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年代
实话实说，我们的大多数民众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好日子。
——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年7月20日
整个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力不断上升、加上通货膨胀，加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高压的广告和营销手段，加上大众传媒，加上文化的民主和创造大众的思想，而我的名字就是“容易受广告左右的大众”。
——J·B·普利斯特莱
看看这些人！原始人！
他们从哪里来？
卢卡尼亚。
它在什么地方？
一直下到底！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卢齐诺·维斯康蒂导演，1960年
我们要去那儿，阳光灿烂，
我们要去那儿，海水湛蓝。
在电影中，我们早已见识，
现在亲自看看，是否属实。
——克立夫·理查德《夏日假期》，1959年
生活在美国人的时代，真是糟透了——当然，除非你是美国人。
——吉米·波特在《愤怒的回顾》中，1956年
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里法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报告，书名起得不错：《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西欧，自希特勒战败以后的30年里，确实算得上“辉煌”。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在经历了长达40年之久的战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西欧大陆的经济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础，但仅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开始仿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就摇摇晃晃地从废墟上站起来，蹒跚地进入了欧洲的繁荣时代，令人大吃一惊，并且多少有些令人诧异。
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史被认为是完全背离了先前几十年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派所强调的保护主义和紧缩政策均遭到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自由贸易。政府不但没有缩减开支与预算，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支出。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对基础设施和机械制造方面的长期投资，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厂和旧设备或者更新，或者替换，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国际贸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轻一代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来消费各种各样的产品。
战后的经济“繁荣”在时间的到来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稍后是法国和意大利；而且各国在税收、公共支出和投资重点上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修筑或改善公路、铁路、房屋、工厂。有些国家还故意抑制居民消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岁月里都经历过（委婉地说来是）贫困时期。当然，这些国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们的起点：越是富有的国家，其改变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此外，欧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也都在稳步增长。GDP和GN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与福利的一种新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人均国民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为6.5%，意大利为5.3%，法国为3.5%。与过去几十年的表现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率令人赞叹：1913-1950年间，德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0.4%，意大利是0.6%，法国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后威廉二世帝国统治的几十年繁荣时期里，德国经济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长率。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西欧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同寻常地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总之，从1950年到1973年，德国的实际人均GDP翻了3倍多。法国人均GDP上升了1.5倍。意大利经济虽然底子更弱，但却发展得更快。那些历史上的穷国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从1950年到1973年，奥地利人均GDP从3 731美元上升到了11 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换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则从2 379美元上升到8 739美元。从1950到1970年间，荷兰经济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长，与过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来的7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得归功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它的增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出口量。仅仅通过排除国际贸易障碍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战后西欧各国政府走出了以前几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 [1] 联邦德国就是主要受益者，仅仅10年时间，它在世界出口制造品中占有的份额从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
1950年后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6倍。就连法国这样一个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中一直维持10%左右份额的国家，也从全球不断激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这些年来都获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条件明显有利于它们这一边，因为从那些非西方世界进口的原材料和食物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在和“第三世界”长达30年的不公平贸易特权中，这些西方国家简直就是获得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 [2]
然而，西欧经济的繁荣最主要体现在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欧洲统一体。早在《罗马条约》之前，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那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往来就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1958年联邦德国出口量（按价值估算）的29%都是销往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有30%销往欧洲其他国家。在签订《罗马条约》之前，比利时的出口中早已有44%销往欧共体成员国。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后才正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它们也早就融入了这一贸易网络：1971年，即在奥地利正式加入欧共体20年之前，它就从欧共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中进口了约占它本国进口总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并没有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正在实际形成中的体制。 [3]
战后欧洲经济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950年到198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力比过去80年间提高了3倍：每小时生产的GDP增速甚至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考虑到就业人数的增加，这说明生产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劳动关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竞争的结果：过去30年来的政治动乱、大规模失业、投资不足以及人们身体上遭受的伤害等等，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自1945年以来处在一种历史的低起点。即使没有当代人那种对现代化的兴趣，也缺少技术上的革新，西欧的经济发展也还是会有进步。
但是在生产力稳步提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质的转变。194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和东欧还主要都是乡村，并且不管怎么说还处于落后状态。1950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成人就业者中4/5是农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和波兰，每2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从事农业生产；意大利是每5个人中有2个务农。奥地利每3个就业者中有1个人在农场劳作，法国则是近3/10的就业者在从事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即使在联邦德国，就业者中也有2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5%，还有相对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时（13%），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地推动它们进入了后农业社会。 [4]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大量的欧洲人抛弃了土地，开始进入城镇工作，使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77年，意大利的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6%；在东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农业生产人数从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奥地利全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则降到了12%，法国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农业生产人数也只占20%。在比利时（3.3%）和英国（2.7%），在统计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农民所占的已经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生产和乳制品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尤其是在像丹麦和荷兰这样的国家里，黄油、奶酪和肉制品现在成了出口盈利产品，成了国内经济的主要支柱。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意大利，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包括政府部门的雇员）获利最多，许多原先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这一优势。在某些地方，如意大利、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法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直接从农业国跃变成了以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实质上跨过了工业阶段。而英国、比利时为了实现工业化，几乎耗费了百年时间。 [5]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阿尔卑斯山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据了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职于通讯、交通、银行、公共管理等行业。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也紧跟其后。
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欧国家，原先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转入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低的工矿业和制造业。在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50年代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下滑。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比利时、法国、西德和英国煤、铁矿产量的逐步减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产量却正在逐步增加。共产党重点强调原材料开采和初级产品加工的策略最初确实促进了总产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短期内，共产党在经济上侧重工业生产的要求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不仅仅是对许多西方观察家而言），然而，这却对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
仅仅农业生产下降这一项就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乡村到城镇、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伴随着英国再次步入百年前的崛起。实际情况是，英国并没有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来转向从事低收入的制造或服务行业，因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一下子从所谓的落后状态向高效率迅速转型而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英国的表现要相对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甚或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出于同样原因，这几十年来，荷兰也远比它的邻居、工业化的比利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这主要得益于“一次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尚未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很难估量政府和计划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们根本就显得多余。比如，意大利北部的“新兴”经济大多得益于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以以前那些季节性农业人员为主要的家庭雇工——管理费用低，投资也不大，几乎无需纳税。到1971年止，该国劳动力的80%受雇于人数不到100人，甚至远远不足100人的企业。除了对财政、区划、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不闻不问外，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维持这些企业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也并不明显。
但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在规划那些由个人力量或私人投资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长期以来，欧洲的非政府资本基金一直少之又少，而在50年代末以前，来自美国的私人投资也还未开始取代原先的马歇尔计划或军事援助。在意大利，由世界银行大笔贷款的南部重建项目，一开始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生产——开垦土地、建设道路，铺设下水道、构建高架路，等等。后来，这项投资转而支持开建新工厂。它以贷款、资助和优惠税收的方式吸引那些愿意到南部去投资的私人企业。这一方式有效地将60%的国有资产转为向地方的投资，直接促进了南部地区的新投资建设。1957年后的几十年里，在半岛的南部1/3地方，建立了12个经济“发展区”和30个经济“发展中心”。
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国家项目一样，南部重建项目也毫无成效，而且发生了很多腐败现象。这项计划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落入了沿海地区手中；它所引进的新兴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因而并未能提供什么就业机会。该地区在农业改革初期形成的许多小型、“独立”农场还是在依赖国家扶植，使得意大利的南部成了一块享受半永久福利待遇的地区。但不管怎么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部地区的人均消费却翻了一番，当地的收入以年均4%的比例在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电气化的进程也正在完成之中——这里可是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属于欧洲最孤立、最落后的地区。以北部工业起飞的速度来看，令人震惊的并不是重建计划未能在罗马以南地区创造出经济奇迹，而是这一地区居然也能跟上发展的脚步——这是由于南部的工人们努力所致。仅此看来，罗马政府还是有些值得称赞之处。
在其他地区，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却不容忽视。在法国，国家仅限于人们所说的“指示性计划”，利用权力杠杆来调配资源到指定的地区、指定的行业甚至是指定的产品中去，并且有意识地补偿那些战前几十年里由于马尔萨斯式的投资不足而造成的落后状态。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货币法规和限制国际资本流动阻碍了外来的竞争力量，这使得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对国内投资实施相当有效的控制。由于通过短期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自由权受到了限制，法国和其他地区的那些银行家和私人借贷者只好转而投资国内。 [6]
在联邦德国，人们脑海中还存留着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冲突和不稳定之感（政治上和金钱上都有），比起法国和意大利同行而言，波恩政府在对经济行为的规划和指导方面显得不那么积极，但却更加紧密地关注于避免引起或尽量平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劳资双方。他们尤其鼓励并支持通过协商和制定“社会合约”来降低工人罢工或工资通胀的风险。因而，私人企业（以及它们协作的或拥有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未来做投资规划，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对员工工资的长期限定。在联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那些相对顺从的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通过就业保障、低通货膨胀，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从高累进税率中征得的资金来支撑的综合性全面公共福利服务而得到了补偿。
在英国，政府更直接地干预经济。1945-1951年间工党政府从事的国有化项目完全由后继的保守党政府来接替掌控。但两党都坚决不制订长期的经济计划，也不过分干预劳资关系。它以“需求——管理”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操纵利率和尽量缩小税收面，来鼓励存款或消费。这些都还只是短期策略。这些年来，英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防止重新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可怕的失业率。
那时的整个西欧，政府、雇主、工人同心协力地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政府支出居高，税收累进，工资增长受到限制。众所周知，这些在战争中和战后形成的目标早就赢得了广泛的共识，以符合计划经济的需要并形成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因此，它们是政府政策和集体意愿的产物。然而，为创造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具备的便利条件，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掌控的范围。欧洲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了欧洲经济奇迹出现及其后来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
过去，欧洲曾有过多次人口剧增的经历，最近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这些都未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一来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无法供养太多的人口，二来是因为战争和疾病，还有就是那些新增人口中，尤其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纷纷移居海外。到了20世纪，原本以为随着前几十年欧洲出生率上升而有可能增加的人口，却因战争和移民等因素而一直维持在低于原先估计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整一代男性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内战纷扰、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西欧部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低点。在英国，每1 000个人中的新生儿比例仅为15.3，比利时是15.4，奥地利12.8。1939年法国每1 000人中新生儿比例为14.6，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年、1929年，以及后来从1935年到1944年间的每一年，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出生率。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全国人口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欧洲的地中海其他地区到维也纳以东，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有时甚至高达西欧的两倍。然而，不断上升的婴儿死亡率及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口高死亡率，使得那里的人口总数并不显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造成的人口灾难中，战后出现的婴儿潮才显得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从1950到1970年，英国人口上升了13%，意大利上升了17%。这些年来，联邦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上升了28%，瑞典上升了29%，荷兰更是高达35%。其中，有些国家当地人口的增长是因为大量移民所导致的（如大量原殖民地居民回归荷兰，民主德国的人民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难民拥向联邦德国）。但对法国而言，外来的影响力并不大，从战后1946年的首次人口统计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人口增长几乎达到30%，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欧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到处都是儿童和青年，这一景象在当时的街头比比皆是。经过40年的空档之后，欧洲再次焕发出了青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高峰出现在1947到1949年：1949年法国出生的新生儿人数达到86.9万，而在1939年仅有61.2万。到了1960年，荷兰、爱尔兰、芬兰人口中30%的人数年龄不到15岁。1967年，法国1/3的人口年龄不足20岁。战后不仅出生了上百万的婴儿，而且他们的存活率之高也是史无前例的。
多亏了不断改善的营养摄入、不断提高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水平，这几十年来，西欧出生后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急剧下跌。在比利时，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53.4%下降到了1970年的21.1%，而且这一变化主要出现在1950-1960年的10年间。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从63.8%降到了29.6%，法国从52.0%降到了18.2%。老年人也越来越长寿，至少在西欧，同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也稳步下降。东欧的婴儿存活率也有所上升，与以前的高死亡率相比好了许多：在南斯拉夫，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11.86%降到了1970年的5.52%。 [7] 在苏联本土，该比例从1950年的8.1%降到了1970年的2.5%，但它内部各共和国之间有差异。但是比起西方国家来，共产党国家的生育率却下跌得很快，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因死亡率（尤其是男性）的不断上升而变得更为糟糕。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生育率的复苏，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归结于乐观主义精神加免费牛奶的供应。在1913年到1945年长时间人口低谷时期，为弥补长期以来男性短缺的问题，各国政府曾通过鼓吹爱国主义、制定家庭“法规”和其他立法，提供住房、就业、社保等补偿途径来极力鼓励生育，但却不起作用。而现在，即使是在战后经济增长能够转化为就业保障和消费型经济之前，由于社会的和平、安宁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励，足以使整个社会很快就实现了1940年之前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传所无法达到的目标。
那些解甲归田的士兵们、重回故土的战俘和政治流放犯们，在供给和分配制度偏向有孩子的夫妻、给每一个孩子发放现金补贴这一政策鼓励下，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结婚成家。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欧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还不只是希望和社会安全：他们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整个30年代，西欧的平均失业率为7.5%（英国是11.5%）。到了50年代，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3%。到60年代中期，欧洲的平均失业率只有1.5%。自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全面就业状态，在许多部门还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
但除了组织劳动力的优势以外，（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工会不是本身弱小就是不愿意行使它们的权力。这也是两次大战期间留下的后遗症：那些战斗性的政治工会再也没能从大萧条的冲击和法西斯压迫的阴影下完全恢复。在充当全国性的谈判方而重新获得尊重之时，工会代表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往往选择同雇主合作，而不是利用劳动力短缺之机来获得直接利益。1955年，当法国首份生产协议因汽车工人代表与国有化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发生冲突而搁浅时，就显示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工人对工资收入的要求，而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第3个带薪休假周。 [8]
西欧过去的蓝领工会现在之所以不再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持续性力量，即男性技术工人正在逐渐减少。煤矿、钢铁、纺织和其他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行业的用工需求正在萎缩，虽然这一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日益明显。第三产业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中大多数职位需要的是女性雇员。有些行业，例如纺织生产和家政服务业，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女性的天下。但是，战后所有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女性劳动力不再只从事女仆或纺织女工的工作。相反，越来越多的年长女性（通常是已婚妇女）开始在商店、写字楼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业尤其是护士、教师行业就业。到了1961年，英国就业劳动力中有1/3是女性，而且就业女性中有2/3从事神职或秘书工作。甚至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年长妇女按传统不会正式就业的国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就业劳动力中妇女也占了27%。
在繁华的欧洲西北部地区，因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强，导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拥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那些男人们（还有为数较少的妇女、儿童）放弃了乡村生活而迁往城市、迁往本国更发达的地区。在西班牙，1950年之后的20年间，100多万居民从安达卢西亚迁往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到了1970年，有160万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外地，其中仅巴塞罗那一地就有71.2万安达卢西亚人居住。在葡萄牙，大量居民离开了贫穷的阿连特如地区，前往里斯本。在意大利，从1955年到1971年，估计有900万人从本国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地区。1950年到1961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百万青年涌向联邦德国，也许是为了寻求政治自由，但是前往西方也是为了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就此看来，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之间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和1945年后的10年里由中部和北部乡村迁往城市的25万名瑞典人也差别不大。这种迁移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收入，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为了逃离艰苦、孤独和无聊的乡村生活，摆脱农村传统旧习的束缚。这种迁移给那些留在当地的人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可耕的土地增多了，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
第二种移民方式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当然，欧洲人移民并不是件新鲜事。然而，从1870年到1926年，就有1 500万意大利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和阿根廷。同一时期，另有几百万名希腊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人也开始了移民，甚至还有上一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小批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矿工、农民不断拥入法国；而20世纪3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难民为了躲避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逃往西方。但欧洲内部的移民，尤其是为寻找工作而移民他国的，却一直是个例外。
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跨越边界的劳工输出活动。根据1946年6月的一份合约，成千上万的意大利青年工人被集体护送到瓦洛尼亚的矿区工作，以报答比利时对意大利的供煤支持。然而，到了50年代，欧洲西北部地区的经济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婴儿潮”一代还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已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当德国经济步入加速发展后，波恩政府被迫从国外市场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1956年，阿登纳总理来到了罗马，同意为愿意前往德国工作的意大利劳工免费提供交通费，并向意大利官方寻求合作，借道阿尔卑斯山向德国输送意大利南部的失业工人。接下来的10年里，波恩当局不仅和意大利，而且还和希腊、西班牙（1960）、土耳其（1961）、摩洛哥（1963）、葡萄牙（1964）、突尼斯（1964）、南斯拉夫（1968）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鼓励外国（“客籍”）工人在德国就业，双方都懂得，严格说来这只是暂时性的：他们最终将回到原籍。就像在瑞典工作的芬兰季节性工人和在英国就业的爱尔兰人一样，这些绝大多数年龄还不足25岁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或山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技术经验（虽然有些人为了找工作而经过“技术扫盲”）。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所得收入，对支持他们所离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离开甚至缓解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和住房压力。1973年，这些劳务输出者的汇款额占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在希腊、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出口收入中都占到了50%。
这些移动人口对于人口统计的影响也十分重大。虽然在官方看来这些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即使重回故里，他们也要等到许多年后退了休才会回去。1945年到1970年，有700万意大利人离开了家乡。1950年到1970年，约有1/4的希腊劳动力前往国外寻找工作；在移民潮达到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有11.7万希腊人背井离乡。 [9] 据估算，从1961年到1974年，有150万葡萄牙工人在国外就业，这是葡萄牙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大迁移，让葡萄牙本国只剩下了310万的劳动力。对一个总人口数在1950年只有833万的国家来说，这些数据太富有戏剧性了。那些想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谋得家政服务工作的年轻女性移民，则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尤其显著的影响，还好来自葡萄牙殖民地佛得角群岛及非洲的移民略微缓冲了这些乡村地区年轻劳力的不足。在葡萄牙北部乡村地区的大城市沙布加尔，移民使得当地人口从1950年的43 513人在30年后的1980年下降到了19 174人。
而那些“输入”人口的国家在经济上都受益匪浅。到1964年，外国工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占到了瑞士劳动力的1/4，该国的旅游业主要依赖廉价的季节性工人：雇用起来方便又可以随时解雇。在联邦德国，1973年高峰时期有280万外国务工者，主要从事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他们占到了全国劳动力的1/8。在法国，当年登记在册的外国工人有230万，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11%。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女性，其中又以葡萄牙籍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她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充当厨师、清洁工、宾馆接待员和婴儿保姆。
这些男男女女中绝大部分人都未获得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也不能享受工会和雇主为当地雇工所签订的协议中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及退休金。因此，对雇用他们的雇主及接纳他们的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认可，也构不成长期的成本支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身在德国的“客籍工人们”依然处在入境时的地位和工资水平。他们尽力维持生计，而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乡：不管他们所挣得的马克或法郎是多么少，但比起他们在老家农村可能挣得的钱却要远远超出很多倍。他们的处境很像弗朗科·布鲁萨提在1973年的影片《面包和巧克力》中那位孤身一人在卢塞恩当餐馆侍者，而且略显滑稽的意大利人。
到了1973年，仅西德就有将近500万名意大利人、53.5万名南斯拉夫人和60.5万名土耳其人。 [10] 德国人和瑞士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外国人。大多数欧洲人都不习惯生活在这么多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当中。他们还算比较理智地容忍了这一切，只是偶尔会对这些外国劳工所在的社区抱有一定的偏见并偶有针对外国工人群体的暴力冲突发生，好在这些外来人口都住得离当地人比较远，往往居住在大城市周边环境恶劣的郊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他们并没有构成任何经济上的威胁；而且至少这些来自葡萄牙、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基督徒们在身体上和文化上都属于“可同化的”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们肤色不黑，也不是穆斯林；还有一点，那就是大家都清楚，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去。
然而，上述体谅之情并不适用于引进的第三种劳动力，即那些来自欧洲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地移民。起初这种类型的移民人数并不多。那些从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前帝国辖区内重回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许多人都是白人专业人士或退休了的农民。即使到1969年，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有60万人，少于居住在当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即使在英国，政府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鼓励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入境，从事火车、公共汽车行业和市政服务，移民人数也并不惊人。根据1951年的人口调查，英国居民中只有1.5万人来自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是巴巴多斯人），其中4 000人居住在伦敦。到了1959年，每年移居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大约在1.6万人左右。来自英联邦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更少，1959年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仅有3 000人。在后来几年里，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极不情愿地接纳了受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驱逐出境的东非亚裔居民，但到1976年为止，英国人口中“非白人”人数也仅有185万，只占总人口的3%，而且其中40%的人都是在英国当地出生的。
当然，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这些人是棕色、黑色人种——而且作为英联邦公民，他们在帝国宗主国内享有假定的永久居住权，并最终享有公民权。早在1958年，伦敦西部爆发的种族动乱就提醒英国政府，它早期允许“过多”移民入境的做法给历来的白人社会埋下了危险。因此，虽然对那些身无一技的移民来说，经济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但就总体来说却无足轻重，因而英国政府首先对非欧洲移民采取了许多控制手段。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首次采用了“工作签证”法，并严格控制非白人移民入境英国。接下来1968年的法律更是对上述这些情况严加限制，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英国人者方可获得英国公民权；1971年的法律更是公开针对非白人移民，严格限制那些早已移民英国者的亲属入境。 [11]
出台这些法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争取在今后20年内结束非欧洲移民进入英国的历史。因此，在英国人口中非白人比例的上升只能主要来自英国国内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和南亚人口的高出生率。另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黑人和亚洲人移民英国，反而可以相应地为那些早已获得移民资格入境英国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废除了在公共场合的歧视令，引入对工作歧视方面的弥补方案，并开始处罚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11年后接着出台的法律终于彻底废除了所有种族歧视，并成立了一个“种族平等委员会”。在某些方面，那些非欧洲的英国新移民（以及后来法国的新移民），比起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找到工作的欧洲二等公民要来得更为幸运。英国女房东们再也没法贴出“严禁黑人、爱尔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了；但瑞士公园里却还留着一些“严禁狗和意大利人入内”的告示，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在欧洲北部，那些外来务工者及外国居民一直被故意维持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荷兰政府鼓励那些西班牙、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后来又包括土耳其、摩洛哥和苏里南）工人从事纺织业、采矿业和造船业的工作。而一旦这些旧企业关门倒闭的话，失去工作的正是这些工人，但却通常没有任何的保险或社会保障机制来保障他们及其家人不受失业影响。1965年联邦德国颁布的《外国人法》中包含了1938年纳粹首次公布的“对外国人员警令”。外国工人都被描述为临时居住人员，是由于当局的怜悯才留下的。然而，到了1974年，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不再需要很多移民工人，他们就变成了永久性居民。就在那一年，联邦德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7.3%来自这些“外国人”家庭。
这些移民造成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总的来说，这些迁居人口的总数高达4 000万人，他们或者在国内迁居，或者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海外来到欧洲。如果缺少了这种脆弱而又大多无组织发起的廉价却又大量的移民，欧洲的繁荣也许就不会出现。战后欧洲各国和私营企业老板们因往往无须支付全额的社会成本，而从这些顺从的廉价劳动力身上稳稳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经济繁荣开始消退，需要解雇多余劳动力的时刻来临之时，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移民和流动劳动力。
和其他人一样，这些新来的工人们不仅制造产品，他们还购买产品。这可是件新事物。根据史料记载，欧洲大部分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曾拥有四种东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以物易物或交换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几乎总是从认可的制造者那里必须用现金购买来的少量物品。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城镇，但欧洲的许多乡村却还保留着传统的经济模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最大的开支预算往往是衣服和食物，这两样和住房一起占据了一个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大多数人都不会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购物或“消费”，他们仅仅维持着基本生活。直到20世纪中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可支配性收入”只是一种用词自相矛盾的说法。到1950年，西欧的普通家庭一半的现金支出都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用以购买食物、饮料和烟草。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这一支出比例明显更高。一旦把衣服和房租都算在内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非必需品了。
对下一代人来说，一切都变了。在1953年以后的20年里，西德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实质性工资收入增长了近3倍。意大利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更高。这些年里，英国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也将近翻了一番。1965年，在英国的居民消费中，衣物和食品仅占31%；到了1980年，北欧和西欧的全部衣食消费平均只占总消费的不到1/4。
人们手上有了余钱而且也乐意消费。1950年，西德的零售业仅售出了90万双女用尼龙长丝袜（这在战后几年里曾被看作“奢侈品”的象征）。4年后，即1953年，年销售量达到5 800万双。对更传统些的商品而言，这场消费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产品的包装方式与销售规模。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急剧增强，开始出现了超级市场。荷兰在1961年曾以拥有7家超级市场而自豪，10年后却拥有了520家大型超市。同样的10年里，邻国比利时的超级市场数从19家上升到456家，法国从49家上升到1 833家。 [12]
大型超市得以存在的理由是，购物者（大多数为家庭主妇）可以更便利地在一次购物时，在同一个地方购买到想买的或者说是被诱惑而忍不住想买的所有商品，他们会消费得更多。但同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们回家后，得有东西来装置她们的食物，于是冰箱就应运而生，而且需求量不断上升。1957年，大多数西欧家庭还没有冰箱（各国家庭拥有的比例不同，联邦德国是12%，意大利只有2%）。这倒并不是因为技术上还未跟上，而是供电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挪威的部分乡村及意大利南部及高地外，西欧已经全部实现了供电服务）：家庭主妇们外出一次就足够有钱购买那些易坏的食品，并且可以把它们带回家，但却还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冰箱这样的大额开销。 [13]
因此，到了1974年，比起其他相关变化而言，在许多地方拥有冰箱反倒成了件不值得谈论的事情：在比利时和英国，82%的家庭拥有冰箱；法国是88%；荷兰和联邦德国是93%。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94%的家庭都拥有冰箱，占有率排名欧洲第一。事实上，意大利成了欧洲最大的冰箱及其他“白色家电”生产商。1951年，意大利的工厂仅生产了1.85万台冰箱；20年后，它的产量一年内就达到了524.7万台，几乎和美国一样多，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
和家用冰箱一样，洗衣机在这些年里也开始面世。洗衣机的发明也是为了减轻那些新近变得富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并刺激她们扩大购物范围。然而，比起冰箱而言，洗衣机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才赢得了青睐：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家庭还没有普及自来水供应；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用电管制，使得同一家庭无法同时满足两大件电器的用电需求。 [14] 甚至到了1972年，当时大多数西欧家庭都装备了室内马桶，安装了全部的管道设施，但却只有2/3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其每10年的拥有量在稳步上升但却很缓慢。对那些真正最需要它的穷困大家庭来说，许多年来，他们还是买不起洗衣机。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洗衣机就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洗碗机一样，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向往装备的商品。
洗衣机和冰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就像玩具、衣服一样，它们都是比以往更大规模地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投资上升和持续高涨的需求，产品价格逐步下降：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往往有些落后的国家，在1948-1955年婴儿潮时代的初期，玩具的产量也增长了3.5倍。但这种新近就业的几百万人的消费者圈子，其最重要性的影响不在于家庭内部，而是在于外部世界。使欧洲繁荣的最大举措就是家庭用车带来的革命。
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汽车还是件奢侈品，在许多地方很少见到。即使大城市，它也是近来才出现的新东西。许多人都不会为了游玩而长途跋涉，他们一般都乘坐火车、电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去上班或上学。20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除出租车外）只有8.9万辆私车，每31.4万人才拥有一辆私车。1951年，法国平均12个家庭拥有一辆私车。只有在英国，拥有私家车才是大规模现象：1950年共有225.8万辆私车。但在地理分布上却极为不均：伦敦登记有1/4的私车总量，而英国许多乡村地区和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并没有汽车。即便如此，许多伦敦市民也没有汽车，成千上万的市场商贩、街头小贩和其他人还得依靠马车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