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匈牙利一样，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也建立在一个被偷窃的历史的沉默记忆之上，不是那么十分踏实。但匈牙利的卡达尔及其领导下的党却部分成功地与斯大林的遗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去这么做。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以及随后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在现年75岁的胡萨克于1987年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继续留任总统一职）后，接替他的也只不过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后者的确要年轻一些，但他扮演过的最重要角色，却是70年代初的几次大规模清洗。
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即使不说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远都只是一个小角色）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由于几次残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该国从剧作家到历史学家，再到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不仅已经从工作职务上被撤除了，而且从公众视线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国内最敢于说话的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开始，全都是境内开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七七宪章”这个哈维尔自己创办的公民组织，从1 500万人口中也仅仅收集到不足2 000个签名。
当然了，人们总是担心公开批评政权会有危险。但必须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满。像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70年代初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经被特意转轨到生产基本消费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只是基本消费品。虽然不太明显，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费型社会，比如在电视节目和大众休闲娱乐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单调的，环境在日益恶化，年轻人对无处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当局也相当反感。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对抗，只要口头上对政府的宣传口头上表示赞同，人们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政府的盖子都是捂得很紧的，手腕也很残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议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举办一次“东方——西方”研讨会，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扬·帕拉赫于温切斯拉斯广场自杀20周年纪念日当天，哈维尔和其他13名“七七宪章”活跃分子被捕入狱（但与前些年哈维尔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释放了。因为此时的哈维尔已经是一名国际知名人士，对其虐待只能让监禁他的人难堪）。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随后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亲”抗议活动，然后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现的环保抗议活动。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但到了8月，也就是马佐维耶茨基正在华沙敲定政府计划、匈牙利边界马上就要门户洞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处都是示威者，人们再一次走了出来，纪念对布拉格之春的颠覆。
但是这一次，捷克警察采取了坚决的克制态度。雅克什政府已经决定稍微变一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认可了莫斯科的转变态度，但在其统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算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群众示威时，即10月28日纪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集会上（自1948年后，官方历来不纪念这一日子），当局为什么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公众对共产党政府仍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之举，也只不过是对其他国家局势变化的战略性仿效而已，并不是被迫做出的让步。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另一个黑色的日子，即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带领整个常委会辞职了。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那里，共产党正飞快地丧失权力，但却没有人去从他们手中把它接过来。
哈维尔自己先在布拉格剧院中安顿好（这一举动很恰当），随后与“七七宪章”的朋友们组成了“公民论坛”。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网络，它在几天内就从一个供人论辩的协会发展成了一个民众运动，然后再演变为影子政府。这个“公民论坛”讨论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员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发展的事态进程。“论坛”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要那些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辞职。
11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总辞职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莱特纳体育场外聚集了50万人。他们不是为了提出什么特别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经过20年高压下的沉默后，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让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当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对哈维尔做了史无前例的采访。第二天，他在温切斯拉斯广场对25万名群众发表了演讲。这个广场，也正是共产党总理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年的讲坛。
到了这个地步，刚刚浮出水面的“公民论坛”领导人们已经清楚，自己已经在身不由己地发动一场革命。为了指明方向，同时也为了找点儿什么话来对外面聚集的群众说一说，一个由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领导的小组起草了《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它简述了论坛的总目标，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们的情绪指南和首先该做什么事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什么？”原则问道。一、一个法治国家；二、自由选举；三、社会公平；四、洁净的环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荣；七、回归欧洲。
这些各种政治诉求的杂合物，以及文化和环境理念，特别是对“欧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宪章》对此前数十年来各种要求的体现。但在11月那些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很好地把握了群众的那种很实际、理想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情绪。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演变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情绪被公认是最乐观的。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 [25]
对示威的学生进行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党的领导成员辞职了。一周后，“公民论坛”和“公共反暴力组织”合法化，并开始与政府谈判。在“公民讲坛”的温和要求下，联邦议会于11月2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删除了那条作为一切根源的保证的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此时，作为妥协，艾达梅克政府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在已经长久占领大街的、规模庞大的、意志坚强的群众的支持下，“公民论坛”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想再忽视国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不仅他们在民主德国领导层的同事们已于12月3日被驱逐，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马耳他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就连华沙条约各国也准备公开谴责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丧失了领导资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胡萨克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总理艾达梅克在内，也辞职了。
经过两天“圆桌”会议（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圆桌会议）的商谈，“公民论坛”的领导人终于同意入阁。总理仍是一位党员，即斯洛伐克人马里安·卡尔法，但大多数部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七七宪章”派、5周前还是司炉工的伊利·丁斯特贝尔出任外长，来自“公共反暴力组织”的天主教律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出任新闻部长，此前默默无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斯入主财政部。新政府于12月10日对胡萨克总统宣誓就职，尔后胡萨克立即辞职了。
沉沦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当选并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以延续1968年被中断的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抚慰共产党人受伤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组织内部的强硬派。但是，他一开口对公民讲话，就立刻让人觉得他是那么尴尬，那么与时代不合拍。他的用词、他的风格，甚至他的手势，都属于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满口讲的是要重建一种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他一开始是一件老古董，后来干脆变成了一件让人看着心烦的不相干的东西。 [26]
作为平衡，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即议长），总统的职位则落到了哈维尔头上。仅仅5周前，这样的想法还曾是那么不可理喻，以致当布拉格街头欢呼的人群首次提议让他当总统时，他还委婉地拒绝了。但到12月7日时，这位剧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他来接受这一职位，才是帮助国家走出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89年12月28日，过去只不过在立法程序中充当橡皮图章角色，同时也曾把哈维尔等人判处若干年监禁的共产党议会，把他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总统宣布对1.6万名政治犯实行大赦。第二天，就连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惊险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产主义，完成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像在波兰一样，把知识界的反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对过去失败的记忆和避免直接对抗的决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领导作用的民众组织把自己命名为“公共反暴力组织”是有其原因的。就像民主德国一样，执政党已经完全破产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进行武装自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但同样重要的是哈维尔的作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现过有如此威望的公众人物。尽管大多数可行的意见甚至“公民论坛”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时就已经出台了，但能够掌握并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同事前进而同时又能够把群众的期望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人，正是哈维尔。他本人以及他向公众发出的呼吁的影响力，是再怎么大书特书都不过分的，他后来甚至渐渐被人们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独立的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哈维尔也像后者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现在已被广泛看作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学生海报，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描绘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也许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却是非常合适的。
把哈维尔摆上这一神坛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却矢志不改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履历，更有他显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费迪南·卡蒙的诗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维尔才能架起一座桥梁，引导人们走过横亘在诱人的平等谎言和自由市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的千沟万壑。（人们怀疑过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诱惑。但哈维尔与财长克劳斯是不同的，后者才会受这种诱惑。）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座桥梁十分重要。除了它是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很多方面最具有西方特点这个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个具有显著平等主义和左倾政治文化的国家。毕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早在1946年的自由选举中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两个人选择共产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40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外加20年让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泯灭：1990年6月举行的首次后共产党选举中，14%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规模可观的核心共产党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规模更大的对现状不满、但并没有达到需要抗议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见者敢于质疑立即进行重大变革的合理性。历史似乎总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过不去：从1938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从来没有收回过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于是，当1989年11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儿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至于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似乎很清楚在1989年12月时，执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确有一小部分人认识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将齐奥塞斯库周围的统治核心赶下台。当然，罗马尼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主义卫星国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国家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就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
与50年代的乔治乌-德治的独裁相比，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迹象。但是，罕见的几次公开抗议的蛛丝马迹，都被强烈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如1977年8月的丘河矿山罢工，以及10年后的布拉索夫红星拖拉机厂罢工。此外，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仅是靠恐吓人民，更是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丘河矿山罢工的领头人物投入监狱（并将主要领导人杀害）8个月后，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作为卡特总统的客人访问了美国。通过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种手段（我们已经看过他如何回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齐奥塞斯库给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在“新”冷战初期的80年代。由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苏联人（并派体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保持缄默。 [27]
但是为了齐奥塞斯库这种特殊的地位，罗马尼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6年，为了增加人口以满足这种传统的罗马尼亚式梦想，他禁止年龄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堕胎。1986年时，更把这一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5岁。1984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下限降低到了15岁。为防止堕胎，每月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即使是少之又少的获批准堕胎，也只能在有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位医生所在地区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资也将被降低。
人口没有增长，但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却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非法堕胎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段得到广泛采用，但条件之危险令人震惊。在1966年法律实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万名妇女死亡。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1985年以后的新生儿都必须等到存活4周以后才上报官方登记：共产党对知情权的控制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5‰，另有10万名以上的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如此的国家悲剧的背景，使人为造成的落后经济已从温饱型下滑到贫困型。80年代初，为提高国际地位，齐奥塞斯库决定偿还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个国际资本机构十分高兴，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给布加勒斯特开出了完整的偿还外债时间表。为偿清向西方债主的债款，齐奥塞斯库对国内消费施加了无情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都毫无节制地向外借贷，丰富国内货架，以讨好本国人民。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却大大地不同，将所有能够生产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里，罗马尼亚人只能使用40瓦的灯泡（如果有电的话），这样，能源就可以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鸡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给。为提高生产，甚至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向公共劳力分派强制性生产指标。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还实施了一个养马计划，以代替机动车。马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庄稼时则用镰刀。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现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系统地造成的短缺物质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罗马尼亚，建立在对不需要的工业硬件进行过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了建立在工业时代以前那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经济。
齐奥塞斯库的政策有着某种残忍的逻辑。罗马尼亚确实偿清了外债，但代价是自己的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除了这种疯狂的经济措施之外，他的统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控制，也为了给农民增加压力，以增产出口食品，政府提出并施行了一项农村“系统化”计划。全国的1.3万个村庄中的一半（是从少数民族区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选出的）被强制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入558个“农业镇”之中。要是齐奥塞斯库还有时间把这一计划执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社会组织也将被破坏殆尽。
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日益严重的夸大狂心理推动着这一农业“体系化”计划的执行。在他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这种偏执狂的冲动，它的永恒的实际体现，乃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一个规模上超越尼禄帝国的庞大计划连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只是后来因为1989年12月政变，这个“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计划才流产了。但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足够把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刻进这座城市当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该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4万多幢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个门面。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面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岁的建筑师安卡·佩特莱斯库作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宫殿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丑陋得难以言述，丑陋得独一无二。怪诞、残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50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准确的体现。这宫殿，就是罗马尼亚对极权政府都市化运动做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到处都是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对他的赞美被写成诗歌传唱，其语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从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中稍稍挑出几个，应该有下面这些：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目光远大、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那些马屁精同僚们对此是何等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当他在67次起立欢呼中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并傲慢地宣布不会进行改革时，其中一些人开始清楚地觉得他是多么可靠了：他遥远得就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
因此，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就再合适不过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广受群众爱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兹洛·托克斯。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饱受歧视和压制的匈牙利族人，受到邻国匈牙利局势的鼓舞，更因在国内不断受到屈辱而对齐奥塞斯库恨之入骨。于是，当罗马尼亚政府把托克斯当成迫害目标时，托克斯就成了他们的象征和愤怒的焦点。12月15日，教众围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围，日夜守护他，给他支持。
第二天，守夜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动警察向人群开枪。夸大其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所谓“大屠杀”的报道，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也从蒂米索瓦拉扩散到了布加勒斯特。为了平息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正在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齐奥塞斯库返回国内。12月21日，他出现在党的总部大楼的一处阳台上，想发表讲话谴责“一小撮动乱分子”，但立刻在质问面前被震惊得陷入了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试图对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但仍然没有成功。于是，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 [28]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领导“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的真正资格，是他能够控制武装力量，特别是最后几个顽固分子，于12月27日放弃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确，除了在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党外，这位新总统基本没有撤除原政权的任何机构。
后来的事件显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机器令人惊异地没有做任何变动，只是剔除了齐奥塞斯库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党。那些宣称在抗议活动和12月的战斗中有数千人死亡的说法被证明太夸张了，真正的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且后来证实，尽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热情的群众，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伊利埃斯库周围的“现实主义者”和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原卫兵之间进行的。前者的胜利保证了罗马尼亚能够顺利地走出共产主义，而且确实顺利得令人有点儿怀疑。
齐奥塞斯库晚期的荒诞行为被一扫而光，但警察、官僚机构和党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机构名称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3月19日，在特尔古穆列什，有人策划对当地匈牙利少数民族发动攻击，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受伤，伊利埃斯库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乱。此外，在1990年5月，他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已经事先许诺不与他们竞争）、他本人也正式连任总统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大巴运来大量矿工，殴打抗议学生，造成21名抗议者死亡，约650人受伤。罗马尼亚的路还很漫长。
罗马尼亚式的“宫廷政变”的本质，在其南面显得更为突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地将78岁高龄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请下了权力宝座。他于1954年起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集团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已经以具有保加利亚特色的风格，为追随着俄国的榜样而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经济机制”以提高生产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带领下，承诺终止官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向全世界证明保加利亚能够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变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该恢复他们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习俗（比如割礼）将被限制，并视同犯罪；在广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语；而其他最犯忌讳（也最让人痛恨）的举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语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从此以后必须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亚”姓名。这些规定的后果是一场灾难。土耳其人进行了强烈抵抗，并且继而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对。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和欧洲法院受到谴责。
同时，日夫科夫在国外的共产党寡头伙伴们也与他拉开了距离。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孤立状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邻国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失控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稍有些不安。1989年夏，约30万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使得这一问题严重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这是保加利亚政权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一场灾难，同时还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国家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 [29] 当10月26日警察对聚集在索菲亚公园的一群环保人士做出过激举动——由于来自《生态公报》的活动分子传阅请愿书而被逮捕和殴打——的时候，以外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改革派决定行动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们将倒霉的日夫科夫赶下了台。
下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释放政治犯；政党开禁；删除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举行圆桌会议计划自由选举；原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原来的共产党轻松赢得选举（其中有关选举作弊的指责流传甚广）。
在保加利亚，政治上的反对派是先见其形，再闻其声。与罗马尼亚一样，也有传言说，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为达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产生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亚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将遭遇的悲剧：12月29日，在愤怒的民族主义抗议者的压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给予了同等权利。到1991年为止，一个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得到了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我们不能沉浸在事后的聪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诱惑力有多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它崩溃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泡沫破灭的容易程度揭示出，这些政权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这一点，使人们在看待其早期历史时会有新的感悟。但无论是不是错觉，欧洲共产主义都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再延续几年呢？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别人的事例在某种平衡中占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传播的，即以事例累积的方式腐蚀掉已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1968年所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不同的，只不过是1968年的事件的调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上溯到1980年时，米奇尼克曾写道：“混合型社会是有可能的，即国家组织的集权形式与社会机构的民主形式将会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际，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别的什么了。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取的目标，从都柏林到巴塞罗纳无一例外。但最快的是电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当然，罗马尼亚是个例外。但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这应该不是个意外。但意外的是，无论是在蒂米什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规模都要比每个人担心的小得多。这一点，电视同样也起着部分作用。当全国民众——还不用说国际社会很多人——都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共产党政权下不了手了。如此这般处于注视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丧失，也极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选择。 [30]
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至少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线（一条将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断裂线）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可以将一些人区别开来。比如说，将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区别开来，或者将以雅诺斯·基斯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论坛”中的顽固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1989年的这些民众在年龄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断代特点。知识分子反对派中那些老成的领导者，与党内那些对政权的批评者往往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对于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段不能也不该复活的过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其创始理念来说，是一个仅对30岁以下的人开放的政党，因为它是按照自己年仅26岁的领袖维克多·奥尔班的形象来设计的。 [31]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愿景并没有被他们的子孙所分享，后者对回忆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国“好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兴趣。年轻一代对与统治者辩论并不感兴趣，对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地出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革命会像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场嘉年华。同样，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障碍，它早就成了一个离题万里的枝节问题。
在人们普遍用来表达1989年的目标的用词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清楚。“回归欧洲”这一主题并不新鲜。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这块大陆的东边一半就一直是在寻求欧洲的认可与承认；“西”欧才是那个认识自己的欧洲，所谓承认就是要热切地获得西欧的认可。 [32] 自从来了苏联集团，这一部分欧洲的已被连根切断的意识，就成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整个地区反对派人士的主调。
近年来，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了一些新事物：这就是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观念之上的，也是东欧人极力认同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的自由等等。谈论起“欧洲”时，已经少了以往的空洞论调，因而成了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经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欧洲”。
这决不只是玩弄辞藻。老一辈共产党干部们虽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确实做到了）把“资本主义”抽取出来破坏掉，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欧洲”，因为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规范。有的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的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用什么词，“欧洲”都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代表未来——这是它坚持不懈打了60年的王牌——而是代表过去了。
自然，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1989年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许考虑的就是“波兰”或“匈牙利”，而不是什么欧洲。而且与别人相比，他们有些人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趣会小一些。群众各自首要考虑的东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挑动群众情感时，“回归欧洲”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罗马尼亚管用，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打倒独裁者并把食物摆到餐桌上。1989年时，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1989年9月马佐维耶茨基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就发表过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称要“寻找自己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则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众基础之上。后一类人以哈维尔为代表。
这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要再过一些时间才会体现出来。但此时，似乎该探讨一下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了。东欧人，特别是东柏林人，对美国牵制苏联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样，他们也明白西欧政治家与里根等美国政治家的细微差别。前者只要共产主义不来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而后者则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邪恶帝国”。团结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一旦美国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议者有可能胜利，那么给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国。
但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有时人们确有这种想法），东欧被奴役的人们渴望变成……美国的奴隶，更不能说是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这一解放。 [33] 在1989年这场大戏中，美国的角色小得令人惊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实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国的“自由市场”这一社会模式本身，也只是偶尔出现在群众和发言人的口中，成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谓“解放”不意味着向往那种毫无约束的经济竞争，更不意味着要失去免费的社会公益服务、有保障的就业形势、低房价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附带福利。按照东方的想象，这些正是“欧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种富足而又同时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护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块社会主义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这样的欧洲之梦预示着未来是会有人要失望的，但当时基本没什么人看到这一点。在另一种模式的市场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数人喜欢。而且美国尽管在全球都有影响，但毕竟远在天边，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却近在眼前。东欧的卫星国全都是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帝国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各国本土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组织、波兰的摇滚乐团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程度。而最后的分析，应该来谈谈莫斯科了。
在“解放”那诱人的余晖下，很多东欧人贬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1992年1月，“民主论坛”的姚哲夫·安塔尔，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提及西方对中欧人民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时的英雄作用缺乏认可时，大倒苦水说：“这种有爱却得不到回报的状况必须停止了，因为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自己完成了战斗而没有放一枪，而且我们为他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安塔尔这番苦痛的言辞固然让听众很受用，却忽略了1989年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如果真是东欧人民、知识分子还有工会领导人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原因很简单，是戈尔巴乔夫让他们赢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