。
两年后，起义的军官之一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台执政，他施加压力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国越来越依赖廉价的石油，它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进口并支付英镑。一旦这种供应中断，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镑，英国将不得不动用它珍贵的储备货币来购买外汇从别处进口石油。此外，当时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议英国内阁：“可以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但在埃及问题上，如果没有当地劳力来支撑的话，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价值。”
因而，1954年10月伦敦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军将于1956年撤出苏伊士英军基地，但双方达成谅解，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该地区受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军将重新在埃及“活动”。条约很快付诸实施，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名英军按时撤离了苏伊士。然而，当时的纳赛尔上校本人却卷入了权力斗争的麻烦中，他早已于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担任埃及总统。在从亚洲到非洲之间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激进分子眼里，他更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导师。他正在设法吸引苏联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批武器交易。
到了1956年，英国越来越感觉到纳赛尔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行事激进如暴君，处于激流中却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现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参们不断地把他和希特勒做比较，把他看成一个难以摆平的威胁人物。法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恨纳赛尔并不是因为他对苏伊士运河及他和苏联集团的交好对法国构成了威胁，而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臣民们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力。美国也不太喜欢这位埃及总统。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次会谈中，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起签发了一项“不结盟”联合声明，明确表态埃及将保持独立而不会与任何西方国家结盟。美国马上予以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19日取缔了先前于1955年11月关于美国资助在尼罗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协议。一周后，即7月26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化。 [10]
西方国家的最初反应是结成联合阵线：由英、美、法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如期举行，并于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计划”，派遣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齐斯去约见纳赛尔。但纳赛尔拒不接见。那些伦敦会议的参与者只好再次开会，从9月19日一直开到9月21日，最后商定要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同时，英法宣称它们将把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争议提交联合国商讨。
在对纳赛尔的行动做出反应这点上，英国特别注意美国的反应并与其保持一致。英国对美国仍欠有巨额债务，需支付大笔贷款利息，1955年英镑支付带来的压力甚至使英国想寻求暂时的豁免偿付。英国一直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暗藏野心：它认为华盛顿正在构思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那也是美国发言人不断热衷于发出反殖民主义论调以博得当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总体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作为冷战动力的朝鲜战争掩盖了20世纪40年代两国之间的互相怨恨，英国觉得可以在英国的国际利益和承诺方面依赖美国。因此，虽然艾森豪威尔亲口说他们都非常担忧纳赛尔及其带来的威胁，但英国领导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美国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5年刚接替年老的丘吉尔）出发了，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埃及问题。不管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英法都对联合国及其烦琐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它们并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虽然因纳赛尔的行动而引起的各种会议和国际计划正在召开和讨论中，但英国政府却开始和法国进行私下协谈，计划联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这项计划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参加了英法在塞弗尔举行的高层机密协商会。以色列的目标很明确：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边界宣布停火，但双方都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因而双方为边界之争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埃及于1951年7月封锁了阿卡巴海湾，限制了以色列的贸易及行动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决定要撤销这一封锁。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纳赛尔而确保其在西奈和周边地区的土地及安全。
在塞弗尔，这些阴谋家达成了共识。以色列负责袭击西奈的埃及军队并向前推进，进而占领整个半岛，包括其西侧的苏伊士运河。英法将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军，然后借着不相干的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名义，偷袭埃及：先空袭，再从海上打击。它们将占领运河，以证明埃及没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重要资源，从而恢复过去的状况，最后再摧毁纳赛尔。这一计划实行了严格保密，在英国，只有艾登和4位内阁高级部长知道这一协约。这份协约经过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酝酿，最后在塞弗尔签订。
一开始，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10月29日，（由于苏联的反对）在安理会未能就苏伊士问题达成有效决议两周后，也就是塞弗尔会议一周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几乎同时，英国船舰从马耳他基地向东行驶。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对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议，并对以色列和埃及下达了最后通牒，狡猾地号召双方停止战争并接受英美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区。第二天，英法空军开始空袭埃及空军基地。48小时后，以色列完成了对西奈和加沙的占领，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埃及出于自救，击沉了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效封锁了航线。两天后，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队开始登陆埃及。
这时，阴谋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政府对英法的欺骗行为大为恼火，对其联合行动谎言背后的真实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违背了1950年《华盛顿三国共同宣言》的内容和精神，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冲突中，英、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国开始在明里暗里对英国施加大量的压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胁说要对英镑实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惊于美国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无法经受住大量的英镑流失，艾登稍有迟疑后，不得不采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国伞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陆两天后，英法两国军队宣布停火。同一天，联合国向埃及派驻维和部队。纳赛尔于11月12日接受了这一决定，证实了埃及主权不容侵犯。三天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埃及并于12月4日进入西奈。
同时，英法军队宣布撤离苏伊士，并于12月22日完成了撤军。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英镑和美元储备共损失了2.79亿美元，但后来得到了美国允诺的财政资助（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相当于5 000万美元的贷款限额）；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批准了一项对英国约计5 614.7万美元的贷款，附加另外的一笔7 38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公开保证它可以在阿卡巴海湾和蒂朗海峡右侧安全通行后，以色列军队也于1957年3月的第一周内撤离了加沙。英法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还是留在了埃及手里。
在苏伊士大灾难中，每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虽然在武器上还得依靠法国，但却清楚地看到，以后还得尽可能地站在华盛顿这边以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在美国总统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尔令”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条总统令声称美国将出兵镇压“国际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在不结盟国家中，纳赛尔的地位通过击败旧殖民势力而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法国人所担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所具备的道德影响力及其榜样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国在埃及的失败预示着它在阿尔及利亚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国它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对莫雷及艾登自以为美国总会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怀不满。他们都对英法很恼火：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这次秘密计划在构思上有误、在出征中又执行不当，还因为它们选择的时机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苏联占领匈牙利几乎发生在同时。由于英法如此公然为了某块地区的帝国统治权而狡施计谋去对付一个阿拉伯国家，从而将世界注意力从苏联入侵其他国家并摧毁其政府上转移了开来。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落伍的做法，它们完全是在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糟糕的是，它们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料。苏联并没有参与这场苏伊士危机，但在11月5日，却威胁英、法和以色列，假如它们不停火的话，它将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这种威胁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发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鲁晓夫及其同伴们也并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但一旦允许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扮演保护弱者的角色，英法就会使得苏联首次获得参与权，这正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苏联所乐意并兴致勃勃地扮演着的角色。由于苏伊士危机的爆发，冷战的分裂主义和论调也被根植到了中东和非洲大陆。
对苏伊士危机的失算，使英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针对纳赛尔所策划的整个阴谋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会被揭露出来，但许多人还是心存怀疑。几周后，安东尼·艾登被迫辞职，满怀羞辱，因为他所实行的军事战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不予支持。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哈罗德·麦克米伦曾不愿参与出征苏伊士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轻松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却被迫急速改进外交政策以重获好感。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
和阿尔及利亚独立带来的苦难，或1960年比利时放弃刚果后导致的灾难性结局相比，英帝国的瓦解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东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国的解散表现得更有争议。1960年在开普顿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南非人民说道：“风向已经变了，正在吹遍这块大陆，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非洲的）正在觉醒是一个政治事实。”他并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欢迎。为了维护自1948年来就强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白人们于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脱离英联邦。4年后，在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和自治。以后许多年里，这两个国家中占少数人口的统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种族政策的人。
但是非洲南部比较特别。在其他地方，如东非，占相对优势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兴趣来加强殖民统治、镇压大多数人的反抗，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相安无事。那些反抗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尚不明显，当时英军曾在肯尼亚发动了一场残忍、阴暗又不光彩地挑动当地白人抗击茅茅人运动的战争。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从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后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宣布英军将从各种基地、港口、贸易中心、输油港和其他帝国时代为了保有苏伊士东部而建的机构中永远撤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亚丁港。英国再也无力假装可以影响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渐渐地，英国本身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正如亚当·史密斯早就预见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国的初期阶段，放弃“帝国那华而不实的马车”是控制债务并使国家根据那平庸的现状来设计、规划它的未来的“最好的办法。”
苏伊士事件的第二个教训是：对英国绝大多数机构而言，那就是英国也不能犯站在美国对立面与其争论之错。这并不是说今后这两个国家总得意见一致——比如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英国更倾向于对苏联做出让步，而这导致了1957年到1961年间英美关系的冷淡。但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可信任、不会支持它的友人这一说法，又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站到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国同时代人戴高乐的对立面。不管内心有多少顾虑、不管它对美国的行动有多么不解，英国政府今后是铁定矢志忠于美国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指望影响到美国的决定并在必要时保证美国会扶持英国一把。这种战略上的再次结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具有重大含义。
英国社会感受到了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延续性影响。大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十分乐观。1951年保守党当选上台以及第一次显示出的经济繁荣的征兆，驱散了战后早期的平等主义阴霾。在女王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后难得小阳春般的阳光下。英国人在殖民地导游的正确导引下，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1953），并且首次以低于4分钟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个国家都时刻记得，正是英国人分裂了原子，发明了雷达，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设计出了涡轮式直升机引擎，等等，不胜枚举。
那些年代的辉煌——多少有些过誉地号称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年代”——在有关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最受欢迎的关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剧片《古纳维芙》（1953）和《家庭医生》（1954）描述了生机勃勃、年轻富有而又充满自信的英格兰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没有受过压迫的迹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袭了传统：剧中人物个个都青春亮丽、受过教育、薄有资产、言辞得体、受人敬重。那时的英国宫廷还仍然接受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子（这一明显落伍过时且荒唐可笑的礼仪最终被女王于1958年正式取缔）；保守党议员中1/5来自伊顿公学；1955年的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除了善意的社会喜剧外，英国电影院也纷纷推出了大量的战争片：《木马》（1952）、《无情的大海》（1953）、《轰炸鲁尔水坝记》（或译《敌后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战役》（1956）。这些影片都根据“二战”中的英国英雄事迹改编或创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战为重），令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们自豪的人和事，有点儿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辉煌的战役，那他们就会杜撰英国的战争神话，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跨越阶级的或占领时期的同志之爱。当涉及暗示有社会压力或阶级差异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老于都市世故的妙语或令人怀疑的论调，而不会出现冲突或发怒。只有在查尔斯·克里奇顿的《熏衣草山的乌合之众》这部伊灵喜剧中最尖锐的一部喜剧里，才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的评论，这是一种布雅德主义（poujadism）在英国的变体：反映了那些身处当中的温驯小人物们的怨恨与梦想。
然而，从1956年起，调子开始明显阴暗了起来。战争片如《克瓦依河大桥》（1957）或《敦克尔刻》（1958）就带着一种质疑的低调，似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过去模式拍摄的战争片《击沉俾斯麦号军舰》更是显得出奇地过时，与现时口味格格不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开创了新风，这部剧本于1956年在伦敦首演，两年后又被忠实地搬上了银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充满了愤怒与幻想破灭的戏剧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处的社会和婚姻中苦苦挣扎，既无法放弃，又无力改变。他谩骂他妻子艾莉森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她，反过来，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阶级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亲之间，而她的父亲则对现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无法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像艾莉森警告他时所说的：“你受伤害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杰米受伤害是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你们又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这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国人心态的分析虽然说不上惊人地细致入微，但却很真实。《愤怒的回顾》登陆电影院的同时还上映了大量表现同样情绪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5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或剧本：《顶楼的房间》（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独的长跑者》（1962）、《如此之爱》（1962）、《运动生涯》（1963）。50年代初的电影不是由那些仪容端庄、操一口标准伦敦音调的中产阶级演员来担纲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尔克·鲍贾德、约翰·格雷逊、瑞克斯·哈里逊、格奥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爱的伦敦“派”的犹太演员来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尔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赛勒斯）。后来的电影，所谓的“厨房——水槽剧”则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汤姆·康特纳、阿尔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兰·白德斯。他们是一批典型的在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环境中成长的人，操一口与环境相称的口音和语言。他们所代表的英格兰充斥着分裂、痛苦、世俗、敌意和坚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妇女都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如果说帝国之梦想在苏伊士危机中遭遇了破灭的话，那么英国中产阶级那种岛民固有的自信心却早就遭到了围攻。1956年的灾难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950年，就在伦敦“这块圣土上”，在板球运动的老家，英国国家板球队首次败于西印度群岛板球队，标志着英国的衰退；3年后，即1953年，在国家体育馆，英格兰足球队又输得一塌糊涂，颜面尽失，以出人意料的3∶6负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队。在这两项由英国人传遍世界的体育运动中，英国再也不是老大了。
这些非政治性运动的失败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和打击更为深远，因为这些年来英国社会一直在避开政治。苏伊士危机中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工党，根本无法利用艾登的失败来扭转局势，因为选民们再不会通过政党政治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经历。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人对消费和享乐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也开始衰退，从而对与之相关的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兴味索然。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位带有自由倾向的保守党政治家，一位以爱德华式的乡村绅士面目出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对外宣扬取消殖民主义，对内则激励和平与繁荣政策。年长些的选民们都对此结局满心欢喜，只是年轻人们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帝国从各殖民地的撤离加强了英国人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之心。失去了帝国往日的荣耀，现在的英联邦国家成了为英国提供食物的巨大来源。多亏了英联邦的优惠策略（即英联邦各国家之间享有关税优惠），英联邦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构成了英国所有进口产值的1/3。但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比例在其总出口量中却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65年，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首次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持平）。苏伊士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英国衰败的标记，它们重新调整了对外贸易的对象和政策，转向了美国、亚洲以及后来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而对英国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却不大可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未来前景，更不可能帮助它赶上时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恰恰表明了英国的衰落和无助。因此，它的文化和教育都针对着欧洲大陆，倒并不是说它是出于本能。对许多英国政治家及其他人来说——而不仅对麦克米兰本人——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多多少少，他们国家的未来在海峡对岸。除了欧洲之外，大不列颠现在还能指望谁来帮助它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欧洲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遇了阻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否决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提议，从而阻碍了一切有关加强欧洲之间合作的会谈。地区之间制定了一些以比荷卢协约为模本的地方性条约，如1954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之间订立的“流动人口共同劳力市场”条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议程。倡导欧洲合作者于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欧洲原子能机构，但它和煤钢共同体一样，是由法国最先倡议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于这一机构范围狭小且便于技术管理。因此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前景仍抱怀疑态度，倒也情有可原。
再一次重新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得主要归功于比、荷、卢等国家，它们曾从跨疆界的统一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并没有淡化本国的个性特征。这就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如著名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寻求政治或军事统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人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军事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很显然，重点应当放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上，在这一领域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各国的合作而又不侵犯传统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兰同伴一起，于1955年6月在麦西拿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商对策。
参加麦西拿会议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还有一位英国（低级）“观察员”。斯帕克及其同伙们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关税联盟、贸易合作和其他跨国合作的提议，尽力避免伤及英、法两国的自尊。法国抱着警惕的热情，而英国则坚决地怀疑这一切。麦西拿会议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会议上继续谈起这项计划，旨在坚定地寻求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一个“共同的市场”。1955年11月，英国退出，表现出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的所谓欧洲共同体的警觉。
然而，法国却决定冒险一试。1956年3月斯帕克委员会再次强烈推荐成立“共同市场”时，法国表示赞成。英国观察家们还是犹疑不决。他们也深知不加入这一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正如在斯帕克推荐之前英国政府委员会私下观测后所指示的：“一旦麦西拿会议的权力机构在脱离英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那就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欧洲的霸权。” [11] 要不是担心这一点，而且亲英的斯帕克又在极力主张，并且国际英镑体制在几个月前的苏伊士危机中又显得过于疲软的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会冒险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共命运。1957年3月25日，根据在罗马签订的和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掌控原子能的欧洲原子能机构），并于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欧共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共有6个7年前原属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
完全有必要重申《罗马条约》的重要性。对多数人而言，它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意愿。它的签约国都列出了一份时刻表，计划着要减免关税和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最终调整货币并实现自由商品、货币和劳力兑换的目标。《罗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框架并为以后制定和加强这些规则而设计出一套程序。根据条约第177条，各国可以提交诉讼至欧洲仲裁法庭以获得终审权。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倒是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强大，反倒可以说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报告中强调：“欧洲这一世界制造业的巨头，曾经从其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量重要资源，如今正面临着外在地位衰弱、影响力衰减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进步的能力。”正是因为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部分战略目标是为了抵抗正在日益强大的美国势力，从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间进入华盛顿政策圈内，这一目标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欧共体得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防护，离开了美国的保护，它的成员国根本没法投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防务了。
然而，也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对这一新的提议感到满意。在法国，许多保守党代表（包括戴高乐主义者）投票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汇率制，而有些社会党人和激进的左派（包括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则反对成立因没有英国参加而显得令人不踏实的“欧洲小团体”。在德国，阿登纳自己的经济部长，热切主张自由贸易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对新商业主义者的“关税联盟”提出批评，认为它会损害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限制了贸易往来并损害了价格体系。在艾哈德看来，欧共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宏大经济体”。一位学者曾敏锐地观察到，情况有可能变得完全两样：“要是艾哈德统治德国的话，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英德自由贸易组织，在农业上称霸世界，这样一种经济上排外的作用会最终迫使法国加盟进来。” [12]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实发生。而欧共体的最终成形也有它的逻辑可循。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和联邦德国进行贸易，欧洲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联邦德国的市场和产品。此外，战后欧洲各国正忙于各自的经济事务：通过计划、法规和制订增长目标并抵消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势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长、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中的资源转向、对农业和交通等行业发展的扶持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跨国合作。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经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这样一种为实现共同体利益而合作的大趋势是受到了各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驱动，而并不是舒曼煤钢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这一权力机构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制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1939年以前，这种保护和增强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欧洲国家各自为政，如今却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障碍的排除，成了推动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兰对欧共体可能对外征收的高额关税并不高兴，认为那会引起当地价格膨胀，和它的邻国比利时一样，它也因英国未加入这一组织而感到担忧。但它们也不敢冒险断绝与它们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德国人的心思则比较复杂。作为欧洲主要出口大国的德国，在和西欧的自由贸易中获利日增——主要是因为德国制造商失去了在东欧的重要市场，也没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剥削利用。在艾哈德看来，为保护关税而限制了6个国家的欧洲关税联盟并不是德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和英国人一样，他和许多德国人期待着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欧洲贸易的到来。但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有多么不同，阿登纳将不会和法国断交。另外，还有农业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民大多产能低下，生产的食物还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结果导致了贫穷、移民和乡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那个饥荒年代里，所有的计划都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农夫们尽量多生产。为了减少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进口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依赖，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鼓励多产而非提高效率上。农民们不用担心会出现战前的价格紧缩：直到1951年，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政策保护和政府的价格支撑下，欧洲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说，40年代对农民来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到了50年代，虽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已流向了城市新兴行业，但农产品产量还是在不断增加：欧洲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高产。而且他们也从公众的永久福利中不断得利。
在法国，这一怪异的状况表现得尤为突出。1950年，法国还完全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国的农产品出口就开始飙升。1949-1956年，法国的黄油产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奶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时期的大麦和玉米种植分别增长了348%和815%。法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跨度从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仍倾向于肉类、牛奶、奶酪、糖和小麦生产（在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盛产主要粮食的地区，影响法国农业生产的辛迪加势力最强）。同时，法国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在法国公众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村选票——努力维持着支撑价格并寻求着食品的出口市场。
这在法国决心加入欧共体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利益兴趣主要在于它可以优先进入海外尤其是德国（或英国）的肉类、奶类和谷物产品市场。这和它的欧洲同伴所允诺的持续的价格支撑以及同意全部购买法国剩余农产品的许诺一起，成为说服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的重要原因。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非农产品打开了国内市场。法国通过向欧共体成员国转嫁国内农产品而大大减轻了巴黎政府的负担，这一对农业的承诺长期以来已成了耗资巨大（并且快引起政策崩盘）的重负，法国早已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欧共体著名的共同农业政策诞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经过了近10年的商谈才于1970年正式产生。由于欧洲固定价格的上涨，所有的欧洲粮食产品都因价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由于都得受制于同样的价格机制，高效的荷兰奶业企业联合集团并不见得比小型、低产的德国农场好多少。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共体花费了大量精力设计实践方案和制定规则。他们为所有的农产品制定了目标价格。欧共体的对外关税将使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到这一水准——这完全是根据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最高价格和最低效生产者的水准而制定的。
因此，欧共体每年都得以低于“目标”价5%——7%的价格买空它所有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然后以低于欧洲价的价格贴补卖给共同市场外的国家，以清空多余的农产品。这种事实证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政治交易。为了维持生计，德国的小农场往往需要大量的补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场经营成本并不很高，但却没有人敢叫他们限制生产，更不会要求他们为他们的产品定个市价。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农民有求必应，把产品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城市消费者和所有纳税人头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前所未闻的。19世纪末欧洲的谷物关税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针对的是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高峰时期，曾有过多次尝试通过购买剩余产品或出钱让农民少生产的方式来抬升农产品价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再也无法完成的一项协约中，德国曾许诺将从法国进口农产品，而法国则对德国开放国内化学、机械工程类产品的市场。（战时在被占领后的巴黎曾举办过一次“欧洲的法国”展，强调了法国丰富的农产品，并认为法国加入希特勒的新欧洲后将进一步获益。）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保护。即使在美国，从1947年到1967年，它的对外关税降低了90%，却还是（并且仍在）小心地将农业排除在这些自由贸易之外。从一开始，农产品就被故意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当然，欧共体也不例外。但共同农业政策带来的后果却也明显有悖常理。随着欧洲生产者效率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高收入保障使他们得以投资最好的装备，使用最好的化肥），供远大于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法国大农业主尤其偏好于谷物和牲畜，而对意大利南部生产的水果、橄榄和蔬菜却毫不关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粮食价格的下跌，欧共体的粮价显得高得离谱。共同粮食政策宣布后的几年里，欧洲的玉米和牛肉价格是世界价格的200%，而欧洲的黄油价格则高达400%。到1970年，共同粮食政策雇用了共同市场4/5的行政人员，农业占据了预算的70%，这对一些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怪异的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受这样一种荒唐的政策，但是通过把重担整个地转嫁给共同体，并将它与共同市场的更广泛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每个国家都至少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贫民（和非欧共体农民）没有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但前者还是至少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一时期，当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加入欧共体。共同市场宣布成立一年后，英国仍在试图阻止出现一个超国家范围的欧洲集团，提议将欧共体扩展为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包括欧共体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在内。可想而知，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回应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于1959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多是些繁荣、次要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爱尔兰、冰岛和芬兰。除葡萄牙外，它们的农业生产虽然规模很小却很高效，并且以世界市场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而且它们又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它们对欧共体而言意义不大。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却成了（并仍然是）一个少数派的组织，成了对布鲁塞尔派缺陷的一大对抗而非一种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还是得自我定价。一些小的成员国，如奥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市场并吸引大批游客，得以繁荣本国经济。其他如丹麦等国则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出售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
但英国本身需要一个更大的工业出口市场，它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还太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虽然还在希望能够影响欧共体的政策，但却认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正式决定于1961年7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时离伦敦鄙夷地拒绝参加麦西拿会谈已隔了6年。爱尔兰和丹麦在经济上和英国关系极为密切，也跟随英国申请加入了欧共体。是否会批准英国的申请加入还不确定，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仍然希望英国能够加入进来，但是他们对英国能否接受《罗马条约》的核心目标却有理由心存怀疑。但事情仍属悬而未决，众所周知，戴高乐曾于1963年1月公开反对英国的加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来，直至此时仍受轻视的欧洲社会拒绝英国的加盟，这令麦克米伦非常绝望，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的内外政策都毁了。”
英国别无他法，只好再试一次。他们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6个月后却再次遭到了心存报复、态度冷静的法国总统的投票否决。最后，在1970年，戴高乐退休并过世后，英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终于顺利加入了欧共体（部分原因是随着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不断下跌，英国不再坚持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各国保证和非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第三方贸易优先权）。但是到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的时候，欧共体早已定型，它们再也无法像英国的领导人以前一厢情愿地想对它施加影响力了。
欧共体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宰，波恩掌管着财政大权，而巴黎主持政策。联邦德国希望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阿登纳及其后继者们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毫无怨言，忠于法国这位盟友，这让英国大感意外。法国的农场则通过贴补和转型实现了“欧洲化”，而不用花丧失主权的代价。后者一直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首要考虑点，早在1955年麦西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南就明确宣布了法国的目标：跨国行政管理机构固然不错，但应当听命于各国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欧共体的最初10年里，戴高乐可以对其他成员国吹胡子瞪眼睛。根据最初的《罗马条约》，所有的主要决策（除吸纳新成员外）都应当在成员国内部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多数投票赞成的方式才可决定。但是，通过1956年6月撤离政府间的会谈，并迫使其他领导人同意根据法国的要求调整农业资金，法国总统一直束缚着欧共体的运行。经过长达6个月的僵持后，其他国家开始屈服；1966年1月，他们很不情愿地一致同意，今后部长级会议将不再通过多数投票的方式施压。这是第一次违背了原来的《罗马条约》，也是法国赤裸裸权力欲望的一次重要表现。
但欧共体早期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令人瞩目。1968年，欧共体就取消了内部关税，提前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期内6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倍。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约4%，而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劳动者的农产品产量却年递增8.1%。到第一个10年快结束时，虽然还处在戴高乐的阴影之下，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却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排队申请加入。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那代价很高的自我服务式关税联盟、由集权当局和一位非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官直接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的做法，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按法国的命令形成的保护性条约和间接性补贴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组织体系的精神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共体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