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
革命是指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统治的行为。它常伴随着政治权力危机和高压统治手段的衰弱。这也是革命并不一定非要动用武力的原因所在。
——雅契克·库伦、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给党的一封公开信》，1965年3月
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要想保持党性，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
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
——兹丹纳克·姆莱纳尔
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
——保罗·麦卡特尼
20世纪60年代，苏联集团内部的经历必然和西方所经历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后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变革的呼声，和西方在苏伊士危机后要求非殖民化的呼声一样，越来越大。然而，对匈牙利动乱的摧毁，表明这种改革只有从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进展。这反过来也提醒了人们，共产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莫斯科当局，一切都得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心情和政策来做定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决定着欧洲东半球的历史命运。
赫鲁晓夫那一代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国际阶级斗争还存在。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把对过去苏联革命历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动荡上，令他采取了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了1962年古巴危机，并且害得自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苏联和中国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出现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评家们看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毛泽东主义”，这不仅仅是争夺地缘政治的先机；本质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思想之争。在这表面现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后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反而令苏联处于一种矛盾地位。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发源地，他们不断地在苏联内部及其卫星国煽动性地宣扬他们的理想抱负，坚称绝不能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又不断地讨好西方势力以求得共存，还不断地讨好本国公民。
在赫鲁晓夫统治的年代，苏联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59年开始，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再是苏联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版本。 [1] 实行恐怖统治的年代结束了，但是产生恐怖的机构和做法还存在：古拉格劳改局还在，几万名政治犯还在劳改营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乌克兰人。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废除了斯大林颁布的禁止劳工流动法，缩短了法定工作时间，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推出了生育产假，并在全国推行了养老金计划（1965年后这一计划扩大到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总之，苏联以及那些比它更先进的卫星国，至少在形式上变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国家。
然而，赫鲁晓夫许诺生产更多剩余粮食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也是他的同伴们在1964年10月抛弃他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垦“荒”作业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冲走50万吨的表层土壤，而那些原来丰收的农田现在却又因为种植牧草而遭到彻底破坏。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地的腐败双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粮食上交份额，竟然逼迫集体农庄的农民买断了当地商店的所有粮食供应。有些外省城市爆发了粮食骚乱（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尔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于1963年农业歉收，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
而同时，那些受赫鲁晓夫鼓励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农场取得的成功却使人尴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私人耕种的农场以占地3%的比例，生产出了苏联1/3的粮食总产量。到了1965年，苏联人的粮食消费中2/3的土豆和3/4的鸡蛋都来自这些私营农场。和波兰、匈牙利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生存依靠的却是内部这些非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此它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只是兴之所至地想弥补不健全的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一半是出于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经济决策的做法，或者允许那些实际上存在的私有化生产的合法化，但是他们冒犯了那些拥护旧制度的强硬路线者。其实，赫鲁晓夫及其后任勃列日涅夫实施的自由化并没有对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权力网和官员任命权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的确，正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的经济改善总是得服从于政治优先原则，才使得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种状况。列宁往往更担心的是人们针对他个人的批评而不是针对他的原则，他的后继者也一样。知识界的反对意见，无论是否会在党内外引起更大的回应，这对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之后，在苏联及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人们广泛的乐观态度，认为以后苏联会放松审查制度，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网开一面，接受那些谨慎的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就在同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将小说手稿《日瓦戈医生》投往文学期刊《新世界》，却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开始担忧文化领域产生的放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3年里，赫鲁晓夫多次发表咄咄逼人的公开讲话，捍卫艺术领域里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威胁那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人，如果他们继续地哪怕只是以回顾形式来诋毁它，也会遭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在1959年，苏联当局压制东正教牧师和浸礼会教徒，而自从斯大林去世后，当局曾经允许给予这种形式的文化偏离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们的话，赫鲁晓夫本身就是个令人难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中国和苏联的分裂程度（11月，苏联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阿尔巴尼亚是北京在欧洲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苏联开始以新面孔出现在那些国外追随者面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犹豫。196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省乡村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准许出版了他那部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并且以暗示手法批评顺从态度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投稿。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晚期虽然态度相对地比较宽容，但并没有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即使到了最“解冻”的时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后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算是一个文学自由，可以谨慎地从事文化实验的时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后，一切都变了。这些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策划者们迁怒于他政策上的失败和专制独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复无常令他们坐立不安。第一书记本人也许十分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旁人却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宽容所误导。这样就可能会出错。
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层控制政局几个月后，就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年9月，两位年轻作家安德雷·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遭到了逮捕。他们两人分别以艾勃拉姆·德尔兹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将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许多小说。德尔兹，即西尼亚夫斯基，还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批评苏联当代文学的短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6年2月举行了对这两人的审判。由于苏联尚无律法明文规定禁止在国外出版作品，当局只得宣称作品内容本身即是他们反苏活动的罪证。这两人被判有罪并被送往劳改营：西尼亚夫斯基被判7年监禁（虽然6年后就获释了），达尼尔被判了5年。
虽然媒体发起的污蔑这两人的运动引起了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但是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审判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只有几位被允许进入审讯室的人把审讯过程秘密记录了下来，并且整理成文，一年后，这些审讯记录以俄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人。 [3] 这次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其所（虚构的）作品内容而被逮捕入狱。即使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物证，过去的知识分子们也往往是因其行为而非言辞而受到指控。
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相对宽松的政策相比，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处置在苏联本国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议，由此引发了几十年来对苏联政府表示不满的各种运动：在这两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现了许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地下出版物，涌现出了许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苏联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初就是以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案件抗议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时年仅25岁的学生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就因为在普希金广场组织示威游行，捍卫公民权并要求言论自由，而于1967年遭到了逮捕。早在1963年，他就曾被克格勃逮捕过，罪名是私藏反苏的文学作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如今，他因“反苏活动”罪被判刑3年，送进了劳改营。
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很明显地显示出了苏联的情势：哪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哪些还没有。若非按历史自身的标准来看，苏联的政权是不可动摇的、压制性的和僵化的。1956年，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已经消失了。那些可以针对历史讲实话、可以在未来进行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已消逝了。对赫鲁晓夫年代抱有的幻想也已破灭。不管苏联政权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它在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发展停滞、道德腐败的现状，星光暗淡，前途未明。
然而，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卫星国中，改革的前景却显得比较明朗。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种悖论。毕竟，如果连苏联公民在面对后斯大林时代的专政时也都束手无策的话，那么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居民就显得更加无助了：他们不仅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本国的领导层也完全服从于苏联帝国首都的权威。1956年11月的布达佩斯事件已经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做了最恰当的诠释。此外，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遭受公审的那些受害者们，时隔10多年后，却还在狱中受罪。
但是，东欧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的苏联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成了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统治方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影响下，共产主义甚至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对苏联西面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对苏联占领和武力接管的事还记忆犹新。那些卫星国的共产党人纯粹成了莫斯科的傀儡，在当地缺少威信，这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对当地民众的感情和利益需求尤为敏感。
尤其在1956年到1968年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内部，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决非出于反共产党，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针对萨特在1956年提出的匈牙利革命具有“右翼精神”这一论断，匈牙利流亡学者弗朗索瓦·费吉托回复说，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站在右翼一边。他们是“凡尔赛分子”。“我们仍然是左翼分子，忠实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传统。”费吉托坚称，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分子的这种诚意代表了后来12年里东欧知识分子的反对意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谴责共产主义，更不在于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切会错得如此离谱，而且还应当在共产主义本身范围内提出另一种选择。
这就是“修正主义”：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波兰领导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首先根据当时情景提出了这一说法，用来形容那些知识分子中持批评意见的人。在1956年前，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许多场合下都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最有名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他们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过去的忠诚，而是在接下来的12年间，按斯洛伐克作家米兰·西迈斯卡的说法是：“一直企图在蓝图中挑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限。
对东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拙劣模仿，而苏联是对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一种永久性挑战。但和西欧新左派不同的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还继续和共产党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共产党内部活动。当然，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出于需要，但更主要的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从更长远来看，这种联系将会孤立这些年来的共产党改革，甚至败坏改革的名声，尤其是在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越来越倾向于向西欧同龄人看齐的年轻一代眼里，他们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在而非斯大林式的过去。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东欧这段修正主义时期，为作家、电影制片人、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打开了一小扇得以看见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机会之窗。
在波兰，天主教会提供了最重要的批评空间，为那些批评者们提供了庇护，尤其著名的是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一些杂志。这在哥穆尔卡统治的年代，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为了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而找到了共同基础，这成了两者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结盟的雏形。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只有在共产党内部论坛上才能安全发表这些批评性言论。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这一领域成了发表最“有益”的批评的合适地带。
其原因之一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据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过世后，获得解放了的经济政策就成了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舞台。另一原因是当时东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十分器重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看成实行认真改革的重要理论起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的解释却很简单：欧洲各个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严重失修的迹象。
东欧共产党国家经济的失败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只能勉强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在苏联，甚至往往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断地、重复地、大规模地生产最基本的工业产品，而并不生产那些需求量在不断增长的商品——主要消费品不是供应量不足，就是质量太差。此外，由于执行的分销制度和销售渠道的原因，这些商品的供应渠道并不通畅，经常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短缺，例如销售环节上的瓶颈问题、瞒报赢利、腐败，还有大量的浪费，尤其是在食品和其他一些易耗品方面。
在战后10年里，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共产主义效率低下问题部分地被掩盖着。但到了60年代初，随着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将“战胜”西方，并正式宣布现在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后，这种靠激励来修复战争创伤或增加生产的做法，却再也无法弥补共产党的说法与日常生活拮据之间的鸿沟了。而对那些阴谋破坏者——例如富农、资本家、犹太人、间谍或对西方“感兴趣者”——的指控，是因为他们蓄意破坏共产主义前进道路，这类事件在某些地方还时有耳闻，他们迎来的却是恐怖的时代：这是一个继赫鲁晓夫之后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急于把它抛在身后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必定出在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本身。
在匈牙利，自称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他们不采用“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因为它带有贬义）根基很深。1961年，雅努什·卡达尔宣布说，共产党国家认为，今后一切不积极反对的人都将被看作赞成者，所以在卡达尔执政期间，人们才敢第一次感到对共产党的经济实践发表批评是安全的。 [4] 改革派经济学家们认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是一种错误。他们还非常谨慎地意识到，苏联过分强调大规模开采和生产初级工业产品的做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他们虽然话不多，却认为东欧照搬苏联强制工业化、废除私有财产的做法已构成了一场灾难。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开始寻求途径，使共产主义经济能融合价格指数和其他刺激市场的因素，一起形成一套促进财产和生产集体化的机制。
6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有关经济改革的争论，不得不注意走好每一步。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承认过去发生的技术性错误方面表现得非常实际（或焦虑），甚至连新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在也在灾难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到半途中，即1961年就放弃了强调重工业的做法。然而，要去承认中央计划制或财产集体化的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例如奥塔·西克或匈牙利的雅诺什·科尔奈，都在寻求给“第三条道路”做出定义：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毕竟这些经济学论点是无可辩驳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将陷于停滞和贫困状态——正如科尔奈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会“再度产生短缺”。
在匈牙利，卡达尔确实对那些批评家们说的话做出了回应，采取了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在1968年正式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赋予集体农庄相当大的自主权，不仅允许还积极鼓励并支持私有土地，打破了一些垄断行业；一些商品根据国际市场来定价，并允许其价格根据多种汇率变化而上下浮动。批准建立私人零售店。进行这项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倒并不是为了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经济制度之间建立一种可行的中间路线，而是为了在政策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毫不减弱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促进市场活动（借此希望在引导消费者满意的情况下促进繁荣）。
回想起来，很明显当时这些改革家们是在自欺欺人地认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会真实地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但这也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经济分析存在着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天真地误解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制度。对共产党领导层来说，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些经济改革家的理论将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话，那么共产党国家的中央集权将会受到削弱。但面对那样的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往往会趋于选择经济的非正常化运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政权首先都对稳定更感兴趣。因而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卡达尔主义”，它并不适宜于其他国家照搬，因为这是匈牙利领导人自己想出来应付克里姆林宫的策略，为的是让苏联当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匈牙利的“模式”，这只是为了解决当地困难而采取的有限而且实际的解决办法而已。确实，匈牙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卡达尔老是玩世不恭地在渴望着的匈牙利同胞们面前答应他们去繁华的西方世界旅游，作为对他们行为良好的一种奖赏，这真是对共产党统治失败的默认。现在，整个匈牙利都由一个“新阶级”在统治，在为这个“新阶级”服务，正如南斯拉夫反对派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在1957年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中所称呼的那样：这些由官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们，首先关心的最实际问题就是中饱私囊，并确保自己的生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也绝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压迫状态。
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这座“防御营地中最好的兵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妒忌，但只引起了短暂的仿效跟风。第二种模式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明显地更为独特。这倒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设法避开了它的邻国们所碰到的问题。苏联的卫星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许多障碍，对南斯拉夫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而它那悬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历史偶然性造成的结果，而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铁托在决策上采取了一些非中央集权制的做法，而且允许工厂和工人们从事“自治”实验。
这些革新既是因为天生的种族和地缘上的分野，也是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在这样一个联邦国家里，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除了对过去的不幸有着共同的对抗性记忆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统一发号施令更会显得让人回到了战前的状况。该国艰难的地势也更需要各地方的创造性；并且多亏了与斯大林之间的决裂，铁托可以根据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行事，而不用再被迫按苏联本国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重复其每一个错误。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像这些年来西方仰慕者们所相信的是铁托那富有创新意义的另一种社会主义蓝图——构建了南斯拉夫的模式。
但南斯拉夫还是与众不同：它对批评者们毫不留情，例如德热拉斯等人就是因为不赞成铁托的正统观点而付出了代价。 [5] 但它却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在总体上处理得非常灵活（这还得感谢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散文作家杜勃拉芙卡·乌格雷西茨在描写逝去的青春年代南斯拉夫时，不无怀旧地写道，映入她脑海中的是一些“真正的‘去皱霜’、塑料计算器、第一条尼龙内裤……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这些廉价消费品的清单，也许根本不大可能会出现在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例如，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南斯拉夫人并不富有，也不自由，但他们也并没有被禁闭在封闭的制度中。“铁托主义”压迫人，但却并不压抑人。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
第三条走向稳定的道路是“民族斯大林主义”。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择，这个封闭、贫穷的国家完全受当地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专制独裁、偏执多疑而又大权独揽。但这也是愈演愈烈的罗马尼亚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讨厌罗马尼亚（这种情绪在他那一代俄罗斯人中非常普遍），只让它在国际共产党的劳动分工中担任农业角色。然而，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沦落到只能为更繁荣、更先进的共产党国家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地步。
在匈牙利事件中，罗马尼亚扮演了监狱的角色；在1958年，它又保障了苏联军队安全撤离罗马尼亚地区，后来又逐步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起）的领导下，罗马尼亚逐渐退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甚至拒绝《华沙条约》国在当地的军事演习。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动向铁托示好（铁托和《华沙条约》之间纯属官方之间而非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1963年，德治甚至向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大献殷勤，他们利用西欧供给的金钱和机器来保障罗马尼亚的新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建设。罗马尼亚一直在不断加强同西方打交道，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却在下降；在罗马尼亚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70%降到了10年后的40%。
这种鼓吹“罗马尼亚第一”的战略在国内广受欢迎。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其执政中明显的非罗马尼亚根源的缺陷，因而裹以民族主义面目示人。从德治开始，齐奥塞斯库更是进一步采取了这样的手段。但是，这一策略在国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它只能引起那些怀旧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完全沉迷于毛泽东思想者的注意。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国际上却令人惊奇地树立了积极的形象。仅仅通过疏远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人就赢得了西方崇拜者的仰慕，真是不可思议。1966年8月号的《经济学家》称齐奥塞斯库为“东欧的戴高乐”。
而戴高乐本人在1968年5月出访布加勒斯特后注意到，虽然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但却很适应罗马尼亚的情况：“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政权很有用，它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把事情办成功。”毫无疑问，戴高乐说对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特别凶恶和高压：自从1958年它疏远苏联后，德治和齐奥塞斯库更加自由行事，再也不必去附和赫鲁晓夫时代的非斯大林化和改革政策。和其他卫星国不同的是，罗马尼亚决不容忍内部的反对意见。20世纪60年代布加勒斯特那些受自己的社会排挤的知识分子们，无权参与国内事务的争论（也没有什么争论），只好满足于阅读那些来自巴黎的最新出版的新小说派作品，并通过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法国文化中而间接获得乐趣，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尼亚人老是标榜自己和法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
西方各国政府并没有抨击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反而给予他们各种鼓励。在罗马尼亚投了否决苏联的票并与之决裂后，它于1967年1月正式承认了联邦德国，它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热络了：1969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出访布加勒斯特，成了第一位到访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民族共产主义得到了回报——“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但他是我们的共产党人”。罗马尼亚成了华沙条约成员国中首个加入关贸总协定（1971年）、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1972年）的国家，接受了欧共体的贸易优惠政策（1973年），并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6]
西方外交官们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罗马尼亚反对苏联独裁统治当作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铁托：稳定、顺从，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权力而不是国际争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就像卡达尔和民主德国的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成功地绕过了60年代的暗礁。他们至少在和莫斯科保持妥协时，用自己的方式保障了自己在本国内的权威，而华沙和布拉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1956年，波兰为达到和平处理动乱的目的而付出了代价。基督教机构和基督教作家们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获准存在，但是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却受到了严格限制。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根深蒂固地坚持保守主义态度，尽管他们成功地逃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暴力大清洗。由于一直担心1956年的动乱会再次出现，党的领导人把任何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都看作对党的政治垄断的直接威胁。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愤怒，他们不仅对党的统治深感不满，还对失去转向革新的机会、对未完成的“波兰十月革命”感到十分沮丧。
1964年夏，华沙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雅契克·库伦和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学术性批评论文。他们的论文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无可指摘，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还是未能幸免被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开除，并在官方圈子内被指责为是在宣扬反党言论。对此，他们做出了回应，于1965年3月向华沙大学党支部递交了一封《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现在的官僚、专制政府只关注那些统治精英们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对其他大众的利益不闻不顾，在对贫穷的工人大众的服务和统治上却完全无能，但是审查一切评论和批评。库伦和莫泽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波兰的唯一希望在于一场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要实现新闻自由，并取缔政治警察。
递交《公开信》后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指控犯了鼓动推翻国家的罪行。1965年7月19日，他们分别被判入狱3年和3年半。当局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里所使用的毫无瑕疵的马克思主义言词，它所引用来指出政府经济表现无能的有效社会数据，以及它所号召的要工人阶级用革命来取代现行官僚专政的提法，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新托洛茨基派的支援行动也根本无助于解救这两位作者。 [7] ）也许最重要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库伦-莫泽列夫斯基信中呼吁的那种将知识分子的调查分析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相联合的可能性。
库伦-莫泽列夫斯基案件在大学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场对两个学生的秘密审判使不少人感到震惊，许多人不仅要求释放这两名学生，还要求公布他们的《公开信》和先前的研究论文。年长的学者们也参与了进来。华沙大学哲学教授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在第二年亦即1956年10月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体会议十周年的庆典上，对历史研究所的学生们做了演讲。他说，波兰的10月错失了良机。10年后的波兰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做主、政府低效无能和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党已经脱离了民族，对库伦、莫泽列夫斯基的压迫证明了这一点，而他们所提出的批评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党和国家都在衰退。
虽然华沙大学的同事们都勇敢地站出来，坚称科瓦考夫斯基是一位国际认可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被开除出党。22位知名的波兰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给中央委员会，为“科瓦考夫斯基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到了1967年春，愚笨的波兰领导者被来自左翼的批评激怒，由此造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华沙大学成了学生动乱的中心，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保护受迫害的教授们。
华沙大学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在1968年1月又发生了新的转折。自1967年11月末以来，华沙大学剧院一直在上演一出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写的剧本《先人祭》。该剧虽然创作于1832年，但它所描绘的19世纪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具有当代危险性，显然该剧生动地吸引了卷入事件的参与者。1月底，共产党当局宣布取消该剧的演出。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几百名学生游行前往位于波兰首都的密茨凯维奇纪念碑，谴责审查制度，要求“自由演出权”。其中两名学生，亨利克·兹拉耶弗和亚当·米奇尼克向法国《世界报》驻华沙的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之后这篇报道在“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广播了出来，结果米奇尼克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学校开除了。
由此引发了学生组织向波兰议会的请愿潮，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做出了同情学生的决议，科瓦考夫斯基等著名教授、作家们都发表了为学生辩护的言论。有一位作家公开抨击党执行的文化政策是“聋子专政”。3月8日，华沙大学的学生们集会，抗议开除米奇尼克和兹拉耶弗一事，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散。3天后，这件事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活动，华沙大学学生罢课。党内那些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开始预言党已失去了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莫斯科，要注意波兰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修正主义”的危险。
哥穆尔卡政府坚决反击，采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罢课和紧接着的抗议示威活动，激起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内阁两名高级部长辞职，以示抗议。华沙大学又开除了34名学生和6位教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在内）。接着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参见下文），政府当局逮捕了一些为抗议苏联入侵而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们，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从1968年9月到1969年5月，通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审判，华沙、弗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罗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被判处了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秘密组织”、“散发反对国家的出版物”等等。像亚当·米奇尼克、扬·利廷斯基、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这些早就积极参与学生先前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被处以重刑。
在1967年到1969年间，波兰那些被逮捕、开除和监禁的学生、教授中，犹太人极不相称地占了很大比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早在1956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后，波兰党里的保守派势力（新斯大林主义者）就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他所推行的，即便是有限的自由化政策。在内务部长米奇斯拉夫·莫查尔的领导下，党内的反对派们联手制造了这起反犹事件。
自斯大林去世后到1967年，虽然在东欧和苏联本国内部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共产党的官方言论绝口不提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去了西方或以色列。那些留在原地的许多犹太人也都尽可能地在斯大林对犹太人进行大迫害运动的后期逃离了。然而，在波兰、（尤其是）匈牙利，还存在着重要的犹太人社区；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按犹太方式生活，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而言，通常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出于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为好。 [8]
尤其在波兰，在人数相当多的党员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员，还有些人是教授和专业人士，许多人都对他们的犹太出身非常漠然，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波兰人也和他们一样并不重视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想在党内夺权或在民众中蛊惑民心的话，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必然会成为诱人的靶子。 [9] 所缺少的只是机会。然而1967年6月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六日战争”及时地提供了这一时机。苏联对阿拉伯人的支持，更是为公开批评以色列、批判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正当理由。
因而，哥穆尔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谴责了那些在最近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混为一谈：“我想宣布，只要波兰犹太裔公民愿意，我们就不应当阻止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我们的立场就是，每个波兰公民都应当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人民的波兰……让那些自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人、那些不顾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当的结论吧。我们不想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第五纵队。”将犹太人看作波兰的第五纵队的说法，通过广播、电视传到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耳朵里。它传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不管哥穆尔卡表达的是否其本人的意愿，或是否只是在为过去10年来的政策失败寻找替罪羔羊，或者仅仅是预见到了莫查尔正在蓄意推翻他，而他本人已下定了决心要战胜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这些已经永远无人知晓了。但他所下的决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波兰当局在整个波兰尤其是在党内和学术机构内，掀起了一场蔑视犹太人的浪潮。党内官员开始散播言论，暗示经济短缺等问题都是那些犹太裔党员们造成的。在那些一心为波兰国家利益着想的“好”党员和那些心思在别处的其他（犹太）党员之间，公开地划分了界线。
1968年，那些被逮捕或被开除的犹太裔学生家长、亲戚们本人也都被逐出了官场，解除学术职务。检察官们尤其关注出庭的学生和教授们的名字和出身，这和20世纪50年代斯兰斯基案和其他公审案很是相似，但在共产主义的波兰却还是头一遭。在反犹主义狂热的高潮时期，各家报纸都直接按照《纽伦堡法》所制定的标准来为犹太人定论，也许，执政党里的斯大林主义派系的这种做法毫不令人惊奇。
犹太人现在被请出了波兰国门。许多人由此而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留在波兰的3万名犹太人中，约有2万人于1968-1969年间离开了波兰，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轻人，包括正在狱中服刑的米奇尼克和他的同学们。这场动乱的受益者是莫查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他们接管了党内和政府部门里犹太人留下的空缺。而受损害的除了波兰的犹太人外，还有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它们失去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他不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还娶了位犹太妻子）。哥穆尔卡意识到自己所激发的这一切变化时，已为时过晚矣，两年后他自己也被赶下了台。而波兰本国的国际声誉又一次地，并且在以后多年里一直不可避免地和虐待犹太少数民族连在了一起。
波兰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可以相对轻松地孤立并破坏学生的示威抗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及其不满同其他国民分离了开来，反犹主义自然对这种策略的成功起到了作用。对此，学生们自己或许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尤其在华沙大学，波兰共产党高官们那些享有特权的子女们，在抗议和示威活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正如他们的对手、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很快就指出的：华沙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们根本不关心工人大众的面包和黄油问题。反过来，那些波兰民众有意对起诉犹太人和学生的事件无动于衷，尤其是对那些犹太学生更是毫不关心。
两年后，即1970年，波兰政府将食品价格提高了30%，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用罢工来表示抗议，结果得到的回应是竟然无人愿意支持罢工。然而这些年来的教训是，倘若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想要向党挑战的话，他们就必须抛弃相互之间的冷漠，结成一种政治联盟。尤其对亚当·米奇尼克和雅契克·库伦自己他们来说，更是会好好吸取这一教训，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在这一方面1968年的波兰事件至少有一种积极的后果，尽管是推迟了的。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处于一种混杂状态，正痛苦地经历着从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向改革的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50年代的公审和清洗运动在布拉格到来得比较晚，而产生的影响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远、更长久。这里既没有老派的斯大林主义精英，也没有捷克的哥穆尔卡或卡达尔。旧政权的捍卫者们仍然当道在位。为调查斯兰斯基案及其他公审案件，专门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第一个是在1955年到1957年，第二个则从1962年到1963年。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的背后目的，多少承认了政府近期所犯下的罪行，但它却并不会由此而放松现在的统治权。
这个目标在短期内达到了。斯大林式公审的那些受害者都获释并恢复了原职，其中许多案件还是在那些起诉他们的同一批政治家、同一批法官、检察官和审讯者的要求下获得了重申。原先的犯人们又重新恢复了党籍，获得了一些金钱赔偿，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例如一辆轿车），而且有些人还归还了原来的公寓。他们的妻子重新找到了工作，孩子们也得以重返校园。除了遭受了过去这些实际上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外，共产党和它在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还在继续执政，丝毫未受影响。
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一样，在决定跟随赫鲁晓夫的榜样来批判苏联的独裁专制之前，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一直等待了好多年，以观察政治风向的变化。捷克所经历过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时期是如此的极端，历历在目，以至于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情愿承认他们所犯下的任何“错误”，以免贬损1956年波兰动乱或匈牙利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就尽可能地故意拖延时日，连矗立在高处俯瞰布拉格的斯大林塑像和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法那座仿制的小雕像也都在1962年10月前一直未被触动过。 [10]
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导致了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更重大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比起其他听命于苏联统治的国家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恐怖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通常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社会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他阶级人人每况愈下的社会运动，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地区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显著特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职业性高等教育机构里，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了1956年的31%，到了1963年更是接近了40%。在苏联统治的欧洲国家中，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