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定新宪法，1977年6月进行了立宪会议代表选举。这次选举是自1936年以来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得票数最多的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赢得了议会165个席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占121个席位，其他角逐者仅合占67个席位。 [14]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亚雷斯的胜利让保守派们（他们大多数投了他的票）放下心来，不会突然转向左派。由于没有取得明显的大多数席位，这就迫使他与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担了起草新宪法的部分责任。
这部宪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复决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确认）总体来讲相当传统。西班牙将成为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将没有官方宗教（尽管在仔细斟酌后向教会让步，承认天主教是一个“社会现实”）；法定选民年龄下降到18岁；死刑被废除。但会议将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有权自治写进了新宪法，这一点可以看作与它的近期历史的重大决裂。
宪法第二条肯定了“全体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栖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接着又“承认并保证境内各民族和地区自治和各自团结一致的权利”。接下来的自治法承认了在迄今为止极端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语言多样性和地域性情感；他们还承认了加泰罗尼亚在人口数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都存在的强烈的自治情绪。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赋予的东西不可能不让其他人也拥有。在4年内，西班牙将被分成17个自主管理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旗帜和首府。不只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会被承认是独立的，加利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那利人、瓦伦西亚人、纳瓦拉人等也一样。 [15]
但是，新宪法规定马德里继续负责国防、司法和外交，这是一个尤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让人难以接受的妥协。上文已经讲述过，“埃塔”组织在新宪法讨论阶段的几个月内，故意加强了针对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杀活动，希望借此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从而阻止使他们每况愈下的民主进程。
在1981年，他们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对经济发展的不满达到最高峰（见下文），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都开始尝试分离主义的地方自治，苏亚雷斯在本党派的胁迫下辞职。他所在的党痛恨的不是他的失败（1979年按照新宪法举行的大选中，民主中间派联盟又一次获胜），而是他的成就，还有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另一位民主中间派联盟政治家卡尔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区各省爆发了大罢工。这样，在右翼批评家看来，民主西班牙不仅无人领导，而且到了崩溃边缘。
2月23日，国民卫队陆军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用武力控制了议会。经过协调，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员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将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国王解散议会，任命一个军事政府。尽管现在看来，特赫罗和米兰斯·德·博斯克的做法显得颇有戏剧性而且笨手笨脚，却是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议会本身或各政党及其支持者，也对政变的发生束手无策。军队是否持同情态度还很难说。 [16]
决定事态最终结果并塑造日后西班牙历史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阴谋者要求的断然拒绝和他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地捍卫宪法，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权都与新兴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年轻的国王的勇气或许令事态双方都同样吃惊，因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认为自己是被已故独裁者任命的国王；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和议会政治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缺乏一种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号，那些怀念旧政权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开了起义或恢复原状的想法，转而投身于支持曼纽尔·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致力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抗击“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
特赫罗的做法让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任，议会当初就应该趁机削减军队预算，并且通过一项早就应该通过的法案，将离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大多数人都被夹在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右翼和刚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满于变革速度之快，对区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松懈也让他们感到愤懑。后者一方面对宪法事宜公开妥协，另一方面又针对难以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摆出一副激进面孔。
就像葡萄牙一样，这次政治过渡恰逢经济困难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时代最后几届政府的责任。在1970年至1976年间，这几届政府为了换取公众支持而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岗位，补贴能源消耗，抑制物价，同时增加工资，几乎不考虑这样做的长远影响。这种漠然态度的后果在1977年开始显现：大选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国库（在佛朗哥政权的递减税政策下空虚已久）接近干涸，失业率长期呈上升趋势。据估计，1973年至1982年间，全国失去就业岗位180万个。 [17]
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时期一样，西班牙民主建设时期恰逢经济衰退，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和经过政府补贴的物价恶化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因此很多人议论说，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这一点能够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协议》上签字的那些人。该协议是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第一个，在协议中，政治家、工人领袖和雇主都同意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贬值货币、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开支，以及对庞大而又浪费严重的公共部门实行结构性改革。
《蒙科洛协议》和后来的其他协议（最后一个签署于1984年）并没有创造奇迹。部分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持续恶化；许多较小的公司倒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一齐上涨，引发了罢工浪潮以及左翼工会和共产党内部的痛苦分裂——他们都不再愿意分担民主过渡的社会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协议，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肯定还会更加严重。
1982年10月的选举正值经济困难最高峰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大多数席位，费利佩·冈萨雷斯上台，出任首相，并且将要留在这个位置上14年。苏亚雷斯的中间派民主党——它曾经带领国家摆脱佛朗哥主义——几乎被从议会中排除，只赢得了两个席位。共产党只赢得了4个席位，这是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导致桑提亚哥·卡里约辞职。从此以后，西班牙政治将按照西欧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不断围绕中左翼和中右翼进行重组。在这里，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1989年更名为“人民党”），他们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获得了26.5%的选票。
社会党以平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为纲领参加竞选，承诺保护工人的工作和消费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一旦掌权，冈萨雷斯坚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来又逐步实行私有化），并于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击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此刻他赞成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 [18]
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并没有为冈萨雷斯赢得守旧的社会主义者的好感，这个政党在他的带领下，离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越来越远。 [19] 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内战没有记忆的青年男女，并且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带领西班牙战胜落后（争论已久的“落后”问题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半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旧的左倾意识形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冈萨雷斯判断，西班牙的未来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欧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不仅实现了向议会民主的和平转变：而且这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几年前还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现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实质上以中间派的立场执政。萨拉查和佛朗哥政权不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努力争夺年轻的“摩登”选民的拥戴。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远远落后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它的政治状态。佛朗哥统治的最后10年间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意味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远非仍然透过1936-1956年间的状况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地中海沿岸欧洲的年轻人并不觉得难以适应这种在离他们较远的北方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学着适应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上个时代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说辞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也不为忠于过去的行为所感动。过渡完成以后去里斯本或马德里的游客往往对这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从不提起最近的过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还是文化。 [20]
社会现实不容许20世纪30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1966年的电影《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1400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豪尔赫·塞布伦，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到了80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停留在近期的历史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表现在对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大张旗鼓地拒绝：在语言上、着装上，特别是性观念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就是一种对50年来发霉的独裁统治的自觉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些电影运用独特的视角和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群在充斥着性的环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轻女子。在1980年的电影《佩比、卢西、邦及不出众的姑娘们》（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选举后仅3年）里，剧中人心照不宣地对“大选”和“正在吞噬我们的色情战争”大笑不已。
两年后，在《激情迷宫》中，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和色情狂互相说着淫秽笑话，还一度争论“他们快乐的小恋情”和“国家的未来”孰先孰后的问题。他的电影故事背景一部比一部更浮华，城市外景地也越来越时尚。到1988年，以电影《崩溃边缘的女人》为标志，阿尔莫多瓦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带有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的概括。 [21]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激进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亏了来自旧政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阿道弗·苏亚雷斯就像几年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体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确实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处于流亡中；但他也与任何人一样是无可指摘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思想偏执。而且，他对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腊选举负直接责任，主要是那次选举使战后的政治体系名誉扫地，使军队执掌了大权。
但正是他们带给选民的这种信任感，使他们能够摧毁自己曾经忠诚服务过的独裁制度。接下来又都由社会主义者——索瑞兹、冈萨雷斯、帕潘德里欧——继任。这些继任者们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过，说他们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可动摇，但随后又为环境所迫，实行温和的、经常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这种过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是“要求佛朗哥主义者假装自己从来不是佛朗哥主义者，左翼妥协者假装自己仍然坚持左派原则”。 [22]
所以，时代环境迫使很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坚持已久的原则立场。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就是审时度势地背叛诺言，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忘却某些记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一代会有那种怀疑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而那些忠诚地、无怨无悔地坚持过去的追求的人，从共产主义者到长枪党党员，都很快被发生的事情甩在后面。如果不考虑现实，即便始终如一也没用。
最终，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毫不费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尽管它们对自己采取政治孤立的方针，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却始终能够与北约或欧共体国家兼容甚至联合。冷战的传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视，促进了多元民主国家和军事或教权独裁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北美人和西欧人在经过多年与独裁国家的伙伴共同开会、谈判、制订计划，或者仅仅是跟他们做生意之后，早已不会再动辄为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国内事务大动肝火。
因此，对大多数旁观者，包括许多它们本国的批评家来说，令人不快的南欧政权与其说是在道德上破产了，倒不如说是在制度上落后于时代了。当然，它们的经济在本质上还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并且早已融入国际市场，以获取金钱、商品和劳动力。即使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辨认的一部分——尽管是在错误的一端。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班牙，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而且连理想抱负都在效仿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经理人、商人、工程师、政治家和公务员。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社会尽管还很落后，但也已经属于它们现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个世界，而从独裁统治的过渡，首先得益于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他们中的那些曾经坚决地往后看的精英人物，现在已经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战胜了历史。
在1973至1986年间，欧共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动和扩张，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一系列不规则的大爆炸”。庇护者戴高乐去世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赞成而被束之高阁，而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战略意义使他烦恼不堪（上文已讲到），他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加入欧共体。1972年1月，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正式批准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加入，一年后生效。
英国申请成功，当归功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热情赞同把国家的命运同欧洲大陆邻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时，号召全国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进行复决投票，结果是1 730万票赞成，840万票反对。但即便是希思也无法使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当一部分投票者继续怀疑“加入欧洲”的好处。而挪威人则明确认为，如果他们不加入，生活反而会更好。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国54%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相反，他们选择与欧共体签订有限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投票结果在22年后以几乎相同的票数得到了确认。 [23]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争议，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刚刚出现的与欧共体加强联合的计划，并且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过多支付”的公共预算。但在70年代，伦敦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尽管加入欧共体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贸易区的交易在当时能为英国提供1/3国内投资，伦敦为此感到宽慰。新的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大会的成员是由各国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但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在英国，可以想见投票人数很少，只有31.6%；但那时在别处也不是特别高——在法国，只有3/5的选民愿意投票，在荷兰则人数更少。
“北方三国”对欧共体的追随，相对显得问题较少，不管是新成员还是原有成员。爱尔兰贫穷但是面积小，而丹麦和英国富有，因此也就成为公共预算的纯粹贡献国。正如下一轮成功扩张一样，当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已改称“欧盟”的欧共体时，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了扩张中的欧盟的财力和影响，却并未显著增加其费用，也不必在敏感领域与已有成员竞争。来自南方的新成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希腊像爱尔兰一样穷而且小，所以它的农业对法国农民构不成威胁。因此，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东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公证结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许——但并没有激烈的争论阻止它加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对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问题，法国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还有其他农产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生产和销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农民会与法国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时间才得以加入欧共体（而希腊的申请在不到6年就获得了通过），在此期间，法国历来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词尖刻的谈判过程中，有2/3的时间里，只有39% 的西班牙人对法国持“正面”看法，这是走向共同未来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一部分问题在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欧共体将向法国农民进一步增加支持性拨款，以作为对巴黎的赔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欧共体增加了5 800万人，这些人多数很贫穷，因此也就有资格享受布鲁塞尔资助的各种计划和补贴。 [24]
事实上，随着这3个贫穷农业国的加入，共同农业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负担——法国已不再是该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因此需要经过仔细谈判，达成各种协定，来补偿法国的“损失”。新成员国的劣势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且他们的出口产品被允许平等地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由法国强加给他们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带来的损失，欧共体也给予了补偿。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综合计划”——事实上是区域性补贴，尽管名称上不是——在1981年时就没有提供给希腊，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因此才要求将他的国家也包括进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绝，就退出欧共体”相威胁，终获批准。 [25]
因此，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欧共体才有了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仿佛是一个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场，其成员国以政治上与之结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当然，这些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之外做得也不错（虽然不及法国），西班牙谈判家变得非常擅长摆出保卫本国财政优势的姿态。但真正发了大财的是雅典：尽管它在80年代初落后于欧共体的其他国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共体内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以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事实上，正因为希腊如此贫穷——至1990年，欧共体内部最穷的地区有一半是在希腊——它才会有这样大的起色。对雅典来说，加入欧共体等于接受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仅在1985至1989年间，希腊接受了欧共体基金的79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只要没有其他穷国在排队等候，如此慷慨的财富再分配——这是要希腊默许欧共体各种决策的代价——仍然是欧共体的缴费大国（主要是联邦德国）可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德国统一花费高昂，又有一批东欧的穷国将要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被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
欧共体规模越大，就越难管理。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所要求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造成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各种决策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项关于矿泉水的定义和标准的指令，用了11年时间才从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被送出来。必须采取措施了。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就是：欧洲的“计划”需要把目的和干劲儿融合起来。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系列不定期举行的、旨在“重新启动欧洲”的会议中最早的一个，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间的私人友谊有利于这项日程。
但是，消极的经济融合——消除关税和贸易限制、补贴处于劣势的地区和部门——要比达成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标准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经济合作只会给各方带来净利润；而任何以欧洲一体化或调整为目的的政治行动都会潜在地威胁国家自治，并且限制各国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动性。只有当强国的强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意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合作时，变化才会发生。
因此，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促使了欧盟的诞生。德斯坦和施密特还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计划、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德国马克被用来逐步代替美元，成为欧洲银行家和市场的稳定参照货币。几年后，欧元代替了各国货币，成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最终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实用性反应的结果，而非朝着既定的欧洲共同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但是，通过说服众多观察者——尤其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复苏与繁荣不再可能仅靠一国之力实现，西欧国家成功的货币合做出人意料地成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阶。在基本上没有重要选区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各国首脑和政府于1983年签订了《庄重宣言》，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联合。这种联合的具体轮廓是在协商《单一欧洲法案》的过程中敲定的，法案于1985年12月由欧洲议会批准，1987年7月生效。
《单一欧洲法案》是对原先《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应以共同致力于脚踏实地迈向欧洲统一为目标”。仅仅通过把“欧共体”换成“欧盟”，12个成员国的首脑就在原则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签字者却避免或推迟了一切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欧盟农业预算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还小心翼翼地绕过缺乏防务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一尴尬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冷战”高峰时期，在几十英里开外的东部重大发展即将开始时，欧盟成员国却坚决地专注于内部事务，关心的是欧盟尽管有3亿多人口，却仍然主要是关于共同市场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确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要有目的地向着真正的、单一的内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这是将于1992年实施的目标）迈进，而且决定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实行“有效多数票”制——提出“有效”的问题，是因为较大的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坚持保留阻止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有害的建议的权力。这些是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单一市场得到了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绿党”的赞同，尽管他们各有各的原因。这些变化促进了未来10年间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13年来，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即将申请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若要做出任何决定，就必须取消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否决权制度。欧盟规模越大，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来说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让他们觉得无法规避。但是，对成员国公民来说，近年来欧盟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是其领导人为进一步一体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库的钱的数目，以及这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按原先的《罗马条约》，只有一个机构有特别权限认定各成员国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然后将共同体现金分发过去，那就是在意大利倡议下成立的欧洲投资银行。但一代人之后，以现金补贴、直接援助、发放启动资金和采取其他投资鼓励形式进行的地区性开支，已成为布鲁塞尔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欧共体掌握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杠杆。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各成员国国内的地方主义政治和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各国仍然是统一的，由中央统一管理，很少考虑地区多样性或地方传统。
只有1948年的意大利新宪法承认了地区权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1/4世纪以来仍然形同虚设。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为整个欧洲的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后，欧共体出于自身原因，设立了地区资金体系，以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第一步。
在布鲁塞尔官员看来，“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所谓“结构性资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应对欧共体内部经济落后和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单一欧洲法案》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战后欧共体前进的方向。每批新成员国的加入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给予关注和赔偿。意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贫困地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英国部分地区（阿尔斯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西部）、希腊与葡萄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中部与西北部地区都很贫穷，要赶上其他地区，需要大量补贴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1982年，欧共体成员国的年收入若以100计的话，丹麦（最富裕的成员国）是126，而希腊只有44。至1989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葡萄牙的两倍多（在美国，穷州和富州的差距只有它们的2/3）。而且这只是国家平均值的比较，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即便富国也有需要帮助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时，其靠近北极的地区就是。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完全依赖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拨款维持生活，而他们现在也有了向布鲁塞尔申请援助的资格。为了纠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顿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场的畸形状态，以便使其不再依赖援助，布鲁塞尔的机构分发给它们大量现金。这无疑给当地带来了利益，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开销巨大、臃肿、有时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 [26]
欧洲开支巨大的地区资金援助项目的第二个动机是使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能够绕过成员国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与地区合作。为了这两个目的，到本世纪末，各种“结构性”和“聚合性”基金要占到整个欧盟总开支的35%。这一战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地区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在增长（或复苏）。1968年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加强地区之间的亲密联系为新的政治信条，试图恢复并使用法国西南部古老的奥克语。与布列塔尼的激进分子一样，他们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裂主义分子、苏格兰和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共同反对马德里、巴黎、伦敦或罗马的“苛政”。
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政治分为许多互相交叉的亚文化类型，有历史的、语言的、宗教的，寻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独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被迫资助本国贫穷地区的富裕省份；另一类是历史上长期贫穷的，或刚刚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对反应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愤怒的地区。前一类别的地区有加泰罗尼亚、伦巴第、比利时的佛兰德、联邦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截至1990年，这个大区与巴黎大区合在一起，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第二类有安达卢西亚、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讲法语的瓦龙大区和其他许多地区。
这两类地区都将从欧洲地区政策中获益。加泰罗尼亚、巴登-符滕堡等富裕地区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学会了如何代表本地区进行游说、争取投资，或是使欧共体政策有利于地区而不是国家机构。贫穷地区的政治代表也同样迅速地学会了操纵布鲁塞尔的拨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当地的人气，并借此迫使无奈的都柏林或伦敦当局鼓励甚至补充布鲁塞尔的慷慨援助。这样的安排于各方都适合：欧洲金库可能会花费几百万元的库存来补贴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同意税收优惠，以吸引投资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员长期失业的地区；但即便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受惠者也正在成为忠诚的“欧洲人”。爱尔兰用这种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当一部分破烂的运输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仅爱尔兰，其他较穷的边缘化成员国也受惠于此。 [27]
《单一欧洲法案》把欧共体的权力延伸到了许多政策领域：环境、雇用方式、地方的研发行为。这些领域是欧共体以前从未涉足过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着要把布鲁塞尔的资金分发到地方机构。欧洲这种逐渐的“地区化”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开销不菲。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处于与奥地利北部接壤处的意大利的阿尔托阿迪杰-南蒂罗尔地区，1975年被布鲁塞尔正式归入“山区”（一个没有争议的称呼）类；13年后，它正式宣布，超过90%的地区为“农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来），或者用布鲁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5-b类目标地区”。这种双重身份使阿尔托阿迪杰省有资格申请的项目有：环境保护基金、支持农业的拨款、加强职业教育的拨款、鼓励传统手工艺品的拨款、改善生活条件以保持人口数量的拨款。
结果，在1993年至1999年间，小小的阿尔托阿迪杰省就接受了总计达9 600万埃居的拨款（价值大致相当于2005年同等数量的欧元）。在欧洲结构性资助的所谓“第三个时期”（计划从2000年至2006年间实施），又有5 700万欧元被分发给这个省支配。按照“第二类目标”的规定，这些钱只能用于为居住在“完全”山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谋福利。1990年以来，该省首府布尔扎诺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指导当地居民如何获益于“欧洲”和欧洲资源。1995年以来，该省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与邻省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区共用）。布尔扎诺所在省的官方网站（提供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拉地诺语以及各种罗曼斯语的方言版本）满腔热情地表达对欧洲的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在南蒂罗尔省等地方，不管代价是否昂贵，“自下而上”的欧洲大陆一体化似乎确实行得通。当1985年发起成立“欧洲地区委员会”（后改称“大会”）时，该会已有107个成员，还有更多地区即将加入。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的欧洲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地方主义曾经是积习难改的语言学家或怀旧的民俗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现在有了另外的“准国家”身份：它取代了国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为它得到了布鲁塞尔，甚至是本国首都（尽管明显缺乏热情）的正式许可。
欧共体的公民也许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明显地分为“意大利人”、“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但他们未必就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尽管“欧洲”的标签、选举、公共机构呈扩散之势。像下层灌木一样繁茂的各种事务处、媒体、公共机构、代表和基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几乎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分配和监督赠款使用情况的欧盟官方分支机构的大量存在：本已很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机器，及其各部门、委员会、理事会，现在又加了上层（布鲁塞尔）和下层（省或地区），机构规模增加了2倍甚至3倍。
这不仅会造成规模空前的官僚主义，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资金还会诱发和助长腐败。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申请资金而夸大甚至捏造当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滥用权力、贪赃枉法，这些行为虽然逃过了欧盟官员的眼睛，但这样做会使他们的事业丧失信用，致使将来连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们。尽人皆知，欧盟放手让遥远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进行决策，而且有大量传言说各地区在政治上互开方便之门、投机倒把，所以最近几年“欧洲”虽然成就不小，但名声欠佳。
本以为在管理得较好的国家里已经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见弊端——任命制、腐败、操纵——如今又在整个大陆重现。偶尔出现“欧洲丑闻”时，公共责任就会被国内政客小心翼翼地转嫁到一群隐形的“欧洲官僚”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必为坏名声付出政治代价。同时，欧共体日渐膨胀的预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维护，理由是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睦化”，或者这是应得的补偿（其预算由欧共体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支撑）。
总之，“欧洲”逐渐代表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正如挑剔的批评家（尤其是英国人）高兴地坚持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依靠纯技术手段来促进大陆统一的努力，现在明显具有了政治色彩，但这种努力又缺乏一种名分，不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从事的传统政治事业一样名正言顺。只要“欧洲”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其经济战略就仍会以50年代的精心设计与雄心为基础。至于政治，欧洲委员会宣言中体现出的自信的、干涉主义的语调，以及欧盟专家莅临遥远地区时体现出的权威感和手中拿着的翻开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种牢牢扎根于60年代初社会民主鼎盛时期的管理风格。
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建设“欧洲”的男男女女们努力超越国家政治的种种弊端，精神可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仍然思想褊狭。他们在当代最伟大的跨国成就，即1985年6月签署的《申根协定》中就暴露了这一缺陷。根据这一协定，法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同意废除共同边界，成立共同的护照控制体系。自此以后，从德国去法国就像长久以来来往于比利时跟荷兰之间一样轻而易举。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申根协定》的参与国要全力保证与非参与国之间最苛刻的签证和海关制度。比如说，法国要为自德国入境的人开放，那么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德国人在过境者穿越他们边境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开放某些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同时，该条约坚决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边界。文明的欧洲人之间可以互相跨越边界，但绝不能给外部的“野蛮人”这种自由。 [28]
1970年，葡萄牙工人到达法国。到1973年为止，外国人占法国劳动力的11%。在联邦德国有大约300万名“客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欧洲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依靠了这些移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寄回家的汇款。
1972年通缉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布告（左上角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该组织系德国议会外激进分子集团，后转为恐怖组织，目的是“撕下”联邦共和国的“面纱”，揭示“布雷顿森林新秩序”的文雅的扼杀技术。
1982年，“埃塔”即“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成员。由于富裕的当地人口（很多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不为“独立的巴斯克”幻景所动，“埃塔”日益孤立，备感沮丧，在整个80年代，“埃塔”杀手平均每年杀害34人。
“…… 我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往士兵身上扔……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会去弄一枝枪……”（贝尔法斯特儿歌，流行于1976年前后）。爱尔兰共和军、清教徒和英国军队之间长达30年的冲突使大约2 000人丧生。
被指控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63名“红色旅”成员在1982年4月开庭审讯日。在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强调他们与无产阶级的（虚幻的）联系，但构成更大威胁的（杀人更多的）是右翼恐怖分子。
1974年，意大利妇女示威要求改革离婚法。战后西欧福利方面的立法主要惠及有工作的人和家庭。而妇女特别关心的问题——堕胎、避孕及离婚——北欧60年代才有立法，其他地方则要到70年代才出现。
1971年10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他选定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佛朗哥（1975年去世）如果活着的话，会对这个门生很失望：胡安·卡洛斯作为国王，挫败了1981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并成为民主西班牙忠诚的、受欢迎的捍卫者。
1975年4月，葡萄牙第一次议会选举。现在回想起来，地中海沿岸国家向议会民主的过渡似乎是顺利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各有许多人希望不是这样，他们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和失望）。
1970年3月，维利·勃兰特总理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一次两德谈话期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紧张气氛，开启了交流。但在有些人看来，联邦德国似乎是在将共产主义邻国合法化，甚至是在支持他们。
“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将巨额预算返还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会诱惑、恫吓英国选民，就连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老练的愤世嫉俗者也愿意俯首。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首访波兰。教皇并不是单枪匹马打倒了共产主义，尽管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失去民心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功不可没。
1984年，亚当·米奇尼克在格但斯克市。米奇尼克是东欧最勇敢、最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批评者之一。尤其有影响力的是，他强调非暴力，强调要从内部腐蚀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试图与其正面冲突或将其推翻。
1987年4月，布拉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陶醉在民众过分的敬仰中。这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国内从来没有像在较远的西边国家那样受欢迎过；但是他在国外的成功感激励他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也许并不是他的初衷。
1989年11月，民主德国难民乘坐一列封闭列车，经布拉格驶向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列宁乘坐封闭列车穿过德国开始，因此以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公民送往西方是完全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