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朗承认这种必然逻辑，他缺乏真正的社会党人前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细态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1972年，在一个措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他与共产党人结成了一个选举联盟。到1977年选举的时候，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左翼的政党——已经比密特朗的社会党落后了10%的票数，到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才意识到，把共产党的命运与密特朗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是个错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的乐观主义影响。但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表现在1965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作为已经统一的左翼的候选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数之差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那个时候，密特朗已经筑成了一个极好的选举机器，把社会党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天主教徒、妇女、农民和小店主。在这之前，所有这些人都对社会党怀有敌意。 [9] 他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国范围内，巨大的竞选宣传牌以“软焦点”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恒的乡村田园景色，向选民承诺“平静的力量”，这种背景曾在贝当时代的宣传牌上出现过并受到青睐。
与此同时，共产党变得软弱无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票数也一落千丈。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天空里固定不变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数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业区的“红色地带”——从20世纪中叶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那里占主导地位——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出于自信，但更多的是由于愈来愈意识到有必要让共产党摆脱它的社会党伙伴的有毒的怀抱。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总票数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双方阵营得票领先者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迎接社会党的胜利的自发庆祝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万名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的开端。仅以选举数据而论，可以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过去的选举中的跌宕一样，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拿来与1936年4月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或者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做比较。1981年的法国大选并未经历彻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尽管事实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实际上遭遇过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竞选总统时更糟的情况。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即将卸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裂，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没有接下来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大获全胜，也没有了带着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袖很有希望进行巨大的变革，不仅会努力扫除吉斯卡尔年代的腐败和厌倦，还会努力扫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长期排除在法国政局之外的法国社会党斗士一直做着革命的美梦。
左翼在法国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行使权力了。确实，它在行使权力时总是受到同盟伙伴、不合作的银行家、外汇兑换危机、国际紧急事件和一长串别的理由的阻碍，最终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失败。在1981年，这些因素似乎都不适用了，也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国家政权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相结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以至于仅仅是赢得选举这个事实就被当作一场将要到来的社会对抗的象征。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法国左翼把真正的变化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同起来，有人曾充满热忱地将其与1871年，甚至1791年做比较。密特朗在竞选中所说的话并没有让他的追随者中比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别的方面。为了“欺骗”共产党和他自己党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盗走了它们的革命外衣。他的竞选唤起了对他的期望，现在是他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了。
因此，密特朗的时代是以一个富有野心和激进的时间表开始的：道德的提升、迟到的社会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义最为重大），混合着一个变幻不定的“反资本主义”立法的计划。工资有所提升，退休年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分是史无前例的国有化进程表。在任职期间的最初几年中，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新社会党政府把以下企业纳入国家的控制——有36家银行、2家大的贷款公司、5家法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包括汤姆逊——布朗特这家法国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商），还有法国大型钢铁集团与齐诺尔公司和萨西洛尔公司。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没有提前制订好的经济策略。曾经有过讨论，提出通过注入政府资金来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国经济，但这不是一个新主意，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总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同样搞过类似的计划，想以需求为导向来实现增长。1981-1982年的国有化以及相伴随的汇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征着这个新政权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并且以此来证实1981年的选举是真正地改变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变换了政府的人员。
实际上，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明白，比如说，国有银行只有获准“完全自主的决策和行动”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调整的和社会再分配的目标，这些目标原本是用来证实他们一开始的接管就是正当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妥协阐释了密特朗改革面临的更广泛的阻力。一年来，这个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国和世界展示了它激进的一面。一开始时，这一点颇有说服力。根据密特朗的亲密顾问雅克·阿达利的记录，美国官员们（他们总是关注着这种倒退现象）声称，法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法国来说，1982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意味着强加了汇率控制，还强加了一整套规则，把这个国家与它的商业伙伴们断绝开来，把经济放在自给自足的基本点上。把法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脱离出来或许本来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77年，仅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市场资本化就相当于整个“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两倍。意义更重大的事实是，这样的动向可以导致法国同欧共体产生隔阂，甚至从欧共体中分裂出来，由于它们之间在关税、市场、流通货币联盟方面都是达成过共识的，更不用提实施一个统一市场的计划，那么法国的状况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对会员国开放的特权。
这些考虑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视。毫无疑问，铁证如山，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恐慌，还有迹象表明货币、贵重物品还有人们正越来越急切地移往国外，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这位总统决定进行180度的大转弯。密特朗拒绝了更加激进的议员的建议，他授权他的政府冻结价格和工资达4个月之久；减少公众支出（在前些年总体有所增加）；增加税收；优先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印刷纸币，尽管他被催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保守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的经济策略，根据他的从没实施过的1977年“计划”，本可以提前给法国引进一剂撒切尔主义药方，而且毫不犹豫地抛弃“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一切可能。
这位总统的共产党盟友和他的一些社会党同事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们原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密特朗这位实用主义至上的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如果法国考虑到底是选择继续呆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的轨道上，还是把自己抛到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并不一定能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上，那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总是把过去必须做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又适时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欧洲主义者”。法国通过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去和它对抗，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不与资本主义对抗，会创建一个出众的国家。
到1984年，密特朗已经撤掉了他政府内的4位共产党部长。他公开声称“混合”经济的优点，任命一位年轻的技术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担任总理，把经济事务、金融、预算的管理权交给雅克·德洛尔，并且指示他要稳定法国经济。 [10] 在那一年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密特朗甚至号召实现“美国式”的法国现代化。
密特朗让法国站到了他这一边。1983年，他自己的社会党里只有23%的人为他没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惋惜。他们是否想让他带着这么大的热情去“现代化”倒不一定，不过他确实是搞过现代化的。密特朗没有明确地放弃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早期改革，比如分散行政权力，监督社会保障、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实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长的任期（他在两个7年的总统任期后于1995年退休，次年于80岁时去世）的其余时间里都致力于在审美观和实际效用上都很成问题的、代价昂贵的公众工作，重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能力， [11] 并且监督将他最近刚刚纳入公共控制的许多服务业和产业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最先推动法国庞大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选举中获胜的、在议会里成为多数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后继的几届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确实，密特朗执政晚期的社会党政府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导者。仿照着英国公开销售证券的模式，第一批卖到私人手中的资产是一些大银行和法国电视台一台（即法国三大国家电视频道之一），接下来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险行业、化学和药业大公司，以及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和埃尔夫。
但是与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继承者们不同，法国对卖掉公共事业（或者像雷诺汽车公司这样的“战略性”公司）是非常谨慎的（1985年，国家的一大笔拨款刚把雷诺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在市场上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法国人对没有计划的增长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保留一定的干预能力，主要是通过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家掌握之中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法国，私有化本身很显然就是一种受到管理和调节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导到国家依赖的企业和商业上，而国际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以法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使这个国家重新和欧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现在或许是谈谈私有化浪潮的适当的时机，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冲破了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些情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77年起，英国石油公司就逐渐地卖掉了；联邦德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过发行公共股份来与普罗伊萨格化学联合公司分离，几年之后，它卖掉了在大众汽车的股份；甚至连奥地利也在20世纪50年代卖掉了它在两个国有银行中的40%股份，1972年又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可观的资产。
但是这些还只是零星的情况，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实效的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情却非常不同，政府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压力来自技术方面，尤其是电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加速发展正在破坏旧的“天然”的垄断。如果政府不能让无线电波或货币的运转供它专用的话，“拥有”它们也就没多大的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门，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或是邮局，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种压力是，政府出于短期的经济需要，被迫卖掉公共资产。通货膨胀、1979-1980年的石油危机、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给政府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财政部长把卖掉公有资产看作双重有利的事情。国家将会甩掉亏损的工业和服务业，筹集的钱又可以帮助平衡预算，尽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项工业或服务业继续保留部分国有制（国家一般会保留私有买者不想要的无利可图的部分），从出售股份得来的国库现金也会被应用于将来的投资。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公有部门的经理甚至也成了这次部分出售的热心分子。他们对于把他们的利润拿出去帮助改善国家预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怀怨恨。
欧洲各国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权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公有工业部门最少，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最多。除了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各国在80年代初由国家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联邦德国是15%，意大利是28%，奥地利是接近1/3。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公有的部分被组建成大型工业控股公司，其中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是最大的一家。 [12]
在其他方面，国家的利益经由“国家投资银行”和“工业保障基金”的过滤，在荷兰或比利时则是性质相同的“国家投资协会”。仅钢铁工业就有多种支持方式：在英国，财政部通常将国有企业债务一笔勾销；法国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并通过政治干涉手段，为国内生产商提供同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优势。联邦德国私营钢铁企业的生产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现金资助。
不同国家的悬殊情况，导致欧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异。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导致撤销国家的管理制度，市场自由主义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进部分或全部私营化企业的股份销售或再销售。在联邦德国，主要出口部门已经被私人占有（汽车、机械工程、化工、电子公司）。阻碍效率和竞争力的不是国家控制，而是昂贵的固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在德国的私有化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托伊汉德公司，这是一家为处理前民主德国国有企业而建于1990年的国有公司。 [13]
在意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绊脚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政党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国家企业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共合同、吸收进政府部门或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的方法，来奖励同伙，贿赂支持者。但是，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障碍，意大利的私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依然稳定增长，尤其是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制造业公司，这种公司在意大利比在英国、法国、德国要多得多。
1976年，宪法法庭已经结束了对国有电台电视台网的垄断。几年后，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护下的“阿尔发罗密欧公司”被“移交”给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在6年内，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IRI、INA、ENI和ENEL [14] ）自身都被改造成为合资的公有企业。它们本身没有价值。正相反，工业复兴公司在1984年为其50万名员工每人每年损失450万里拉。但是，它们可以在自己掌握并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内部发行可转化为股份的债权。
但是，在刚从独裁统治下浮现的国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后的西班牙为例，它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反而扩大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部分的公共开支在逐渐上升，因为自1976年到1982年，政府部门里的中间派沿用旧政府的策略，仅仅通过将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转移到国有部门来，以避免社会冲突。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形式的国有化也备受工人、业主、国家政客和地方当局的喜爱。在任何情况下，在削减公有部门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它所体现的福利社会耗资过大，难以维持，但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都行不通。那里没有什么需要拆除的福利国家。
然而，即使西班牙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达不到欧洲的水准，但其公共部门——尽管承担着被西班牙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并备受宠幸的青春期所抛弃的负担，但仍然不堪重负。1976年，仅国家工业部门就负责对747家工业公司（大多数无盈利）的投资和对另外379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想要偿还能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私有化和撤销管理的办法。正如在法国，发起这一进程，在1987年引入个人退休基金，并于两年后废除国家电视垄断的，都是社会党政府。
在后革命时代的葡萄牙，宪法第85条和1977年后续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私营企业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邮政电讯业、电力生产和分配、石油精炼和军事工业等产业。1983年，马里奥·索瑞兹的社会党政府寻找途径，采取灵活方针，允许私有部门同国有部门在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并批准钢铁、石油、化工和武器产业成立股份合资企业。但要使其余受保护的部门开放到有限竞争的程度，也还有待时日。
地中海地区就像几年后的“后共产主义”中欧一样，若不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影响，放弃国家控制的速度可能会更慢。1979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货币汇率过早地产生了约束。密特朗政府开始出售公共资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货币市场，因此将法郎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鲁塞尔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种种法规，而起草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运作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单一的欧洲市场要求所有的公私企业一律遵守国内的、最终遵守国际的公开竞争的准则。这样便不会有对哪个“冠军”国家的偏爱，也不会在竞争合同或顾客时，对公有或公共控股企业私下里提供补贴或其他好处。
无论在实施时这些规章如何被回避，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便迫使国有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要与私有公司毫无异处，这就没有理由维持国家在处理双方事务中的干预。在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中，意大利的反应最典型：1990年，意大利采用新规章，与单一欧洲法案的相关条款相符合，要求（除对国家实施任务时执行国家垄断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业外）一切国有企业在一切交易中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这一条款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国政府既能适应欧洲的规范，又能对地方压力保持敏感。
尽管在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兴奋地讨论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欧洲的“私有化热”带来的变化或许并没有比它的支持者许诺或期待的多。批评者们曾经警告说，结果并不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仅仅是从公有的集中型经济到私有领域的转化，而事实正是如此。法国许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于复杂的跨股权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业的做法，例如，它们垄断整个部门，对它们的小“股票拥有者”的要求不做任何反应，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门管理下对纳税人或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竞争对国有部门本身的规模几乎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看到，国家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1974-1990年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者享受的份额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性私有企业的失业状况）：德国从13%增加到15.1%，意大利从13.4%增加到15.5%，丹麦从22.2%增加到30.5%。然而，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即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包括金融、教育、医学和运输业），而不是制造业。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他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成为不可能。
[1] 若不是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的移民出生率明显上升，这个数字还会更低。
[2] 在东欧，正是匈牙利许多人靠“地下”经济（参见本书卷三第5章）而比苏联集团其他地方生活水准更高，也正是在那几年里首次达到了低生育率。
[3] 其中表现得最为愤怒的是公共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从清洁工到护士的一系列低收入的政府雇员。主要的工业联盟对卡拉汉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是持积极态度的：只要工党政府保证保护产业技术工人的权益，保证他们的特权不被侵犯，工业部门的领导者们就乐意支持政府的政策改革。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撒切尔夫人不买他们的账。
[4] 1996年（其存在的最后一年）英国的国有化铁路系统以在欧洲范围内接受最少政府补贴为“特色”。正是在那一年，法国在计划向铁路投资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人均33英镑，而英国只有人均9英镑。
[5] 与私人富裕的实现伴随的还有私人的贫穷。撒切尔夫人打破了退休金与工资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广大市民退休后的收入大大减少。到1977年，英国的公共养老金只占平均工资的15%，这一比率在欧盟国家里是最低的。
[6] 在撒切尔夫人离任后的10年中，她的保守党继承人一代不如一代：从约翰·梅杰的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到威廉·海格盲目自大、毫无能力，再到伊安·邓肯·史密斯的彻底无能、愚蠢至极。在漫长的太阳女王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无能之辈的轮番统治。
[7] 1982年5月14日，撒切尔夫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大会上表示：“当你天天处理诸如环境等等的乏味问题，处理了大半个政治生涯，这时，一个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到你身边，反而会让你兴奋不已。”
[8] 或许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相信私有化属于道德的善，而托尼·布莱尔只喜欢富人。
[9] 根据197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的社会党的竞选纪录非同寻常地反映出法国的民意，使其他政党都望尘莫及。
[10] 德洛尔原先是银行家，一度担任过戴高乐派总理雅克·夏邦-戴勒玛的顾问，他将会在1985-1995年继续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11] 即使在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即经济情况最糟糕的80年代中期，也有57%的选民宣称自己对密特朗的外交政策表示满意。
[12] 1982年，工业重建银行实行控股，主要控股的有：意大利的全部铸铁生产、集团公司2/3的特种钢产量、1/4的冰淇淋生产、18%的削皮马铃薯。
[13] 托伊汉德公司的原初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改造9 000家民主德国的公司（男女雇员总数达700万人）成为真正的企业，然后将剩下的淘汰掉。但是在政治压力下，它采取了重建或加强许多不盈利的公司的方法，于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个新的、依靠公共资金资助的、半公共的部门。
[14] 即“工业复兴公司”、“国家保险银行”、“国营水务公司”、“国营电力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