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其他国家，西方的“反战分子”和要求核裁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相当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无非是因为天真无知、没有头脑，所以成为苏联操纵下的工具。 [9] 例如，瓦克拉夫·哈维尔就认为，80年代早期西欧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是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说，在国家政权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度，“和平”不可以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和平和裁军会让西欧获得自由和独立，却会让东欧受到苏联的统治。把“和平”问题和要求拥有权利、自由分开是错误的。或者像亚当·米奇尼克说的：“减少战争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权。”
但是在民主德国国内，和平运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毫无疑问，这有一部分归因于联邦德国。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国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可以说和平（至少是“和平共处”）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国同时又是军事化程度最高、最穷兵黩武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学校1977年就有了“国防学”课程，民主德国的青年运动组织准军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也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爆发。反对派运动以和平和裁军问题为焦点，在对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1962年，民主德国当局规定，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服18个月的兵役，不过两年后，又增加了一条免除条款：由于道德原因，希望能够免除兵役的人员可以加入名为预备役的另类劳动营。虽然加入后者被证明可能会在后半生造成残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说明民主德国承认了出于良知反对服兵役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到1980年，从预备役劳动营中走出的民主德国人民数以千计，这些人组成了潜在的庞大的和平主义者网络。
因此，当1980年路德教会牧师向早期的和平主义者提供支持和庇护时，就能够比较大胆地去做，而没有招致政府的反对。然后，初生的和平运动就从教堂扩展到了大学，人们不仅呼吁裁军，而且还要求拥有不受阻碍地发出这些呼吁的权利，这是必然的。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后来终于能够与本阵营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对话，并赶上他们的步伐。
罗马尼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宪章》一出现，罗马尼亚作家保尔·戈马以及另外七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就写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们立即遭到了镇压。但是除此以外，罗马尼亚就像过去一样悄无声息，时间长达30年。戈马被迫流亡他乡，他做过的事情也没人再做。对此，西方应该负一定责任。即使《七七宪章》或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这样的组织在罗马尼亚出现，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要求过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让罗马尼亚自由发展”。
即使在苏联，也允许某些知识分子享有严格限制的自由。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权。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在20世纪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长期流传。梅德维杰夫先是受到了干扰，后来被剥夺了公民权。1973年，他在英国定居。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对当局持批评态度）却还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后来他公开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令当局不能忍受。萨哈罗夫令当局尴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极为重要，不能将其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叶琳娜·波纳尔被内部放逐到了十分闭塞的高尔基市。
不过，萨哈罗夫一直坚持说，他向来呼吁苏联说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说清楚对批评者的迫害，而不是寻求它是如何被推翻的。这种态度使他的立场介于老一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和中欧新兴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其他不太突出并且公开宣称反对苏联的人士受到的处置就要严厉得多。诗人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与其他几百人一起被诊断患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监狱精神病院待了3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中最为出名，他在苏联监狱、劳动营和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2个春秋。此后，由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给他治疗，他才于1976年被用来交换智利共产党人路易斯·戈瓦兰。
除了类似的偶尔为某个人表示抗议，以及为了苏联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而统一行动之外，西方对苏联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得可怜，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比对诸如波兰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的关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终于开始批评苏联对人滥加诊断（这种缓慢拖拉的作风让人感到可耻）。直到此时，苏联才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退出。
要不是由于外界因素的推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绝不会照着东欧别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去做，无论后者是多么小心谨慎。斯大林进行镇压所引起的恐惧就像阴沉的棺罩，在他死后，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长达30年。即使没有人实际提到这种恐惧，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评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苏联划定的合法的主题和语言的范围。大家都认为苏联还是会存在下去的，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玛里克这样的作家有预见性，但是不典型。阿玛里克的作品《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于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后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与其设立在周边的几个傀儡政权相反，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存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苏联国民的记忆，并且看起来还相当稳固。
中欧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小。大家对此并不吃惊：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新产生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业已纠正了的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还包括对权力运作的事实的清楚认识。而且，要求于人们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就颇令人信服地写道，对于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众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有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很现实”。
知识分子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在圈内，而不是广大的大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热言行。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就是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在他们中相当高效地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并不总是能让人民群众喜欢他们。就像在过去他们为现在所反对的政权辩护一样，那时他们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乔治·康拉德略带说教地写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着将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赶下来，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如此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在当时、当地能够做成那样的事情。以此来理解严峻的生活现实就构成了反对派运动坚持非暴力的背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政府当局时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民主德国，路德派教会在反对派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波兰，对于米奇尼克等人来说，这种态度防止了危险而无谓的冒险，既实用又合乎道德。
新的反对运动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欧洲东部和西部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愤世嫉俗的时代，60年代的精力已经耗尽，60年代的政治理想从道德方面来看已经没有了可信度，为公共利益而忙碌让位于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哈维尔等人讨论权利，关注“公民社会”这一相当模糊的概念，不断谈论中欧在过去和现在保持沉默，可以说是在公众场合进行毫无羞耻的说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建立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以代替被共产主义损毁的公共空间。
经济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大谈论的，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正如我们在本书卷二第6章所看到的，经济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这向共产党当局反映了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印证了所有的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展开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义的10年，在这期间，有些反对派运动得到允许。对于这些反对派运动来说，批评意见以对经济改革的推荐意见的面目出现也是新近才有的。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阵营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们要认真看待从内部进行经济改革的前景就很难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恰当的滥用，已经瓦解。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此后，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石油产量丰富的苏联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反弹。除此以外，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80年代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陷入难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12%，到了1979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了9%，并且还在迅速下滑。 [10]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商品质量上无法与西方各工业国竞争。除了苏联之外，它们销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续供应，因此它们甚至连与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都没有。经互会的封闭体系阻碍了其成员国加入西欧和关贸总协定等新的贸易网络。经济既不与国际物价水平接轨，又不冒激怒国内消费者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76年波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由于顽固坚持第一产业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高效型生产的机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西方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改造。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依赖于相对过时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鲁尔，或者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民主德国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
甚至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苏联式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互会内部选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同样，在20世纪80年指派民主德国生产电脑。但是民主德国生产的电脑不仅不可靠，而且也已过时，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使产能不足。到1989年，民主德国（人口1600万）电脑产量只有奥地利（人口750万）的1/5，而作为电脑生产国，奥地利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优势”严格来说只是相对的：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主要应该归于集中计划的内在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有40个部门负责经济的不同分支领域，另外还有27个各自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数字指标的关注恶名昭著，以至于达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顿·阿什举了“（民主德国）普伦茨劳堡区人民经济计划”为例。据该计划称，“图书馆的藏书量要从35万册增加到45万册，借阅量要增加108.2%”。 [11]
固定价格体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实际成本，不能对需求做出反应，也不能适应资源条件的限制。各级官员都害怕冒险和革新，唯恐短期内会减少总产量。这些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上进心：众所周知，由于勃列日涅夫喜欢保持“干部的稳定”（1971年之后所使用的口号），因此不管干部多么无能，职位都非常稳固。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工厂的干部和经理们花费大量精力向上级隐瞒原材料和劳动储备。浪费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这种体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仅助长了生产停滞和低效之风，而且还导致了贪污腐败之风不断。没有财产往往导致更多的腐败现象产生，而不是更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现象之一。权力、职位和特权不是直接可以买来的，相反是以提供庇护和接受庇护这一互相强化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被阿谀奉承所代替，阿谀奉承相应地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升迁作为报偿。为了实现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标，人们都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细微或腐败的方式徇私枉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愤世嫉俗的人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拖拉机厂和生产卡车的汽车厂不愿意生产足够的零配件，因为制造大型机器更容易达到“标准”，结果一旦这些机器坏了，就找不到替换的零配件。官方数据只公布某个领域生产的各种机器总量，而不公布还有多少台机器仍然能够工作。工人们当然更加清楚。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话来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你们假装工作，我们假装付你们工资。”这样的安排对许多工人，特别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有利。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却很小。作为回报，工人们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民主德国官方的《政治小辞典》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讽刺的意味。
到1980年的时候，典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相对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国防工业以及所谓的“第二经济”——商品和服务业黑市。这种第二经济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它的存在证明了官方经济是多么糟糕，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初，据估计，在匈牙利有8.4万个私下开展业务的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几乎60%的服务需求，业务范围从修理管道业到娼妓业。
除此以外，农民在私下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一些公共资源（例如砖头、铜线、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给”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就像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两种并存的经济。 [12] 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肯定的活动和需求导入私有领域，共产党国家才能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第二经济又要依赖于官方经济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低效率。这保证了第二经济能够获得市场，并且可以人为地提高价值和利润。
经济停滞本身就有力地反驳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停滞假使没有使人们产生反对意见，也一定使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于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怖和镇压都不再影响生活了，但生活却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喝的酒越来越多。在那些年里，苏联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翻了两番，因此他们的寿命也短了。共产党国家里的公共建筑不仅没有艺术吸引力，而且品质低劣、令人不适，忠实地反映了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达佩斯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指着一排排肮脏灰暗的住宅楼对笔者说：“我们就住在那些楼房里，冬冷夏热，典型的共产主义式建筑。”
此处就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住房很便宜（在苏联，房租平均只占一般家庭预算的4%），因为经济不是由价格调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调整的。这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将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可以使人们继续忠于政府。但共产党领导人大都十分清楚，这样做也有重大的风险。到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再能够使人们依附于政府当局，自此以后，执政的共产党人选择将国民当作消费者，选择用物资丰裕的现在代替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他们是有意识地做出了这一选择。捷克的强硬路线者瓦西尔·比拉克曾经在1968年协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家。1970年10月，他曾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里说：“（1948年）我们在商店橱窗里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人们尚能接受。那时候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兴奋心情也不同。如今，我们不能再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了。如今商店的橱窗里必须摆满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 [13]
那时，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受到鼓励，这和赫鲁晓夫1959年与尼克松展开的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不同。当时，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保证，在可见的将来，共产主义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比拉克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一样，对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够让消费者高兴，哪怕共产主义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资本主义，他也就满足了。1971年，民主德国的埃里希·昂纳克接替无人哀悼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担任共产党领导人。同样，他也希望能为民主德国公民带来某些经济成就，只要稍稍类似于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行。
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费品零售额来看是如此。汽车和电视机是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销售数量都有了稳定的增长。在波兰，1975年至1989年间，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这一水平。如果顾客不在意质量和款式的优劣，也不在意选择余地有限，他们通常都能在国有商店或“私营”市场找到心仪的商品。但是在苏联，这种“可选的”商品就很难找到，而且相对要贵一些。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消费者必须工作12.5小时，才能买得起普通一篮子的基本食品（香肠、牛奶、鸡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在伦敦需要工作21.4小时，而在莫斯科尽管有高额补贴，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却需要工作42.3小时。 [14] 如果不以卢布、克朗或福林计算，而以付出的时间和工夫计算，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累人。
要是以能否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要来界定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整个经济都是以大量生产工业机械和原材料为目标的，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产党国家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生产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苏联很早以前就是纯粮食进口国，单从1970年至1982年，其食品进口就增加了两倍）。绕过这道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国外进口消费品，但这需要支付硬通货，而硬通货又只能通过出口获得。然而，除了苏联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场几乎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除非大幅打折销售，而且许多情况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销售不掉。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 [15] 仅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由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及其同僚大量引进得到补贴的西方商品，为农民提供代价高昂的新的社会保险，将食品价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 000%。
一旦如此高额的借贷启动，就很难得到控制。1976年，盖莱克政府给食品涨价，引发了愤怒和暴乱，于是又迅速取消了涨价。波兰当局转而选择继续借贷：从1977年至1980年，波兰外借贷款限额的1/3被用于补贴国内消费。布拉格的共产党经济学家建议逐步停止补贴，引入实际价格，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害怕这种倒退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相反，领导人们宁愿增加债务。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一样，脆弱的东欧小国又开始向西方借钱，以支撑其封闭的经济，同时又不需要选择艰难的方法。
匈牙利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纳密斯在几年以后对这种情况大多予以承认。匈牙利向波恩借1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联邦德国政治家形容此贷款致力于推进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贷款是如此分配的：“我们将贷款的2/3用于偿还利息，剩下1/3用于进口消费品，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经常账户赤字每年达到14亿美元。从1971年至1980年，波兰硬通货债务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5亿美元，后来的情况更糟。根据其自身的计算，民主德国在最后几年将60%以上的年出口所得用于偿还西方债务的利息（西方已经非常慷慨地将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睐的客户（从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国支付了贝尔格莱德年度赤字的3/5），根据其提供的官方数据，它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以及备用贷款安排，而那些数据和现实却没有一点儿关系。
整体来看，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1971年为61亿美元，1980年就增长到了661亿美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95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将负担转嫁到长期受苦的国民身上，从而付清了外债。要不是匈牙利在70年代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定价，前述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依靠贷款，而且是在拖延时日。它迟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导致社会分裂的经济调整的。
此后不到几年，民主德国间谍组织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曾宣称，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德国“不行”。这样认为的当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经济学家塔马斯·鲍尔和同时代的波兰人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就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像纸牌搭造的房子，非常脆弱。然而，只要资本家愿意为共产主义提供资金，共产主义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经济停滞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语）使许多人产生了幻觉，这还不仅仅限于苏联国内。197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就当真认定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比英国高。这时，波将金大公一定是在遥远的墓地里微笑。
不过，有些东西是西方银行家忽略了的，共产党人却对此十分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被推迟，而且毫无可能。正如阿玛里克在《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所预言的，共产党的精英们“认为与变革政局的痛苦历程比较起来，现行政权的弊端要轻一些”。即使对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也会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后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部署并不是用自治区方式，而是构成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欧的卫星国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统治着，这不是偶然的。在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华沙的爱德华·盖莱克（生于1913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生于1913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生于1912年）、布达佩斯的雅努什·卡达尔（生于1912年）以及索菲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1911年）都是最讲现实的。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生于1908年）和贝尔格莱德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1892年）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都很守旧，也都已经衰老。他们不愿意放弃职位，他们一心只想终老于位子上。 [16] 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7次获得“列宁勋章”，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曾获“列宁和平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自1977年以来，还担任了国家元首。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1971年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读）就令人鼓舞地断言，“一旦谎言散去，令人厌恶的暴力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然后，业已衰退的暴力就会崩溃”。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其1979年给阿富汗带来灾难的侵略暴行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在1968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主义的谎言也逐渐被驱散了。
然而，这一制度还没有崩溃。列宁为欧洲历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于绑架了欧洲激进主义的离心的政治传统，通过革新的垄断控制系统将其纳入政权，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它聚拢在一处，有力地将其保留在一处。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在外围无限期地腐蚀下去，但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心区域。在共产主义消亡的整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反对派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开来，而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结尾。然而，一种新的领导阶层在莫斯科本地出现，这才是结尾阶段的开始。
[1] 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旋风之旅》（哈尔考特出版公司，1967）；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波茨坦到莫斯科：一个走向歧路的阶段》（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57）；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英文版，拓荒者出版社，1979，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55年，科隆）；维克托·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巴黎，1951）；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研究》（初版为英文版，1939）。
[2] 从1975年至1981年，法国就接收了8万名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
[3] 1963年，《肮脏的手》一书的作者对法国本国共产主义者失去兴趣已经很久，可人们仍然能够听到他在布拉格，对着一群困惑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 参见《伟大的事业还会再次存在吗？》（载《新观察家》1986年9月号）。
[5] 安托尼诺·布鲁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与理想主义》（1977），第99-100页。
[6] 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正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76年决定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系第35个批准公约的国家），才使得公约成为有效力的国际法。
[7] 不过，环境保护者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斯洛伐克作家米兰·塞姆卡（Milan Simecka）就曾警告过自己的同事（其中包括哈维尔）不要低估现代性的好处：“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使工业繁荣要伴随着污染，也好过于遍及社会的混乱与粗野，而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有乌托邦的世界或没有乌托邦的世界》，载于《跨文化思潮》1984年第3期，第26页。
[8]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南斯拉夫从未建立过一种官方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官员在文化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可能有天然对立的、地下的、替代性的、平行的文化，后者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厚待。”参见杜勃拉芙卡·乌吉西克（Dubravka Ugesic）《谎言文化》（1998），第37页。
[9] 这样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就我们所知，苏联和民主德国情报人员就彻底渗透进了那时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爆发的和平运动。
[10] 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经济陷入了负增长，经济总量实际上在缩减。苏联经济可能自1979年始就已经开始衰退。
[11] 蒂莫西·加顿·阿什《苦难的用处》（纽约，1989年），第9页。
[12] 在农业方面，苏联、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非常像19世纪的大庄园：农民们收入很低，工具粗劣。他们消极怠工，以便节省体力回去种自己家的地。
[13] 感谢鲍林娜·布伦博士提供了此条材料。
[1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产1磅牛肉要3.5卢布，但商店里只卖2卢布。欧共体也对农民进行补贴，补贴比例也大致相同。区别当然就在于西欧能够负担得起共同农业政策，而苏联却不能。
[15] 匈牙利于1982年5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使双方都颇为自得。只是到了1989年，匈牙利政府严重少报了其上一个10年的国内外债务，问题才浮出水面。
[16] 而且，这些人还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属于那个时代最大的消费者之列。当时苏联有个笑话，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带母亲去看自己的郊外别墅、汽车和狩猎时住的别墅，他母亲说：“真好啊，列昂尼德，可是，要是共产党又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