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联邦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脸，就像整个西欧一样，坚决地转向自己内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视线投向外国，那也是因为外国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种令人愤怒的限制。
60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
[1] 显然一些规模较小、精英型的学院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法国的理工大学和高等师范学院，它们的学生人数不多，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精心挑选出来的，教育质量也非常高。但这些是特例。
[2]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意大利只有44％的大学生最终毕业，而这个数字在70年代继续下降。
[3] 在共产主义阵营中，“60年代”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一般是受资本主义国家影响而产生的。但不能因此夸大其中的区别。用当时的典型参照物来判断：每一个东欧人都知道“披头士”乐队，很多人都听过他们的音乐。而且不仅仅是“披头士”，法国摇滚歌星强尼·哈里代到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科希策演出时，听众多达2.4万人。
[4] “披头士”乐队出身于利物浦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其中只有保罗·麦卡特尼出身高了一两个阶层。另外一支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滚石”的歌曲题材更体现了波希米亚传统风格，与其主唱人员的伦敦中产阶级背景相符。这一缺陷因为其故意硬朗的风格以及其成员广为人知的非常混乱的私生活得到了弥补。
[5]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在西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仍是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英国是个例外，它在1961年就批准可以使用避孕药。而在海峡对岸，在1966年歌手安托瓦纳销量达100万张的唱片里，他在悲哀中梦想着法国也会有一天让避孕药可以“在廉价连锁商店里出售”。
[6] 但在较为边远的地区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那里黑色贝雷帽、布帽，甚至妇女的有带子的帽子，平时都还有人戴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帽子仍然是区分出生地和社会阶层的可靠的传统标志。
[7] 之后很自然地演变成70年代的光头打扮。
[8] 到1960年，“存在主义”（就像几年后的“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可随意套用的流行词汇，其意义大体与之前几十年的“波希米亚风格”一词相近：那些到汉堡的利泊邦区听披头士音乐会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学生、无不自称“存在族”。
[9] 在此情况下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是，风头正健的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康也被大家归于此类。不过拉康当属特例。即使按60年代巴黎的宽松标准，拉康对当时的医学、生物学和神经学发展都相当无知，但这些对他的工作和名声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
[10] 英国社会党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存在。始终不变，人数太少，因此其脱离现实的事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它想必会一直存在下去。
[11] 引自罗伯特·朗姆利，《紧急状态：1968-1978年意大利的反叛文化》（1990，伦敦），第96页。
[12] 西柏林在那些年也带上了些许反文化的调子。它奇特地独处在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而无法动弹，依靠波恩和华盛顿的命令行事，它的未来不可预料，城市处在一个在时间、空间之中僵滞的状态，这使它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激进分子和其他寻求政治、文化的边缘状态的一些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当时情势的反讽意味在于，西柏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前哨，完全是拜美国士兵的存在所赐。但它的年轻居民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3] 这种颠倒的说法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得到响应。当时德国的反战派坚决声称美国是20世纪的第一号战犯，而德国则是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