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20年里，汽车拥有量开始剧增。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的汽车增长，因战争和战后的短缺而中止了，但从1950年到1980年，它的汽车拥有量却每隔10年增长一倍。英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1950年的225万辆上升到1964年的800万辆，到60年代末更是上升到了1 150万辆。在战争爆发初期，意大利私人拥有的汽车量是27万辆，到1950年达到了34.2万辆（比大伦敦区一个地方所拥有的量还少），1960年上升到了200万辆，1965年是550万辆，1970年超过了1 000万辆，1975年约有1 500万辆，平均每7个居民就拥有2辆车。 [15] 在法国，50年代，汽车拥有量从不足200万辆上升到了近600万辆，到60年代，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50年代末，出现了停车计时收费器，最早是在英国，后来在60年代传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 [16]
欧洲人之所以购买私家车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倒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更多的余钱，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之后，那种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恰逢有那么多的汽车可供购买。早在1939年前，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德国的保时捷、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英国的名爵）就预见到经济大萧条后会出现私人汽车购买力上升的现象，开始考虑设计一种新型的家用车，该车在功能上和20年前亨利·福特的T型轿车相似：性能可靠，大批生产，价格适宜。战争的爆发推延了这些新款车型的上市，但到了50年代初，他们开始用前所未有的数量大批安装新型生产线。
西欧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种当地产的占主导地位的车型，但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惊人地相似。大众甲壳虫，雷诺4CV型，菲亚特500型和600型，奥斯汀A30型，迷你名爵都属于小型、双门型家庭用车：价廉、省油且维修简便。它们的外部框架轻薄质差，引擎小而动力不足（设计上以尽量少耗油为主），配置上又把附件装置等降到了最低限度。大众、雷诺和菲亚特都是后置引擎、后置发动型汽车，这样可以使驾驶座前面的空间用来放置少量行李和电池、备用轮胎、曲柄把手以及工具等物品。
引擎前置的名爵，和它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福特大众型车一样（该车产权归美国拥有，但却是由英国伦敦附近的达根翰地区的福特工厂生产制造，在英国国内市场销售），在设计上要显得档次略高一些，而且后来又衍生出了四门式车型，在款式上更加符合这些年来英国越发繁荣的时代。法国的雪铁龙尤以其2CV型汽车最为显眼（最初市场定位在那些想用来取代牛车的农民身上），它有4扇门，车顶和座位都可以移动，引擎动力相当于一辆中型摩托车。除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外，20世纪50年代的小型汽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尽量使西欧每个家庭都能够买得起、买得到汽车。
随着战后欧洲交通运输革命的发展，几年以后，汽车的市场供应再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这一情况在东欧一直延续到1989年）。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自行车、摩托车、翻斗摩托车充斥市场的现象。翻斗摩托车其实是那些买不起汽车或暂时无法买到汽车的家庭用来替代汽车的代用品。小型摩托车也开始出场了。在法国，特别是在意大利，1949年11月13日在罗马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小型摩托车拉力赛，引起了后来销售市场的火爆，因为这种车既便捷又价格公道，象征着城里人的自由与活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几乎出现在了当时每一部意大利拍摄的或有关意大利场景的影片中。
60年代初期，汽车在西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从铁路到公路、从公共到私人的交通运行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铁路网曾在长度和使用量上达到高峰期，而现在却因亏损而缩减了运营，拆除了长达几千英里的铁轨。英国铁路1946年的营运量是9.1亿人次，接近历史最高点，但之后却开始逐年滑坡。在西欧其他国家，铁路运输状况要好很多，在那些铁路网络密集、人口众多而面积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铁路运营量还确实在增长，但增速却远远落后于公路运营量。
有史以来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的人数也开始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开车去上班。1948年到1962年间，在英国人口拥挤的首都，由于通勤者改开汽车而使得乘坐伦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以及地铁的总人次数从每年39.55亿下降到了24.85亿。人们不顾欧洲的道路设施有多么明显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除德国以外，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各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改造升级国家公路网的重要举措。许多个人，尤其是家庭，都在越来越多地开车自由出行，去那些新建的位于城市边缘的超级大型市场购物，尤其是去周末短途游，或在一年一度的节假日里外出游玩。 [17]
外出游玩对欧洲人来说并不新鲜，尽管此前，这种娱乐方式最早仅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又只限于那些家境较好的，在文化层面上更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享有。但是，和所有其他经济产业一样，“旅游业”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大萧条时期也遭受了挫折。1913年瑞士旅游业发达时期曾提供过2 190万人次的食宿服务，但直到50年代中期，它才又恢复到这样的业绩。然而，当这一切到来之时，20世纪50年代的旅游业的兴旺又有所不同了。它提供并鼓励私人驾车出游，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带薪休假：到1960年，大部分欧洲大陆的雇员都可以依法享有两周的带薪休假（挪威、瑞典、丹麦、法国为三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度假。
休闲旅行正在变成大众旅游。长途客运公司开始繁荣了起来，它们把工人、农民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海边度假扩展到了国内游、国际游这一商业服务范围。一些新兴的航空业企业家，如英国的弗雷迪·雷克就购买了一批战争剩余的达科他涡轮螺旋桨式飞机，为那些新开辟的暑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胜地旅游提供包机服务。战前就深受那些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的度假者和户外活动爱好者喜爱的野营，在50年代末也变成了一项主要的旅游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海滨、田园宿营地，兴起了大量出售野营装备的商场，大量的导游指南手册和服装专卖店。原来那些位于欧洲北部和西部海滨、乡村的古老的度假胜地，现在又开始兴旺起来了。一些新发现（或重新被发现）的景点，通过那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和广泛流传的神秘描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过去只是那些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贵族绅士们冬天用来隐居的静谧的法国里利维拉地区，在一部新生代的影片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诱人形象，在阳光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乐趣：1956年，在罗热·瓦蒂姆导演的影片《上帝创造女人》中，他为新星碧姬·芭铎“创造”了一座新的展示场：圣·特洛佩。
虽然对来自英国或德国的旅游者来说，按当时的汇率把英镑或德国马克兑换成低价的法郎或里拉的话，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的海滨、山区费用并不昂贵，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前往圣·特洛佩或瑞士度假。相比而言，在自己本国内的海滨度假，费用要便宜得多了，因而特别受到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的追捧。曾在1936年于斯凯涅斯创建了自己的首家游乐场的加拿大人比利·布特林，到了20世纪50年代继续在工业发达的英格兰海边很策略地建立了许多可以容纳一大家子人共同度假的假日营地，打出了“既便宜又开心”的招牌，挣得了一大笔财富，被一位批评家在回忆中嘲笑地贬为“一夜食宿型的沃尔玛”。但布特林的度假营在当时却深受大众欢迎，成了后来法国梅德俱乐部的鼻祖，这种集体娱乐的方式深受后来更具大都市特色的一代人的青睐，甚至还吸引了一批“上流人士”（或按布特林的叫法是“有身份者”）。
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新开了一些更具探险性的度假地，游客可以根据新兴的全包式的旅游公司团体预订，选择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供应膳宿的或条件适中的海边宾馆。这些地方都是驱车可以到达的。几百万家庭，人人身着夏日休闲装（这种衣服本身也是一种新产品，是一种炫耀财富的新象征），挤进他们的菲亚特、雷诺、大众和名爵车中，沿着早期为旅游设计的、明显运输能力不足的狭窄道路，前往遥远的海边。他们往往挤在同一天上路，因为官方规定的假期大都集中在8月份的几周之内。
结果就无法预料地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可怕的交通堵塞，而且一年比一年拥挤的状况愈演愈烈。他们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沿主干道而行：西南向的A303公路从伦敦通向康沃尔郡；6号、7号国道从巴黎通往地中海海滨；9号国道从巴黎通向西班牙边境（法国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1955年的几千人上升到了1962年的300万，两年后又增加到了700万人——法国法郎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一直流通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戴高乐重新估定法郎价值之后） [18] 。德国游客沿着中世纪商路往南，拥向奥地利的提洛尔，然后再穿越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会继续向前，进入南斯拉夫这个和西班牙一样在这些年里才对外开放旅游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外国游客到1973年就达到了170万。10年后，这个欧洲唯一一个对外旅游开放的共产党国家一年的外来游客量达到近万人次（这得归功于亚得里亚湾长长的海岸线价廉景美）。
其实人们早就明白，大规模的旅游业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却明显可以帮助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因为大批富裕的北方游客拥入迄今还处在贫困之中的地中海地区后，就为当地的建筑工人、厨师、侍者、旅馆打扫房间的女工、出租车司机、妓女、门童、机场地勤等等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第一次得以在本国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季节性工作，不用再为此而漂泊异国。他们再不用移居到经济发达的北部国家，就可以在自己国内从事这样的经济服务了。
国外游也许并不能开阔眼界：某个外国景点越是受大众欢迎，其引人之处就越快地受他人仿效——除了气候之外，其他各种实质性的东西都可以仿效一致。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旅游业的大规模发展，依靠的是使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游客们尽可能地感受到舒适，在一大群乡村人的包围下，他们觉得新奇、陌生而又出乎意外。但是，这种一年一度仅为出门远行，并借助新型交通工具如私家车和班机的旅游，为那些至今仍处在闭塞环境中的几百万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
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欧洲人来说，他们获得信息、观点和娱乐的主要来源还是无线电广播。人们从广播中收听新闻，要是一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话，那也多是基于人们的听闻而不是通过亲眼目睹或阅读所得。在这一时期，欧洲每个国家的广播电台都由政府管制（在法国，国家广播网在半夜就会结束广播）。广播电台、中转台和波段都需要许可证才能经营，并且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而少量的、通常安装在船上或岛上转播国外广播的电台，往往被俗称为“海盗”广播。
战前就广泛拥有的收音机到了1960年更是普及：1960年苏联每5人就拥有一台收音机，法国、奥地利和瑞士是每4人一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德是每3人一台。事实上，几乎家家都有收音机。 [19] 大多数家用收音机还是那种体积庞大、笨拙难看的无线电设备，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式样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改进。通常是一家一台，安装在起居室或厨房间的显要位置，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必听无疑。甚至连汽车收音机在这方面也变化不大：一家人在一起旅行，一起听收音机，往往由父母来决定收听什么样的电台节目。那时候的无线电广播是一种很自然地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媒体，在内容和社会形式上都鼓励并维持着传统标准。
晶体管改变了这一切。1958年，晶体管收音机还很少见，比如，在整个法国也只有26万台。但3年后，即1961年，法国人拥有了225万台晶体管收音机。到了1968年，法国9/10的人都拥有了收音机，其中2/3是便携式收音机。十几岁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和父母们坐在一起收听那些按成人口味播放的新闻或戏剧了，这些节目往往都是在晚餐后“家庭节目时间”播出。他们现在可以收听自己的节目，例如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向伙伴致敬”、英国BBC的“流行采编”等节目。收音机的个人化促生了特定目标的节目制作；当国家广播系统落后于这一改编的步伐时，那些“外围的”电台一下子抓住了这一机遇，例如卢森堡广播电台、蒙特卡洛广播电台、安道尔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国界并在商业广告的经济支持下，开始合法广播节目。
靠干电池供电的晶体管收音机既轻巧又便于携带，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正在变得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因而经常出现在旅游者光顾的沙滩或公园里。但收音机还只是一种听觉媒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视觉需求。对年长些的人来说，收音机还是一种提供信息、启智和娱乐的首要渠道。在共产党国家里，无论收音机数量多么不足，但它同样是接触“自由欧洲之声”、“美国之音”，尤其是“BBC全球广播”播出的未经审查的新闻和观点的唯一途径。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主要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而其余一切节目他们都从电视中来收看。
在欧洲，电视服务出现得比较缓慢，有些地方甚至非常晚。英国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定期播放电视，许多人都收看到了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电视现场直播。到1958年，经授权许可的电视台比广播台还多：早在1960年以前，全国的家用电视机达到了1 000万台。相比之下，法国在1953年6月还曾以拥有6万台电视机而沾沾自喜（当时联邦德国已拥有20万台，而美国则有1 500万台）；甚至到了1960年，法国也只有1/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英国按同等人口比例是1/5。在意大利，这一数字还要小一些。
但是在60年代里，几乎到处都是电视机：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适中，即使是最普通家庭也日渐将它当作一种必备的家庭用具。到了1970年，西欧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电视机，英国的拥有量更高，而爱尔兰则较少。这段时期，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欧洲最大的电视机、冰箱生产国），一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比拥有一部电话机还普遍，但根据后来的标准来看的话，当时他们的使用率并不高：意大利75%的成年人每周收看电视的时间不足13小时。民主德国2/3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电冰箱）；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该国人民早在1954年就可以收看到芬兰的电视了）的家庭拥有率略低于民主德国。
电视的影响作用比较复杂。它起初的一些节目题材并不是为了创新：国有化的电视频道要求所播节目的内容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应当同时适合成年人和儿童，从而对节目内容有严格的规定。1955年，英国最早出现商业电视，但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直到1970年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才允许开播私营电视频道。早期几十年的电视节目大都传统而无新意、沉闷乏味，充满监护的意味：它被用来肯定而不是去破坏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在意大利，1954-1956年担任“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总裁的费利伯托·加拉教导员工说，他们的节目“不应当破坏家庭制度”，不应当“在观念、姿态或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上可能诱发人们的本能”。 [20]
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可选性，大多数地方只有1个或至多2个频道，而且播出时间仅限于下午和晚上那几个小时。然而，电视还是对社会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边远社群的孤立和闭塞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同样的经验和共同的视觉文化。人们不再通过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众庆典来区分何为“法国式的”，何为“德国式的”或“荷兰式的”，而是通过电视所投射到每个家庭时，人们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对国家形象做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意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为共同热爱观看“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播出的体育运动和各种“秀”节目的一群，而不是一个已统一了百年之久的民族国家。
最重要的是，电视把国家政治直接摆到了家庭层面。在电视出现以前，在巴黎、波恩、罗马或伦敦，政治是精英人士的事情，是由那些在广播电台中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在报纸上毫无生气的照片、在短暂而又公式化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中一闪而过的、相距遥远的领导人所从事的行业。而现在，时间跨度还不到20年，那些政治领导人就不得不在电视上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出现：要能够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权威而自信、高雅而自如，还要热情而有亲和力——这种表演功夫对许多欧洲政治家来说都还未准备好，表现得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美国同行们。许多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些年轻又善于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家们却尝到了甜头，得益巨大。正如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爱德华·希思在回忆录中对其对手、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利用媒体获胜后所做的恰如其分的评论：电视“可以被那些善于合理操纵它的骗子公开滥用。今后10年将会证实这一点”。
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电视对电影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不仅提供可供选择的娱乐节目，而且可以供人们在家里直接收看除新片以外的各种故事影片，免除了人们必须外出之烦。从1946年到1958年，英国电影院损失了56%的观众。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数字减少得比较缓慢，但迟早会明显下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还是经常光顾电影院，尤其是在意大利，那里的观众人数一直维持着相当的数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但即使到那时候，意大利人仍然不仅定期（通常每周）光顾电影院，而且还拍摄影片：50年代中期，罗马的电影业雇用的人数在所有的行业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建筑业，不仅制作了由许多明星拍摄的经典影片，还出产了（赢利更多的）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的电影，由那些美女皇后们和昙花一现的童星扮演，走的是“肉体优势”路线。
最终，意大利制片业和电影观众一起衰退了。欧洲的制片人因缺乏好莱坞那样的资源而毫无希望同美国影片在规模及“产品价值”上竞争，只得局限于不断拍摄一些有关“普通生活”的片子，无论是“新浪潮”影片还是厨房水槽片和家庭喜剧片，都是如此。欧洲电影业从社会活动降格到了一种艺术形式。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比，当时的人们自动地拥向当地电影院，饥不择片，而他们现在只去观看某部令他们感兴趣的影片。如果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管“放”什么片子，那他们就会转而从电视里面去看。
电视虽然是一种“年轻的”媒体，却对老年观众有特别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它最初由政府控制、在文化上显得特别谨慎的那些年里。以前收听广播或外出上电影院的成年男女转而待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那些商业性体育比赛，尤其是传统观赏型运动如足球和赛狗等，受到了很大影响：一来是因为它们的观众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娱乐选择，更加方便而且又更加舒服；二来是因为不久电视也开始播放体育比赛了，通常时间往往选在周末。只有年轻人才会大批外出，但他们的娱乐兴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开始感受到了婴儿潮带来的全面的商业影响力。首先涌现出了大量为初生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和儿童设计的产品：婴儿车、婴儿床、纸尿片、婴儿食品、童装、体育用品、书籍、游戏机和玩具。然后又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校服、课桌、教材、教学设备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种教育产品。但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却是成人：父母、亲戚、学校管理者和中央政府。在1957年前后，欧洲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年轻人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的现象。
在此之前，年轻人还并不是一组明显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年轻人”。在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除非他们离开学校并工作了，才能算是年轻的成人。处于两者中间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新群体是根据年龄而非社会地位来归类的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有可能会代表一个明显的消费群体，这种想法在几年前还匪夷所思。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永远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任何一个年轻人独立挣得的钱都应当属于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应当被用来支付家庭集体的开销。
但随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大多数家庭都能够仅靠主要收入者的工资就能维持生计并过得更好了，要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话，那生活就更加富足了。如果子女14岁离开学校（这是近些年来西欧年轻人离校的普遍年龄），但还住在家里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仅仅是打半工的话，父母也不会再指望他们每到星期五就自动上交薪水。到了1965年，在法国，62%的16-24岁的年轻人都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却自己保管自己的收入，自己随心所欲地花销。
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费能力最明显、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业上。早在婴儿潮这代人自己发现迷你裙和长头发之前，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在战争年代而非战后出生的人——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街头团伙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他们身着皮革或仿麂皮的黑色紧身衣，裁剪得线条分明又隐隐带着挑衅意味，例如黑夹克（法国）、阿飞装（德国、奥地利）或怪样皮衣（瑞典），就像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那帮穿着花哨、热衷于摇滚乐的男阿飞一样，装出一副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儿像马龙·白兰度（《野性骑手》），也有点儿像詹姆斯·迪恩（《无因的反抗》）。然而，这些人除了偶尔会挑起暴力争端外——最严重的是在英国，那帮身着皮夹克的街头小混混会攻击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主要的威胁是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服装挑战了上一代人的“得体”意识。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
身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表示独立甚至反抗的方式。而且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变化，以前的那些年轻人根本就别无选择，只好穿和父母辈一样的衣服。然而，从经济角度而言，这还不是构成十几岁青少年消费习惯最重要的变化所在：年轻人确实在衣服上花销巨大，然而，他们更大的花销是在音乐上，远远超过了服装花费。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一定的商业和文化基础上，“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流行音乐”自动地互相交融。和美洲一样，现在欧洲人的家庭预算中已经可以把青少年的开销也包括在内了，这些获得自由权的少年们有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一张唱片。
1948年发明了密纹唱片。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向市场上推出了每分钟45转的“单张”唱片，每面刻一首歌。在美国，唱片销量从1955年的2.77亿美元上升到了1959年的6亿美元，一开始，欧洲大陆的销售量比美国差远了，但也还是在上升。英国年轻人最初都迷上了美国流行音乐，而对欧洲大陆同时代的音乐并不感兴趣。1956年的影片《昼夜摇滚》，掀起了一场流行音乐的盛行之风，涌现出了比尔·哈利、彗星组合和浅碟合唱团这样的摇滚明星。即使借用了摇滚乐这样的载体，这部电影本身其实还是乏善可陈，倒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哈利主唱）震撼了英国的青少年一代。
那些原本对爵士乐毫无兴趣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们，一下子迷上了具有革命性的美国（接下来是英国）流行音乐：激情洋溢、曲调优美、平易近人、性感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 [21] 这些音乐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愤怒之情，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即使是有些性感之音，也都被唱片制造商、销售经理和广播电台的执行总监们捂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这是因为最初的流行音乐革命只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现象：它虽然没有伴随着60年代的文化转型，但却是它的先驱。结果，这往往成了官方评论家的批评对象。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当地监察委员会禁映《昼夜摇滚》，一如他们早期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主演的更优秀的摇滚乐作品《狱中猫王》的态度。
威尔士斯旺西市的市政厅父老们认为英国的噪音爵士乐演奏者罗尼·东尼根很“不合时宜”。50年代末英国摇滚歌手、温和又充满活力的汤米·斯梯尔，在普次茅斯就被勒令禁止在安息日演唱。一心模仿美国摇滚歌星吉恩·文森特或埃迪·科奇兰，并获得一定成功的法国摇滚歌星约翰尼·哈雷蒂在1960年发行的首张唱片，激怒了法国知识界的一代保守主义分子。回想起来，当时西欧那些家长、教师、牧师、专家、政客等人对摇滚乐的过激反应，显得多么奇特而又不合理。因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哈利、东尼根、斯梯尔和哈雷蒂等人就会无可救药地过时，并沦为无辜的历史遗迹。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欧洲青少年并不想改变世界。他们成长在一个安定而又适度富裕的环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显得与众不同而已，他们不断旅行，玩流行乐，购买各式用品，完全反映出他们喜爱的歌手和他们收听的节目里流行音乐唱片节目播音员的举止和趣味。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离革命还差得远呢，只是处于边缘状态而已。比起他们的父母辈，他们这代人更是广告业的目标人群，他们追求着、伴随着、刺激了商业消费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出来，品种繁多，前所未有。市场上充斥着形形色色、不同尺寸、不同色彩的汽车、衣服、童车、包装食品和洗衣粉。
广告业在欧洲由来已久。报纸（尤其是1890年以后畅销的报纸）通常都刊登广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意大利人就对路边的广告牌和灯箱广告并不陌生；20世纪中期去法国的旅行者也早就熟谙那些乡村农舍旁和城区里高高竖起的广告牌，邀人品饮圣拉斐尔和杜博尼酒。在整个欧洲的电影院里，商业广告的短歌和照片一直就伴随着新闻短片的播放，成了影院的第二大特征。然而，这种传统的商业广告并没有对产品市场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划分，在年龄层次和品位特色上也没有做出市场细分。相比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者的偏好成了市场调研的重要内容；广告在战前的欧洲相对来说商机很少，如今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此外，早期英国商业电视台的广告如清洁产品和早餐麦片等，针对的都是家庭主妇和儿童，而蒙特卡洛等地方的电台插播广告则瞄准了“青年一代”的市场。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构成了一块巨大的、回报丰厚的、尚未触及的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广告商蜂拥而至，抢占先机，例如烟草、烈酒、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价格适中的时装、鞋子、化妆品、护发品、珠宝、杂志、唱片、录放机、收音机，等等。英国的商业零售广告开支从1951年度的1.02亿英镑上升到了1978年的25亿英镑。
在法国，在关键的1959年到1962年，杂志上刊登的针对青少年的广告上升了4倍。对许多人来说，广告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还是离他们很遥远：1957年法国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青少年都抱怨无法按自己的需求得到向往的娱乐消费、梦想中的假期和自己的交通工具。但这项民意调查却也显示出，这些年轻人都早已认为他们有权享有这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把这些东西仅仅当作遥不可及的幻想。同年，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一群中产阶级活动家，因受困于自发商业广告和众多商业产品销售的烦扰，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消费者购物指南。有意义的是，他们为其取名为《哪一样？》而非《什么》。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就像英国小说家J·B·普利斯特莱1955年所描述的，是“易受广告影响的社会大众”。而对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观察家而言，非常简单，这就是“美国化”：全欧洲都全盘接受现代美国的实践和抱负。虽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彻底同过去脱离了，但事实上却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欧洲一直在经历着“美国化”——而他们在思想上却很担忧。 [22]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式的生产线、“泰勒式的”工作效率和精彩的美国电影、美国时尚就开始流行一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知识界早就哀叹，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美国现代化世界是“灵魂空洞”的；在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到处泛滥的、以毫无根基的纽约大都市为代表的“大杂烩”面前，纳粹和共产党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并保护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
然而，欧洲人的想象基础还只是遍布西欧各处的美国大兵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美国人讲的是英语，在那些年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这种语言。欧洲的学校并不教授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也不熟悉美国的作家；除了少数特权人物外，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大众来说更是一个谜。几乎没有人会耗费巨资、长途跋涉前往美国旅行。去过美国的只有那些（为数并不多的）有钱人，那些由马歇尔计划资金援助的、精心挑选出来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员，以及几千名交流学生——其中有些1900年后移居美国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晚年又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岛和希腊群岛。由于许多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会有一些朋友或亲戚已经去了美国，所以有可能的话，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愿意前往那里，因此东欧人比起西欧人来，同美国的关系要相对地更密切一些。
当然，美国政府和各式私人机构——例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向来在努力缩小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美国议会和富布赖特基金会学者向海外文化投资的伟大时代。这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48年到1955年，共有约1.2万德国人被送往美国进行为期超过1个月的访问交流。整整一代联邦德国人民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路德维希·艾哈德就曾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制造品”。
然而，重要的是指出，这种受美国影响并仿效美国的做法并没有直接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干预。1950年，美国占有西方资本总市场3/5的总量和产量，却几乎没有越过大西洋直接流入欧洲。1945年后的投资首先来自美国政府。1956年，美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资额只有41.5亿美元左右。后来，从1960年开始（尤其是在英国），这一数字开始大幅度上升，到1970年达到了245.2亿美元。到了这一时期，许多有忧患意识的出版物开始引起轰动，提醒大家注意美国经济权力的上升，最著名的是1967年J-J·塞尔文·施瑞伯的文章《美国的挑战》。
在欧洲，人们感受更深的并不是美国经济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和杠杆作用，而是它对美国和欧洲同样产生的消费革命的影响。欧洲人现在也开始能够得到那些早已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各式新奇商品：电话机、大型家用电器、电视机、照相机、清洁用品、包装食品、廉价的花哨衣服、汽车及其配件等等。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象征着富裕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美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积极进取。它虽然抽象，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代表：它巨大而开放，繁荣又充满着青春活力。
前文早已提到过，“美国化”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流行音乐上，虽然这本身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1903年，维也纳就上演过“散拍乐”（ragtime，一种早期爵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舞蹈乐队、爵士乐团就一直在到处巡回演出。而且它也不只是一种单方面的音乐输出：大多数现代流行音乐都吸收了海外音乐和当地音乐的一些类型，是一种混合型音乐。在英国上演的“美国”音乐就和在法国、德国的“美国”音乐有着细微的差别。尤其是法国人的鉴赏趣味受到了那些为躲避国内歧视而前往巴黎的黑人表演艺术家的影响，这也造成了法国文化观念中认为“美国”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形象的理由。
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电影这一媒体，美国的榜样对欧洲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观众可以几乎毫无限制地看到所有好莱坞输出的片子，到了50年代下半期，美国每年向市场投入大约500部影片，其中投向欧洲市场的总计约有450部影片。当然，美国影片也受到了语言不通的影响（虽然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意大利，当地人也会为这些影片重新配音）。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宁愿选择观看国产片。但他们的子女的想法却不一样。年轻观众越来越喜欢美国故事片，这些影片通常都由那些逃离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欧洲导演所执导。
当代批评家们担心美国流行文化中那种墨守成规的自鸣得意和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播的那种或明或暗的政治信息，会对欧洲青年一代的意识产生腐蚀或潜移默化。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欧洲青年过滤掉了美国主流电影所宣传的内容，并没有像20年前他们父辈所做的那样妒忌荧屏上所描述的“美好生活”，而是对美国式浪漫故事与日常生活的矫揉造作与天真烂漫发出大笑。然而，他们却极度关注演员们往往是颠覆性的表演风格。
收音机、咖啡馆、酒吧和舞厅里经常播放美国影片中的音乐。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美国叛逆青年的肢体语言，成了欧洲同龄人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欧洲的年轻人开始在穿着打扮上也趋于“美国化”，1963年5月，“正宗李维牌”牛仔裤首次在巴黎跳蚤市场出售时，一下子就脱销了。美国青年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没有阶级标志（至少在得到高端服装设计师们青睐之前一直如此，而且即使到了这一步，当时的差别也只体现在面料上，而并不代表社会等级）。实际上，这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喜爱的牛仔裤，属于传统服装风格的“降级”发展，却完全是真正的工作服在服装领域“升级”的结果。而且，它们显得如此青春洋溢，和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影片中仿制而来的服装样式一样，年长的人们是不会喜欢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牛仔裤和摩托车、可口可乐、大波浪发型（男女都一样）及流行明星们一起，风靡了整个西欧地区（但他们所炫耀的影片和各种产品却一直无法向东蔓延）这也是整个美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美国电影的固定主题——科幻故事片、侦探片和西部片——和风格都被欧洲人吸收了。千百万联邦德国人从当地那些并未去过美国的作家所写的平装本小说中了解到了牛仔的生活；仅在联邦德国，1960年德语版的“西部”小说一年就能卖出9 100万册。在欧洲，继比利时儿童侦探“丁丁”之后，最受欢迎的又一卡通人物“幸运卢克”也同样来自比利时，这位运气不好却有魅力的牛仔每周都会出现在法语和荷兰语喜剧片中。真也罢，假也罢，美国正在成为各类轻松娱乐节目的自然背景。
美国对欧洲青年产生的影响更直接地加深了人们早已哀叹的“代沟”。长辈们一边看着，一边却在遗憾：欧洲各地的年轻人都乐于在谈话中渲染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美国色彩。有一项研究估计说，在6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报纸上，这种“崇美主义”出现的次数增加了14倍。1964年，法国批评家雷内·埃蒂昂布勒在他出版的《你会讲法式英语吗？》（Parlez vous Franglais ? ）一书中调侃地（现在看来是预言性地）指出了讲英语对法语所造成的污染性破坏。
反对崇美主义——对“美国文明及其所有现象”表现出原则性的怀疑与厌恶——在文化精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影响使这种反对崇美主义的思想传播得更为广泛。文化保守主义者、法国作家安德烈·齐格飞1954年的作品《美国场景》重新引发了所有人的怨恨和一些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反犹主义的辩论。他同意文化激进分子让-保罗·萨特（或几十年后英国的哈罗德·品特）的观点：美国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偏执于科技和标准化，墨守成规，富于创造性思维。其实，引起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身的变化太快，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欧洲青少年将他们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看作自己的未来，而他们的父辈却在责怪美国给欧洲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曾经认为欧洲这块大陆拥有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权威、自己价值观，不受现代性与大众社会诱惑的影响，但这一切其实原本就不存在。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1964年3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舒适和安逸。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某集体农庄。“赫先生”自诩为农业专家，其实他的实验往往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但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尤以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最为著名）却无可估量，虽然其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料。
1956年11月1日，伊姆雷·纳吉（中）上诉联合国。在注定失败的匈牙利动乱中，纳吉为自己所起的作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苏联付出了更高代价，令它的追随者们幻想破灭。
1961年8月19日，构砌柏林墙。虽然西方政府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苏联决策下，通过在被其占领的柏林砌上一堵壁垒来把城市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不断复发的柏林危机，西方也无甚遗憾。
《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8），电影导演雷纳·法斯宾德尖锐地剖析了战后联邦德国存在的弊病。对年轻一代评论家来说，联邦德国沉湎于繁荣、政治上解散军备及集体遗忘过去历史的做法是一种假面具，实质上还是犯了过去的弊病。
“所有的德国人都和总理一起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都。”实际上，（来自天主教莱茵地区的）康拉德·阿登纳从心底里讨厌普鲁士式的柏林。但他还是利用柏林的分裂作为杠杆以求得西方盟友的让步。
1949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的前一天，荷兰派来的历任总督的画像被搬出雅加达宫。失去“印尼群岛”给荷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它只好退缩回欧洲，地位大跌。
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后，越盟军队押送法国士兵进入关押地。法国羞辱地在越南被逐出境，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尤其是法国军队不得不从北非剩下的占领区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