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扬，那么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崩溃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这些合作者们自己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间，匈牙利共产党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员格罗斯和纳密斯共分别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们的同事雷兹索·尼尔斯也曾于1989年7月7日，即卡达尔死后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过。从这个日期来看，前两个人的使命明显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加速或鼓励1989年的变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观望。1849年时，俄国的干预曾决定过当年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命运；而1989年时俄国的退席则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成功。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还不仅是放手让这些殖民地国家离去。他表示的不干预，决定性地打击了这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实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诺（或威胁）。没有了这种威胁，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一丝不挂了。从经济上说，他们也许还可以再勉强支撑上几年。但即使是经济上，苏联撤出的后果也是一种决定性的打击：一旦莫斯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出口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商品要价（就像1990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对帝国的补贴有着沉重依赖性的国家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共产主义在东欧垮台，是为了拯救俄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就像斯大林建立这些卫星国，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西部边境，是同一个道理。从战术上说，戈尔巴乔夫严重失算了。还不到两年，东欧的教训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降临到了这位东欧地区的解放者身上。但是从战略上说，他取得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地域帝国如此迅速地、体面地并且以这么少的流血代价而放弃过自己的领地。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1989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
[1] 抨击物质崇拜和自大的罪恶当然是天主教会的事，但沃依蒂拉的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1975年，也就是在他成为教皇的3年前，在梵蒂冈举行的大斋期间，他明确指出在教会面临的消费主义和宗教迫害这两大威胁中，从当时形势上看，前者的危险程度更大，因此也是教会更大的敌人。
[2] 需要注意的是，一开始时，他支持奥斯维辛卡迈尔教派女修道院，因遭国际抗议，后来撤回支持。他曾未加思索地就把戒严状态下的波兰称为“广阔的集中营”，这一点也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3] 在梵蒂冈鼓励下，美国后来对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援助。有人估计，援助总额达5 000万美元之多。
[4] 尽管在1981年11月里根上台初期曾失口透露出，欧洲若发生核战，不见得会导致战略武器交锋，但华盛顿的西欧盟友们极为震惊，它们的强烈抗议程度丝毫不亚于莫斯科。
[5] 当然，在法国本土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疑问。
[6] 到1990年人们才知道，至少25位国会议员当年曾是从民主德国领取薪水的间谍。
[7] 1981年12月13日，即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那一天，施密特正在民主德国与民主德国总理昂纳克举行“峰会”。听到戒严的消息，施密特很愤慨，既是因为听说数以万计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也是因为波兰局势对正在改善中的两德关系而言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8] 由于GDP持续增长，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79年，国防开支在美国财政支出中占有的相对比例一直在下降，即使在越战期间也不例外。此后，这一数字激增，按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看，1987年的水平比1980年上升了24%。
[9]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家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尽了苦难。在大清洗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双双被监禁和放逐。但这位新任的苏联领导人直至1990年才承认这一点。
[10] 豪尔赫·塞布伦《美好的节日》，巴黎，格拉赛出版社，1980，第100页。
[11] 这件事是梅德维杰夫在流亡期间于1979年发表的《乌拉尔山脉核灾难》的主题。
[12] 数月后，1990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在公众推崇度上，戈尔巴乔夫仅排在彼得大帝之后，远超马克思和列宁。
[13] 正是萨哈罗夫在电视直播上要求废除第六条，将自1918年来被共产党“窃取”的权力还给人民代表，这个问题才公开化了。戈尔巴乔夫最终亲自关掉了萨哈罗夫的麦克风，但已经来不及了。
[14]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当时迎接了莫斯科向来不喜欢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德罗·纳塔。
[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富汗的情况与美国在越南的情况如出一辙。喀布尔的傀儡政权在失去外国武器援助后举步维艰，终于在1992年被塔利班武装推翻，国际保证形同虚设。
[16] 安德烈·格拉切夫的话。引自阿奇·布朗《戈尔巴乔夫因素》（牛津，1997），第88页。
[17] 1986年美国取消了阻止波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票。作为条件，波兰释放了所有剩余的政治犯并实行大赦。
[18] 参见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567页。
[19] 按正式官方说法，纳吉的墓址30年来无人所知。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墓址其实就在布达佩斯市公墓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未做任何标记。
[20] 蒂莫西·加顿·阿什教授提供这条资料，我再此谨致谢意。
[21] 似乎昂纳克有充足的理由算计到戈尔巴乔夫难以长久，因而对他可以忽略不计。
[22] 戈尔巴乔夫来访三天后，昂纳克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国要员，将民主德国的动荡说成是“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他的同事们要推翻他的原因。
[23] 公平地说，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确实将1989年11月群众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气误读为更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盲目和对“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误解，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复兴问题上的努力。
[24] 从某些方面说，波兰的剧变始于1980-1981年间，而10年后的政治转变从总体上来说，不过是在进行计算和谈判而已。
[25] 本书作者当时就在布拉格，他可以保证那时有一种创造历史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26] 1989年12月，一份短命的布拉格学生报上曾登过一幅漫画，很好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代沟。画中是一位穿着汗衫、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愣愣地盯着梳妆镜中站在门口的一位蓬乱不洁的肥胖女人，一脸嫌恶的表情。那女子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睡袍，头发上还带着烫发滚筒，嘴上叼着香烟。“不认得我了？”她嘲笑地说，“我就是你1968年的梦中情人啊。”
[27] 至少在戈尔巴乔夫出现前是如此。此后，这位反苏的另类人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28] 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和枪决的情况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两天后播出。
[29] 当然了，按官方的说法，土耳其人原本就不存在：“保加利亚没有土耳其人”（内务部长语）。
[30] 这种想法不适用于偏远的乡下社区和小地方的城镇。在那些地方，摄像机镜头或公众的反对都不会阻止警察将任务执行到底。
[31] 60年代留下的唯一间接地被接受的思想是，年轻是一种天生的优越条件。按照杰瑞·鲁宾的话来说是：“决不要相信超过30岁的人。”
[32] 这种推理思路主要源自伏尔泰，但在拉里·沃尔夫的《发明东欧》（斯坦福，1944）一书中表达得最为优雅。
[33] 即使是里根，对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最初反应也只不过是一次明显温和的警告。只是在公众对此提出强烈批评（来自基辛格等人）后，华盛顿才正式采取了它后来广为人所知的强硬路线。
译者目录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司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