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 [14]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2月15日撤出。 [15]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服的“诸民族”，并划拨给它们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离心力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儿，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儿（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有意义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400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圣公会成员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比如新闻审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比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 [16] 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而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像其前任们那样仅仅是一个党务干部。
但他对自己在干些什么却根本没有什么洞察力。要是有，他自己一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党内的强硬派都痛恨戈尔巴乔夫，都热烈赞成1988年3月13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报上那篇著名的书信。信中，列宁格勒一名中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愤怒地（事后证明，她完全有理由愤怒）警告说，新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倒退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给予过激进的改革者无条件的支持，反倒是后者对前者明显的优柔寡断越来越感到沮丧。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弱点，为了使事件处于控制状态下，他总是感觉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占据中间派立场。对新观点他给予鼓励，但当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远一点儿时，他又溜回党内保守派的怀抱之中。他的这种摇摆不定、不愿按设计的改革逻辑推进的迹象，以及坚持认为改革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态度，都让他早期的崇拜者们有一种被涮了的感觉。
麻烦在于，由于放弃了党的权力垄断和主导性，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被迫缔结战术同盟，并在他人的各种极端立场之中寻找平衡。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做法虽不舒服，却也并不陌生。但在已经习惯了70年专政统治的国民眼中，这种伎俩只会让戈尔巴乔夫显得很软弱。从1989年开初几个月起，这位苏联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只剩区区21个百分点了。
于是，他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就早已决定性地从荣誉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这只是在国内。在其他地方，“戈尔巴乔夫热”却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频繁地出访，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欧政治家们的热情迎接，受到热情人群的欢呼。1988年末，戈氏热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结束了”。从东欧看，下此断言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就算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在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痛苦虽然也被人们注意到，但与他发出的那些外交声明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其中最广为报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先是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接着又向听众建议说“自由选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这已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夫原则”的抛弃，而是莫斯科再也不会用武力将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东欧兄弟国家之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正在承认的，而且立即被理解为已经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卫星国的人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什么道路。东欧即将重新走进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镇压行动导致的国际谴责，波兰领导人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借债来让自己摆脱困境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选择更少了。
另外，反对力量虽然被定了罪，却没有蒸发，秘密出版仍在进行中，演讲、讨论及舞台表演也没有停止。团结工会本身虽被禁止，却维持了事实上的存在，尤其是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萨于1982年11月结束拘禁获释（并于次年缺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也不敢冒险拒绝教皇于1983年6月的回访。自此之后，教会更加活跃地参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动之中。
政治警察倾向于进行镇压，并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1984年，为杀一儆百，他们策划逮捕并杀害了一名很受欢迎的神父泽西·波皮鲁兹科，罪名是“破坏民心”。但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知道，这种挑衅和对抗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波皮鲁兹科的葬礼吸引了多达35万名群众。这一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反对力量，反而彰显了民众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组织。社会是决不会顺从的，而国家也因日益绝望而孤注一掷。到80年代中期，波兰正在快速进入这两者的对抗状态。
党的领导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提议“进行改革”（在华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年已经担任国家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释放了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并通过新设立的“经济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资，以填补此时已经接近400亿美元的国债。 [17] 1987年，政府竟问波兰民众喜欢哪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此举算得上是对民主的一种奇怪默许。摆在波兰人民面前的问题是：“你们愿意面包涨价50%、汽油涨价100%，还是汽油涨价60%、面包涨价100%？”不出意料，公众的答复大体上是“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198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18]
到1987年时，波兰局势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兰党及其各部门完全无助的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处理自己的权力垄断面临的可见威胁，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10年前提出的“反社会”理论正在成为实际上的权威，并且掌握了主导权。1986年以后，反对派内部争论得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如何教育社会争取自由，而是与政府的交锋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目的是什么。
以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为首的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着手在为摆脱中央计划之后的自主私营经济（即市场经济）制订计划。在一些“非官方”波兰人中间、在海外，人们广泛地讨论着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建议。但政治“现实主义”和1980-1981年间的“自我克制”的目标仍然在起作用，因为对抗和暴力正是党内强硬派的拿手好戏，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对话是一回事，但是“冒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难预料的是，波兰党最后垮台的契机，是另一次经济“改革”的企图。或者说得客气点儿，是削减国家再也无力承受的债务的企图。1987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约25%，1988年又上涨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后来1980年出现过的景象，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一位未得到承认的组织的未得到承认的领袖，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瓦文萨一开始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
瓦文萨对罢工者的号召力是不成问题的（毕竟1981年以来，这几年团结工会的道德权威增长了不少），但引发罢工的原因却不会消失：通货膨胀已经接近每年1 000%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撤换部长、拒绝谈判计划、承诺经济改革以及威胁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征兆，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做的那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演讲的一周之后——华沙成立了“市民委员会”，计划与政府进行全面谈判。雅鲁泽尔斯基看上去已经别无选择，最终只好默认客观存在，并强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谈判。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谈判持续到4月5日（巧的是，这一天正好又是苏联一次重大事情，即公开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事后回顾这一事件，可以说圆桌会议以谈判的方式终结了波兰的共产主义。至少对于部分谈判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谁也料不到的是，结局竟来得这么快。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儿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雅鲁泽尔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邀请团结工会与自己组成联合政府，好有个体面的妥协，但却遭到回绝。相反，经过数周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屡次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而失败后，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向时势低头。1989年9月12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被批准为波兰战后第一位非共产党籍总理（尽管共产党仍然保留了对几个关键部长职位的控制）。
接着，团结工会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们在议会内的成员同时投票，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国家元首，有效地将共产党温和派纳入了随之而来的过渡进程，并缓解了他们的尴尬。第二个月，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实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放在稳定计划中提出的，即所谓的“马佐维耶茨基计划”，于12月28日被议会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终于从宪法中删除了。还不到4周，即1990年1月27日，波兰共产党连自己也解散了。
我们不能被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最后几个月的狼狈而蒙蔽了眼睛，而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漫长而缓慢的积累过程。1989年这台大戏的大多数演员，雅鲁泽尔斯基、基斯沙克、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等，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了。波兰在1981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和相对自由，之后是戒严，然后迎来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压抑和半容忍带来的痛苦，最后，又经历了一次10年前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相对于天主教会的强大力量、团结工会在全国上下获得的广泛支持和长期以来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共产党能够抓牢政权，维持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当它最终垮台时都让人觉得有点儿意外。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
波兰实行戒严引发的后果，表明了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镇压手段使得反对力量在变得更团结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而在匈牙利，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谨慎。当局连续20年实行的容忍政策，已经模糊了官方对不同政见给予宽恕的准确界限。毕竟，匈牙利是希尔顿于1976年12月掀开铁幕开办酒店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是葛培理在80年代曾三次而不仅是一次公开访问过的国家，也是在同一个10年中有两位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副总统老布什访问过、并暗示过很喜欢的国家。到1988年为止的10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有着美好的形象。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对党的力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向公开。伪装与计谋似乎压倒了勇气，特别是对于那些还记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在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生活虽然单调了点儿，却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经济在试验过多种改革方式与实行“新经济机制”后，与波兰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可以肯定的是，“黑市”经济（或称“平行经济”）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过上比邻国更高水准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会统计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正经历着收入、健康和住房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社会流动性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落后于西方。此外，超长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不得不做两到三份工作）、过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碍等，再加上东欧最高的自杀率，都长时间折磨着匈牙利人。
这些都是不满的充足理由。但是，却没有产生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立的组织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于环境问题和抗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对1987年成立的、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持容忍态度。匈牙利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1972年版宪法的正式定义。虽说1985年的选举第一次允许不同的多党派参加，而且也有几个官方同意的独立人士当选，但不同政见和批评基本上还都控制在执政党内部。但到1988年时，重大变化出现了。
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在1988年5月专门为此问题举行的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他们成功地搬开了76岁的卡达尔，并以总理卡罗利·格罗斯取而代之。这次党内政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际后果仅限于一项旨在加强市场力量的经济节俭运动，但它却有着重大的象征力量。
自1956年起，卡达尔就一直统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镇压中起过主要作用。尽管他的国际形象很不错，但是对匈牙利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一官方谎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反革命”。而且，他还是30年前那场围绕伊姆雷·纳吉进行的无声阴谋的活化身，最终导致了纳吉被绑架，并被秘密审判、处决和埋葬。 [19] 因此，卡达尔的靠边站，似乎暗示着匈牙利公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后来，当卡达尔的继任者不仅允许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青年民主党，而且于1988年11月正式允许独立政党出现时，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印证。
198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党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承认自由集会的权利，正式批准向多党制“过渡”，并于4月份正式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时刻还在后面。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清算，就没有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希望。于是，他们宣布有意发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纳吉的遗体，重新安葬。同时，伊姆雷·波茨盖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说服了同事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956年事件，并给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头统治的民众起义”。
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党内事件，与众多被害死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象征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对失败的承认，承认了党及其领导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宣传了这个谎言，并将它强加给了人们。
3个星期后，卡达尔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给纳吉全面平反。这一天，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也随着卡达尔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给它办个死亡手续而已。党的“领导地位”废除了，多党选举已定于次年3月举行，10月7日，共产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再一次洗礼，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仍由原共产党执政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占压倒多数的议会再次投票更名。这次，他们是给国家更名，更改为简单的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内部发动的、向真正的多党制过渡的共产党政权。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和晚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的，但匈牙利的演变却在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德国。
如果从外部观察的话，民主德国似乎是共产党政权中最不容易击破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会让它倒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民主德国的物质环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气和过时，但是它的安全警察无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墙也是一种道德和美学上的耻辱，但人们普遍相信民主德国经济要比其社会主义邻国们好得多。当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自豪地宣称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10个国家之一时，有人听到贵宾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一声重重的鼻音。别的不说，民主德国政权在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观察家都相信昂纳克的话。
民主德国最狂热的崇拜者在联邦德国。西欧国家的“东方政策”在消除紧张和促进两德人员和经济交流方面的明显成功，使得几乎整个政治集团都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德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联邦德国要员们不仅鼓励民主德国领导人们产生幻觉，甚至鼓励自己也产生幻觉。只要不停地说“东方政策”具有缓和与东方关系的效果，他们就会笃信不疑。
满脑子“和平”、“稳定”和“秩序”概念的联邦德国人最终都赞同了与之做生意的民主德国政治家的观点。1982年1月，一位显赫的社会民主党员埃贡·巴尔在听到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消息后，立即解释道，为了和平，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民族统一的要求，波兰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最最重要的名义”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5年后，著名作家彼得·本德尔在一次关于“欧洲中部”的社会民主党论坛上颇为自豪地断言：“在对缓和关系的欲望上，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以及与华沙和东柏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巴黎和伦敦的共同点更多。”
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得知，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们不止一次对来访的民主德国高层人士做过秘密却明显的妥协性表态。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称赞民主德国的政策为“历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奥斯卡·拉封丹许诺将尽一切努力打压联邦德国支持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向对方说：“社会民主党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那些持不同政见力量得到增强的事件。”正如1984年10月苏联给民主德国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很多此前我们传达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观点都已经被他们接受了”。 [20]
也许，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以几乎同样的热情相信这些幻觉。自1982年起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在发展与民主德国的良好关系方面，与他的对手一样热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与昂纳克举行了会谈。第二年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两人再次举行了会谈，并就文化交流和边界排雷问题达成了协议。1987年9月，昂纳克成了第一位访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领导人。同时，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持续增加（但却从来没有对民主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提供过任何援助）。
民主德国有联邦德国的资助，可以感到激动；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满信心；还有西方可以转嫁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民主德国政权本可以永远维持下去。而且，它也确实显示出对变革的免疫力：1987年6月，民主德国有示威者反对柏林墙，并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但是很快就被驱散了。1988年1月，有示威者纪念1919年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打着卢森堡自己的话做标语：“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犹豫地逮捕并驱散了100多人。1988年9月，昂纳克在访问莫斯科时，当众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只不过一直努力回避回家后也实施改革的问题。 [21]
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局势变化，仍然在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国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牧师、环保组织甚至执政党内批评人士的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民主德国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险。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虽然边界本身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
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跟了出来，很多人到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暂时避难。少数人则越过仍处于关闭中的奥匈边境，边境警卫也不加阻拦，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进入匈牙利等待的民主德国公民已经达到6万人。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民主德国人就已越境而过。
民主德国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匈方的举动违反了一条各国共产党政府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兄弟国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达佩斯当局只是简单地坚持说，受《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约束，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接下来的3周中，民主德国当局面临着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通过新的出口弃国他去。
为控制事态，民主德国统治者向在民主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中避难的人们提出，给他们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联邦德国。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匈牙利开放边界后的第二天，一群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在东柏林成立了“新论坛”。几天后，另一个公民运动“今日民主”也成立了。两个组织都敦促民主德国实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表达对昂纳克拒绝改革的不满，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集会。77岁的昂纳克不为所动。9月份，他宣称“试图移民的民主德国人民是受到了诱惑、许诺和威胁的讹诈，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对于那些再也不能无视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年轻同行们，领导层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就像被冻住了一样。10月7日，为纪念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并发表了讲话。他向面无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总是惩罚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纳克表示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意。
在苏联领导人来访的鼓励下——还不用说国外局势的发展的鼓励——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要求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到来后的第二周，时间已经固定为星期一的莱比锡集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并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到了下一周，人数又增加了。昂纳克越来越生气，开始提议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的迹象。
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后占据了昂纳克在党内的批评者的思维。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 [22] 克伦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同时也寻求戈氏的支持，并返回柏林准备进行谨慎的民主德国改革。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11月4日，50万名民主德国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实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界，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3万人逃亡。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民主德国政府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关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评者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法案极其可怜、根本不够。于是，民主德国内阁戏剧性地提出辞职，随后政治局也辞职了。次日晚间，即11月9日，也就是凯泽绑架案和克里斯托纳赫周年纪念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联邦德国。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过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每个人都看到，柏林墙永远地打破了，一去不复返了。4周后，横跨东联邦德国边境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1989年圣诞节假期间，240万民主德国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6）访问了联邦德国。这肯定不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民主德国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民主德国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获得一点儿民众好感。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改革”计划。毕竟，打开柏林墙的原因与一代人之前修建并关闭柏林墙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年，这一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功了。而1989年，也多少起了点儿作用。因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永远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联邦德国的人少得令人称奇。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的代价，并不是民主德国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还要办理最后一个手续，一个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手续。12月1日，民主德国议会以420票对0票（5票弃权）决定从民主德国宪法中删除那条宣称国家“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4天后，政治局再次辞职，格雷戈尔·居希当选为新的领导人，党的名称也正式变更为民主社会党。老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昂纳克和克伦茨，都被逐出党外。与“新论坛”（这是一般人公认的、最明显的反对派组织）代表之间的圆桌（又是圆桌）会谈也开始了，并制定了自由选举的时间表。
但在由德累斯顿的党的首领汉斯·莫德罗领导的最新的（也是最后一个）民主德国政府开始起草“党的行动计划”之前，并非它所有的行动和意图都与事态无关。毕竟，民主德国有一个其他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选择：没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西波兰”，所以它们就无法起到榜样作用。革命目标正在发生变化：1989年10月，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1990年1月，人群呼喊的口号发生了一点儿微妙的变化，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one people）。
因为德国共产主义的终结，会带来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终结。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再叙述。到1990年1月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走出社会主义（更不用提“改革”社会主义了），而是变成了走进联邦德国。1989年秋那些推翻民主德国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如匈牙利）还是反对党（如波兰）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在认识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但是，那些聪明智慧的批评者们也快不到哪儿去。
11月28日，史蒂芬·海姆、克里丝塔·沃尔夫等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道呼吁“为了我们这片土地”，试图拯救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并抵制被海姆称之为西方的“闪闪发光的垃圾”的东西。“新论坛”的领导者巴贝尔·保利甚至把柏林墙的开放说成是“不幸的”，因为这样“改革”提前上演，各政党和选民都还没做好准备，就要面对匆匆而至的选举。像众多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邦德国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们仍然一心设想一种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执政党，但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图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后来的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它与昂纳克回归前斯大林时代那种一切服从上级的幻想一脉相承。于是“新论坛”批评它在政治上离题太远，而“新论坛”的领导人们更是整天抱怨群众的鼠目寸光。 [23]
如此看来，1989年德国的剧变或许是那一年里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而且确实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暴动。 [24] 共产主义在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虽说也和民主德国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间，但走的却是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党的领导都是强硬和压制型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东柏林都不受欢迎。但除了这一点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