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茨拉夫·哈维尔
和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给人的压力相比，国家机器给人的压力实在算不得什么。
——切斯瓦夫·米沃什
“社会民主政治时期”在西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实用考虑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还包括对整个时代面貌的感知。那个时代影响了众多潜在的批评者，压制他们达几十年之久。对于刚刚逝去的欧洲历史，这种共识里夹杂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民主世界与法西斯的斗争、福利国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铁幕两边许多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它是20世纪的元叙事。当它的核心观念开始腐蚀和崩溃时，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还有整个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就是1973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巴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韦伯在《卫报》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他写道：“活在现世而不知道此书，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承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并无新意，那就是“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野蛮的骗局，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役和大屠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专制。
索尔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许多受害者、幸存者、旁观者、学者也写过。《古拉格群岛》在已有的证据上又添加了几百页的细节和数据，不过，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作为一部见证作品，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显的高明之处。那些作品包括：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于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玛格丽特·布伯-纽曼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1957年以德语首次出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对自己不当信仰的纠错式叙述（1955年问世），甚至还包括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维克托·谢尔盖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 [1]
可是，抓准时机非常重要。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西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愿望是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暴风乌云的一线亮色，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暗淡。国家社会主义自1917年于俄国滥觞以来，已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无论“反对共产主义”真实的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都置人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认民主福利国家（无论福利如何不足）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济）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如此，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样，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用意虽好，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纪的路线图。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和以赛亚·伯林都坚持认为，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和以集体主义神话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声附和在冷战中所效忠的政党，并为之服务。
因此，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义的大众（特别是60年代的大众）意见相冲突。知道真相之后，讥笑去世已久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认错误不在其人而在体制，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写给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词批评道：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针对1968年事件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单单一些事件本身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当《古拉格群岛》以法语出版时，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提醒读者说，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动机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然而，“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慢慢流出中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听起来就是真的了，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尤其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不久，柬埔寨的种族屠杀、越南逃难“船民” [2] 受到的广为人知的创伤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欧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离《古拉格群岛》出版只有3个月的时候，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现在，连这些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但另一边更坏，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国有化、集中计划以及进步的社会工程都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如果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伤害。就20世纪历史而言，不仅由于经济原因，甚或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始是集中计划，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相当正常，因为正是知识分子首先热衷于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正如捷克作家叶尔利·格鲁沙在1984年所写的：“是我们（作家）美化了现代国家。”也正如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专制统治的实施需要知识分子的协作配合。因此，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才导致了随后的雪崩性后果，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疏远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比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识界和政界，这一宏大叙事就已首次出现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凯斯特勒所称的“西方文明闪光的明镜”了，但是法国思想家们仍然特别喜欢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西班牙、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那些年里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尽管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怖威胁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英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衰落也不大关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大陆新近产生的那种情绪。与此相反，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国，共产党所得选票日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因此，本国的往事和事例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异常迅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匆忙，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思曼和伯纳德-昂利·利维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格鲁克思曼广受好评的文章《论大思想家》出版于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识分子的鸦片》。利维的《有人脸的野蛮人》比格鲁克思曼的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但文中所写，法国读者无不可见于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但是，尽管加缪的文章于1951年问世时，让-保罗·萨特对其评价非常尖刻，认为不值一提，利维和格鲁克思曼的文章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时代变了。
法国国内知识界的这场大地震具有明显的犯上性质。表面上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走了严重的弯路，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战后法国等国知识界的统领人物的。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达阵线后面，朝着胜利者欢呼，同时礼貌地把目光从其受害者身上移开。萨特是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这些年来却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1980年去世之前，还因为曾经先后为苏联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辩护而使自己的创造性遗产背负了污名。 [3]
巴黎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代牵涉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报复了。1978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首次以法语出版，由此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断地吸收了“盎格鲁——美利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法国知识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同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解析了“革命式教义问答”。几十年来，法国人就是通过“革命式教义问答”来学习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的。
据福海分析，在这种“革命式教义问答”里面，法国革命成了现代性的最早契机。这种冲突使法国分裂为左右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属于哪一派别，表面上看是由对立者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这一理论建立在19世纪初的自由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改造观点这两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话说，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尤其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个传统。在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造这一道德剧里面，苏联是推定的革命继承者。按福海的话说，法国革命“死”了。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学未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这总是可以解释为时运不济或时过境迁之类。可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历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依照国家命令改造社会时所牺牲的性命、浪费的资源，以及20世纪强制命令进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试验所犯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失败，就不能辩证地解释为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出的错误的步伐。相反，这些就都成了批评者所一直指责的：损失、浪费、失败、罪行。
福海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对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活动。福海等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制约人类行为进程的“元叙事”，因而也就没法证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是合理的，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进社会。事后看来，以此来总结几十年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执可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但正因如此，才清楚地显出了变化程度之剧烈。
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在埃里克·侯麦1969年拍摄的“道德故事”剧《慕德家的一夜》中，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和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辩论。回想起来，令人瞩目的不是辩论本身（年纪稍长、还记得欧洲大陆60年代往事的人，会觉得这场辩论的内容非常熟悉），而是人们对待这场辩论的认真程度，这些人不仅包括银幕上的主角，还包括当代观众。10年之后，即使这部电影还在，这个话题却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自从这种不相信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新情绪产生以来，西欧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们惴惴不安，心里清楚伟大的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分崩离析预示着，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将来不会很妙。过去提出那些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现在也遭到了漠视，这令他们颇为难堪。1986年9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私下对一名法国记者袒露心迹时就曾哀叹，孜孜不倦地为大众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伟大事业的话，那就是保卫知识分子。” [4]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以赛亚·伯林曾经把这称作“以可怕的德国方式来摆脱道德抉择的重压”。这种说法对德国人来说有些苛刻，虽然这一想法根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圣殿上贬低自己的欧洲人绝不只有德国人。这种说法指向了欧洲政治学说正在出现的真空：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对于撒切尔式的激进人士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场对于他们而言是判定价值与结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标准。对于欧洲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个时代也并不特别令其感到厌烦。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理人事的善恶标准仍然是宗教准则和社会习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给这些准则和习俗造成了危害，但并没有消除他们。进步的左派仍然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他们急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政治语言，确切地说，是一门重新发现的非常古老的语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语言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部欧洲宪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儿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有关各方在迫使几大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绝大多数都大张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和少数派权利。
况且，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在一国内部，少数派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面对力量强大得多的邻国的要求，弱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顾业已落空了的“凡尔赛和会”所带来的希望，1945年战争的战胜国得出结论，重新划分地理板块（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是一个尽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好地为集体利益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至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在一个由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辖上将不再被特殊对待，而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为的个体受害者。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已经并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各种有关人权、种族灭绝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对大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深：他们把18世纪盎格鲁——美利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和20世纪中期对国家义务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强调国家义务是为了使更多的要求，无论大小，都能得到满足：从生命权到广告真相的知情权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国际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于《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共同推动了用法律语言把个人权利写入现实政治。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地见于西欧政坛各类人士的演讲和作品中，使用起来毫无限制。一位意大利观察家1977年说道，这是左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公开讨论“未打折扣”的自由这一理念和理想，而“没有将它神秘化或者丑化”。 [5]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转化为政治现实，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工党和社会党都在苦苦地挣扎，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将对手的方案非法据为己有来掩盖自己的贫乏。但是他们开始向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词汇敞开大门，这使得西欧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东欧正在发生变化的有关政治对立的语言，能够跨过界线进行交流，而且正当及时，因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现在就在“铁幕”的东边发生着。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了一封《致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公开信》，其中主要是写给欧洲共产党人的，呼吁支持不同政见，反对压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不同政见，然而对共产主义改革的幻想一时还很难根除。可是姆莱纳尔已经属于少数派，他既相信社会主义，又相信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人士，这让苏维埃阵营内部的大多数批评者感到困惑不解。
那些批评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来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是不认同这个词的），但他们多数已经脱离了政权，摒弃了政权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术语。在1968年事件之后，这种术语以及那些机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词，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听起来就特别虚假，在那些曾经将此类话当真的60年代的活跃分子听来尤其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学生、学者、记者、剧作家和作家，他们曾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的领导下，正确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改善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意见，同时大力压制不同的意见，禁止谈论近期刚刚发生的事情。
政权的反对者被迫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失业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锅炉工，的确如此），几乎不能再和压迫者进行政治辩论了。相反，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终止了早年的修正主义辩论，心甘情愿地接受环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题。由于《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权利”成为其中可以经常谈论的主题。
在形式上，所有苏维埃阵营的宪法都很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赫尔辛基达成了包括相当具体的补充权利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给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批评者提供了战略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指出，意义不在于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权利，这只能招致进一步镇压，而在于要求得到业已经政府承认并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这样在迫使共产党进行招架的时候，就使得“反对”带上了一层温和而且几乎保守的面貌。
认真看待“社会主义”法律的文字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难堪的手段。在封闭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绝。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权利”在“沉默的70年代”笼罩于东欧的厚重的悲观气氛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权利”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正式见证了拥有权利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彼此互相拥有权利，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权利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正如匈牙利年轻的理论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认的，权利运动（“人权运动”）说明，纠正共产主义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种更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公民（即中产阶级）社会的宪法立法或者宪法修订。颠倒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安排，寻求用中产阶级社会代替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过，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达解释的，和他们国家过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对公民的专制统治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社会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重新修订公民社会的宪法这一说法含义模糊，只是道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东欧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承认在1968年之后，尝试改革“党国一体”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苏联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布拉格的胡萨克或柏林的昂纳克承认“谈论权利”是合理的，会认真对待宪法。在理论上谈论权利恰好说明了实际上没有权利，恰好提醒了国内外的观察家，这些社会实际上是多么没有自由。新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共产党当局纠缠，而是故意越过了他们进行讨论。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例如哈拉兹梯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来说，这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脱离年轻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亚当·米奇尼克出版于1976年的论文《新进化论》为波兰反对派设计了未来的战略。对于那些从来不曾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感兴趣的人，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来说，这种转变就轻松得多。哈维尔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家庭财产1948年后被共产党政府剥夺。哈维尔没有表现出同时代人那种蓬勃的革命热情，在1968年之后的改革运动中也不积极。哈维尔和共产党当局一直有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见解。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雅契克·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 [6]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 621人（全国人口是1 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除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在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80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735亿千瓦，其中640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1983年，捷克地区大约35%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1/3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7]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1969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被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或许会伤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许多东欧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而且，勇气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地下作品表现出来的叛逆和对立情绪经常是危险的，所以也给它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的光环（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创的激进思想在苏维埃阵营这一渐渐腐烂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会鲜花怒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产主义“恶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8] 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作品过去未能出版，并不保证它就是质量好。世上不存在“审查女神”（乔治·斯坦纳语）。并不会因为政府当局不喜欢你，就意味着你很有才。
因此，一旦进入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使曾经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名声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写了几篇文章，谈论“反政治”，非常张狂，因此而广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民主德国小说家克里丝塔·沃尔夫心里就很明白，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难，这才给他们提供了题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还有社会声望）。也正因如此，许多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甘愿放弃移民和流亡的机会。他们认为，受到迫害但具有重要的影响，要比享受自由却变得无关紧要更好。
近些年来，害怕变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导致了另一种顾虑的产生，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快“回归”欧洲。就像对待审查制度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过去苏联的政令导致这些省份非常落后，经济非常不发达，令人痛心。怀有这种情绪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写作。在他看来，中欧（一个地理名词，为了清楚地证明昆德拉的观点而重新启用）的悲剧就在于受到了外来的、属于亚洲的独裁者统治。
在昆德拉的祖国，欣赏他的人不多。他选择流亡国外，又获得了成功，这令他的许多同辈感到憎恶。那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选择放弃流亡，也选择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不过，他的写作主题和大多数人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他批评西方的读者忽略并无视在自己的东面还有一个“另类”西方存在。早在20世纪50年代，米沃什就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设就战后波兰诗歌写一本书，其中一章在写到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时，得好好讽刺戏谑他们一番。”
昆德拉对国民采取类似于《七七宪章》这样的主动行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捷克面临的处境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家的身份和命运究竟如何？在这个区域，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时刻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外从事反对派活动的重点，应该在于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关注，而不是浪费时间，试图去改变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国，更何况中欧还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运”。哈维尔对此深表赞同：“共产主义是历史举起给西方看的一面阴暗的镜子。”
像米奇尼克这样的波兰人不使用“中欧”这样的词汇，也不大谈论“重返欧洲”，部分原因是波兰人不像捷克人，波兰人追求的是实现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标。这不是说波兰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欧共体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社会主义失败的神话换成欧洲成功的神话，只不过是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论。
民主德国也有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勃兰特及其继任者奉行的“东方政策”的悖论之一，就是通过把大笔的硬通货转入东欧，以及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表示承认、关注和支持，联邦德国领导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排除了民主德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严重而且早已过时的工业。通过“架设沟通桥梁”、缔结姊妹城市、向对方表示好感以及与批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意见保持距离，波恩的政治家们使民主德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权非常稳固和安全。
而且，联邦德国“赎买”出民主德国的政治对立分子和政治犯，使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失去了一些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民主德国一样，在西方有一个孪生姊妹，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对于民主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离开民主德国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在这些人关心的权利中，“迁移权”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单之首。但是民主德国当局的许多“圈内”批评者既不愿抛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旧有的观念。事实上，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是唯一继续允许有非正式对立派乃至党内对立派存在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从左派的立场攻击共产党当局。捷克作家伊利·佩利康曾辛辣地写道，这些人所采取的姿态使得他们在东欧的其他地方默默无闻、毫不相干。
正因如此，鲁道夫·巴赫罗以《另一种选择》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赫罗本人在经受多年的迫害之后，于1979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比巴赫罗年长的共产党人罗伯特·哈弗曼在那些年里由于代理民歌手沃尔夫·比尔曼（1976年被驱逐出境）的事务而遭到审判和罚款。哈弗曼严厉地批评了执政党，不是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是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责他们鼓励大众消费和私人拥有消费品。民主德国哲学界领袖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政府当局“官僚”作风日炽。他同样大力反对“消费主义虚幻的东西”，认为让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对这些虚幻的东西，是执政党的任务。
在民主德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会，即新教的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波兰也是这样。权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与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由于与唯一幸存的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机构有关而得到了加强（在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教会的影响，在东欧的反对派中“和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