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期望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格里·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莉·狄金森
朋克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休伊森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10年的最后3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了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战”后最初几十年的乐观或幻想中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 [1]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并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的结束），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联邦德国，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力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涨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并不希望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 [2] 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1969年稳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联邦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联邦德国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滞胀”：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的失业率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195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联邦德国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与其说不正常的是70年代，不如说是50和60年代。 [3]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比利时、丹麦等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失业率比30年代的联邦德国相似，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制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联邦德国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0）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有4/5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上涨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联邦德国，也没能幸免。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至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做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在1977年4月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实行的一些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它的领导人将其归咎于“国际力量”。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同通货膨胀本身，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通过自身的消费”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沮丧地对他的同僚们所说：“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宽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重新引入竞争保护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如果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期性的地方经济低迷，也不仅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 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1985年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更长。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只剩下50个了。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1985年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个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的冲击较大。从1974-1986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最大的纺织品和化工联合企业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1983年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1981年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1/4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联邦德国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总共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1/7。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政治热情的低迷——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1975年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及西班牙（1973-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0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举行了两次大罢工，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工会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员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了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订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予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联邦德国，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了下来。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予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失业给人和政治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制度来缓解。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形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形浮动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 [4] 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上当受骗。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的确，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了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7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欧洲美元，“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 [5] 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三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或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 [6] 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些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英译本问世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从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北爱尔兰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科西嘉岛等等，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转变成暴力反抗。这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上阿迪杰（即以前的南蒂罗尔）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长期以来不满他们的被“征服”，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胡写乱画、示威、袭击、投炸弹甚至损毁投票箱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到1970年，南蒂罗尔问题通过建立双语自治区的方式解决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评家，大家皆大欢喜；尽管佛兰德斯的“弗兰芒人民联盟”和“弗兰芒团”的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从法语区的瓦龙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然而佛兰德斯的前景和影响深远的使比利时联邦化的立法，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佛兰德斯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从被社会遗弃者的报复运动，转变为因讲荷兰语的纳税人不愿资助失业的瓦龙钢铁工人（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而导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尔斯特天主教徒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乡村地区总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别忿怒：一方面是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巴斯克独树一帜，这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集权意识和西班牙军队的自我约束观念背道而驰。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东西都遭到压制：语言、习俗、政见等等。和他自己的极权本能相悖的是，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甚至赋予纳瓦拉（该地区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远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强）权利、特权和独立的立法权，他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为了向邻近的巴斯克证明他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佛朗哥的统治激发了现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动，尽管他们的发言人和拥护者总是声称这缘于他们更深的、破灭的独立梦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立于1958年12月，旨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巴斯克的独立。它从早期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后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和理论——与国外类似的组织建立联络，那些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培训、避难所以及出版物：德国的巴德迈因霍夫集团、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国的秘密军队组织（OAS）等等都在其中。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于1978年的独立政党“埃里·巴塔苏纳党”的战略是直接的武装暴力行为：关于巴斯克归属西班牙的问题，它提出的条件高到令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像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埃塔也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欢的方式，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埃塔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不仅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个受害者于1968年6月被杀）、温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还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颓废的标志：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毒品贩子等等。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埃塔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但是政府越是镇压，他们的活动越猖獗：20世纪70年代初，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末期，驻扎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装警察达到全国警察总人数的1/4。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埃塔组织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暗杀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仅仅9个月之后，他们又在首都实施炸弹袭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员被处死，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转机。
埃塔组织和它的支持者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后的宪法规定（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通过1979年全体公民投票决议，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只是自治区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满足于地区自治及语言和文化自我表达的温和同情者的支持，愤怒的埃塔组织加紧了炸弹袭击和暗杀等恐怖行动。在1979-1980年，该组织杀害了181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杀害。但是尽管这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还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们也没能把他们的恐怖运动转变为政治优势：他们曾鼓动一小撮右翼军官以法律、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名义阻止1981年2月的议会会议，结果以惨败收场。
埃塔的影响力之所以有限，是因为除了其疯狂杀人造成了广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后果外，还因为大部分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确，很多“巴斯克人”并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经济改革，以及国内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变化，是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狂热的青年追随者们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区，父辈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祖辈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许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苏纳党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威胁。
由于埃塔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脱节，使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借用乔治·桑塔亚那对“狂热”一词的定义来说就是：忘记了目标，再加倍努力。埃塔组织通过犯罪和敲诈勒索获得有限的资金，它的运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国西南的巴斯克边境活动，偶尔去杀死一名政客或乡村警察，但是它毕竟生存了下来。然而，它在煽动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独立的情感和威胁西班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动促使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同意“反恐怖主义解放组织”非法进入法国，以铲除埃塔组织，在1983-1987年期间，26名埃塔组织成员被杀。冈萨雷斯的这一决定，多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众（参见本书卷四第4章），给西班牙佛朗哥之后的早期民主立宪制投下了阴影；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算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有争议性的温和回应。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方法和对外宣布的一些目标上与埃塔类似。正如埃塔寻求巴斯克地区摆脱政府统治从而脱离西班牙，爱尔兰共和军也寻求北爱尔兰地区不受政府统治从而独立于英国，并且统一北爱尔兰的6个省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既然独立的爱尔兰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给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实际的国家目标。在另一方面，北爱尔兰的社群不止一个，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
像法属阿尔及利亚一样，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既是一个残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当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爱尔兰地区，将它交还给爱尔兰人时，它有足够的理由把岛上的6个郡保留下来。这些郡的绝大多数新教徒对英国王室非常忠诚，不愿意接受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也不愿意融入一个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权政治的共和国。不管他们在公共场合说些什么，新组成的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们并非总是不愿放弃巨大而且团结的新教徒社区。但是对于爱尔兰的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他们的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背叛。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要求统一整个爱尔兰岛——如果需要的话，会采取暴力的形式。
这种状况大致维持了40年。到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态和联邦德国波恩政府的态度相似：愿意接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同时希望统一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同时，继任的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选择尽可能对阿尔斯特的动荡局势视而不见，那儿占多数的新教徒通过不公正立宪、政治代言制、对雇主的宗派性施压，以及垄断例如公务员、法官，特别是警察等重要职位的渠道，控制了当地的天主教徒。
如果说英国本土的政治家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保守党依靠“统一党”人士（可追溯到19世纪主张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运动）来争取至关重要的议会席位。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让阿尔斯特成为英国领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党与贝尔法斯特强大的造船业工会和联合行业工会组织一直关系密切，那里的新教徒长期以来享受着优厚待遇。
最新的观察资料显示：北爱尔兰派别林立，情况非常复杂。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在公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贯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业和娱乐等。这种矛盾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和18世纪。在局外人看来，与此相关的争执和胜利也许具有荒谬的仪式性，然而这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尽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论，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双方都有工人和牧师——在更小范围内还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
而且，很多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对立即摆脱都柏林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迫切的愿望。在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英国大部分地区要低，但还是要高出爱尔兰的平均水平。甚至对天主教徒来说，阿尔斯特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新教徒坚定地与英国保持一致。这种情感并没有得到英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他们对北爱尔兰考虑甚少。20世纪60年代末，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阿尔斯特的传统工业开始衰退，英国政府的决策者很清楚，广大新教徒蓝领工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认为几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阿尔斯特问题不予关注。
爱尔兰共和军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政治派别，它公开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实现将爱尔兰变为一个特别的、激进和统一的国度的期望。然而，爱尔兰共和军观念模糊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年轻一代士兵毫无吸引力（包括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17岁的格雷·亚当斯，他于1965年入伍），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大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且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秘密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 [7]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大部分从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招募而来，加入到席卷北部的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潮流中，向位于斯托蒙特城堡的阿尔斯特政府要求迟迟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政府的不妥协和警察的暴力镇压。
接下来的30年里笼罩北爱尔兰——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英国——公众生活的“阴影”是德里的街头战争，它伴随着1969年7月传统的“学徒游行”，高调纪念281年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的失败。面对不断升级的公开暴力和天主教领导人要求伦敦干预的呼吁，英国政府派出军队行使这6个郡的警察职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本土招募的，他们没有严格的党派背景，因而不像当地警察那么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出现也凸现了新成立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核心愿望：作为在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整个爱尔兰岛的第一步，英国政府和它的部队必须撤离阿尔斯特。
英国军队没有撤离。他们该怎样离开也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建立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种尝试，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相互怀疑和对峙。天主教徒即使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极端武装分子，也早就怀疑阿尔斯特新教徒领导关于分享权力和公民平等的诺言。后者总是不愿意对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做出实质性让步，他们现在真正开始害怕这些不妥协的新教徒武装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军队的介入，这个地区的公开内战将更加严重。
英国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伦敦政府对来自天主教的改革压力持同情态度，但是，1971年2月一名英国士兵被杀后，伦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经审判便可以拘禁的条令，形势迅速恶化。1972年1月是一个“血腥星期天”，英国伞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开枪，打死了13人。同年，在阿尔斯特，146名安全部队队员和321名平民被杀，将近5 000人受伤。由于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对手的固执，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活动持续了30年，在此期间，阿尔斯特和英国大陆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枪杀、被炸死或致残。试图暗杀英国首相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当时即使英国政府希望与阿尔斯特划清界限（许多大陆选民都希望这样），他们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后来的民意测验显示，占压倒性多数的阿尔斯特人民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系。 [8]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并没有使爱尔兰得到统一。它没能将英国人赶出阿尔斯特，也没有动摇英国的政权，尽管谋杀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事件（特别是蒙巴顿勋爵，他是前印度总督，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教父）改变了公众对爱尔兰海两岸局势的看法。但是爱尔兰人的“麻烦”将英国人民的黑暗生活推进到更加水深火热的地步，给当时“失控的政府”的论调火上浇油，同时也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时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开始觉醒的新教准军事部队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以确定合法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乐意让步，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 800人在战争中丧生，20%的阿尔斯特家庭有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