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幽灵
性交开始于1963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出第一张激光唱盘之间。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们如此热爱它。
——丹尼尔·科恩-本第特
后悔了的资产阶级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象之一。
——以赛亚·伯林爵士
现在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拍你们的马屁，但我不会，亲爱的各位。你们一副被宠坏的小杂种的嘴脸，我恨你们，就像恨你们的父亲一样……昨天你们在朱利亚山谷殴打警察时，我对警察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是穷苦人的儿子。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年6月
我们追随的不是杜布切克。我们追随的是毛泽东。
——意大利学生口号，1968年
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时刻，一般是在做历史回顾时才为人所认识。而20世纪60年代却不同：那一代人对于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谁人”乐队的歌词，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一代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见这也造成了一些视角上的扭曲。对于现代欧洲而言，20世纪60年代确确实实是现代欧洲有着非凡结果的10年，但并不是当时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样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对偶像崇拜的冲动，不管是在服装样式还是思潮方面，都犹如昙花一现；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务领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尽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后才看到效果。同样，60年代的政治版图也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总在最出名的地方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年纪16岁至24岁之间的学生人群超过了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样的人口爆炸早已对国家的食品供应造成了严重压力；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会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繁荣的时期，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饭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多数孩子在小学教育完成后便离开学校，年龄通常在12岁至14岁之间。在很多地方，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并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共产党掌权前的东欧国家里的在家孩子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来的学生人数，同时也作为较大范围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开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多数孩子事实上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是区区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数的20％。
这些教育变革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一直在多数欧洲社群划在两类人中间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背出民族历史大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是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少数特权阶层。那些语法学校，如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等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们拒之门外的经典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并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这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代沟本身也成了事实上的社会革命，尽管它的后果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当成千上万的孩童拥入匆忙建成的中学，给不同时期建造的教育机构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已开始发愁：这些变化对于大学——曾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196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得以一窥中学校园，那么更少有人怀有上大学的梦想。在19世纪，一些传统的大学曾有过些许扩展，高等学校的数量——主要是技术学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岁以前自己挣钱，并且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第三法兰西共和国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更不用说可用以补偿收入上的损失。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2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5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4 900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13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学的数量。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收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的话）都很难再容纳额外的数千名年轻人。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莱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幅员狭小且远离都市（几个世纪以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选择了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学是个例外，但只是个特例。欧洲的大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明显地属于例外），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于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物质资源。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城市或国家。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逐渐经过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举措必须来自中心地区。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来临时，这些新的大学，尽管其建筑乏善可陈，至少已经建好，足以解决日益增加的入学需求，同时也为数量日增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教师职位。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的大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在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参加并通过了全国性的中学毕业考试，你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这一制度都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总人数少，大学不必担心学生人数过多无法负担。不管怎样，欧洲大陆大多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仍沿袭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丝毫没有必须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经历一次社交成人仪式。 [1]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规划者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设置新的预选障碍或制度。相反，也是出于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尽力去去除那些残余的预选制度——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及既定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能容纳约5 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 [2]
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每7个年轻人中有1个在上大学（10年前为每20人中有1个）。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每6个人中有1个。在西德，1950年时总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开始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在法国，到196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956年公立中学学生的人数。欧洲各地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建学校尤其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尽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由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是学生（这一细节容易被这一时期的记载所忽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人、没有技术或是从偏远省份或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学内外发生的。这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榜样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尽管每个国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习俗，以及本土独有的特点（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广场举行的兄弟节是法国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时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样式却以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越了一条又一条国界线。大众文化必定会成为国际性的。某种潮流（音乐或是时装）在英语国家——往往就在英国——开始，然后再向南、向东，借助着日益视觉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国界）的文化流行开来，只是偶尔会因为当地的一些不同趋势，或更多时候是由于政治干预而受到阻碍。 [3]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头阔绰的年轻人，即欧洲白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买得起唱片、音乐会门票、鞋子、衣服，还可以消费时髦的化妆和发型。但这些新潮事物的表现却又完全跨越了寻常的界限。当时最为成功的音乐人——披头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国布鲁斯吉他音乐（多为黑人所演奏）的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直接拼合在一起。 [4] 这种极具独创性的组合不久便成为了欧洲年轻一代本土的、跨国界的文化。
流行音乐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们对风格尤为关注。有人会说这毫不稀奇。但是由风格直接替代了内容，这可能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特之处。60年代的流行音乐对曲调、对表演的方式无比关注，而歌词却往往平淡乏味，外国人听起来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奥地利，演奏或是听英美流行乐曲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的父母们大惊失色，就像脸上挨了一巴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邻国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些音乐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反叛心理。
如果说60年代的主流音乐文化似乎都与性有关——至少在它短期内转向毒品和政治之前——这其实也是风格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离开父母的时间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药也比以前更为安全、易用、合法。 [5] 电影和文学中的裸体、滥交等表现也更为常见，至少在西北欧是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年长的一代相信的有关性的种种禁锢已经全然崩溃，而他们的孩子也乐于让他们面对这种梦魇。
事实上，60年代的“性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觉而已。据我们所知，多数年轻的欧洲人的性兴趣和性行为并没有像当时的人喜欢宣称的那样发生了迅速、激进的变化。当时的调查证据表明，甚至当时学生的性生活与他们前面几代人的也并无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态度一般会被拿来与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经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风尚、情感收敛的年代。但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是19世纪末颓废的欧洲，或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风流社会”相比，“时髦的60年代”实在是相当平淡的了。
为了强调风格，60年代的人异常执着地追求外表上的独特。服装、发式、化妆，还有当时所谓的“时尚配件”都成为一代人的关键的政治性标签。伦敦是这类潮流的发源地：欧洲在服装、音乐、摄影、模特、广告甚至流行杂志方面的品位，无不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考虑到英国早已有了设计单调、建筑破烂的名声，成为欧洲时尚风潮的发源地似乎绝无可能，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思潮对于传统秩序的逆反。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但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的伦敦”——《时代周刊》在1966年4月给它的称号——为这一时代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光亮。
到1967年为止，英国的首都有超过两千家商店自称为“时装商店”。多数都厚着脸皮模仿了卡尔纳比街沿街服装店的风格。卡尔纳比街长期以来是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现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新潮”时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时装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装裁剪革命的法国时装店，1965年4月13日在古戏街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一连串模仿其风格的时装店开业，全部被冠以时髦的英国风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温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卡尔纳比街风格在整个西欧被克隆（只有在意大利的影响不甚明显）。它的特点是颜色鲜艳、剪裁贴身，不分性别，不适合30岁以上人士穿着。“新男士”出售的红色紧身灯心绒裤和黑色紧身衬衣成为之后3年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者的正规服装，而且被四处抄袭。与60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些服装出自男人之手、为男人所设计，但年轻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穿了。这甚至影响到了巴黎主流的时装设计公司；从1965年起，巴黎的女式时装店制作的宽松裤子多过了裙子。
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帽子的产量。可以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帽子市场的青少年市场，发式代替了帽子成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传统的帽子只限于在为“年长者”举行的正式场合上戴。 [6] 但帽子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服装裁剪变革的第二阶段，式样活泼、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继承而来）被更“严肃”的外套所代替，这与音乐上的变化类似。年轻人的服装裁剪和营销都更强调其灵感源自“无产阶级”和“激进分子”：不仅仅是蓝色牛仔裤和“工作衬衣”，还有靴子、深色夹克以及皮制“列宁”帽（或是毡帽的变种，令人想起19世纪匈牙利起义者所戴的“科苏特”式的帽子）。这种更带有政治自觉意识的时装在英国并没有真正流行，但在60年代末，这种服装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极端分子和他们的学生追随者们的半正式制服。 [7]
与这两种流行时装风格都重合的是嬉皮士们类似吉卜赛人穿的带有很多垂饰的服装。与源于欧洲的“卡尔纳比街”和“街头斗士”风格不同，嬉皮风格——其明显的原始风格中体现的非西方、“反文化”、无性别的主张里依稀有些“乌托邦情调”——是美国舶来品。它的商业效用显而易见，因此很多顺应60年代中期的紧身服装潮流出现的商店很快就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商品。他们甚至有段时间尝试贩卖“毛式服装”。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领角，配以随处可见的“无产阶级”帽子，“毛式服装”将三种风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如果配以毛泽东的革命红宝书就更是如此。但是尽管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人》中有一群法国学生努力研究毛泽东并以他为榜样的情节，“毛式服装”一直只是少数人的欣赏对象，甚至在“毛泽东主义者”当中也是如此。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征在1967年后风头渐劲，因为与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击队活动有关联。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欧洲也从未真正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后被西方青少年奉为烈士、犹如耶稣的传奇误导：60年代的欧洲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运动”，也并未真正越过大西洋，至多不过是冲刷了英国和荷兰的海岸，以比别处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残迹，以及一张非常独特、经久不衰的唱片。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唯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卡尔·雅斯贝斯、马丁·海德格尔、贝内德托·克罗齐、莫里斯·梅洛-庞蒂、让-保罗·萨特——当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经改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如杨·帕托斯卡和莱谢克·科瓦考夫斯基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的核心人物。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一个当代艺术新术语）学术领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在理论革命的前沿是历史学科和其他更“软”的社会科学学科。欧洲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从上一代就开始复苏：《经济史评论》和《经济、社会、文明年鉴》都创刊于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小组”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刊物《历史与现实》，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影响而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还有稍后的在联邦德国的贝勒菲尔德大学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学派。
以上这些组织和机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实上，尽管一般来说质量上乘，这些研究采取的往往是常规方法论。但这些研究显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通常是采取非教条的但明确是左倾的立场。他们的历史研究从社会理论出发，强调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目的不仅仅是叙述，甚至不只是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涵义。这类历史学著作似乎是使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学术性的思考和介入当代现实相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时候是去误读）这些研究。
尽管有这些政治意义在里面，但历史学是一门特别不适合于做高度理论思考的学科：理论越深入，历史越后退。尽管60年代有一两个领先的历史学家也在年老时成为了学术偶像，但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具有颠覆性——成为文化巨人。其他学科的情况稍好、或者说稍差，则按名人的观点而不同。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表征理论：它所描述的社会代码，或“符号”，并不与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联系，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相联系，因此它就不必受经验的检验，或被证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证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它的断言带有打破传统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产生矛盾的特点，为它赢得了广大的追随者。无论什么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种“结构”的组合来解释，就像皮埃尔·布列兹将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为“结构”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应用性结构主义：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当然还有文学上的结构主义。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销能力的人，他们有幸进入学术界的聚光灯下，继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就像电视成为大众媒体一样。如果换作早些时候，米歇尔·福柯可能会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样，成为沙龙的宠儿、巴黎讲座圈的明星。但《词与物》在1966年发行头4个月便销售2万册，福柯可谓一夜成名。
福柯本人坚决摈弃“结构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像阿尔贝·加缪一直坚称他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物。 [8] 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过去或现在貌似颠覆性的叙述的简称，传统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和范畴都已动摇，它们的种种假设也备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者”缩小甚至否认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和个人主动性的作用。 [9]
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歇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的确忽视了变化和转变，或者将其最小化了。特别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60年代的活力并不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称的（此文系他年仅26岁时所写，近年来被人引用颇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如何改变世界，只有一种伟大理论是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元叙事既可以解释一切、又可以让人类采取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业。
欧洲在60年代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兴趣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让-保罗·萨特1960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坚定信念并不被普遍认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领域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希望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非常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政治遗产。萨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同时也是萨特曾经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对手，便是一个终身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世俗宗教（尽管对此他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在1956年和1968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活动中止”的状态存活并繁荣着：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而名声扫地；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联邦德国和低地国家），势头渐弱，就是像意大利，在竭力使自己与莫斯科划清界限。由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体现在历史和政治主张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大多失去信誉，特别是在其仍维持统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国家将选票投向共产党的人对它也表现得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脱离了后者的道德沉船，对它们普遍给予了思想上、学术上的关注。自从其创始人去世以来，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党中间就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分离出来的各种派别，纷纷自称是“真正的”继承人。这其中有少数派别，例如英国社会党，仍然存在且仍在夸耀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声称只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 [10] 而19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运动、圈子、俱乐部、社团等组织，多数都在1900-1910年间被总体目标相同的社会党或工党所吸收而联合起来。现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其后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分裂。
苏联早期的派系斗争，导致产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学说。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件事）25年后，他的政党在每一个末遭明令禁止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些党通常规模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个颇具领袖魅力的集权领导人带领、决定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的策略以“打入内部”为特色：从较大的左翼团体内部（党派、工会或学术团体）内部夺权，或是将这些团体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联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论的方向。
外人很难将托洛茨基党以及与他们所属的短命的第四国际（“工人国际”）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效忠于列宁主义，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血腥的权力斗争而分道扬镳。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区别，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不断革命”，指责正统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局限在一个国家，而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流产。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显著区别就是斯大林主义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败北。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托洛茨基后来的追随者才对它趋之若鹜。过去或许不堪回首，但他们认为，苏联革命被反动官僚们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热月政变”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分析可以帮他们在以后夺取胜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暂地拥有过权力——他毕竟在苏联政权成立的早期起过关键作用，对后来苏联路线的偏离也负一定责任。对于那些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败者是欧洲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领袖、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们。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这个在1919年1月注定失败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国自由军团士兵暗杀的波兰犹太人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别于正统派共产主义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不久便被迫公开表示放弃这些观点；此外更有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发表的有关政治革命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就。他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46岁。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三个人的著作以各种语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多少共同点，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们都不曾执掌过权力（除了卢卡契，他曾于1919年3月至8月在布达佩斯的贝拉·孔所领导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他们都曾一度反对列宁的做法（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就反对）；而且他们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正统派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
卢森堡、卢卡契、葛兰西等等被遗忘的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葛兰西年纪相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科尔施，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他们伴随着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发掘而再现于世。事实上，一个全新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近年来为人们所重新关注的关键因素。“旧的”马克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新实证主义著作预见并授权实施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个马克思不应为他后期著作的应用直接负责，他无疑是与那些应用有关联的。不管是为共产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所用，它们代表的是“旧的”左派。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论文中、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笔记里（当时马克思刚过19岁，还只是一个倾向于黑格尔派历史观点、带着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哲学家）找到了它们。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确实，1848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使他坚决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政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关注这两个领域。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30年后。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秩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做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预见到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变成顺应当代的趣味和时尚。马克思这样一个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工业社会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适应反对后工业时代西欧“强压下的忍耐”的现代抗议。自由、繁荣的西方明显地具有的无限灵活性、其如同海绵般地化解激情和差异的能力，都激怒了对它的批判者们。他们坚称，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这种压迫如果没有在大街上表现出来，那么必定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实上它进入了人们的灵魂，而首先是他们的身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落脚在南加州。在那里，他巧妙地把旧的认识论和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将这些思潮合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这样解释：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实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这样对年轻马克思愈加牵强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是那些读马尔库塞著作的少数人，而且随着它的广泛流行，还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论证的大致过程。
老一辈的左派人物对强调性满足是一种极端目的的说法是相当反感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性爱一说并不是什么新思想，19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曾鼓吹过，而且在苏联成立之初，对道德方面明显地也相当宽松，但欧洲激进主义的主流传统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主流或冒险持有开放的性观念，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波希米亚人、美学家、艺术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带有个人主义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倾向。
但是，不管它们是如何令人发窘，性与政治的组合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不止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努力指出，这种强调把个人私欲放在集体斗争之上的新倾向，只在客观上是反动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比利时环境因素论者哈伍尔·范内哲姆在1967年这样写道：“这个世界让人去抓住种种令人喜不自禁的享乐，我们能失去的只有无聊。”现在来看，很难确定当时的这些口号究竟是巧智、无知、抑或仅是愤世嫉俗。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当时的现状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新左派对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颠覆性含义不在这里。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可以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论，甚至对年轻一代的反权威美学观，他们对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权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这些，他们可能都大意地认为不过是自然秩序短暂地受到扰乱罢了。真正对他们造成严重困扰的，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外国的一些革命实践的倾向，而那些革命实践是无法由任何既定的范畴和权威来解释的。
欧洲历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张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即蓝领产业工人阶级。事实上，对共产党而言，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城市工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这是意识形态左派的明显特征，由此他们与其他愿望良好的自由主义或者天主教派的社会改革者们相分离。工人阶级的选票，特别是男性工人的选票，是英国工党、荷兰和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和中欧那些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除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的劳工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但是传统的左翼党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阶层的选票，因此与他们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逐渐消失。在西欧的发达国家，矿工、钢铁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各类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随后到来的服务业时代，他们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劳动者所代替。
对于传统的左派而言，令人焦虑的是：工会成员和党员以及会费都主要来自这一群体。但是尽管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人数开始下降这一事实在当时的社会调查中已有广泛报道，老左派们仍在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基础”。尤其是共产党，更是毫不妥协：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党能够代表、提升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正确的结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国在50年前实行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