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4日，布拉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项任命杜布切克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1989年的人们选择了哈维尔。
1989年11月，布拉格。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序幕也是血腥的。但是除去罗马尼亚，其他国家1989年的过渡却少有严重暴力。
列宁雕像，匈牙利，1990。
[1] 迈克罗尼索斯监狱的狱警迫使共产党人开口忏悔，并让他们说服那些拒绝忏悔的人。这一方法与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皮特什蒂监狱所使用的手段极其相似，尽管在残酷程度上略轻。
[2] 美国最初打算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希腊政坛的中左翼分子中寻找同盟者，但不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在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军队中找到了亲密持久的盟友。
[3] 导演科斯塔斯·盖维拉斯1969年拍摄的著名电影《Z》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拉姆布拉基斯被暗杀事件。
[4] 这些军官大多数毕业于战前鲁尼斯·迈塔克萨斯独裁统治期间的军官学校。他们也许并不像国外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不受欢迎，但他们确实得到过美国的同情（也许不仅是同情）。本来这实质上是希腊20世纪40年代的内战在时隔多年后的延续，却被看成了欧洲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内战中最新的轰动性事件。至此，“希腊”代替“西班牙”成为两极化的政治舆情的探测器。
[5] 从1962年起，希腊成为欧共体“非正式”成员。
[6] 但是，军人集团并未逃脱应有的惩罚。1975年8月，集团的1 1个领导人受到审讯并被定罪。3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减刑为终身监禁。帕帕多普洛斯1999年死于狱中，至死都未悔改。陆军准将伊奥安尼德尼德斯由于参与镇压理工院校学生造反而在后来的审讯中被定罪。截至本书写作时，他仍在狱中。
[7] 莫拉斯于1952年84岁时去世。萨拉查则是房地产经理之子，1889年4月28日出生于葡萄牙的维梅罗，仅比希特勒出生晚1周。萨拉查身处20世纪60年代晚期，而且统治的是一个欧洲国家，却固守着19世纪的道德标准，这一点十分罕见。他的母亲出生于1846年。
[8] 截至1973年，葡萄牙2/3的进出口贸易是与西欧各国进行的。
[9] 但是，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年轻军官及其左翼同盟者对解除了50年来的文化禁令后大量涌现的色情文学作品和电影感到不悦。他们甚至一度企图禁止演奏葡萄牙传统民歌“命运歌”，认为这些歌曲宣扬怨恨和宿命论，不利于实现启迪国民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10] 即便到了现代的1963年，这位西班牙元首仍会毫不犹豫地处决被捕的共产党人胡安·格里莫，以示对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蔑视。
[11]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朗哥在他的最后10年里给了大学里的激进主义分子们一些经过严格限制的自由，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60年代的西班牙学生在回忆往事时，通常会夸大他们后来在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12] 参见本书卷一第7章。结果，在佛朗哥时期也保持一身正气的天主教领袖在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桥梁”。
[13] 在被宣布合法化之前1个月，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德里主办了西欧的“欧洲共产党”的公开会议。
[14] 1977年选举所产生的社会与地缘影响与1936年的选举不可思议地相似——国家的政治生活被冷藏达40年。
[15] 宪法第151条准许任何提出自治要求的地区实现“地方自治”。
[16] 1982年和1985年还各有一次针对国王和议会的阴谋，但是都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
[17] 到80年代中期，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就业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1/5的人失业。实际数字有可能接近1/4。在一个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少有人拥有私人存款的国家，这些数字意味着普遍存在的生活艰难状况。
[18] 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竞选口号是“不进北约！”4年后，他们的竞选海报上写的是“要进北约！”
[19] 社会主义的传统纲领“国有化”在西班牙行不通，因为独裁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官方经济的相当一部分。
[20] 西班牙1978年新宪法的首要目标就是调和西班牙历史上对立的两极——左翼与右翼、教会与反教权主义、中心与边缘。它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它所取代的政权保持沉默。
[21] 他最近一部电影是2004年的《不良教育》，非常尖锐地反对教权主义；也许只有在这个方面，阿尔莫多瓦还保持着对文化多样化这一西班牙旧传统的忠诚。
[22] 维克多·佩雷兹-迪亚兹《十字路口的西班牙：文明社会、政治与法制 》（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1999），第65页。
[23] 首都奥斯陆先后两次投票强烈支持加入欧共体。但是，这项决定是由一个反欧洲联盟做出的，其成员包括激进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语言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沿海和北部各省的农民，还有激烈反对欧共体将排他性沿海捕鱼区限制在12英里之内的渔民。丹麦的加入也带动了格陵兰加入，当时格陵兰仍由哥本哈根派驻代表管辖。但在1979年取得自治后，格陵兰进行了一次全民投票，结果决定脱离欧共体，成为迄今唯一一个退出欧共体的国家。
[24] 但是，这种好处被在私有部门的新增投资机会抵消了：在1983年至1992年间，西班牙的公司中，外商所持股份的比重上升了374%。
[25] 不止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在布鲁塞尔高声要求欧洲议会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
[26] 当然，欧盟预算的另一主要消耗者——共同农业政策长久以来加剧了聚合性基金和其他基金本该帮助消除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27] 比较富裕的国家则通常不会对布鲁塞尔如此感恩戴德，它们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要更紧一些。在法国，尽管“权力下放”已写入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法律里，但是预算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巴黎手中。结果，法国的富裕地区跟得上国际潮流，并从与欧盟的联系中获益，而贫困地区仍然要首先靠国家援助度日。
[28] 自条约签订以来，“申根区”已经扩大到了超过欧盟其他成员国，但英国没有参与，而法国和其他参与国出于安全考虑，保留了重设边境控制措施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