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法国人对早期欧共体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新“欧洲”，它被指责为在次大陆使各个民族国家再次产生了一切最坏的特征：似乎为西欧复兴而付出的代价总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危险。尽管增长势头喜人，但欧共体的世界实在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数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国或荷兰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还要小得多。但这在当时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还没什么选择余地。但一旦时机来临的话，它将导致产生一种狭隘的“欧洲”观，这对它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预示着在他那批神经紧张的继承者中间将引发一场权力之争。起初，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首先表现出一副唯一继承人的架势。正因如此，他的同事们密谋准备于同年7月将他暗杀，中间经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期执政2个月后，在斯大林内部圈子里名气并不大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确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多少带有点儿讽刺意味：贝利亚虽然患有精神错乱，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主张实行当时还不具备正式名称的“非斯大林化”。从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这段短时期内，他还一直在谴责所谓的“医生的阴谋”，并且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一些犯人，甚至还在那些卫星国推行改革，这令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是迷惑。
虽然新的领导层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却越来越以赫鲁晓夫为主，他们除了继续走贝利亚鼓吹的路线外，别无选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年里，苏联一直陷于压迫和贫穷交迫的境地，到处都是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坎格尔的劳改营里发生了暴乱，克里姆林宫出动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人数众多的军队，才平息了这些动乱。但一旦恢复“秩序”后，赫鲁晓夫又恢复贝利亚的策略。在1953-1956年间，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约500万名犯人。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1953年的柏林动乱中（参见第六章），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5月、6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第二年出台的赫鲁晓夫的策略分四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他需要稳定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第二，莫斯科开始构建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桥梁，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经过长达7年的对峙局面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南斯拉夫（离签署《奥地利立国公约》仅隔了一个月），以便重修苏——南旧好。第三，莫斯科开始鼓励其卫星国的共产党改革，允许谨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卫者们所犯下的“错误”，重新安置一些当时的受害者，结束一系列的公审、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迈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步）：划清同斯大林的界线。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走出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那现在为人熟知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总书记所犯下的罪行、错误和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这次报告带有神话般的基调，但却不可夸大它的划时代意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列宁主义者，并且至少和他的共产党领袖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阴险狡猾的目标，承认并细述斯大林的行为，但是把一切责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一切指责和责任推卸到已死的“约大叔”身上，同时确保共产主义事业继续下去。
2月25日发表的报告在篇幅和言辞上都完全按传统的样式进行。它是对一批党内精英所做的发言，而且发言本身仅限于描述斯大林在“背离”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独裁者被指责为“忽视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独断专行。因而他的下级同事（自1930年初以来，赫鲁晓夫也归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责，不用为他的罪行及更严重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并加强列宁、列宁式的政府体制和斯大林的后继者的纯洁地位，赫鲁晓夫经过精心思考，冒着一定的风险，罗列了斯大林个人失误的细节（从而使听众中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干部们感到震惊和感情上的伤害）。
这次秘密报告达到了它的目标，至少在苏共内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时代坚决划清了界线，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继续表明这一切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对自由地腾出手来改革苏联经济，并可以放宽对恐怖机构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被边缘化了——在6月铁托回访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赫鲁晓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轻些的共产党员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些人和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一样，都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来否定斯大林的主张和败坏他的名誉。这场控制严格的“非斯大林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
然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无法保密，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在苏联，这份秘密报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许公开发表，但事发后几天之内，西方情报机构就风闻了这份报告。西方各国共产党也得知了这一报告，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动机还并不知情。结果，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贬损斯大林的传闻天下皆知，令人激动不已。对共产党人而言，贬损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担忧，但也是一种解脱。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人今后将不再需要寻找借口或否认他们批评斯大林的大胆指责了。西方各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同情斯大林的人开始退党和转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赫鲁晓夫公开抛弃斯大林主义的言行在东欧激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苏联领导人最近和铁托的重修旧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之言，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放弃了作为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现在，至少让人觉得，苏联将首次开诚布公地发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会上所解释的：“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大会上我们被告知，作家要讲真话。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讲真话……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魇终于被祓除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历史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过去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莫斯科那边又有传言说将发起新的政治行动。 [13] 非斯大林化在邻国波兰则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6月间，波兰军队奉命开赴西部的波兹南市，镇压了一场因工资和劳动指标的争议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这和3年前柏林的那场动乱很相似）。然而，这在整个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个国家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并没有被彻底苏联化，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战后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受到的破坏并不严重。
1956年10月，由于害怕对公众情绪失去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苏联元帅康斯坦蒂·罗科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一职，并将其逐出政治局。同时选举符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性变化：哥穆尔卡几年前还被关禁在狱，几乎难逃公审的厄运。在波兰公众眼里，他代表了一种波兰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他的当选被普遍理解成是共产党为了维持民族性而采取的一种对莫斯科更高权力的暗中对抗。
那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此事件的看法。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于10月19日突然飞抵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任，禁止驱逐罗科索夫斯基，并想重新控制波兰。为确保对方明白他们的意图，赫鲁晓夫同时命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但在机场柏油碎石路上，在与哥穆尔卡的激烈争辩中，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认为与其强加于人并引起激烈冲突，还不如接受波兰共产党的新状况，从而使苏联在波兰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而哥穆尔卡则向苏联人保证，他能够恢复控制局势，无意放弃权力，但不会使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也不会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
考虑到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的悬殊实力，波兰新的领导人却成功转移了一场国家灾难，实在令人惊奇。但赫鲁晓夫却认清了他的对话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对苏联政治局解释说，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完全错误估计了哥穆尔卡”。共产党控制波兰的代价只是一些人事变动，放松了波兰公众的生活，但哥穆尔卡是一位坚定的党员，他不愿意把权力拱手放到街头或落到共产党的政敌手里。同时，他也是一位务实的人：如果他没法平息波兰动乱的话，那么就只能让位给苏联红军了。哥穆尔卡认识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消除苏联的地域影响力和政治垄断。
“波兰的十月”最终得以化险为夷，纯属偶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华沙差点儿再次被苏联占领。然而，匈牙利的情况却不一样，这在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纳吉和哥穆尔卡一样，早年曾遭受过清洗并被关入狱，因此对他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时期和暴政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作为党的领导人，他的首次行动就是在贝利亚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关闭拘留营和劳改营，允许农民自愿离开集体农庄。从总体上更多地鼓励农业生产，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工业目标。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决议很有特色地表述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揭示出一种自我吹嘘之象，充满了风险。只要强制发展重工业，就总是预见到有一部分资源和原材料无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来，纳吉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过马迪亚斯·拉科西的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并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员中仅有的两名反对处死拉兹罗·拉吉克的人之一。这件事以及他对农村集体化的批判，导致他被逐出党的领导层，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纳吉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态度”，未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选择他是符合逻辑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经济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躏过的国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拉科西统治下，从1948年到1953年间，约有480名公众人物被处死，这还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产党牺牲者在内；同一时期，（在总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竟有15万人被关进了监狱。
纳吉一直执政到1955年春。那时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批中坚分子正在暗中给这位同事制造麻烦，趁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北约组织扩张的威胁、邻国奥地利将要变成独立的中立国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莫斯科，说纳吉不值得信赖，他无法坚决控制局面。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纳吉的“右倾背离”，他被赶下了台（后来又被开除出党），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们则得以重掌布达佩斯的大权。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8个月前，这种从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预示了在诋毁斯大林名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是多么缺少计划，扰乱了共产党的平稳执政。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纳吉集团”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对派，即“改革”派，这在战后共产主义中还属首次。与此同时，又轮到了拉科西来吸引莫斯科的嫌恶目光了。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续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铁托的那阵疯狂运动中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审中，尤其是对拉吉克的审判中，特别指控了拉吉克等人的“铁托主义”，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在这场运动中，匈牙利共产党被指派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党的领导层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积极而热切。
因而，这时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尴尬境地，成了苏联计划中不合时宜的障碍物。1956年6月，随着苏联——南斯拉夫高层领导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似乎继续在布达佩斯保留这样一位与过去不光彩的日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又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况且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顽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众的公开抗议。尽管拉科西费尽心机，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报纸上起劲地批判贝利亚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随者尉加伯·佩特，紧跟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调，并庆贺得以“揭露”这种迫害无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56年7月17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把拉科西赶下了台。
苏联提拔了厄尔诺·格罗顶替拉科西的位置，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次苏联选错了人，格罗既无能力领导变革，又无法镇压变革。10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来说尤其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布达佩斯当局允许公众重新安葬拉兹罗·拉吉克及其在公审中牺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审中的幸存者贝拉·萨兹在墓前演讲道：
被以捏造的罪名处决的拉兹罗·拉吉克在一处不知名的墓地里躺了七年。然而他的死对匈牙利人民和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警示。从他棺木旁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仅仅是在向死者表示敬意，他们是在热切希望并决心埋葬掉一整个时代。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独裁专政、道德腐朽的不光彩的年代，应当被永远埋葬掉；匈牙利实践者们在执政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和个人崇拜，充满了危险，更应当被永远禁止。
拉吉克的命运在激起人们同情心的同时，又夹杂着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人自己也曾将许多无辜的（非共产党）受害者送上了绞架。但不管是否带有嘲讽意味，重葬拉吉克却引发了匈牙利的火星。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学生们组织了“匈牙利学生团”，它独立于官方的共产党学生组织。一周之内，学生组织遍及全国，到10月22日，以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学生系统阐述的“十六点”声明为高潮。学生们要求实行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改革、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论权，取消各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生活的禁令和规定。但是，他们还要求伊姆雷·纳吉当总理、审判拉科西及其同伙的罪行，以及要求苏联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土。这就预兆着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10月23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议会广场上示威，坚持他们的要求。政府一开始是禁止，后来又允许了这次示威。当天下午，示威还在继续，格罗通过当晚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发表讲话，指责这次集会及其组织者。一小时后，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攻击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员会连夜召开会议。第二天早上8点13分，宣布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
如果党的领导层指望通过纳吉的回归来平息这场事端的话，那他们是盘算错了。纳吉本人也急于恢复秩序：他上台后1小时内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苏斯洛夫与米高扬的谈话中（米高扬当天就从莫斯科直飞而来），纳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领导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和示威者对话。在10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雅努什·卡达尔 [14] 向苏联人汇报时解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谁是忠诚的大众，他们因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疏远了党；谁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纳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
卡达尔的明确表态可能说服了苏联领导人，但这不是匈牙利的真实情况。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自发地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工人团体和革命者“全国委员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反击和私刑泛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不顾一些党员的劝告，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场动乱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从而失去了拉拢对方的机会。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发仅一个星期后，纳吉才在广播中建议停止武装冲突，承认最近的抗议活动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许诺废除令人鄙视的秘密警察，并宣布苏军即将从布达佩斯撤离。
苏联领导人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认可了匈牙利领导层的新路线。苏斯洛夫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把这次让步看作党为了控制群众运动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计。两天后，即10月30日，在共产党的布达佩斯总部遭袭并造成24名楼层保卫者遇难后，伊姆雷·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这一次，他宣称他的政府从此以后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党之间民主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纳吉正在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纳吉不是与反对派对立，而是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在民众运动的基础上。他的演讲结束语说，要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确地省略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公开要求莫斯科从布达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国各地“开始撤走苏军”。
纳吉的赌博得到了共产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他深信可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能摆脱苏联的干涉所造成的难以启齿的威胁。但是他放弃了主动权。民众起义委员会、政治党派和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到处充满了反抗苏联的情绪，还不时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正在对纳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纳吉宣布他正在商谈匈牙利决定退出《华沙条约》之时，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兰一样，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失控的话，他们就会插手此事。只是一开始他们还并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仍宣称，关于苏军撤离匈牙利一事，他们愿意和匈牙利领导层“进行适当的谈判”。然而，即使他们已做出了这一让步，还是得到报告说（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的学生示威活动以及“含有敌对情绪的”保加利亚知识界都同情匈牙利动乱。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的传染效应的开始，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措施。
于是在赫鲁晓夫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原来定于第二天进行撤军谈判的议程。因为“帝国主义者”可能将这次撤军看作苏联软弱的证据之一。因此相反，苏联现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部队被立即调派前往匈牙利边境。得知这一行动后，匈牙利总理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并通告他，为表示对苏联军队新动作的抗议，匈牙利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当晚，11月1日19点5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从此以后将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请求联合国承认其新地位。这一宣言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广泛赞同；曾在动乱之初就举行大罢工的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马上积极回应，号召工人复工。纳吉此举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曾对他产生过怀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
就在纳吉发表历史性讲话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达尔却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赫鲁晓夫说服了他，说苏联将支持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新政府。不管怎样，苏联红军将进入匈牙利维持秩序，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与之合作。赫鲁晓夫坚持说苏联现在意识到7月份让格罗重新上台是犯了个大错，这就打消了卡达尔心中残存的会背叛纳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顾虑。一旦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局势，他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赫鲁晓夫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会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领导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团曾在前一天会见过波兰领导人）。这时，纳吉还在继续抗议苏联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11月2日，他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出面调停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并寻求西方社会承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第二天，即11月3日，纳吉政府与苏军领导就撤军问题开始（或者说自认为是开始了）谈判。但当晚匈牙利谈判团一回到苏军驻匈牙利特克尔总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没过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点，苏联坦克进攻布达佩斯，一小时后，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地区，并广播宣称已经推翻了纳吉政府并成立了新政府。纳吉立刻做出回应，亲自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号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击入侵者。然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们就逃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他们在那里被允许避难。
军事战绩不言而喻：尽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苏联军队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占领了布达佩斯，而后于11月7日，雅努什·卡达尔宣誓就职。由于卡达尔并不想直接攻击一些工人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得以多存在了一个月，一些零星的罢工运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根据1956年11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匈牙利的煤矿产量下降了10%。但一个月后，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执政。1月5日，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并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2 700名匈牙利人在斗争中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最后一批人被处死刑是在1961年）。总计约有2.2万匈牙利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许多人被判长达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万人被关进了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处在严密监视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国大赦。
估计约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以上——在苏联占领后逃离了匈牙利，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许多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精英，他们来自布达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们定居在美国（约有8万匈牙利难民）、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纳吉和他的同伴们命运未卜。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过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1月22日被骗离开了那里，立即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逮捕，并被送进了罗马尼亚的监狱。
卡达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为了避免引起国际舆论的抗议，针对那些参加巷战的年轻工人、士兵的报复行动尽量都在暗中进行；尽管如此，国际上还是要求对那些杰出人物如作家约瑟夫·加利和古拉·奥伯索夫斯基等从宽处理。纳吉本人的命运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达尔和他的同事决定把纳吉及其“同谋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但这一程序一直被他们自己耽搁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时候一切都还处在严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动反革命的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和阿帕德·冈茨（后来共产党下台之后当上了匈牙利总统）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位——约瑟夫·齐拉吉和格沙·罗松齐在审判前就在狱中被杀了。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于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处死。
匈牙利暴乱，这场在苏联帝国一个小小边远地方发生的短暂而毫无希望的动乱，对国际事务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首先，它从客观上给西方外交家们上了一课。直到那时，美国官方虽然知道无法使东欧卫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但是还在不断地鼓励它们的“反抗精神”。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第174号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适当时机下解放那些卫星国家”，美国采取了一些秘密活动和外交支持。但后来根据1956年的动乱而于7月份起草的一份机密文件却强调：“美国不打算依靠战争来消灭苏联在其卫星国的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
其实，自从1953年的柏林动乱被镇压后，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苏联在它的“地盘”上是不可动摇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对东欧的唯一战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国毫不妥协的公开论调的鼓励，“欧洲自由之声”移民广播节目也鼓励匈牙利人拿起武器，并许诺他们会立刻得到外援。一旦这种支持并不兑现，失败的造反者们自然就幻想破灭，感到痛苦。
即使西方各国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当时的情状也并非好时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举行密谈。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代表的一份高度机密备忘录中解释说：“在关于匈牙利问题上起草的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中，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影响到我国在阿尔及利亚行动的措施……我们尤其反对组织调查委员会。”4天后，为答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伦敦直接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国外交部长塞尔文·洛伊德写给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辙：“我本人认为传递这一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10月28日，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现在在埃及这件事情上焦头烂额了。” [15] 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3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问心无愧。
于是，苏联领导人看准并且抓住了时机。在共产党眼里，真正的威胁并不是纳吉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宽审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这在莫斯科看来也只不过是具有“挑衅性”，还不足以就此推翻纳吉的统治。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居然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十分小心、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这种背离苏联实践的做法，会小事变大，导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产党遭到失败。这也是其他各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立即听从赫鲁晓夫的决策，主张推翻纳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会议上，表示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发自肺腑，十分真实。 [16]
连铁托也最终承认，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的垮台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瓦解，树立了一种危险的榜样。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一开始曾把匈牙利的变化看作非斯大林化的进一步证明。但到了10月底，布达佩斯事态的进程改变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况，在他的国家里，在伏伊伏丁那地区住着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多，而且一旦受到传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使铁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辞辛劳地飞抵铁托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疗养地，简要地告知了他将出兵的情况，铁托表现出了忧虑，但表示理解。他最关心的是匈牙利即将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没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很高兴地让他放宽了心。
然而，仅仅两天后，铁托就为纳吉及其15名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避难场所，这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高潮时期所做的，并且假设了苏联人对制造烈士不感兴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接下来在卡达尔本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却绑架了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等人，这样一来，铁托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公开场合，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继续表示赞同卡达尔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却毫不掩饰他对整个事态发展的不满。
苏联任意干涉共产党兄弟国家内政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拉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领导关系。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动提出要和西方国家、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修好。铁托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着复杂的态度。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对恢复了共产党的秩序表示释然，但认为，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引人非议。
其他地方的反应总体来说要明朗得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一泄露开来，就标志着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与更新还可能继续存在，通过牺牲斯大林本人来保护人们对列宁的革命纯洁性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他的党员们及跟随他们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以执着坚守的神话。但布达佩斯发生的绝望的巷战却驱散了人们对这种苏联“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苏联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诡辩了。西方各国共产党开始大伤元气。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间约有40万党员退党。在匈牙利危机最高峰时期，陶里亚蒂曾向苏联领导人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趋势令我们党内的思想净化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要想得到领导层的共识也变得很难。”
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英国等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 [17] 他们和左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样，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改革前景所吸引，并对匈牙利革命本身感兴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是在苏联集团的共产党的执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这些协会组织的崛起（而非纳吉恢复各政党的地位）意味着开始真正兴起了以民主反对独裁，以自由反对暴政，并且有可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自由的相互并存。用当时在巴黎从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轻共产党员豪尔赫·塞布伦后来的话说：“秘密报告让我们松了口气；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从理性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匈牙利被占领后，这种希望就破灭了。
一些西方观察者们还试图为苏联的干涉寻找正当的理由，或者至少想为它做解释，接受了共产党的官方声明，说纳吉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或者说他被清扫出局了。特别是萨特坚持认为匈牙利动乱明显具有“极右性质”。但不管布达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者有何动机——这在当时众说纷纭，难以辨明——引起国外观察者们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匈牙利的动乱，而是苏联的镇压。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在备忘录中写道：“在摧灭匈牙利革命中，苏联给那些为共产主义增添力量的‘同路人’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运动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打击。”他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达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平庸之才，使苏联共产主义在许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臭气”，前共产党人如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主张把“鼻子转向别处”。1956年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阴暗的工厂和荒废的集体农庄里，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秘密了，它们躲在了其他更怪异的领域里。一批未经改造过的列宁主义辩护者们还在死守着过去，人数却在逐渐消退；从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进步势力正在从欧洲之外那个还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负和发生的动乱中寻求慰藉和榜样。
在东欧，人们的幻想也破灭了。10月31日，一位驻布达佩斯的英国外交官报告第一轮战斗高峰时说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并击退那种残暴的猛烈进攻，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宽恕。”其实，不是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记着苏联的坦克。罗马尼亚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表示支持他们的匈牙利邻居；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因谴责苏联的行为而遭到逮捕和审判；在苏联，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让迄今忠诚的年轻共产党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达佩斯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如罗马尼亚的保尔·戈马和民主德国的沃尔夫冈·哈里希。
当然，在东欧，情况有所不同，声名扫地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们没法把目光转向遥远地区，那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信念。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却还必须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经历了1956年的事件后，东欧人久已累积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时候曾重新燃起过的信心，都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的救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还有对重新恢复公审受害者名誉的迟疑，这些都暗示着共产党内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复兴和解放的种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顺从”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好处。正因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现在平静了，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常态，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适时地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紧随着对1956年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惩罚性的报复后，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后政治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共产党专政的政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享有一种虽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实的生产和消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信仰他们的领导人了，但却没有人表示对党有丝毫的反对。他们的沉默被看作一种默认。
由此带来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保证了匈牙利的稳定；而对匈牙利的记忆至少在后来的10年间又确保了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付出代价后才换来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曾是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现在，它只是成了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这并不是说它将维持不了多久，1956年以后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苏联统治制度将不久于世。事实上，在1956年事件以前，人们对苏联的统治都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1956年11月以后，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本国一样，开始逐步走向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
在许多方面，苏联人也将为此而付出代价。1956年的事件标志着列宁及其继承人曾经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话的失败和破灭。正如鲍里斯·叶利钦许多年后在1992年11月的匈牙利议会上演讲时所说的：“1956年的悲剧……是苏联统治者永远无法抹灭的一块污点。”然而，比起苏联人施加给那些受害者的苦难，这又算得了什么。33年后，即在1989年6月16日，在庆贺布达佩斯获得自由的纪念会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参加了另一场隆重的重葬仪式：这次是为了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事们。在纳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发言者维克多·奥尔班——未来的国家总理——对集会的群众说道：“这是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笔债带来的负担，从而走出我们被迫陷入的小亚细亚死胡同。老实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6年已经剥夺了今天年轻人的未来。”
[1] 自1961年2月安哥拉革命运动爆发7年后，在1968年，有人问及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博士，对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想争取独立这一事件做何种预测，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有500年之久。但与此同时，他们首先得继续参与发展。”（见汤姆·加拉格著《解读20世纪》，第200页，1983，葡萄牙。）但在当时，萨拉查坚决抵制现代世界的方式可是很有传奇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成功抵制了可口可乐入侵葡萄牙，那可是连法国人都做不到的事。
[2] 对此说法，偶有事实为证：1945年担任法属非洲赤道地区总督职务的费利克斯·埃布伊是个黑人，但他是法国殖民地的高级官员。
[3] 据说，戴高乐不愿就殖民地自治问题举行公开会谈，他担心那些欧洲移民，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会仿效南非模式，乘机脱离法国单独成立国家。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4] 对敌友双方来说，在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化身得到了确认，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首先承认了他新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5] 这些事件在吉耶·庞特科尔沃1965年的影片《阿尔及尔之战》里都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6] 公民复决投票成立了新的第五共和国。3个月后，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7] 1960年比利时撤离刚果时，只留下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掌管4 000多个高级行政管理职位。
[8] 从1954年到1962年，有200万法国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其中120万为应征入伍者。
[9] 引自费尔南德·勒·于耶尔，《法德对话录：1925-1933》，斯特拉斯堡，1971，第35-36页。
[10] 苏伊士运河本身位于埃及境内，是埃及领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但运河的绝大部分收入却归外资公司所有。
[11] 引自艾伦·米尔瓦德，《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救》（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429页。
[12] 安德鲁·穆拉维斯克，《欧洲的选择：从麦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的社会目标和国家权力》（伊萨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第137页。
[13]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此仍然地位牢固，而且私下里的秘密审讯还是延续了两年多。1955年5月1日，一座巨大庄严的斯大林雕像矗立在一座山上，俯瞰着布拉格城。直到1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才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后果惊人。
[14] 卡达尔是3年前由纳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10月25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顶替了格罗，因为当天早晨格罗手下的安全部人员向议会广场上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