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所有并不接受这一欧洲史版本的人而言，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在当今越来越多人所称的“第三世界”，有着各种另类因素：北非和中东的反对殖民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黑人激进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与之非常相像），以及从中美洲到中国南海各国的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在1956年以后，年轻的西欧激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洲东部的令人沮丧的共产主义实录移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求灵感。
这种对外国的新兴趣，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励，一部分是因为欧洲自己的幻想破灭，转而将其投射到其他国家。这种关注很少以对当地的了解为基础，尽管当时产生了专注于“农民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的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优点而且成就非凡的，而这些在欧洲都无处可觅、令人失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抒情诗般地比较了当代欧洲的悲惨形势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后的乌托邦，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期：“在中国，人们身上没有任何在商品社会里个人所发生的异化和神经错乱迹象。中国人的世界是紧密的、健全的、绝对完整的。”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农民革命，对于当时的西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种迷人的特点：暴力性。当然，在向东飞行几个小时的苏联和其卫星国并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国家的、正统派共产主义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义的暴力是寻求解放的暴力。萨特在他给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穷苦人》一书法文版所写序言中对此做了有名的解释：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暴力是“人类为了重新创造自己……杀死一个欧洲人等于是一石两鸟：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死了，另一个得到了自由；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脚下所踩着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这种自我否定的、对外国模式的推崇在欧洲并不新鲜——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对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而且当年苏联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纪60年代，远东或是远南地区的榜样被高举着，让欧洲来学习。米兰和柏林的激进学生受到鼓舞，要学习东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一次“穿越体制的长征”。
在保守的长者们看来，这种对于外国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旧欧洲所拥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则已经被胡乱堆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巴别塔，全无章法。意大利学生们提出，在新的服务型经济下，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因此学生是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滥用到了极点。但至少他们还遵循着辩证法，还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以内。几年后，当一家名为《裸体的国王》的米兰学生报纸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青年们，吉米·亨德里克斯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时，辩证法就蜕变成了滑稽剧。正如批评他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轻人们根本就是闹着玩儿的。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10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要求结束越战，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则漫不经心地支持着这一行动。
当时如此众多的争端和要求都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有关，这也说明了60年代的奇特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家们的社会背景。和1848年的革命类似，60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但是尽管当时很多参加者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人们对时局的不满中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的。尽管战后几十年的繁荣还没有到头，西欧的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点，但西欧新一轮的劳工争端在60年代初已经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麻烦问题。
在这些罢工事件以及1968-1969年的罢工事件背后，是人们对于随着战后增长减慢后日益缩水的实际工资的不满，但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工作状况特别是雇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奥地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不同之外，欧洲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资关系相当糟糕。在米兰、伯明翰或巴黎工业区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车间里，充满仇恨的、好斗的工人们受到强硬、专横的雇主们的严密监视，双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在西欧很多地方“工业关系”一词的意义根本就无法成立。
在服务行业和专业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从记者到工程师，技术人员们个个都咬牙切齿。传统的权威、纪律和称呼（甚至还有穿着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相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管理都是从上至下，根本不听下面的意见。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开除员工。员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见也没有人听。于是，要让工人拥有更多主动权、更多专业上的自主权，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声四起。
从1936年发生人民阵线占领工厂事件以来，有些事在欧洲的产业冲突中没有受到很多注意。它们之所以不太受到工会和政党的关注，是因为焦点只集中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更传统、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这些要求与学生激进分子的言论大致吻合（后者与工厂里的那些好斗分子在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学生激进分子对于过度拥挤、管理混乱的大学也是牢骚满腹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力之外的感觉，反映了60年代的另一维度，而其涵义在当时并没被充分觉察到。正因为有由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组成的两轮全民公决的选举制度，法国的政治生活才在60年代中期合成一个围绕两大政治阵营的选区和议会而相互组合的稳定体系，一个政治阵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另一个是由中间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协议，较小的政党和边缘组织不是被迫和四大组织之一融合，就是被从主流政治圈中排挤出局。
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从1963年开始，意大利一个广阔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占据了国家政治的大多数空间，而将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6年起就被一个由基督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所统治，它和自由民主党一起主宰了国会。这种结构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这西欧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激进的反对派不止被边缘化，而是被彻底排除出了议会。如新左派在一段时间里所坚称的：“体制”似乎完全被“别人”掌控了。出于一种必然性，激进的学生们自称为“议会外”反对派，从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头。
人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短命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春的法国。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其震撼力，以及发生在巴黎街头的暴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任何持久的效应。“五月风暴”起始于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农泰尔，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学一个匆忙建起的新校区。农泰尔校区的学生宿舍长期以来已成为正式学生、“地下”激进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流动家园，租金没人支付，男女宿舍间还有很多晚间的活动往来，尽管官方对此严令禁止。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端之后，一个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当时称得上是激进的做法：21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异性，而21岁以下者只要有父母书面同意也可以如此。这种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
农泰尔校方一直不愿严格执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们将一个违法居住的人驱逐出校区，并威胁要处分一个正式学生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因为他侮辱了一位来访的政府部长。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农泰尔，为一座新落成的体育设施剪彩。一个名叫科恩-本第特的当地学生狂怒地质问，为什么教育部对宿舍争端（他的说法是“性问题”）不闻不问。部长回击了这一挑衅，建议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问题，他应当跳进这个崭新的游泳池冷静一下。这位有德国血统的学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说：“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团都是像你这么说话的。”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游行。到了3月22日，随着袭击巴黎市中心的美国捷运公司大厦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捕，一场运动随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领袖之一。两周以后，更多的学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农泰尔校区被关闭，运动和行动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区的巴黎大学本部古老的楼群中。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触发了“五月风暴”的都是些狭隘的、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以免此后数周里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言语和野心勃勃的计划误导我们。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间，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并且在学校附近的街道设置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团代表，还有历史悠久的学生和讲师联合会职员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论，尽管耳熟，却掩盖了一种实质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清除和羞辱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对此充满蔑视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次闹剧，而不是革命。它具有传统法国革命的所有象征物——武装游行者，街垒，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和街口的占领，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事实上，很多人本身就属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轻蔑地称他们为“爸爸的儿子们”。当他们在街头列阵与法国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作对时，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姑妈、奶奶从舒适的资产阶级公寓楼的窗口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目光。
戴高乐主义者、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很快地采取了解决麻烦问题的措施。在最初的对抗之后，他不顾来自政党内部和政府的批评，撤走了警察，让学生事实上控制了学校和周围的街区。蓬皮杜和戴高乐总统都对名声大振的学生运动深感棘手。但是，尽管最一开始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大吃了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时机一到，就会有警察到来——特别是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都是贫穷的外省农民的儿子，让他们去砸破养尊处优的巴黎特权阶级年轻人的脑袋，他们绝不会手软，可以依靠他们恢复秩序。但是让蓬皮杜担心的事远比这件事情严重。
学生的骚乱和占领学校引发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事件。到5月底，法国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议活动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对报道学生运动，特别是报道防暴警察的过度暴力行径的禁令。但是当大罢工蔓延开来，从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到电力和石化工业，甚至到了巴黎市区边缘巨型的雷诺工厂时，很明显，制造危险的就不仅仅是几千名躁动的学生了。
这些罢工、静坐、占领办公室和伴随着发生的游行示威，是现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运动，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议运动范围更广。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很难确定地说那些抗议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开始时不知所措：当工会组织者试图接手雷诺罢工时，他们被大声喝止；政府、工会和雇主们达成的协议被雷诺的工人们断然拒绝，尽管协议答应要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并给予更多的协商机会。
成千上万名罢工者与学生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抱怨的理由，他们首先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他们并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些在他们的小册子和宣言、演讲里都有明确的表述。这对于当局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就降低了罢工的情绪，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目标上移开，但它也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面对的社会病症。
法国社会繁荣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认定抗议的浪潮并不是出于不满，而不过是出于无聊。但是那些不满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不仅仅是在那些工作条件一贯不尽如人意的像雷诺地区的工厂，实际上到处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国已经按长期习惯将法国权力集中到一处、集中在几个机构手中。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优越的、傲慢的、等级分明的、难以接近的人所掌管着，事实上也是如此。甚至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种情况令人窒息。
年迈的戴高乐本人自1958年后第一次没能理解事件的发展态势。他最初的反应是发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电视演说，然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去访问了驻扎在德国的法军部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希望确认这支部队的忠诚程度，在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但这些情况在当时无人知晓。当他在第二年全民公决时，试图利用他所认为的反对集权的民族情绪，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权力的措施时，遭到了绝对的、大失脸面的挫败。他就此辞职退出政坛，回到了乡下的家中，几个月后在那儿去世。
与此同时，蓬皮杜等待学生示威运动过去的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学生静坐和不断升温的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本该有更好判断的学生领袖和少数资深政治领袖（包括前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和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当局毫无用处，因此权力应由其他人来掌握。这种言辞是危险而愚蠢的。正如当时雷蒙·阿隆所说，“驱逐一个民选总统与驱逐一个国王是两回事。”戴高乐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国家正受到共产主义政变的威胁。这明显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对学生激进分子冷嘲热讽，以及试图对工人运动保持影响力之外，并没有一贯的战略。要夺取政权显然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在5月底，戴高乐突然宣布实行选举，号召法国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开始选举活动，右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比两周前的学生示威规模远为浩大。5月30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香榭丽舍大道，驳斥左翼声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说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了大学的大楼、工厂和办公室。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当权的戴高乐政党大获全胜，选票比之前增加了1/5强，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学生们开始休假。
法国的“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这显然是一次实时在全球电视观众眼前展开的一次革命，其领袖们是一群风度迷人、口齿伶俐的翩翩少年，带领着法国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女性。在当时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们醒目地骑在她们的男朋友的肩头，但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学生大军中的“步兵辅助部队”。1968年的青年动乱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对性别歧视却并不关心。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学术环境、结束道德监察，或者仅仅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的。而且他们尽管拳头紧握、满口革命言辞，但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性。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尽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给学生们的行动增添了一重光环：他们意外地触动了社会怨恨的爆发，但后人认为是他们预见甚至制造了这种爆发。
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的和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动荡相比，法国“五月风暴”和平得出奇。当时发生了大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过后，有一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住院，但双方都相当克制。没有一个学生于1968年5月遇害；共和国的政治代表也没有遭到袭击，它的体制也从未受到任何严厉的责难，只有革命的发源之地——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遭受到持久的内部破坏，信誉大受影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革。
1968年的激进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风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画般夸张的地步——毕竟他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但他们放弃重复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国1968年的“心理剧”（雷蒙·阿隆语）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神话，几乎立即成为怀旧的对象，一种时髦的斗争，它让生命、能量、自由等种种力量与同时代人的麻木、无聊做斗争。一些在“五月风暴”中突出的、受到大众推崇的人物从此走上了常规的政治生涯：阿兰·克礼文，当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学生领袖，在40年后的今天年纪已经60有余，是法国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五月风暴”中被驱逐出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则成了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委员，后来更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绿党代表。
但正由于1968年5月社会情绪的基调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过去之后，法国有关“五月风暴”的畅销书都不是什么分析历史的严肃作品，更不是庄重的时代宣言，而不过是当代涂鸦和口号的汇集。脱胎于墙头涂鸦、布告栏和城市街道，这些充满巧智慧的“一句话文学”鼓励年轻人去做爱、寻找乐趣、嘲弄权威，总的说来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顺便改变世界。就像口号里说的：Sous le pavé, la plage（铺路石底下是沙滩）。1968年5月的口号发明者们从来没有请读者们去干任何严重伤害别人的事，甚至对戴高乐的攻击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老朽、障碍，而不是一个政敌。他们表达了一种烦躁和失望，但也明显地有一点儿愤怒。这场革命没有牺牲者，这就最终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意大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在学生运动的言辞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点。首先，意大利的冲突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迁移在米兰、都灵和其他的北方工业城镇产生了交通、服务、教育，特别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问题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比其他地方来得都晚，跳出农业社会的过渡要远为突然。
因此，第一代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加上对现代性的不满情绪，两者重叠，产生了冲突。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妇女——从未被吸纳到工业化的北方那些历史悠久、由男性熟练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历时已久的劳资紧张关系之上，现在又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多重争端。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和倍耐力橡胶公司里的熟练工人有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们在工作时间、工资差别、纪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决策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那些非熟练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标，但反对另一些目标。他们主要反对的一点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计件工作指标、超强度的大规模机械化流水线，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意大利的战后经济变化是由几百个小型工程、纺织和化工公司，而在这些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对老板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体制上的反对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国家仍然相当粗糙，一直要到下一个10年才逐渐成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60年代的社会动乱），很多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场所的权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建立综合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政党和左派工会能解决的。相反，他们当时主要的担心是老的劳工组织被这种新的、不受约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释。当女性半熟练工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寻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强度时，工会做出的反应是劝说她们去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社会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组织，而是几个非正式的“议会外”左派组织。他们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自治的学术界理论家，以及学生组织的发言人——很快认识到工厂里新的不满情绪的源泉，迅速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再者，大学本身的情况也完全相仿。那里同样存在着一股新增的、未经组织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学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也有一帮长期以来拥有掌握决策权的旧式精英人物压在学生头上，在学生的工作量、考试、成绩和惩罚措施等方面恣意妄为。
从这一角度看，大中学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和工厂车间一样，都是现实中的既得“客观”利益的受益者。意大利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样的推理——作为知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他们自视代表着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对权力和权威更大的威胁。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个组织的社会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制度和权威结构的能力。讲堂和机械车间一样是开始活动的好地方。
在那些年里，意大利激进的政治形态变化多端，米兰的一所中学里流传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称，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直至最终消灭分数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学校对学生的选拔制度；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得到有所保障的奖学金的权利；有集会自由；应该有晨间集会；老师应对学生负责；驱逐所有反动、专制的教师；自下而上地决定课程安排”。 [11]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一轮抗议活动和破坏行动在1968年的都灵展开，当时学生反对将学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区，这恰巧与当时正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遥相呼应。与之同时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罗马大学学生暴动，抗议议会有关大学改革的议案，后罗马大学被关闭。但与法国学生运动不同，意大利学生运动组织者对于学术制度改革的兴趣并不强，他们更把自己看作与工人运动一体，就如他们组织的名称（例如“工人先锋队”、“工人权力”）所表明的。
劳工争端最早开始于倍耐力公司在米兰的几家工厂，从1968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11月（政府强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为止。对于学生抗议者来说，这是来自业界的类似行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1969年的罢工运动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年轻的意大利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前一年在法国的短短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那一年“火热的秋天”，小规模的工人组织进行了多次自发罢工和占领行为，要求有权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促使意大利一代学生理论家及其追随者认定，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正确的策略。工人自治作为策略和目标，是通向未来之路。学校和工厂的改革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协就意味着失败。
为什么“非官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有如此转变仍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通常采取传统的低调、随和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被指责在他们的“系统”内做手脚，寻求稳定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评家指责为“客观上的反革命”。而意大利政治制度本身就很腐败，而且似乎使变革难以渗透：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党则处境很糟。但是尽管这一情况也许可以解释议会外左派的不满，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人为何转而动用暴力。
“毛泽东主义”——或者说无论如何，那种对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恋——在意大利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普遍。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各种政党、团体和杂志——从它们坚持使用“马列主义”这一形容词（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受鄙视的官方共产党）即可分辨出来——在这些年里相继出现。它们受到中国“红卫兵”的启发，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罗马和波洛尼亚的学生理论家们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条主义者的论调，把学科划分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希腊语和拉丁语）、“纯粹意识形态”（例如历史学）和“间接意识形态”（物理、化学、数学）。
这种靠推断来产生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工人主义教条的结合，表现在《不断斗争》杂志和它的派别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刊名就是对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断斗争》创刊于1969年秋，当时早已有充分迹象表明它的行动即将转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灵学生示威中有这样的口号：“反对工厂里的社会和平！”“暴力统治的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学、工厂的示威游行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暴力既是语言上的（“国家不要改，要砸！”），也是实质上的。当时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贴切至极。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贸易市场和铁路中央车站埋下了炸弹。8个月以后，在倍耐力公司的冲突得到解决、罢工结束之后，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被炸飞。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几年“紧张策略”开始了。
人们可以指责6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分子遗忘了国家的近期历史。但是在联邦德国，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1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热衷于这种观点。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尔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赖兹等，都出生于1927年至1932年间，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纳粹主义及人们对它的回避态度上。但是一群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几年出生的一代，对此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验，他们透过失败的棱镜看德国的过错，认为这与其说是纳粹主义的过错，不如说是波恩共和国的过错。因此，对鲁迪·杜契克（生于1940年）、皮特·施奈德（生于1940年）、古德龙·恩斯林（生于1940年）或是更年轻一些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生于1943年）和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而言，联邦德国战后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才是个问题。不带政治色彩、消费主义的、在美国保护壳下的联邦共和国不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与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气，试图否认德国的历史，将历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传中。甚至连它的宪法内容都不够真实，正如法斯宾德所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给西部占领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
德国60年代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指责波恩共和国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的德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关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知识（对魏玛时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空白基础上建立的真空里：即使在家里——事实上，正是在家里——也没人会去提“它”。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联邦德国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了自大和虚伪。首先可以证明的例子是《明镜周刊》事件。在1962年，这一德国主要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联邦德国国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纳手下的巴伐利亚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些不当行为。在阿登纳的授意和施特劳斯的命令下，政府袭击了报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办公室。这种滥用警力以压制不利报道的无耻行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称“这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耻辱，因为没有了出版自由，没有了不可分离的出版自由，民主就无法存活”。
4年以后，在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择了前纳粹分子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来继任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总理职位。这位新总理是交纳过12年党费的纳粹党人，因此他被选为总理的事实，被很多人认为无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国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态度的表现。如果政府首脑对自己曾经支持希特勒长达12年之久的事实不感到羞耻，那么当新纳粹主义组织再次在边缘政治中抬头时，谁还能把西德的忏悔和对于自由价值的承诺当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纳粹主义抬头时给基辛格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
从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担任政府首脑为时3年。在那几年里，德国的议会外左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向大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令社会党学生会振臂而起的一些问题，如今在西欧大陆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遥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学。但是那些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联邦德国所特有的。最活跃的校园莫过于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于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产党占领区的历史悠久的洪堡大学），很多学生都去了那里，以躲避征兵。 [12]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学生抗议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表现了对联邦共和国的谴责，同时也表现了对其前身——纳粹的谴责。随着反“越战”情绪的升温，这种将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谴责的对象扩展到联邦德国的军事教父——美国。在少数激进分子口中，美国一直被称为“法西斯”，现在则成了更多人的敌人。确实，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罪行几乎代替了对德国自身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剧作《越南话语》中，明确地将美国与纳粹相提并论。
如果美国比希特勒政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US=SS（美国=党卫军），那么把德国等同于越南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两个国家都被外国占领者分割，都孤立无援地陷于其他民族之间造成的冲突。这样的提法使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蔑视波恩共和国目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及其以往与法西斯的勾结。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进分子得以重提当年的说法：德国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种论调一向与极右势力的观点一致。 [13]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奥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同屠杀犹太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确实，他们同父母一样，一提到“犹太人问题”就感到心里极不舒服。他们宁可把这个问题放在“法西斯理论”课上去讨论，把纳粹的种族主义倾向模糊化，转而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华盛顿和波恩。真正的“国家的镇压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国主义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对美国“越战”的人士。在这样的奇怪逻辑下，流行畅销的《图片报》（其前身是《先锋报》）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学生描绘成新“犹太人”，而纳粹集中营则成了对帝国主义罪恶的贴切比喻。在1966年，达豪的墙头被激进分子们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威辛。”
德国的议会外的左派因此与它的根基——反纳粹的主流——失去了联系。因为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与基辛格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前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边缘。他们的组织比欧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运动更明确地反对西方，特意选择了第三世界的名字，当然会包括“毛主义者”，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罗人”一类的名字。这种对反西方的强调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异国特点的、相当怪异的反文化，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60年代的文化混乱中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的德国变种，它把性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激进分子组织（也包括奥地利，至少是维也纳）追随马尔库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赖希等等20世纪德国研究性和政治压迫关系的理论家，为裸体、自由性爱和反权威主义的儿童培养大唱赞歌。他们随意地将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传，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团体中还出现了一种怪异而且恐怖的类比，将希特勒造成的犹太人受害者与60年代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父母在性压抑的政府压迫下的牺牲品。
“一号公社”是一个毛主义小团体，它积极推动以性乱作为解放的途径。他们在1966年流传这样一张自画像式的照片：7个裸体男女手脚张开贴在墙上，注解是“光墙上的光身毛主义者”。照片后来于1967年6月在《镜报》上刊登。突出裸体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集中营里无助的裸体囚徒。看，照片说：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现在有叛逆的毛主义赤身露体的革命者。如果德国人能够正视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真理，那他们也就能够正视其他的真理了。
这一“启示”——认为年轻人的乱性将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对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样态度——使社会党学生会领袖鲁迪·杜契克（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传统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来，将“公社分子”斥之为“神经病”。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本着好斗的、无政府的自恋，为了逗弄和震动资产阶级，而随意地将大屠杀和性暴露癖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没有结果。“一号公社”的一名成员曾骄傲地声称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义，后来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的游击队训练营里再次露面。从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1967年6月，在柏林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开枪打死一个名叫本诺·奥内佐格的学生。杜契克宣称奥内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谋杀”，号召民众群起讨伐。几天之内，联邦德国各地共有10万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几天后，一向批评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评家哈贝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会党学生会说，“法西斯左派”与右派一样致命。那些动辄提到“潜在的暴动”与和平的波恩政权的“抑制着的宽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来挑动政府进行镇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次年的3月，随着激进的学生领袖们反复号召对抗波恩“政权”，而政府又威胁要对西柏林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挑衅行为进行报复，哈贝马斯（还有格拉斯、瓦尔泽、恩森斯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随后加入）再次劝说学生和政府双方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呼吁采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为他所鼓吹的暴力冲突付出了代价，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纳粹分子枪击身亡。接着便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暴动日子，仅柏林一地就死了两人，伤了400多人。基辛格政府通过了紧急法令（以384票对100票通过，其中得到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授权波恩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令实行统治，因此引发普遍恐惧心理，认为波恩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像35年前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德国学生政治中日渐趋于暴力的边缘组织，像社会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别“K小组”和“自治会”，很明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通常都是“马列主义派”（即“毛主义”一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民主德国或莫斯科的财力支援，尽管这一点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德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左派与正统派共产主义保持着区别，后者在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是像联邦德国的许多左派（其实不仅仅是左派）一样，激进分子们与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或是他们的德国祖先被赶往的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像东普鲁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们父辈对于失去的在德国往昔的种种的怀念，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留下了影子，向往着东面一个更好的德国。民主德国，尽管（或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再者，将联邦德国同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绑在一起、并将反共产主义当作其政治内容的核心，这本身也成为新左派的打击目标，特别是在“越战”的年月里更是如此，这就说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态度。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