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病态、反常”就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它们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个自称“愤怒旅”的组织代表没有议会席位的失业者，于1971年在伦敦周围放置了炸弹。瑞士的汝拉地区讲法语的分裂主义者模仿爱尔兰共和军的战略，在1974年因抗议被强制合并到（讲德语的）伯尔尼州而发生暴动。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地区的布里克斯顿，暴动的人群纷纷与警察发生冲突，争夺“闲人免进的”城市贫民窟的控制权。
如同我所指出的，这样的抗议和行动是政治上的病态：不管它们的形式有多么极端，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们尝试要获得些什么，而且根据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如果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停止行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模仿者们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他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为了保住他们的目标，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组织都以在适当的时候与对手谈判而告终。但是，这种思维对再一次发起暴力的领导者来说没有半点儿影响。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20世纪60年代无处不在的激进理论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比较特别的两个国家，可自圆其说的激进主义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醉心于改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强制性宽容的“真实面目”。他们推断，如果大力施压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议会政府，那么它将被剥掉合法的掩护，露出真面目。面对压迫者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异化”，成为对形势“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给了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恐怖主义组织太多，同时也太少的理据。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组织，不管他们多么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词汇，却很少有人做归纳和总结。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联邦德国，投入到给他们灌输对联邦共和国仇恨情绪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19世纪激进主义滥用的修辞里的更深、更阴暗。摧毁父辈的安全和稳定体系，是更加广泛的怀疑论的极端表达。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国和意大利采用它最危险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
议会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早在1968年4月就在德国出现了，当时4名青年激进分子——包括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古德龙·恩斯林——因涉嫌在法兰克福两个百货大楼纵火而被捕。两年后，巴德尔在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袭击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跑。迈因霍夫和巴德尔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布组建“红军旅”（缩写为RAF），他们的目标是用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这个首字母缩写词RAF是特意选择的：正如英国的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纳粹分子，人们俗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也将用炸弹和子弹迫使英国政府投降。
在1970-1978年，红军旅及其分支机构采取或有意、或随机的恐怖行动策略，杀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抢银行，绑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里，在这类恐怖活动中，他们除了杀死28人、打伤93人，还绑架了162名人质，抢劫30多家银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们还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国陆军基地作为目标，杀死、打伤一些美国士兵，尤以1972年春末为甚。
在恐怖活动最猖獗的1977年，红军旅绑架并杀死了戴姆勒-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刺杀了联邦德国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尤尔根·蓬托。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迈因霍夫于1972年被捕后，于1976年5月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自杀。尽管有传言说她是被政府处死的，但是很显然她是上吊身亡。1972年，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交战中被抓，并被判终身监禁，他于1977年10月18日在狱中自杀。同一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双双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地下组织一直维持到80年代，但是恐怖活动减少了很多：1981年8月，他们对驻扎在联邦德国拉姆施坦因的美国空军总部实施炸弹袭击；9月，他们又试图刺杀美国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结果却失败了。
由于德国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战绩只能根据它破坏德国的公众生活和共和国机构的程度来衡量。从这方面来看，它显然是失败的。当时最著名的政府打击行为是197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的《禁止从事公共职业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不得承担公共职务，它的目的显然是将左、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职位之外。在一个早已与公众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当然激起了对审查及其更恶劣后果的恐慌；但是这还不是那些批评家们所担心的独裁统治的前奏，也不是他们希望的极限。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或复兴的新纳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0多人受伤，但这都没有造成联邦共和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尽管他们的确煽动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强”秩序。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广泛同情。 [9]
当地人民同情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对德国失去的往昔的怀旧之情不断增长。人们觉得德国似乎“被双重剥夺了”：被纳粹分子剥夺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过去；被联邦共和国剥夺了美国监管人强加给德国的虚假的自我形象。用电影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被剥夺和被放逐了……我们生活在没有家乡、没有‘故土’的国家”。明显带着德国极端左翼恐怖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者以美国占领军、多民族融合以及“国际性”资本主义秩序为目标，敲响了警钟，如同恐怖主义分子宣称的：德国人成了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被其他国家操纵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这些年，大量探讨这个国家充满疑问的历史和身份的电影、演讲、著作、电视节目和公共评论蜂拥而出。正如红军旅——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所宣称的“对法西斯主义开战”那样，联邦德国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也为了掌控真正的德国传统而斗争。与西贝尔伯格同为电影导演的艾德加·赖兹导演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16小时的小型电视连续剧：《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它讲述了居住在莱茵兰-巴拉丁州的亨斯吕克乡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叙述，回顾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当时德国的当代史。
在赖兹的电影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是沐浴着浓浓晚霞的甜蜜回忆，即使纳粹猖獗时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方面，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美国化遭到了愤怒而冷漠的鄙弃：它的重物质利益而轻国家价值，它对历史传统的破坏，都被描述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的强烈腐蚀。如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玛利亚”为成为牺牲品的德国履行义务，但是很显然，《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却相当怀旧，甚至蔑视和憎恨外国价值，渴望“深沉的德国人”迷失灵魂的回归。
赖兹如同西贝尔伯格和其他导演，对1979年首次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公开表示蔑视。如果要描写德国的过去，不论有多么痛苦，应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赖兹写道：“最极端的剥夺过程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剥夺。美国人通过《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对德国的过去运用“商业审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国历史的美国做派。德国导演和艺术家为反对美国的粗劣作品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赖兹和法斯宾德都是《德国之秋》的导演之一。它集纪录片、影片片段和人物专访为一体，拍摄于1978年，涵盖了1977年秋天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巴德尔和恩斯林的自杀。这部影片因对恐怖主义同情的语言而引人注目。通过细心的剪接，联邦共和国传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族特征。“资本主义”、“利润制”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同样应该受到谴责，也都无可辩解，恐怖主义以现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现代的安提戈涅们凭良知反抗政治压迫。
《德国之秋》运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它像当代其他德国电影一样，把联邦德国描述成一个像纳粹主义极权的国家，只是在镇压和暴力程度上（还没有揭露过）有所不同。一个当时仍然被关在监狱的、有点儿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马勒对着镜头解释说，1967年发生的国会反对派的反抗，是本该在1945年发生而没有发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进分子进行着反抗德国纳粹恶魔的真正斗争——虽然采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纳粹似的方式，这是马勒无法解释的一个矛盾。
《德国之秋》中对纳粹主义的暗示，在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恐怖行动的告白书中已经变成了明示。如同哲学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们可以从金钱、技术和纳粹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消亡这三者明显的联系中了解……（怎样）揭开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新秩序’上的摧毁文明的技术的面纱。”就是这种很容易产生的思想变化——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而德国人是这两者的牺牲品的想法——有助于解释德国激进左翼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上明显的麻木不仁态度。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袭击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并且杀害了11名运动员和1名德国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手得到了当地左翼激进分子的援助（虽然当时德国的极端派政治家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右翼分子也很乐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欧洲恐怖主义集团早就建立了联系——恩斯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曾经同时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巴斯克人、意大利人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等一起接受过“培训”。但是，只有德国人做得更过分：1976年6月，当4名持枪的歹徒（2名德国人、2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往乌干达恩德培的班机时，德国人负责核实乘客的身份，并且把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
如果德国人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并没有彻底使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在他们的同情者面前丢脸，那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受害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罪犯是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例如，美国人现在对越南人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在联邦德国有一种“新爱国主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和他们同党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辈的日耳曼优越感，但是发现他们自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指责。作为联邦德国左翼恐怖主义创建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马勒，在30年之后，转而成为极右翼分子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当代意大利恐怖主义与德国的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区别。它也是从60年代的仿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自当时大学里的抗议活动。自称“红色旅”的左翼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在1970年10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散发传单，宣扬与德国“红军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纲领。像巴德尔、迈因霍夫等领导人一样，“红色旅”的领导者也非常年轻（最著名的是雷纳托·库尔奇奥，他在1970年时年仅29岁），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自愿投身于地下武装斗争。
但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从一开始起，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就非常强调他们与所谓的“工人”的关系；在北部某些工业城市，特别是米兰，极端左翼分子的确有一小部分追随者。与以一小撮犯罪分子为中心而集聚起来的德国恐怖主义组织不同，构成意大利极端左翼组织的有：合法的政党、城市游击队组织、小规模的武装政治匪徒等等，它们在成员和目标方面都相互重叠。
这些团伙和派别是欧洲主流左翼组织派系林立历史的微缩复制品。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有当时仍不出名的组织声称对其负责，通常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派别或者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派别。除了恐怖分子本身，还有一大堆松散的、半公开的恐怖活动和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说教式的“理论”声称要为恐怖战略提供舆论支持。这些各色各样团伙、网络组织、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对别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红色旅”，还有“持续斗争”、“工人力量”、“前线”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锋派”、“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革命武装核心”、“共产主义斗争兵团”、“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份名单再现了数千名学生及其追随者在叛逆的工人运动中宣扬社会革命的欲望，那么他们为引起公众注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影响也自然不可低估。库尔奇奥、他的同伴玛拉·卡戈尔和朋友们过着浪漫的、神话传奇般的、革命强盗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击队形象），但是他们的危害的确是罄竹难书。在1970-1981年，意大利每年都会发生谋杀、致残、绑架、袭击和各式各样社会暴力行为。在这10年当中，有3名政治家、9名地方官员、65名警察和大约300名其他人员被杀害。
在成立初期，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大部分仅限于绑架和偶尔枪杀工厂经理和小商人——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老板的仆从”，这反映了他们对工厂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兴趣。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暗杀。首先针对右翼政治家，然后是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采取的策略是“揭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国家进行暴力镇压，从而使大众观点出现两极分化。
在最初几年里，虽然攻击的声势越来越强，但直到1978年，红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动起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1978年3月16日，他们绑架了一名最有名的人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任总理和外交部长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基督教民主党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共产党人和他的本党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绝考虑绑匪提出的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来交换莫罗的生命。虽然面临意大利各党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谴责，以及罗马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释放人质的呼吁，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月10日，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里，人们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莫罗事件显然暴露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内务部长在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提出辞职。尽管有长达8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国范围搜捕，警察对地下恐怖主义的打击却明显是失败的。 [10] 这同时反衬出红色旅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政治谋杀的成功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秩序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距离莫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周的时间，红色旅杀死了热那亚反恐部队的头目；1978年10月，又暗杀了国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两周之后，“共产主义斗争兵团”暗杀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不过，红色旅也开始为它对政府的挑战付出代价。意大利共产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红色旅重拳出击，他们公开表明的态度现在家喻户晓，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60年代领导的受人欢迎的运动扎根于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到70年代，他们已经超出了极端政治派别的范畴。他们就是犯罪分子，同样应该被绳之以法。那些给他们提供理论保护的人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也许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979年4月，帕多瓦大学的讲师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运动”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密谋武装叛乱国家罪。
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现在仍然如此）说，既非秘密的，也没有武力的激进“自治运动”不应该与非法的秘密组织相提并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刚好与红色旅预期和追求的“资产阶级秩序”背道而驰。不过，对于奈格里暴力袭击帕多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大规模非法”、“不断内战”和需要组织“武装”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等口号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广泛传播——在奈格里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罗被绑架和谋杀一年之后，奈格里亲自写下文章，以庆祝“敌人的灭亡”：“敌人的痛苦对我没有影响：无产阶级的正义有着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审判能力。” [11]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到1980年，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标和方式上都开始变得无法区分。实际上，红色旅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为意大利“沉重岁月”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在那些年里，地下的反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罪行，1980年8月，他们炸毁了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蒙佐乔诺，黑手党在与地方官员、警察和当地政治家的斗争中，也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义战略。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动的重现和黑手党暴力活动的复苏，显示和加剧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的承诺也许是正确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志。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是通过搅乱正常的公众生活秩序，使其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从而破坏国家稳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端右翼分子可以从恰恰是他们想要颠覆的力量中寻求一些保护和协作。隐蔽的右翼阴谋组织网络已经渗透到了警察、银行团体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掌控着对法官、检察官和记者的谋杀。 [12]
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1977-1982年，国家受到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暴力袭击。同样是在这些年里，黑手党和其他犯罪团伙谋杀警察局长、政治家、检察官、法官和记者，有时候几乎根本不受任何惩罚。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更有组织性，而且离国家的首都更近，“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德国的红军旅一样，利用了群众对激进思想的广泛同情。正统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看到，这种盗用革命传统来作为恐怖分子主要资产、赢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当地共产党自己也不知道，“红色旅”和“红军旅”，如同动机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法国的“直接行动”，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组织，它们的部分资金资助是由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提供的。这些资金并非用来部署某个统一的战略。出钱资助只是根据一种普遍原则——我们敌人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它多么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承诺产生了意外的后果：这些年西欧左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功绩是，它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残留的对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团体，特别是共产党，被约束在主流地位，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一方面是对他们和其他人面临威胁的自然回应，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组织最轻视的目标之一；但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沉重岁月”让人们联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么脆弱，这个教训在头脑发热的60年代经常被忽视。多年来在西欧的心脏地带发生了多次的所谓革命颠覆活动，它们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像恐怖分子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却使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聚集到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中来。
20世纪70年代是整个20世纪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缘于本章所述及的社会环境：急速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的政治暴力，引发人们感叹欧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要过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那时所意识到的：“带有连字符号的前缀post-（后）的使用意味着（一种）生活在有裂缝的时代的感觉。”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战后”、“后帝国”、最近的“后工业”——即使它意味着将来的不确定，这个前缀有自己的用意。而当它用于思想范畴时，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以及最难懂的“后现代主义的”，就给本已困惑的时代增添了更多的疑虑。
60年代的社会文化是理性的。虽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乌托邦式的狂欢，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想，如同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是熟悉而又条理清楚的，只是有点儿“臃肿”。同时，它具有惊人的群体性质：和“工人”、“农民”、“黑人”以及其他群体一样，学生也被认为拥有相同的利益和兴趣，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立。60年代的社会事业，不管有多么荒谬，设定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几个世纪前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在形式或内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熟悉。
70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60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60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如同在北美，西欧也出现了“解放论”的理论家，其目标是将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性问题上的体现形式——社会压迫和性压迫互相关联的想法——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是某种社会背景下的陈词滥调了。但是马尔库塞或者威廉·赖希显然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继承者，后者的思想是通过解放个体寻求整体改革。另一方面，雅克·拉康，或者是当代女权运动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和安妮·莱克勒克的信徒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在另一些方面则雄心勃勃。他们不太关心传统的社会革命事业（女权主义者将其正确地定义为由男人领导，并且主要是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试图削弱曾经是其基础的人类主体概念。
这样的思考包含着两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非常流行。第一个假设是，正如大部分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权力不是存在于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控制，而是存在于对知识的掌握：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关于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合法化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掌握依赖于掌握的知识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对危险“知识”的掌握，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在那个时候，对人类这种状况的描述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有着广泛而正确的联系。尽管福柯偶尔流露出蒙昧主义，他在内心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与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他认为，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首先要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经济的自私自利性。简而言之，人们应该用主人翁的知识来替代革命的知识。用前些年非常流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人们该反抗统治阶级的“霸权”。
第二个假设是，那些希望更强烈地抓住知识潮流的人会走得更远。这是一种诱人的做法，他坚持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旧有的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对于所有起源于社会而有助于政治的行为、观点和知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判断和评价的理念应该独立于形成这些判断和评价的个人，而在某些领域里，它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参与者（及其明显保守的）社会立场的表现和表达。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法国这些主流知识分子通常受到德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十年中经常发生。意大利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曾经观察到：从拿破仑时期以来，除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任何其他外国影响都不能渗透到法国。他在1957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20年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说是先辈的人道主义意识能力吸引了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么，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却被更隐晦的德国思想所迷惑。米歇尔·福柯的极端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尼采思想的改写。其他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特别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从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寻找对人类原动力及其解构性的批判，以及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认知人类主体及其文本素材的问题。
对于研究海德格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他的历史实在论对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的专家而言，这种兴趣形式颇有些奇怪。毕竟，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显然，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接受了由纳粹党人资助的学术机构。但是在批判盲目乐观的进步假设、在质疑启蒙的理性主义及其政治和认知副产品的基础等方面重新燃起的兴趣，在20世纪初海德格尔式对现代性和技术进步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醒悟的怀疑论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系，使海德格尔等人可以澄清他们早期的联系。
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时因大学扩招而招聘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60年代毕业的学生，是在那些年的时尚和辩论中培养起来的。但是，尽管在此之前10年里，欧洲的大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大理论——有关社会的、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革命的——但流传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这些理论。“文化理论”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研讨会代替了几年前还控制着激进学术辩论的传统学科分界线。“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在对“1968年思想”传统的反省中，法国作家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尖锐地总结道：“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击败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如同那时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首席发言人史都华·豪尔在1976年所说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的观点被更复杂的现实所替代，因为一个阶级内不同的阶层在做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豪尔自己承认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种各样难度很高的理论主题所占据”。不过实际上，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和《修女》（1966）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记》，这部193分钟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深谙媒体喜好的”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做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朋克”摇滚乐队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语言，以1976年“性手枪”乐队轰动一时的“英国的无政府状态”为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伤感情绪。不过朋克乐队的政治性如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是单向度的，他们的音乐通常都局限于三个和音和一个拍子之内，依靠音量来产生效果。像“红军旅”一样，“性手枪”乐队和其他朋克乐队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动。甚至他们惊世骇俗的外表和举止也充满了讽刺和低俗：“还记得‘60年代’吗？”他们似乎在说，“那么，不管喜不喜欢，我们没有被淘汰”。现在，音乐颠覆了包括谴责“霸权”的愤怒的歌曲，他们假冒的政治内容掩饰了音乐形式元气大伤的现实。 [13]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他们那些不断发展的不敬态度以各种粗俗、伤感而又无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对过去的历史、政府、公众人物和公众事物都是如此。在体现巧智的时候，这种对浮华世界和传统的嘲笑，可以从20年前就出现的、醒悟的英国青年讽刺作家那里得到暗示：戏剧评论专栏“边缘之外”、英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节目“就是那样的一周”、周报《侦探》。随着电视观众的大幅增加和国家审查制度的弱化，《巨蟒》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创造了大量的闹剧，下流、世俗的解说词和讽刺性的政治笑话，最后在尖锐的政治卡通片《吉尔瑞和格鲁山克》中以混合形式达到极致。摇滚音乐和新兴滑稽表演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部巨蟒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齐柏林飞船”乐队资助的《巨蟒与圣杯》（1974），以及由“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赞助的《布莱恩的一生》（1979）。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也给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员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广泛赞扬的滑稽节目也许是始于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欧洲之梦歌唱大赛”。这档节目用电视同步传送多个国家的新技术的商业行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亿观众。在“欧洲之梦歌唱大赛”中，整个欧洲大陆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们的表演让观众过目即忘。在观念和制作方面极其陈旧，以至于与滑稽模仿作品无异。它早该在15年之前就过时了。但正是出于那种原因，它预示着一些新东西的到来。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的狂热，提升和赞美了没有前途的陈旧表演形式和一群无能的表演者，这种狂热反映了一度沉静和内省的怀旧文化。如果说朋克、后现代主义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灭时代迷茫的结果，那么“向后”则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的流行乐队“从前”夸耀地穿戴着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这也是一种从“奶奶裙”到“新浪漫主义”的新爱德华七世时代发式的短暂的服饰复兴——后者在30年间重复了两次。在服装和音乐（以及建筑）方面，旧风格复兴的诱惑与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质疑的麻烦时代是向后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爱新时代”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拼凑混搭的季节。
[1]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由196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252亿美元。
[2] 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7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36%。
[3] 平均值毕竟只是平均值。在最低迷的1976年，英国的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而且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各国的增长率都降到了低点——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
[4] 这个缩写单词有明显的政治用意：通过重新使用18世纪法国银币的名字，以减轻法国人对联邦德国成为参与欧洲事务的领袖角色的不满。
[5] 摘自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纽约，牛津，1996年。
[6]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察谋杀了大约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还有许多人是在巴黎跟随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塞纳河时淹死的。当时的警察局长是莫里斯·帕彭（Maurice Papon），他后来因战时与德国纳粹合作、逮捕在法国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被指控犯有侵犯人权罪。
[7]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名称来自1916年4月24日的《都柏林宣言》，当时的起义者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8] 据估计，当时英国为维持和北爱尔兰的联系，每年需要花费30亿英镑，这导致伦敦政府很难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9] 无可挑剔的守法的法国社会党甚至在联邦德国成立了一个“人权保护委员会”，为那些被控实施恐怖行为的被告提供专业咨询和帮助。
[10] 就像在德国一样，警察也曾一度真正发现了他们的领导人。雷纳托·库尔奇奥于1974年被捕，后于1975年2月从狱中逃走，11个月后再度被捕。
[11] 奈格里起初被释放过，但于1983年再次被捕。1984年4月，经审判被判监禁30年。
[12] 这类网络之一、臭名昭著的“P2共济会救难所”是一个神秘的，由右翼政治家、银行家、士兵和警察构成的组织，归利齐奥·盖利领导，他在1943年至1945年间曾是墨索里尼的“社会共和组织”骨干。在总共962名成员中有30名陆军将军、8名海军上将、43名议会代表、3名内阁部长，还有天主教教会、实业界和私人银行业里级别最高的代表。
[13] 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衰落时期，西欧的朋克音乐在其中对鉴赏趣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在那里，虚无主义的地下乐队无聊地将它与政治和音乐传统挂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80年代匈牙利的朋克乐队“斯皮翁”将色情描写和政治错误混合，录制了《安妮·法兰克》：“在他们的高潮之前有一点儿被迫的交媾，让你消魂，安妮·法兰克！同我做爱吧，安妮·法兰克！哭吧你这婊子，安妮·法兰克！否则我将抛弃你！安妮·法兰克——男孩子们在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