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或意大利公民回国的事情相对比较直截了当，而唯一的障碍是运输问题：确定谁有权到什么地方去，并且找到足够的火车来运送他们。到1945年6月18日，120万法国人中除了4.05万人外，其余全在德国投降后一个月内回到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时间长一些，原因是作为前敌对国家的人，而且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协调计划来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们毕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东欧，遇到了两个重大的复杂问题。东欧的有些被迫流落异国者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供他们回去。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不想回去。这个问题起初使西方各国当政者颇为困惑。根据1945年5月在德国哈雷签署的协议，苏联的前战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国，并且假定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有一条例外：西方盟国并不承认斯大林在战时将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做法，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移置营里，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选择回东欧，也可以在西方寻找新的家园。
然而不仅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愿意回去。一大批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选择宁可留在德国的临时安置营里，也不愿意回国。就苏联公民而言，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害怕对任何一个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的人的报复，哪怕他这段时间是在俘虏营里。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克罗地亚人，等等，则是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哪怕在名义上还不是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不愿意回国的原因是害怕由于真实的或强加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后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整个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国当局从总体上宁可无视这种感情，责成苏联和东欧各国公民回国，有时还采用武力逼迫。苏联官员积极地从德国收容营集拢自己的人民，但是东欧难民竭力让迷惑不解的法国、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他们不想回“家”，愿意留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行。他们往往不会成功：1945年至1947年间，227.2万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
于是发生了绝望挣扎的可怕场面，尤其是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作为从未成为过苏联公民的俄国移民、乌克兰游击队员，还有其他许多人，被英国或美国军队强行——有时确实毫不夸张——送过边界，推入等候在那里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内卫部队（NKVD）之手。 [7] 一旦到了苏联，他们就同成千上万其他各类遣返的苏联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先前被当作敌人而被红军驱逐的人归在一起。到1953年，总共有550万苏联人被遣返。1/5的人最后或被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还有许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被送进劳改营。
强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随着冷战开始，西方各国将从苏联集团来的被移置者当作“政治”难民（布拉格于1948年2月发生共产党政变，当时仍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5万名捷克人立即获得了这种身份）。总计有150万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苏联人和犹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们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一起，构成了留在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绝大多数。1951年的“欧洲人权会议”承认对这类冠以“被移置的外国人”之名的人加以保护，最终保证他们不被遣返受惩。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将变成什么人？他们本身无疑是难民或被移置者。用热奈（即Janet Flanner，詹妮特·弗莱纳的笔名）在1948年10月的《纽约客》上的话来说，“（被迫流落异国者们）除了祖国，愿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谁愿意接受他们？西欧各国缺少劳动力，并且正在经济和物质的重建过程中，起初十分愿意引进某几类不要祖国的人。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尤其需要矿工、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时安排2.2万名被迫流落异国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到瓦洛尼亚矿井工作。法国安排3.8万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英国也以这种方式接受8.6万人，包括波兰军队的许多退伍军人和参加过“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的乌克兰人。 [8]
接受的标准很简单——西欧各国感兴趣的是强壮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符合这类条件的波罗的海各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单身妇女作为体力劳动者或家务劳动者是受欢迎的——但是加拿大劳工部在1948年拒绝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妇女申请加拿大家务工作的移民资格。谁也不要年长者、孤儿、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难民们并不受欢迎——战后美国和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们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犹太人的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各国当局起初对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一视同仁，将他们关进德国的安置营，与许多先前屠杀他们的人关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应该给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一切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鲁门在一份报告中下令关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营地和中心“明显不现实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拒绝承认犹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对先前野蛮地屠杀他们的人熟视无睹”。到1945年9月底，美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区别照顾。
关于遣送犹太人去东欧的事情，从一开始起就行不通。苏联、波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无让他们回去的兴趣。犹太人在西方也并不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或有资格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以足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留在了德国。只有在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才解决了欧洲犹太人“安置”的难题。从1948年到1951年，33.2万名犹太人离开欧洲去以色列，他们有的是从在德国的国际难民组织的收容中心出发，有的是从罗马尼亚、波兰等地出发，因为当时他们仍留在那些国家。另外还有16.5万名犹太人最终去了法国、英国、北美和南美。
他们在那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余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会合，另外还加上1947年至194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新一代的政治难民。在这3年里，美国接受了40万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万人。加拿大接受的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总数达15.7万人，澳大利亚接受了18.2万人（其中6万多波兰人，3.6万波罗的海各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成就的规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几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种族的人）由于波茨坦协议未能覆盖他们的情况而被遗忘。但是经受了先前6年战争恐怖而满目疮痍、苦难贫困的并且早已预示了冷战的分裂的欧洲，在战后6年里，盟国军管政府和联合国的民事机构史无前例地、成功地遣返、汇合或重新安置了几百万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欧洲各地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到1951年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由新建立的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取代时，有17.7万人离开欧洲的被迫流落异国者收容营——其中大多数人年迈体弱，因为无人需要他们。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伦沃德的最后一个收容营于1957年关闭。
欧洲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地区性战争和内战。欧洲在1934年至1949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在现存各国境内的血腥内战。在许多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外国占领——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人——会用新的暴力手段推动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政治格局和矛盾，并使其合法化。占领者们当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典型方式是派军队在被占领国家里加入一方，对付共同的敌人。按照这种方式，曾经在和平时代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某种政治倾向或某个少数民族就能够利用局势的改变，来解决当地的宿怨。德国人尤其乐于鼓动和利用这类情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实现征服，而且能减少麻烦、在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统治成本：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者来替他们做事。
自从1945年以后，“合作者”这一名称具有明显贬义的道德内涵。但是比起简单的战后定义，战时的分裂和附属关系，给所谓的“合作”与“抵抗”带来更为复杂、含混的当地含义。所以，在被占领的比利时，说佛莱芒语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犯过的错误，他们受到“自治”的诱惑，认为自己有机会从说法语的贵族治国的比利时独立出去，于是就欢迎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在比利时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打出对立的种族这张牌，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佛莱芒族的比利时战俘在1940年敌对状态停止时就被释放，而说法语的瓦龙族人却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关押在战俘营里。
法国、比利时、挪威确实都抵抗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当纳粹企图逼迫年轻人去德国充当劳工时，许多人逃往森林区，这种选择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直到占领时期行将结束，积极抵抗的人数才开始超过那些出于信仰、谋权或私利而同纳粹合作的人数——在法国，据估计，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数两边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万至17万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却是对方：德国人大多不在场。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1943年7月的宫廷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时，法西斯分子掌权已经20年了。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当地人对法西斯政权很少抵抗；大多数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后，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边的“战友”，德国人占领的北部被撕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傀儡政权；另一部分是虽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他们同盟军配合，有时得到挺进的盟军的支持。
一方是占多数的持右翼思想的意大利人，一方是边缘化的、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凶残的恐怖主义团体，在1943-1945年间，双方阵营的这种难解难分的较量是货真价实的内战，投入两边的意大利人都相当多。作为残暴占领军的合作者，萨洛的法西斯分子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民众基础，但当时他们所能获得的国内支持却不容忽视，并不明显逊色于他们最咄咄逼人的对手，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别。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现实中是意大利人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记忆很容易地被隔断了。
在东欧，事情更加复杂。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趁德国人到来之际，根据战前分裂主义党派酝酿已久的计划，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德国人不想在波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罗的海各国，甚至在芬兰——德国国防军起初受到欢迎，被当作除了苏联的占领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乌克兰人在1941年以后尤其卖力地利用德国的占领，以保证他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独立，而在加利西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土地上，发生了乌克兰人和波兰游击队之间的血腥战争，双方各自受到反纳粹的游击队和反苏联的游击队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意识形态战争、群体内部冲突、为政治独立而战等等目的之间的精确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至少对于当地居民——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成为牺牲品的人们——而言毫无意义。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或者与德国国防军、苏联红军分别并肩作战，或者反对它们，以及互相残杀，都因时、因地而异。在波兰，这种冲突（1944年以后转变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游击战）在1945年至1948年间夺走了大约3万人的生命。在苏联占领的乌克兰，最后一个游击队司令罗曼·舒克赫维奇于1950年在利维夫被杀，但是断断续续的反苏活动在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又持续了几年。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表现为内战，而且本身特别充满血腥气。在南斯拉夫，传统的称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义特别模糊。契特尼 [9] 游击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是什么人？爱国者？抵抗者？合作者？让人们投入战斗的缘由是什么？抵抗（德国、意大利）占领者？报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国内敌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战？拥护或者反对共产主义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的动机不止一种。
于是，克罗地亚傀儡国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领导的“乌斯达莎”政权屠杀塞尔维亚人（20多万人）和穆斯林。但是，米哈依洛维奇的保王党游击队（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屠杀穆斯林。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时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而同德国军队合作。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目标尽管是从南斯拉夫赶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花费时间和资源来首先摧毁契特尼游击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他们能力所及的目标。米洛万·德热拉斯曾在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分子之间的战斗中亲身扮演过英雄角色，10年后，他已对这种战斗感到幻灭，作为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和抵抗运动的一名真实见证人，他写道：“在一片饥饿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双方军队都长时间在6 000英尺高的危岩沟壑艰难攀爬，为的是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或者去消灭一小群同胞（往往还是邻居）。我想到的是，我们以往全部理论和愿景中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往南面，希腊像南斯拉夫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入侵、占领、抵抗、报复、内战的循环，最后高峰是1944年12月共产党人同得到保王党支持的英国军队在雅典的5周冲突，在此之后，于1945年2月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到1946年又爆发了战斗，接着又持续了3年多，结果是共产党人从北部山区的根据地败退。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来，无疑更有成效——仅在1943年至1944年，使6 000名德国士兵伤亡——但是它给希腊人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共产党游击队和以雅典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国王政府都使村庄陷入恐怖之中，摧毁了交通，在以后几十年里使国家分裂。当1949年9月战事结束时，10%的人口无家可归。希腊的内战不像南斯拉夫和乌克兰那样带有许多复杂的种族问题 [10] ，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损失更重。
战后欧洲的这些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简言之，这些内战意味着欧洲在1945年德国人撤退后，并未结束战争。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但是这些年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做出了别的事。纳粹的占领和后来苏联的占领不仅残暴，而且损害了欧洲的组织结构，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用一句套话来描述，它们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转化为社会革命。
首先，系列性的外国军队占领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法国的维希政府——就像约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国或帕凡立克在萨格勒布的乌斯达莎政府一样——名义上是自治的，实际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在荷兰和波希米亚，市一级地方当局合作者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动性，但只是根据德国主子的愿望来避免任何冲突。在更东面的地方，纳粹和后来的苏联人用自己的人和国家机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适合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经同纳粹结盟的国家——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独立，由自己来统治，这种情形至少维持到1944年。
除了德国和苏联的心脏地区，欧洲大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少被占领两次：首先是被敌人占领，后来被解放它们的军队占领。有一些国家——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希腊、南斯拉夫——都在5年内被占领了3次。每一次占领都摧毁先前的政府，使权威丧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结果则是扫除殆尽，一切旧日的等级体制都名声败坏，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妥协了。例如在希腊，战前的独裁者迈塔克萨斯清除了旧议会阶级。德国人推翻了迈塔克萨斯。然后轮到德国人被赶走，凡是同德国人合作者都名誉扫地。
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或许当数旧日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清除。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破坏的不仅是德国本身。它给中欧许多城镇和城市带来重大的社会后果，犹太人曾经在那里组成了当地的专业人士阶级：医生、律师、商人、教授。后来往往还是在这些地方，当地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也被赶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其结果是使社会景观起了彻底变化——波兰人、波罗的海各国人、乌克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机会升迁到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职业（以及房屋）。
这一平衡过程，即中欧和东欧的当地居民取代了被驱逐的少数民族，是希特勒对欧洲社会历史做出的最长久的贡献。德国人的计划是毁灭犹太人和波兰、苏联西部的当地知识分子，将其余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为新的奴隶，将土地和政府转移到重新定居在那里的德国人手中。但是随着红军到达，驱逐了德国人，新的情势又一边倒地调整到苏联人更加真实的激进化计划下。
此中的一个原因是，占领岁月不仅迅速地用血腥的强迫手段使社会激荡，也使合法国家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涤除。如果认为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的时代是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来监督和平与秩序的时代，那是错误的。即使在波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统治和钳制，而它的社会仍然在无视新的统治者而运行：波兰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应的地下世界，其中有报社、学校、文化活动、福利服务、经济交换，甚至有一支军队——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运作的，也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被占领的欧洲要过正常生活，就意味着违法：首先是违反了占领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规定、种族法等），同时也违反了传统的法律与规范。大多数普通人无法直接获得农产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换才能养家糊口。盗窃——无论是盗窃国家、盗窃市民还是洗劫犹太人商店——现象十分广泛，以致在许多人眼里已经不是罪行。事实上，宪兵们、警察们和市长们代表占领者，为占领者服务，由于他们自己也同占领军一起有组织地犯罪，挑选一部分平民作为牺牲品，致使一些重罪变化为抵抗行动（尽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顾中才发现的）。
暴力首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最终权威总是在极端情况下，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和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来实现意志。但是在被占领的欧洲，权威是一种毫无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游击队和军队竞争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某一块土地上发号施令的能力。在希腊、蒙特内格罗和波兰东部地区的较远区域，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来就不很牢固，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义。作为占领军，纳粹和苏联人促成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不光反对那种对先前政权或国家的过时权威的忠诚，而且也反对任何一种人际礼貌或纽带的意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假如统治者用权力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对待你的邻居——因为他是犹太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数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显的理由——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尊重他呢？再进一步就是给你的邻居制造麻烦来抢先谋求当局的赞许，这就必须审慎了。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甚至是未占领）的欧洲，直到战争结束，秘密告发、个人指控、流言蜚语等等满天飞。1940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挪威、荷兰和法国发生了数字惊人的向冲锋队、盖世太保、当地警察的告发事件。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得到奖金或物质报酬。在苏联统治下的情况也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兰东部的苏占区——那种雅各宾专政式的鼓励告发者，那种怀疑别人不忠诚的（法国）革命习惯，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
简言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每一个他人。人们怀疑别人的动机，就轻易地以某种假定的叛变或有害行为之罪名而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面的保护，因为掌权者往往是最无法无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大多数欧洲人根本没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国家不再坚持法律和正义，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夺者。纳粹对待生命的态度无疑是出名的恶劣，但他们对待财产的态度，可能在事实上就是他们企图在战后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实际态度。
在德国的占领下，财产权最多只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洲犹太人完全被剥夺金钱、物品、住房、店铺和商行。他们的财产被纳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余的也只能听凭当地人洗劫和偷窃。然而被没收财产的远远不止是犹太人。财产的拥有“权”是脆弱的，常常毫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意、兴趣或冲动念头。
在这一系列剧烈的、被迫的财产易手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店铺、公寓会被当地人侵占；他们的工具、家具、衣物会被新的主人没收或窃取。这个过程在从敖德萨到波罗的海地区“屠杀区”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处发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幸存者们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时，往往发现自己的家被战时“占屋者”占据，而这些占屋者居然还很生气地宣布他们有权占据，拒绝离开。因此，几十万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变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同谋者，哪怕仅仅是从中得到好处。
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工厂、汽车、土地、机器和产品成品都被新的统治者出于利益而无偿剥夺，其借口是一概国有化。尤其在中欧和东欧，纳粹出于战时经济需要，接管了可观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机构。这种剧烈变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后，这些地区灾难性地转向闭关自守，紧接着是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控制，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国有企业扩展得相当厉害，目的是预防德国的经济渗透。国家指导的经济在东欧并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
战后从波兰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彻底完成了从德国自己驱逐犹太人开始的人口转移。苏台德地区、西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许多日耳曼种族的人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当这些土地被国家没收，用于重新分配时，影响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及其合作者手里夺回的物品和财产占国民财富的1/4，仅仅农田重新分配这一项，直接受益的农民、农业工人及其家庭人数就超过30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只能形容为革命。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一种同过去的明显决裂，而且代表了为将来实现更大变革的一种准备。
在解放了的西欧，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国人拥有的财产很少，战争也并未作为大灾变而影响到更远的东方。但那里的问题同样在于，组织起来的当局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当地政府并未获得自身的荣名。相反，它们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占领下的挪威。纳粹统治法国，只用了1 500名自己人。他们信心十足地依赖由他们指定的（除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职员之外）法国警察和宪兵，而德国人只用自己的6 000名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一个有3 500万人口的国家来服从他们。在荷兰的情况也一样。在战后的一份证词中，派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称：“在警察部门和其他部门，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是荷兰警察。若没有他们，德国的占领任务还不能完成其1/10。”相比之下，在南斯拉夫，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 [11]
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种差别是纳粹自己如何对待被占领的国家。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人，都屈从了，并且受到剥削。但是除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各种抵抗者之外，他们总体上被允许自行其是。其结果是，西欧各国被解放的人民想象着回到过去的日子。事实上，由于纳粹统治这段插曲，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民主都显得不那么糟糕了——政治多元主义和法治的至少一种激进替代方式被希特勒成功地摧毁了。西欧大陆疲惫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一个符合规范的国家里恢复正常生活的外表。
在西欧新近解放的国家里，情势的确很糟糕。而在中欧，按照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委员会的约翰·J·麦克罗伊的话来说，那里是“经济、社会、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无前例；除非回顾罗马帝国垮台的情形”。麦克罗伊所说的是德国，盟军政府不得不从零开始来建设一切：法律、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交通、政府管理。不过他们至少掌握许多资源来做这些事。而东欧的情况却更糟。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样，使欧洲大陆分裂。中欧（指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在最西边的领土）的历史总是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一定是种类差别。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波罗的海各国人都可能心怀妒忌地看待比较幸运的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奋起为自己争取同样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尼亚人的梦想是要同巴黎一样。捷克1937年的经济超过了它的邻居奥地利，可以同比利时竞争。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易北河东面，苏联人和他们在各地的代表继承了一块次大陆，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早已同过去决裂。凡是未被彻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逃出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几个流亡政府可以从伦敦回去了，并有希望重新成为它们在1940年被迫放弃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甚至布拉格的旧日统治者没有希望了：它们的世界被纳粹改变一切的暴力所涤荡。剩下的问题只是要决定新秩序的政治样式，必须用它来取代无法恢复的往昔。
[1] 或者说是斯大林的目标，他在1940年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2.3万名波兰军官，事后推诿给德国人。
[2] 1990年法国每人平均每日消费3618卡路里，可资对比。
[3] 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驻扎奥地利的英国军队后来将他们遣送回去，交给南斯拉夫当局（根据盟军协议，将这类囚徒交给他们与之打过仗的政府），其中至少有4万人被处决。
[4] 然而他们也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在大萧条的岁月里，拒绝一份来自德国的工作合同，就会冒失去荷兰失业救济的危险。
[5] 1945年5月9日，贝内斯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讲话中宣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再希望和匈牙利人、日耳曼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自此之后，这种情绪以及随后的行动，始终缠绕着住在捷克的日耳曼人和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
[6] 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明显例外的只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
[7] 1945年5月底，英国军队将1万名斯洛文尼亚士兵和曾逃往奥地利的平民交还给南斯拉夫当局。大多数人被运送到南方的科切维森林，在那里被草率地枪决。
[8] “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或“加利奇安分部”由乌克兰人组成，他们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波兰公民，原居住地区战后被并入苏联。因此他们不能被遣返到苏联去，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同苏联打过仗，西方各国当局视之为无国籍者。
[9] 战时“契特尼游击队”的名称来自18世纪同占领塞尔维亚的土耳其统治者作战的高地游击队员之名。
[10] 但并非全部——希腊共产党在战后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吞并希腊北部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几乎没有帮助。
[11] 值得指出的是，波希米亚保护国在1942年仅由1 900名德国官员管理。在这些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地同西欧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