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活动就这样受到了嘲弄。它尽可能地洗刷可疑分子的劣迹，帮他们获得良好证书（所谓“帕西尔”证书，得名于一种洗衣皂的牌子）。再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让德国人去看纪录影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让他们看过电影后引起思考了。多年以后，作家斯蒂芬·赫姆林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不幸的人们——我也在其中——既伤感又麻木。他们对被什么事情触动和‘了解你自己’都不感兴趣。” [5]
随着冷战的到来，西方盟国放弃了“去纳粹化”的努力。很清楚，这种努力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巴伐利亚，到1946年时，半数中学教师被解雇，但只过了两年就全部复职了。1949年，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1年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汉斯·格劳伯克是阿登纳总理在整个50年代的主要助手，但他曾负责为希特勒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提供官方解释。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警察总监威廉·豪瑟在战时担任党卫军中尉，对白俄罗斯的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行政部门以外的情况也一样。大学和法律界受到“去纳粹化”的影响最小，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同情早已臭名远扬。商人们也轻易逃过了关。弗里德利希·弗立克在1947年被定为战犯，波恩当局于3年之后就释放了他，让他恢复先前作为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要股东的名誉和地位。工业集团企业法尔本和克虏伯的有罪的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为难。1952年，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分公司重新召集了纳粹年代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美国管辖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约翰·麦克罗伊替他们轻判或减刑了。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1/3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1/3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联邦德国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1/3，达到37%。而且在同一年（1952年），25%联邦德国人承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在苏联占领区，对待纳粹遗产的方式略有不同。尽管苏联的法官和律师们也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他们在东欧“去纳粹化”中主要强调对纳粹分子实行集体惩罚，并且从一切生活领域中消除纳粹主义。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抱幻想。后来担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沃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国家战败后仅过6个星期，就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人民的悲剧是出于一种事实，即他们服从了一群罪犯……德国工人阶级和从事生产的人们在历史面前失败了。”
这是阿登纳或大多数联邦德国政客不愿意承认的，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但是乌布利希像他们听命的苏联当局一样，与其说是对惩罚纳粹罪行、不如说是对保证共产党在德国掌权和消灭资本主义感兴趣。结果，虽然在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比在西方更深入，但是“去纳粹化”的基础是对纳粹主义的两种歪曲理解：其一与共产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其二则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苏联的官方说法都认为，纳粹主义纯粹是法西斯主义，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在危机时刻的产物。因其如此，苏联当局对纳粹主义的明显的种族主义一面及其种族灭绝的结果几乎不加注意，相反却集中精力抓捕和剥夺商人、有才华的官员、教师，等等，认为他们推进了背后支撑希特勒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苏联以这种方式来拆毁德国的纳粹主义传统，同斯大林在中欧和东欧其他地方推行的社会转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苏联对前纳粹分子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源于自身的弱势。共产党员在被管制的德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坐着红军的行李列车到达，但是并不能使自己赢得选民。除了暴力和选举骗局，他们唯一的政治前景只能依靠诉诸精心算计的自我利益。在东欧和南欧，共产党的方法是驱逐日耳曼种族的人，将日耳曼人空出来的农场、工商企业和公寓分给新来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而自己则以保护人自居。这显然不是德国本身的选择。在1945年末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错误地拒绝了少数纳粹分子和前纳粹党员起潜在关键作用的支持。因其如此，共产主义在战后奥地利的前景就黯淡了。柏林接受了这一教训。德国共产党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对几百万前纳粹党员提供了服务和保护。
教条的和算计的两种观点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们当然相信，实行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从德国清除纳粹主义的一条有效道路：他们对个人责任或道德再教育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也懂得，纳粹主义不光是一种对天真的德国无产阶级施行的诡计。德国工人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失职。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正确地施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很容易使它适应共产主义的各种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民主德国当局就像联邦德国当局一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假如不是同前纳粹分子，他们还能同谁一起管理这个国家？
因此，一方面，苏联占领军当局解除了大批前纳粹分子的工作职务——到1948年4月是52万人——并且任命“反法西斯分子”进入苏占区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主动鼓励前纳粹分子妥协，加入他们的队伍，只要这些纳粹分子的记录不是太公开。毫不奇怪，他们非常成功。前纳粹分子们非常高兴地用将自己的命运扔给胜利者的办法来抛弃自己的过去。作为党员、地方行政官员、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证明自己能完全一致地顺应共产党国家的各种需要。
毕竟新的制度非常像他们以前曾经知道的制度：共产党人简单地接管了纳粹的机构，例如“劳工阵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它们起了新名称，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同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民主德国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联邦德国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10年后，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接管的不仅是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和实务，而且也接收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的雇员和密探。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牺牲品往往被一个统一的罪名指控为“纳粹战犯”，逮捕他们的人是前纳粹警察，审判他们的人是前纳粹法官，而看守他们的卫兵，也是新政权统统接收过来的纳粹时代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前纳粹卫兵。
民主德国的个人和机构轻易地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地方或许只是规模问题。意大利战时抵抗运动中隐藏的各类前法西斯分子人数众多，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态度可能出于某种事实，即它的许多潜在支持者都曾向法西斯主义妥协过。在战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公开地引诱前法西斯箭十字组织成员，甚至还会向他们提供帮助，阻止归还犹太人的财产。战时在伦敦，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弗拉多·克莱孟蒂斯和欧仁·洛贝尔是苏联间谍从战前捷克法西斯主义政党里悄悄招募来的，而10年后在公开审讯中，他们的证词将会被用来对付苏联间谍。
人们对纳粹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视而不见，反而将其用于战后政治目的，这样做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在奥地利，前法西斯分子往往受到西方当局的青睐，允许他们从事新闻或其他各种敏感的职业：他们同战前奥地利的极权主义政府合作过，由于纳粹入侵，也由于他们对左派的憎恶是完全可信的，而且越来越可以被利用，所以他们的罪责不再被提起。在意大利东北部边疆地区，同盟国军事政府保护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南斯拉夫通缉的，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却到处招募有经验的和消息灵通的前纳粹分子——包括绰号“米兰屠夫”的盖世太保官员克劳斯·巴比——以备将来所用：大多是用来对付为苏联服务的前纳粹分子，因为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辨认出来。
1944年9月20日，康拉德·阿登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会里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如此谈及“去纳粹化”和纳粹遗留人员：“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信许多人愿意为并不重的罪行赎罪，所以决定，凡是可以这样做的，都应该将过去忘掉。”很多德国人无疑从内心深处拥护这种说法。如果说“去纳粹化”流产了，那是因为出于政治目的，德国人已经自发地在1945年5月8日将自己“去纳粹化”了。
并非只有德国人是这样。意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日报在希特勒死去的那天就发出了相似的号召，宣布“我们有权遗忘！”“尽早忘却！”在东欧那些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情——他们遭受的事情和自作自受的事情——需要忘却的国家里，共产党最有力的呼吁是许诺造成一个革命性的新开端。在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强烈的弃旧履新的意向，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伊索克拉底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一起来治理，就当它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相信短期的记忆，寻求可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德国的反纳粹战士、法国的抵抗运动战士、波兰的受害者——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看到的最重要的现象。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使铁托元帅、夏尔·戴高乐或康拉德·阿登纳等人能向他们的同胞提供一种貌似有利的，甚至很自豪的自我评价，以致鼓舞国家恢复元气。甚至连民主德国也宣布自己有一种高贵的起点、一种虚构的传统：像神话故事般地、大多是编造出来的关于1945年4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共产党“起义”。这类说法使一些被动地遭受战争苦难的国家（例如荷兰）可以抛开他们曾经妥协的历史记录，使另一些其积极行动被证明是被误导的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可以掩埋一段互相争斗的英雄主义的污点历史。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被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在1945年的情势下，在一块布满疮痍的大陆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真的死去并埋葬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量的、有选择的集体失忆，尤其是在德国。然而在当时，首先是在德国，的确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忘却的。
[1] 晚至1960年，在法西斯政府里任职的64名意大利省级行政长官中有62人，以及全部135名警察局长，都已释放。
[2] 多莫布朗齐武装分子，即战争期间的“克罗地亚内卫军”。
[3] 即清除纳粹主义所造成的影响。——译者注
[4] 1946年，联邦德国的地区委员会向盟军当局建议：考虑到德国目前的短缺现象，应当减少被迫流落异国者的食物配给。卢修斯·克雷将军仅回答说，即使是短缺的食品，也是由欧洲各国即德国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提供的。
[5] 斯蒂芬·赫姆林，《命运类型》（柏林，1985），第46页，引语出自弗兰克·斯特恩《刷白黄色奖章》（1992，第xv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