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共产党领导人确实想按1960年宪法所宣布的，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却付出了发展停滞的代价，即使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一代价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在1962年12月的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当局决定“调整国民经济”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接受并允许少量不可避免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以激活处于停滞不前的经济现状。然而，由奥塔·西克和共产党内另外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工人享有一部分工厂利润以刺激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只要求他们完成国家制定的计划或规定，却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反对，最终在4年后的第十三届党代表大会上才得以通过。
此时此刻，正如领导层一向担忧的：公开恢复名誉，小心翼翼地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期待哪怕是最温和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合并在一起，都已经引起人们对共产党束缚公众生活的强烈质疑。1963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可能并没有得到基层劳动者的普遍欢迎；但对那些作家、教师、制片人和哲学家而言，放松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意味着能够迎来一种新的前景，可以让人大肆批评，可以有许多希望和期待。
1963年在利贝雷茨，作家们举行了纪念弗朗茨·卡夫卡的大会。在此之前，卡夫卡一直是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卡夫卡作为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因此会勾起人们对波希米亚失去的历史的记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中都深刻地预见到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令人尴尬。因此，允许讨论卡夫卡就预示着今后的公众讨论将变得更加自由：从讨论被禁的作家到议论那些被害的领导人，这仅仅是跨出了一小步。1963年4月，重新恢复了名誉的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诺伏梅斯基在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充满敬意地提到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克莱孟蒂斯——斯兰斯基公审案中的一名受害作家。现在，虽然人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以“修正了的”的语言来谈及这一切，但那种想要谈论过去历史的欲望却开始变成了中心话题：1963年，青年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文学期刊《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谨慎地批评了捷克文学中斯大林主义导致的“背离”现象，提出文学有必要说出真相。
在那些年里，捷克斯洛伐克人相对的自由化思想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一种迟来的回应。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政变后，莫斯科方面改变了调子，但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复兴却在继续展开，只是偶尔受到审查或压力。在外国人眼里，最显著的迹象就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影片，而这些片子所小心涉及的主题在几年前肯定会被禁止，例如伊利·门泽尔导演的《被严密监视的火车》（1966年），就很温柔地揭露了战争时期共产党抵抗纳粹的核心神话。这部影片原作者之一是约瑟夫·史考沃雷茨基（他写的小说《懦夫们》主题也很相似，极为谨慎地勾勒出了大致轮廓，在几年前就为他赢得了声誉）。但是那些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昆德拉在内，这些年里还兼写电影剧本。
1966年，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出版了小说《斧子》，以虚构手法叙述了他父亲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儿子的幻灭收场。1967年，另一位作家拉迪斯拉斯·穆纳斯科则借着小说的形式，尖锐地抨击诺沃提尼和共产党的术语，书名却一目了然：《权力的滋味》。同年，昆德拉也出版了《玩笑》一书，以新的存在主义的手法和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揭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里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现在成了知识分子们的批评靶子，在1967年夏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瓦楚里克、诗人兼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青年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攻击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追求物质享受、道德败坏。他们呼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要求国家再次恢复到从前处于自由欧洲的中心的“正常”地位。
对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人的影射攻击，显然是针对了所有的人。如今看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早就在略带担忧地关注着布拉格的时局了：勃列日涅夫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华沙条约》国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不值得信赖的分子了。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布拉格城堡中那些年老的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对坚持党的路线力不从心。如果他们不坚决镇压1967年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派的话，那倒不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尝试，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两种束缚：其一是若要继续推行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按照匈牙利的路线，适度开放并允许一些反对意见的存在；其二是现在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些难题。
“捷克和斯洛伐克”（它原先的国名）一向是一个艰难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要比西北部的捷克人穷困且更乡村化。1918年脱离匈牙利统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多民族之间爆发的内战中，斯洛伐克人一直矛盾不断，民族关系很差，而且又没有得到过布拉格的善待。因此，斯洛伐克许多政治领袖都对1939年的国家分裂表示欢迎，在纳粹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以布拉迪斯拉法为首都的“独立的”傀儡国家。反而是那些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城镇居民中占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捷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那些天主教斯洛伐克人不是保持漠然就是反对共产党。
同样，在共产党执政下，斯洛伐克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了共产党清洗的对象，被指控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阴谋反对共产党（或者两罪兼具）。那一小批幸存下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也和捷克犹太人一样遭到了迫害。然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一直孤立于社会之外。大多数斯洛伐克人都很贫穷，而且都在乡村劳动。对他们来说，战后最初10年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利益和好处。与捷克人相比，他们决不会对命运感到不满。
然而，1960年以后该国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社会主义”宪法比以前的宪法更不关注当地人的主动权或意见，并且还收回了战后斯洛伐克重建国家时的自治权。对大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更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停滞（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是苏联集团的国家中最慢的一个），导致斯洛伐克中部的重工业发展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打击。
1967年1月，在党内专家的建议下，诺沃提尼开始推行预定的经济改革。在布拉迪斯拉法，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决策非集中化”和增加地方自主权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与利润相挂钩的工资激励制度——并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因此对斯洛伐克效率低下的工厂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们毫无吸引力。但诺沃提尼完全出于本能地抵制了一切使党放松控制权的改革，所以他鼓励对提出的建议做修改，目标是加强中央计划体制。这不仅暗中破坏了西克等党内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更是远离了斯洛伐克人的观点。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自己开始在内部讨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以及同布拉格那些年老的共产党政府官员们合作的困难。这些想法得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的斯洛伐克清洁工、建筑工人、教师和店员们的响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而且一直被捷克的主流社会忽视。也有人开始谈论被遗忘已久的战前屈辱和斯大林式的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大清洗。
与此同时，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发生动乱的迹象。1967年10月31日，布拉格科技大学的一群学生们在斯特拉霍夫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切断他们寝室里的电源。然而，他们要求“多一点儿光！”的呼声正可以解释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后来被称为“斯特拉霍夫事件”的这次示威遭到了警察局高效、残暴的镇压；但这更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暗示着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学生运动。
诺沃提尼和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面对如此挑战也束手无策。由于缺少反犹的机会，他只得求助于勃列日涅夫来对付当地对他的批评。然而在1967年12月，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抵达布拉格时，却只是含糊其辞地称赞说，他所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所做的一切都很恰当：“那是你的事情。”诺沃提尼的同事们立刻抓住了时机：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一位新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这位新人还很年轻（只有47岁，比诺沃提尼小16岁），来自共产党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过去3年里，他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将会既支持改革，又安抚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台1个月后，党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经济改革计划。杜布切克纯朴而毫不做作的作风更是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而他那毋庸置疑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在当时更是让正在焦急地关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安心。
要说杜布切克的动机在观察者眼里并不明朗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何去何从。起初，这种含糊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各种不同的派别都在竞争想要获得他的支持，为他提供强手的力量。在他当选几个星期后，布拉格举行了公众集会，要求取消审查制，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真正深入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的大清洗案，并要求追究诺沃提尼身边的那些老近卫军的责任（诺沃提尼虽被取消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地位，但他还在担任国家总统一职）。杜布切克积极顺应这波民众潮流，批准放松审查制度，并开始在党内和军队内清洗诺沃提尼派。
3月22日，诺沃提尼极不情愿地辞去了总统一职，一周后由路德维奇·斯沃博达将军接替总统职位。又过了5天，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行动纲领》，宣布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权；恢复过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誉，并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此时，共产党正式批准纲领中所宣称的要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人性化社会主义”。经过一段时期后（文件中称需要10年过渡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允许成立其他党派，和它一起参加真正的竞选。这些想法并非原创，但经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官方机构公开宣布，却引发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开始了。
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要以当时的三种幻想来定局。第一种是在杜布切克上台后，尤其是颁布了《行动纲领》之后，全国都在传闻和议论说，“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计划中也可以包容自由和改革。现在看来，当时所认为的1968年的学生、作家及共产党改革家们正在“真正”地寻求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追求“人性化社会主义”的热情仅仅是一种妥协论调或习惯性的表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当时存在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制度媲美，它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集体目标，这种思想对捷克学生们的吸引力，一点儿都不亚于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们的吸引力。
诺沃提尼那一代人的并不可信赖的斯大林主义和杜布切克时代新的理想主义之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后者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得到了共产党员们的欢迎。 [11] 正如伊利·佩利康在关于捷克政治审判的第三份调查报告（1968年受杜布切克委托调查，但在他下台后即被废止）的“前言”中所声称的：“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极大的声誉，人民群众自发地宣称他们拥护社会主义。” [12] 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儿夸张，但是并没有太脱离当时的实际舆论情况。因此，这就导致了第二种幻想。
既然人们相信共产党可以从历史中拯救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就假设他们可以进行改革而不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4月18日，组建了以奥德里奇·泽尔尼克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戴和支持，并举行了庆祝游行（尤其是在传统的五一节庆祝会上），它确实在公众表达意愿方面放松了一切形式上的管制。6月26日正式废除了对新闻和媒体的审查制度。同一天，还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国家，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同组成（这是后来经过镇压后，杜布切克所有改革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成果，于1968年10月28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然而，在放松对一切意见的控制后，接着，共产党领导层却在行动的逻辑方面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什么还要等上10年再实现自由而公开的选举呢？既然取消了审查制度，又为何保留对媒体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呢？6月27日，捷克的一些刊物刊登了鲁德维克·瓦楚里克一份“两千词”的宣言书，向“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呼吁重建政党，成立公民委员会，来保卫并促进改革事业，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抓住时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以推动更多变革的建议。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瓦楚里克警告说：共产党内的反动分子将会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斗争，甚至称可能会“利用外国势力来干涉我们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让人民来加强党内改革者的力量，迫使他们加快改革步伐。
杜布切克驳回了瓦楚里克的宣言书，不同意宣言书中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它的独断统治权的说法。作为一名毕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会同意这种重大的、本质上的转变（“资产阶级多元化”），而且并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这样做。在杜布切克看来，如果要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本质的话，那么共产党本身就是可以促进这种激进变革的唯一恰当的载体。共产党得到群众的拥护越多，就越可以更安全地推行更多的变革。然而，正如瓦楚里克宣言书中所明确而残酷地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受拥护及可信赖度将越来越取决于它所推行的改革意愿，而这终将导致它失去权力。如今，在共产党国家和开放社会之间所存在的错误路线已完全显露无遗了。
而这些事情反过来又在1968年夏天将全国的关注引向了最危险的第三种幻想：杜布切克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他可以说服苏联同志们放心，不用担心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可以从新近赢得民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那里，从重新恢复信心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杜布切克之所以会做出这样致命的判断，实在是因为捷克的改革家们完全错误地解读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认为，伊姆雷·纳吉错在脱离了《华沙条约》并宣布了匈牙利的中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坚持留在《华沙条约》内，毫不含糊地与莫斯科结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就会让他们自行其是。
然而到了1968年，苏联更担忧的是共产党会失去控制权，而不是军事安全。早在3月21日苏联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佩特罗·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坏榜样的传染性，他报告说，来自布拉格的谣言对乌克兰青年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在3月，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议上也向他们的苏联同伴们发出了类似的告诫（内乱缠身的哥穆尔卡对布拉格公众舆论批评波兰反犹主义一事尤为光火）。让布拉格蒙在鼓里的是，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说起过必要的话将采取“具体军事措施”；4月份，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秘密授权起草了一份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计划——“多瑙河行动”的第一份草案。
随着布拉格自由化的每前进一步，莫斯科方面就变得越来越不安。杜布切克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5月4日到5月5日，他和其他捷克共产党人访问莫斯科，东欧集团的领导人们亮出了一张抱怨和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抗议书。然而，杜布切克还在继续坚持认为，共产党仍然在掌控一切，不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有多么自由，整个国家还是毫无疑问地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但是现在，捷克军队是否还效忠于党却是个问题，而且不受审查的捷克新闻界正在发表反对苏联的文章。那些访问布拉格的苏联学生可以读到、听到一些在自己国家一直被禁止发表的言论。布拉格成了向西方敞开的一扇窗户。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们决定以兄弟之情联名写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警告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危险，并列举了一些应采取的对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重要利益。”两星期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苏——捷边界上的蒂萨河畔切尔诺会晤，杜布切克再次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并使他相信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推行改革而损害党的地位，而是正在扩大它的公众支持率。
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信服，反而更加怀疑杜布切克的计划。《华沙条约》组织宣布将在靠近捷克边境处举行军事演习。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法召开的一次华沙条约国成员会议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勃列日涅夫提出，今后所有的指令全都得以他的名义签发：“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但若还是共产党，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削弱任何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它们不会对此漠然视之。”
这一宣言虽略带掩饰，但却断言克里姆林宫有权采取防卫措施，消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杜布切克应该歇手了。然而，他却对此束手无策，只好继续坚称他的国内改革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任何威胁。8月13日，在和多疑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会谈中，杜布切克费尽心机解释说，他正在努力压制公众对苏联的舆论批评，但“这种事件并不是只通过上面的直接指令就能解决的”。要是他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他的5名同事早在8月3日就私下里递交给苏联一封密信，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秩序已经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请求苏联出兵实施军事干涉的话，也许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13]
8月18日，苏联才最终正式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愿意——从直觉上感到，无论多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胜，但后面的余震却可能导致许多麻烦——但此时此刻已势在必行了。苏联领导人预计到，即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明显得胜，而他们现在正切实地害怕捷克的例子会在周边邻国中产生影响力。正如格列奇科在决定入侵前召集苏联军事领导人会议时所告知他们的，“即使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实施。”其实，苏联领导人心中十分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倒并不是因为当时华盛顿方面正全力以赴地在打越南战争。仅仅5个星期前，华盛顿和莫斯科刚刚联合签订了《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美国还不想为了这几百万迷失了方向的捷克人的利益而破坏这样的成果。因此，1968年8月21日，来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苏联的50万名华沙条约国士兵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14]
这次入侵遭遇了一些消极抵抗，尤其是在布拉格引发了许多次群众的上街抗议，但在捷克政府的紧急请求下，他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遭到镇压。苏联领导人对这些不友好的接待略感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们的坦克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他们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那些位居领导层的同伴们，之后又用飞机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并迫使他们签下一份协议，要他们放弃原来的部分计划并同意苏联占领捷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方面就可以装出一种姿态，承认这些改革家们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并至少暂时同意他们继续执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切都会显得很轻率。
此外，对布拉格改革的镇压——号称为“使之正常化”——的进程几乎正在同时进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被取消了，重新实行了审查制度，并禁止谈论有关执行《行动纲领》的一切话题。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军事强占布拉格这种专制统治大为支持。这不仅仅是安德罗波夫和谢列斯特的愿望，而且很明显也是民主德国的沃尔特·乌布里希、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等人的心愿。然而，勃列日涅夫却选择让杜布切克继续执政了几个月，继续在该国实行联邦制（目的是要将主要要求已获满足的斯洛伐克人从激进的捷克人中分裂出来）以静观事态的发展，同时继续维持《华沙条约》的现状。
学生们偶尔还会为了捍卫改革而举行一些示威活动，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工业城镇，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模仿1956年匈牙利模式的工人委员会（在顶峰时期，即1969年1月，这些委员会宣称代表了全国1/6的劳动者，但在斯洛伐克，它的力量却很薄弱）。然而，查理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扬·帕拉赫，却为了抗议苏联的侵占及其之后的行为，而在布拉格的温切斯拉斯广场上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自焚以示抗议。3天后，即1969年1月19日，帕拉赫因烧伤抢救无效而身亡。1月25日，为他而举行的葬礼成了举国哀悼的一种方式：为了帕拉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民主。
人们又一次上街举行了民主大游行（这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冰球赛中击败苏联后），克里姆林宫就利用这次机会剥夺了杜布切克的权力，并于1969年4月17日挑选他以前的同事古斯塔夫·胡萨克替代了他。胡萨克是斯洛伐克人，而且以前曾是公审案的受害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曾因“民族主义”罪而被判入狱），他成了可以肃清改革异端而又不会被指责为回到斯大林时期统治的理想人选。捷克斯洛伐克接下来所遭受的压制，比过去显得温和了些，但却更加高效。政府未使用公开审判的方式，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内部一切“不可靠”的人物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其中被驱逐的人中9/10都是捷克人）。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活跃或突出的男男女女都被接受“约谈”，要求他们签订声明，弃绝过去的言行，并且不再参与杜布切克的改革。大多数人签了字。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被剥夺了工作，并连带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遭到了社会的遗弃。然而，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些年来在党内外占据了显眼位置的那些人物：记者、电视台播音员、杂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学生领袖。 [15]
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的“屏蔽”和肃清运动都是由那些下层官僚、警察和党的干部来执行的，他们多半不是那些受害者本人的同事。他们的目标只是要求他们认一点儿罪，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控告他们，而是为了羞辱他们，从而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通过顺从以求自保。
1968年，全国都在经历一场心理恐慌，伪先知们利用了接踵而来的“歇斯底里”的状态，预测整个国家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到正道：接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统治，即一方面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又必须接受无处不在的监督统治。
暴力的威胁似乎总是挥之不去，但实际上却很少发生，这更增加了一种集体的羞辱感。和1938年、1948年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败在了自己手里，而且沦为同谋犯。直到1972年，那些诗人和剧作家们还在被迫清洗锅炉、擦洗窗户；大学讲师们还在砌砖墙，那些更会惹事的学生们都被开除出校门；警察局里堆满了有用的“认罪”卷宗；那些共产党改革家们不是屈服认错就是被流放在外——正如正常化运动的一位受害者在一篇出色而又充满痛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又“恢复了秩序”。 [16]
整个共产党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抗议性的涟漪。1968年8月25日，在红场上举行的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活动中，参加者里面有巴威尔·李维诺夫（斯大林时期的外交部长之孙）和拉丽莎·达尼尔（被关押的苏联小说家之妻）。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欧各国军队都被误导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以免受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入侵，但他们后来都悄悄地撤离了，他们的可靠性——尤其是占领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军队——非常令人值得怀疑。在波兰，对布拉格的镇压一方面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统治当局对此进行彻底镇压的力度。1969年4月，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位犹太女学生伊利娅·利普斯引火自焚，以唤起人们对苏联处置杜布切克行为的警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本身，还有苏联集团中原来最亲苏的一些国家，现在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一种抑郁的默然状态。
但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自主权，任何背离共产党专政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与此相比，在国内外不受欢迎只是为求得稳定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1968年后，在莫斯科再次表示若有必要将不惜以武力相待的“态度”下，苏联统治区那些国家获得了稳定局势。然而，1968年的真实教训，首先对捷克人而言，对其他一切人来说也必然如此，共产主义再也不可能继续成为大众的共识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的历史教训也都如此。
在布拉格，对改革运动的破坏令其元气大伤，只留下痛苦的回味。许多最热心的整肃者仅在几个月前还都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最积极拥护者。共产党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道：“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这种从杜布切克开始，然后是共产党内部，最后又弥漫到整个社会，在苏联君主和各地的仆从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顺从，不仅仅是一种蒙羞（简直可以和12年前的匈牙利相媲美），它给改革年代本身的理想和希望投上了一种起反作用的令人怀疑之光。
许多年后，姆莱纳尔回忆起1968年8月21日苏联红军士兵闯入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会议，每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守着一名士兵时的情景时，他说：“此情此景下，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都一下子退到了底。但同时，你又会直接联系到好像正有一支枪指着你的后背。”正是这种联系，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更明显地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历史出现了转折点。
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碎，再也无法复原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订的“行动纲领”不是一种开始，而是一种结束。那些改革家或激进分子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执政党会实现他们的抱负或采纳他们的计划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开始蹒跚而行，依靠着不太可能的外来借贷的支撑和苏联人的刺刀来维持：直到1989年整个体系才最终崩散。其实，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驱散了新左派的论调和计划——对后工业时代的异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缺少精神质量的强调说法将迅速地被淘汰，而代之为一种新的对工作和薪水的关注。 [17] 在东欧，60年代的情况是你再也无法在“体制”内工作了；而在西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铁幕的双方都抛开了幻想。只有那些铁了心要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真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暗中活动的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暴力和犯罪活动。
从短期来看，60年代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微乎其微。18岁的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处。大学尝试将设施升级，改进课程，更多地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这些都取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到处都能获得更为便捷的离婚、流产、避孕途径，在言论和行动上，大部分人们不再限制性行为。1970年5月，通过《劳工法》，意大利工人们赢得了不受任意解雇的保护权。总之，这些变化构成了欧洲社会的文化转型；但在1968年生活在标语和行动中的那代人眼中，它们根本就不算什么“革命”。 [18]
事实上，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
然而，如果说60年代的逝去最终并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悼念的东西或几乎没什么永恒的纪念丰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从70年代初看来，它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如此包罗万象，而又如此正常。在70年代初，欧洲一直由那些年长者控制着，并且看上去也是在为这些年长者服务。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还是在媒体或政治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0年里，这些年长者（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相继过世。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这种社会转变非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如英国，这种转变经历了好多年才得以实现，而且它的方向只有后来在回顾中才能完全得到肯定。 [19]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对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1] 虽然后来又出现一种新版本，但对斯大林问题仍然遮遮掩掩。
[2] 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体制的可靠性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农业生产的成就。在它存在的80年里，农业一直以不同方式处于性命攸关的基础地位。这对那些18世纪的欧洲观察家甚或20世纪的非洲观察者来说，也许并不稀奇，但苏联却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视。
[3] 西尼亚夫斯基获释一年后就移居法国，并在巴黎大学谋得一个教授俄罗斯文学的职位；达尼尔一直待在俄罗斯，直到1988年去世。
[4] 虽然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是捷克人奥塔·西克，但是影响最广、最具有实际冲击力的还是匈牙利学派。
[5] 《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德热拉斯被关入狱长达4年之久，获释后不久又被关押了4年。
[6] 理查德·尼克松可绝不是最后一个受罗马尼亚独裁者吸引的美国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1978年出访罗马尼亚时，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印象很深，称赞他是“世界上主张用武力执政的主要倡议者之一”。直到1983年9月，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事实早已广为人知时，副总统乔治·布什的话让人不会忘记，他称齐奥塞斯库为“欧洲的好共产党人之一”。
[7] 第二年在巴黎公开发表的法文版《公开信》是由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青年共产主义革命”发行的。
[8] 在波兰，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3万名犹太人中，只有不到7 500人属于正式的犹太人组织。
[9] 出于反犹目的而编造的伪书《犹太长老议定书》于1966年以波兰文出版，曾在党组织、大学和军队里私下发行。
[10] 并不是只有诺沃提尼一个人害怕反攻倒算。1963年4月5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私下写了封密信，要求诺沃提尼及其同事们在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结束前，不要公开已恢复斯兰斯基名誉并释放其他公审受害者的消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深知，10年前捷克领导人在公审中参与大规模司法迫害的行为，完全有理由引起人们对共产党人的不满。
[11] 1967年12月，共产党员人数占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16.9%，这在共产党国家里是占比例最高的一个。
[12] 伊利·佩利康主编《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判：1968年杜布切克政府调查委员会被压制的报告》（斯坦福，1971），第17页。
[13] 这一请求并不是自发的。两周前，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畔由亚诺什·卡达尔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谢列斯特向瓦西尔·比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杜布切克的政敌之一）提出，莫斯科需要一封“邀请函”。因此在邀请莫斯科“介入并全面支持”之前，该信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失控”、可能引起的“反革命政变”及“对社会主义的危险”。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恳请贵方对我们的陈述严格保密，有鉴于此，我们才会私下给远在俄罗斯的你们写信。”
[14] 由于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入侵行动，也不允许华沙条约国军队穿越罗马尼亚国土，保加利亚军队不得不空降到乌克兰。他们的出场并不能摆平这次麻烦，但这种为了进攻而跨跃如此多的兄弟国家，让它们也担负责任的做法，其重要意义压倒战胜了其他一切想法。
[15] 1989年后，资料显示，在正常化年代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组建了一种特殊组织，来监视和对付犹太人：这既是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历史的回响，也是同时代波兰的写照。当局注意到，在杜布切克的领导圈内，仅有一人拒绝按莫斯科的要求签字承认自己会放弃行动。这人名叫弗朗蒂塞克·克里格尔，是领导层中唯一的犹太人。
[16] 米兰·西梅斯卡，《恢复旧序》（布拉迪斯拉法，1984，地下出版物）。在苏联入侵后，8万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逃亡国外。
[17] 婴儿潮一代人本身从来不用急于就业。反而是他们的后来人，1953年以后出生的那代人一踏上社会就经历了工作难找的阶段。毫不稀奇，这些后来人的政治观明显不同。
[18] 只有西班牙，社会抗议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融入并回归到议会民主制上，这时，60年代的动乱才显示出它预示了一场真正的政治转型。详见本书。
[19] 1963年英国的普罗富莫事件——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包含性、阶级、毒品、种族、政治及间谍案于一身的事件——几个月来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这件事要是放在几年前，简直会令人不可思议。一位精英人物因小过失而堕落垮台可能会继续引起人们一定的好奇心，但过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类事情就不再令人震惊了。
译者目录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唐敏
（第1-3章，第5-6章）
梁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