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的终结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年3月
对糟糕的政府而言，它开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为危险之时。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没有伤害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动荡的意图。
——海因里希·温德伦（联邦德国的两德关系部部长）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有时也会迫于形势而采取理性措施，并同意妥协。
——亚当·米奇尼克
国民们，你们的政府已经回归你们了。
——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就职演说，1990年1月1日
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拉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即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1978年当选教皇时仅58岁，而在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时仅30多岁），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同时，沃依蒂拉在神学原则上有毫不妥协的坚定性，以及因为有在共产党国家做神父和高级教士的经验，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这些都让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颇感安慰。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岁丧母（3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亲人，在他19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马利亚教堂，他也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该教堂与琴斯托霍瓦一样，是现代波兰重要的圣母马利亚朝拜中心之一。15岁时，沃依蒂拉就已经成了家乡瓦多维采圣母马利亚联谊会主席。这是他对圣母马利亚崇拜的一种早期体现，而这种崇拜则坚定了他对婚姻和堕胎的看法。
这位新教皇对基督教的看法，从波兰天主教那种独特的救世主风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现代波兰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东线前沿，它不仅饱受战火的洗礼，而且这块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选中的一面旗帜和一柄利剑，向东可以对抗无神论，向西则可以同唯物质论斗争。 [1] 这种观念，再加上他的长期履职地克拉科夫与西方神学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绝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倾向于采取教区观念、有时候还采取令人不安的波兰式基督教观念。 [2]
但这也同样解释了他对祖国具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的几位前任都来自罗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许现代性、世俗宗教观和妥协，但他从一开始起就与这种观念决裂了。他的一系列国际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型露天广场演出设计上用心良苦，而且在声光和时机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这一切都表明，这位教皇是一位强势教皇，是要将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要推行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他对如坐针毡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波兰必须在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在东西方之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由于库伦领导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的出现，反对派知识界人士和工人领袖们展开了远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合作。作为对谨慎出现的“自由”（即合法）工会组织的回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权利宪章》。在《工人权利宪章》的众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无党派的工会组织，有的要求罢工的权利。官方的反应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识界活跃分子和开除犯事的工人。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中，就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工列赫·瓦文萨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电机厂的员工。
半隐蔽的工人权利运动能否延续下去，形势变得模糊了起来。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访却给他们壮了胆，使他们觉得当局因为害怕国际上的反对，所以不太愿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们现在的活跃分子网络规模还很小，也极为危险。但是，导致民众对他们大规模支持的原因，却是共产党于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价，试图以此来解决经济困难。这已经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在此决定宣布后第二天，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己为“罢工信息机构”。在随后的3周时间内，抗议罢工从1976年爆发抗议活动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扩展到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并于8月2日抵达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该厂工人占领造船厂，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为瓦文萨。瓦文萨于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厂墙头，也登上了全国罢工运动的领导位置。
当局的本能反应是逮捕主犯，孤立罢工工人。此举失败后，又选择了争取时间、离间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政治局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与“有理性的”工人领袖谈判。甚至连库伦、米奇尼克和其他保卫工人委员会领袖也被短时间拘押问话。但是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天主教律师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等学者赶到格但斯克，帮助工人谈判，而工人们也要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言人作为代表：这当然主要是指声望日隆的瓦文萨。
当局被迫采取温和态度。9月1日，警方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两周后，波兰国务委员会正式让步，同意了罢工者们的主要要求，即组织和注册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在8周时间内，遍布波兰境内的所有非正式的罢工网络和特别的联合会组织都组织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对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局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得到官方注册的独立工会，估计拥有1 000万会员。在次年9月举行的全国团结工会成立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兰，到处是激动、不安和拘禁。那些对历史记忆犹新的顾问们非常担心会对蒙羞受辱的共产党领导人造成刺激，给后者造成报复的机会，他们时刻提醒瓦文萨要谨慎。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于不能忘却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库伦不断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时刻念叨要团结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给华沙和莫斯科当局派出坦克进行干预的借口。
自我克制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并非一劳永逸。裁军和对外政策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由团结工会公开讨论的。后者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业已确立的策略，即“实践社会”：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米奇尼克对此特别感兴趣，决心打破波兰左派人士传统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天主教领导层形成同盟），组织地方工会及工厂委员会，致力于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权利（后一概念是从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劳工组织”借来的词汇）。
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即使是谨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注定会与不愿真正放权的党发生冲突。另外，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由于新组成工会的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整个1981年的工业生产都在下滑。在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在漂泊，方向难以确定，政权也在逐渐失控。对邻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妙的先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尽管已经竭尽谨慎之能事，但它注定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个匈牙利事件和布达佩斯之春的梦魇。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失势的盖莱克，由国防部长升任总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他得到了军方的坚定支持，苏联领导人也鼓励他对逐渐出轨的波兰采取强有力措施。于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终止双方都知道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苏核裁军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当口，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此举明显有预阻苏联干涉的意图。团结工会领导人和智囊们悉数被捕入狱（虽然团结工会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缔，并从此转入“地下”）。 [3]
1989年以后，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形，团结工会的崛起就仿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射出的一阵排枪。但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来，工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压制工人运动和经济管理无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议浪潮的最后一组日益高亢的强音。玩世不恭、管理无方、论资排辈、草菅人命、物价高涨、抗议罢工，以及随之引发的镇压、地方工会的自发涌现、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切，像极了民权社会重生过程中那一幕幕场景，也像极了安德尔泽伊·瓦依达的两部电影《石人》（1977）和《铁人》（1981）。这两部作品以电影的笔法，动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波兰那种被出卖的错觉和重生的希望。
但除此之外，这两部电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们没有预测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米奇尼克、库伦等人坚持认为，在实行戒严之前、之后，尽管共产主义日渐从内部、并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蚀，但却也不会被推翻。公开的对抗只能导致灾难的后果。这一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过。的确，戒严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销）以及随后宣布的“战争状态”，等于承认了当局方面的某种失败——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被逼到这步田地，连米奇尼克本人也将其称为“极权国家的一场灾难”（他同时也承认这是“独立社会的一次严重倒退”）。但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权力，权力不在华沙，而在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解体这出大戏中，波兰事件尽管可称为令人激动的序曲，却远不是主戏。真正的演出并不在这里。
在波兰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系日渐冷却的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冷战”，但其作用却不应被夸大。尽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责对方搞阴谋，甚至计划发动核战争，但苏美双方都不曾有此企图。 [4] 在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后，似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冷战的终结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的情形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很适合，而美国现在的角色，与1815年击败拿破仑后数十年中沙皇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有这样一个大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国家敢来场革命，从而打破现状。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中。为恢复其敏感的南部边境的稳定，在该地区恢复一个听话的政府，苏联在外长安德烈依·葛罗米柯的鼓动下，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导致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集团同样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对美国还以颜色），并导致卡特总统公开修正“我对苏联最终目的的个人意见”（1980年1月1日《纽约时报》）的看法。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领导人在两周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欧洲增加部署108枚潘兴Ⅱ式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这一部署同时也是对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新一代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已在提速。
对于核弹的威力，任何人都不会有错觉，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国家在核战中首当其冲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们。其实作为作战工具，这样的武器与长矛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武器。它们的作用，正是用来摆着不用的。但是，作为阻止战争的装置，核武库还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对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终使用核武器。不管怎么说，面对当时拥有50个陆军装甲师、1.6万辆坦克、2.6万辆战车和4 000架战机的华沙条约集团，除了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西欧。
这就是为什么卡拉汉和撒切尔夫人两任英国首相、历任联邦德国总理以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领导人都欢迎部署新式战术导弹，并下令在本国部署。新近对西方联盟倍感兴趣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更是特别热心。1983年1月，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做过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演讲，让联邦德国人深深地感觉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国导弹的那种强烈意愿，这让在座之人稍感意外。 [5]
在一切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出于大多数参与国的意愿，“新”的冷战开启了一种恐怖前景。在西欧，它引起了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新一代“绿党”活动家的加盟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力量。在英国，热情洋溢的、行动果断的女权主义者们，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动用了各种关系，发起了一场持久的对格林汉康曼巡航导弹基地的包围和抗议，此举颇令长期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感到迷惑。
阻力最大的是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对新型导弹投了反对票之后，该党总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科尔继任总理时，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导弹也部署了。 [6] 在中欧建立一个去核化中立区的想法，在很多德国人中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联邦德国绿党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显赫人士也在为民主德国抵制核武器的呼吁推波助澜。在1983年10月波恩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上，前总理勃兰特敦促30万同情的群众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单方面解除新型导弹。那场反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所谓《克雷菲尔德呼吁书》总共收集到270万个签名。
但即使在政界圈内，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战争状态”都没有在西欧引起与此相似的反应。不错，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戒严后，施密特的第一反应是于1982年2月向华沙派出一位高规格的个人代表，以帮助波兰摆脱“孤立”境地。 [7] 而对于“反战分子”来说，让他们头疼的不是华沙的镇压，反而是来自华盛顿的好战论调。尽管北约在决定部署新型导弹的同时，也提出进行谈判以削减此类武器（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但换了新总统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策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好战的论调终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里根要求“让波兰自主自决”的时候，当他于1983年3月宣称莫斯科为“邪恶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只是国内听众。毕竟，启动核裁军谈判的是这位总统，提出只要苏联拆除自己的导弹美国也将撤回中程导弹的也是这位总统。但此时的美国，确实在启动一项新的重大军备计划。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国将储备中子弹。MX导弹由于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于1982年11月被宣布放弃，但5个月后就被战略防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所取代。苏联对此表示抗议，抗议的理由很可信，即该计划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对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军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稳步加强。1985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上升了6%。在和平时期，这一涨幅是史无前例的。 [8]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第二次冷战以及美国公开的战争叫嚣，无疑加剧了苏联这个早已年久失修、机能失调的体系。苏联曾建立过一个军事机器，这个军事机器击败了希特勒，占领了半个欧洲，并在与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风。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时期，苏联30%——40%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开支，这一数字是美国的4倍到5倍。众多的苏联专家早已看出，这样的负担国家是不可能无期限承受下去的。时间一长，这个由几代人付出的军备欠账单的收款时间就要到了。
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外交关系的紧张在帮助支撑着这个政权。苏联也许就是个面积有整整一个大陆那么大的“波将金”村，用德国总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笔调来描述，就是“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但它的确有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给了他的主人地位与尊严。再者，垂垂老矣的苏联领导人们，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没把美国的威胁当儿戏。他们与华盛顿同行一样，都认为对方阴谋率先发动核战争。里根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使得老迈的苏联领导层更加不可能考虑妥协。
但苏联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军事两难困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喀布尔。这场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时间上正好与卡特总统在任后期体现出的对苏联战备野心的暗合，却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与自由世界作斗争的新战线。其实，将它的起因说成是国内忧虑情绪的体现才更为合理。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苏联中亚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毗邻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国，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25%以上。在此后的10年中，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几乎一倍，而同期乌克兰只增长了4%。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少数民族的威胁。正如健康状况不佳的勃列日涅夫于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认的那样，国家仍有“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国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90年代初，每5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1人确认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10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尼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实的背后，无疑显示出苏联已经脆弱到了一定程度，就连一次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冲击都已经承受不起，尽管这次战争失败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就像80年代初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一样，一场战争的失利也不足以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因为恐惧、惯性和统治国家那批老人的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也许还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有对冲力量，也不是因为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无论在苏联本身还是在其附庸国，这些因素都是没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1982年11月10日，时年76岁、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终离开了这个已如幽灵一样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68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仅仅1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就死去了，总书记职位由72岁的契尔年科接过。契尔年科身体更糟，在1984年2月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甚至连悼词都无法念完。13个月之后，他也死了。
三位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老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那些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起源有着第一手记忆的、身体和事业都遭受过斯大林打击的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正在逐渐逝去。他们继承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官僚主义老人政治体制，并监督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关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年龄幼小的那个时代，不死于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从此以后，领导国家的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并不是一定会远离专制主义，但却别无选择地必须去解决腐败、停滞以及从头到脚渗透到苏联体系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由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 [9]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豪尔赫·塞布伦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10]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 [11]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1988年6月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选择。 [12]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13]
对1985-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