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
如果欧洲再次出现战争，一定会是巴尔干某个该死愚蠢的东西引发的。
——奥托·冯·俾斯麦
看来这些充满仇恨的农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别人入侵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对方互相残杀。
——米洛万·德热拉斯《战争年代》，1977年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1年6月
共产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余波。
——亚当·米奇尼克
真理总是具体的。
——G·W·黑格尔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的大灾难相比有天壤之别。1991年到1999年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惨遭种族杀戮、侵略或荼毒，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飘零。1945年以来，在一个西方激进者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内战。追根溯源，外国评论家已经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解释。
一种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并为欧美政治家在公开陈述中采用的观点认为，巴尔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满神秘争吵和宿仇的大锅。南斯拉夫受到了“诅咒”。用一句广为引用的妙语来说，它由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个字母表组成，这些都由单一政党掌控。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盖子打开了，大锅爆炸了。
根据这个说法，“多年的”冲突，正如德·萨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样，是欧洲“未经修饰的极端行径”，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情况。危险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复仇的记忆驱使，占据了整个民族。正如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决定停止互相残杀，否则外人对此一筹莫展。”
在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中，一些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巴尔干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于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领土在过去200多年里被人利用，受人占领、分割、盘剥。分到这杯羹的国家有土耳其、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源不在于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在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说，正是外国强权的不负责任的干涉，才加剧了当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斯尼亚人就不会步其后尘，贝尔格莱德也就不会被入侵，而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看待对巴尔干历史的两种解读——尽管这两种看法明显水火不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令人印象深刻：两者都弱化或忽视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么简单认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要么认为他们任人操纵的牺牲品，或是别人错误的牺牲品。当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脉下埋葬了许多历史，还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局外人的确对这个国家的悲剧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当地罪恶横行不负责任的默许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解体——是人为，而非天命。对南斯拉夫悲剧最该负责任的人并不在波恩或是别国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
当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87岁去世的时候，他重新集结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实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中，总统职权通过全部6个共和国和2个在塞尔维亚中间的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区的历史迥异。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天主教为主，一度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也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时间要短一些。这个国家的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好几个世纪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这些历史差异，尽管足够真实，并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进一步加剧，却在随后几十年里淡化。经济变化把到目前为止还与世隔绝的农村人口带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尔这样的城镇里，这样的接触有时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样的变化也加速了跨越陈旧社会和种族界限的融合。
这样，尽管共产主义博爱团结的神话要求对战时的记忆和分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共同历史上充斥的血腥内战避而不谈——这样的官方沉默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战后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而许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1] 在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再对他们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历史感兴趣。到1981年为止，在波斯尼亚充满大都市气息的首都萨拉热窝，20%的人口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亚一直是南斯拉夫种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但也许还不是最典型的。在整个国家的版图上，种族交织混杂。1991年居住在克罗地亚的58万塞族人大约占那个共和国人口的12%。波斯尼亚当年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族人，17%为克罗地亚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国，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就更不用说那些选择告诉普查人员他们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种族混居地区的居民，对他们朋友或邻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来越普遍。
的确，南斯拉夫境内“种族的”错误界限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界定过。语言上的差别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语言大不相同。马其顿人说马其顿语（其实就是保加利亚语，只不过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间差别的确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学和学术术语不同，还有偶尔出现的拼写不同和字母e的发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罗地亚语形式发“ye”，在“Ekavian”或塞尔维亚语变体中发“e”）不同外，这两种“语言”是一致的。还有，黑山人书写（像塞族人那样）用西里尔字母表，但口语却类似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亚的塞族居民也是这样。只有塞尔维亚当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这种变体——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于1992年后，在从波斯尼亚划出来的地区中试图向他们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强制推行官方的“塞尔维亚语”（即“Ekavian”）的时候，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对抗。
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
于是1974年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官方语言的“克罗地亚”语——这是应一群萨格勒布知识分子起草的《语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身份的标签：让克罗地亚人可以抗议铁托对一切在他的联邦内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压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迷恋于保护和重申“纯正”塞尔维亚语的某些塞尔维亚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单一全国性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万别，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倾向于使用一个共同的“正确”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实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可以互换使用的单一语言，然而少数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通过强调自恋主义的细小差别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异也一样有误导作用。比如说，天主教克族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之间的差异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或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舞动天主教作为反对塞族人和犹太人的武器时 [2] ，这种差异的作用明显重要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渐式微，只有在乡村，宗教和对应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一定地位。许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人鲜有相似之处（绝对不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穆斯林，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并不在意这一事实）。这样，尽管毫无疑问，旧日的奥斯曼习惯于通过宗教来确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夸大东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迹，但是这样的证据也已经越来越削弱了。
尽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辈人继续持有早先时候的偏见——后来的克族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厌恶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欢——也许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针对生活在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歧视遭到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谴责，认为这种歧视是可耻的、没有出息的。这些情绪在塞尔维亚最为强烈。 [3]
之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是这个国家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族。尽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仅占3.6%，到了1948年，由于战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加入，已经达到7.9%。到1991年，172.8万的人口数字，占了塞尔维亚（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总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人口）的将近16.6%。大多数南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区，他们占到当地人口的82%，大大超过了19.4万塞族人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会特权。
科索沃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人进犯的战场，对塞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其历史意义。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这个战场上历史性地战败。于是一些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认为当地阿族人的主导地位从人口统计学上说是棘手的，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有挑衅意味的。而且，由于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邻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之下这一点就尤为突出。看起来塞族人输给了迄今为止一直对铁托的联邦里平等地严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现出顺从态度的少数民族。 [4] 科索沃于是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火药库，原因只是隐隐地与“古老的”巴尔干宿仇相关：正如60年代安德烈·马尔罗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国的南斯拉夫访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们在奥尔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如果说塞族对阿族的嫌恶建立在相邻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的北端，人们对软弱无能的南方人越来越讨厌，而且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这种情绪不是建立在民族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上。就像在意大利那样，在南斯拉夫也一样，更繁荣的北部越来越憎恨贫穷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们更有生产力的同胞的接济才能维持的。南斯拉夫的贫富反差变得极为显著，而且和地缘相关，这就带上了挑衅意味。
尽管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都在全国人口中比重相当，各占8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小小的斯洛文尼亚负担了南斯拉夫产品总出口量的29%，而马其顿仅占4%，科索沃占1%。从南斯拉夫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倍于塞尔维亚，3倍于波斯尼亚，8倍于科索沃。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洛文尼亚，1988年文盲率低于1%，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是11%，科索沃则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婴儿出生死亡率为11‰，波斯尼亚是16‰。但在塞尔维亚是22‰，马其顿是45‰，科索沃是52‰。
这些数字说明斯洛文尼亚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罗地亚已经接近于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之列，而科索沃、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更接近部分亚洲地区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园内变得越来越不安分，那么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语言情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种族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重现，而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可以不用考虑住在他们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过得好得多。
铁托的个人权威和他对严肃批评的猛烈压制，使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远离公众视线。但他死后情况迅速恶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蓬勃发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劳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货的汇款，那时南方人口过多而就业不足就不那么成问题。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开始放开。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欠下了对西方的巨额债务，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反应是继续借来国外资金，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钞票。在整个80年代，这个国家进入持续高通胀时期。到1989年，年通胀率高达1240 %，并且不断上升。
政府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犯下经济错误，但其后果被人感觉到并且最遭人嫉恨却是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相信撇开联邦首都当权者的腐败和裙带主义，让他们自主发展经济，就会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尔维亚共产党联盟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周围有一小群共产党官员，通过鼓动并操纵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铁托死后的政治真空中谋求权力。对这些人的做法与日俱增的恐惧，加重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上述想法。
米洛舍维奇的行为在那些年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人通过调用18世纪普鲁士的荣耀来求得好感；而在邻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族共产主义”被四处展示已达数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维奇炫耀性地欢迎来自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爱国备忘录，或在次年访问科索沃，对塞族和阿族的“民族主义”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盘和当时其他东欧领导人并没多大不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执政党迅速衰败时，爱国主义提供了保住权力的另一种选择。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求助于民族主义唤起民族记忆的做法还只是冒着在外国人中间引发焦虑的危险，但是在南斯拉夫，代价会在国内偿付。1988年，米洛舍维奇想进一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巩固他的地位，开始公开鼓励民族主义集会，并且在集会时公开展示战时的契特尼游击队徽章。这在4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徽章提醒人们回忆曾经遭受铁托压制的过去。这种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制造真正的忧虑。
民族主义是米洛舍维奇确保自己控制塞尔维亚的方法——这在1989年5月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时得到了证明。但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塞尔维亚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影响，他需要对联邦制本身进行改革。这种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先是由铁托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力，后来是由轮换担任总统职务的办法来实现的。
通过强制推行对塞尔维亚自己宪法的修正案，他将到那时为止还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纳省“吸收”进塞尔维亚——同时允许他们在联邦内部各共和国总统职位中保有两个席位。此后，塞尔维亚能保证在任何争端中得到联邦投票的8票中的4票（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顺从的、亲塞尔维亚的黑山共和国）支持。既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是缔造一个塞族领导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国家，这自然会遭到另外4个共和国的反对，联邦政府制度在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尤其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视角出发，事情的发展导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既然他们不再能指望通过一个功能紊乱的联邦政府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远离贝尔格莱德，在必要时宣布完全的独立。
为什么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圆滑的多元政党政治的实践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此交相混杂（并且没经历过类似几十年前使波兰和匈牙利改头换面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变迁），这个国家为擅长煽动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维奇，或他的克族对等人物弗拉尼奥·图季曼）提供了大量机会。在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退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出一张在欧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种族牌——用这张牌取代对民主的关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者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客们可以求助于国家独立，作为走出共产主义过往岁月的出路——同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新民主政体——而不用过度担心民族主义少数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联邦瓦解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会使一个或几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别人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的就觉得不得不亦步亦趋。简言之，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有如7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同僚在凡尔赛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
正如很多人预见到的，催化剂正是科索沃。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政府虐待的示威和抗议总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的抗议行动。他们的机构被关闭，领导人被驱散，尤其是在1989年3月实施宵禁以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被严格管制而受到困扰。塞族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剥夺了已经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的阿族人所有自治权和参政权——通过米洛舍维奇1989年6月为庆祝“科索沃战役”600周年而访问这个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强调了。
米洛舍维奇对大约10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向当地塞族人保证他们会再一次“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重获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为止，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对自己和他人都问心有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这里，我们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们要说这一切不能再是这样了”。几个月后，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冲突后，贝尔格莱德关闭了科索沃省议会，把这个地区置于政府直辖之下。
在这个国家最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北部共和国的决策。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对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塞族独裁主义的抬头。1990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尽管选民的多数仍然喜欢留在南斯拉夫联邦，但是他们支持对联邦现状持公开批评意见的非共产党的反对党候选人。5月，在相邻的克罗地亚，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票，政党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接手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维奇授意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层未经授权，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联盟用于支付联邦雇员和国企工人欠薪和奖金的全部提款权中的一半。占全部人口8%却贡献四分之一联邦收入的斯洛文尼亚人对此尤为愤慨。1991年1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他们要退出联邦财政系统，并宣布共和国独立，不过尽管他们做出声明，实际上并未开始采取任何分裂的行动。一个月之内，克罗地亚议会也做出类似举动（在斯科普里的马其顿议会也照办不误）。
这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朗。在克罗地亚东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纳这个长期存在的塞族边疆定居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已经和克族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向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们的“乌斯达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名称）压迫者。但是由于斯洛文尼亚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以及塞族人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人数不足5万，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划一个和平的退出。国外的看法各异：华盛顿尽管由于塞族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而延缓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但还是公开反对任何分裂行动。
几周后，正在基辅等待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6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保证美国会支持“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时为止，“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贝克发表讲话5天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控制了他们的边界，在公民压倒性的支持下和几位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默许和赞同下，开始单方面退出联邦。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向新的斯洛文尼亚边界进发。南斯拉夫内战一触即发。
或许，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的系列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后来一共打了5场。1991年，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随后军队撤退，允许分裂分子在和平中离开。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得多的战争，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和反叛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叛者得到“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支持。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年初，在联合国调停下达成了不稳定的停火协议。1992年3月，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投票争取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新国家宣战，开始构建一个塞族共和国，并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几个波斯尼亚城镇，尤其是首都萨拉热窝。
与此同时，1993年1月，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另一场内战爆发，一部分克族人试图在克族占统治地位的黑塞哥维纳建立一个暂时的小国家。最后，这些冲突刚告结束（尽管由于萨格勒布再次成功夺下3年前输给塞族军队的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火于1995年重燃，此时这些冲突并未结束），科索沃境内缘起科索沃问题的战争又爆发了：米洛舍维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之后，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科索沃，而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进攻，阻止了米洛舍维奇毁灭或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企图。
在这一切冲突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促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国内因素。但正是仓促而至的德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国家对这两个新生国家的承认促成了他们的正式存在，对他们的友人也好，敌人也好，这个事实不容动摇。由于独立的克罗地亚现在存在了，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歇斯底里的宣传开始利用新国家内塞族人的恐慌情绪，激发战时大屠杀的记忆，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乌斯达莎”邻居。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数量多得多，一个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独立的波斯尼亚的前途引发了类似的焦虑。波斯尼亚独立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战前的各个共和国中，波斯尼亚是最为团结的，而它星罗棋布于领土各处的各个社区一旦因为武力而分裂，将会带来巨大损失；在米洛舍维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表述过政体分立的愿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邻国分而治之，这个问题又有了讨论的余地。
1991年以后，比起在米洛舍维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当中身处少数民族地位，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必然更喜欢主权独立，于是他们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决中表达了这一意愿。然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已经连续数月听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说教，这些宣传攻势不仅有关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大屠杀的，还有关于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圣战，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与其在由萨拉热窝统治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还不如和塞尔维亚保持统一或至少拥有自己的自治区。一旦波斯尼亚（或不如说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克族领导人——因为塞族人同时抵制了全民公决和议会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独立，它的命运就尘埃落定。4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军队开拔进来，帮助他们保卫领土和“清场”。
塞族对克族、塞族对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人民深陷苦难。尽管早先在正规和不那么正规的军队之间有一些公开的战事，特别是在类似萨拉热窝和伏科瓦这样的战略性城市中，大多数战事是由非正规军进行的，尤其是塞族的非正规军。这些人只不过是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一帮由贝尔格莱德武装起来由类似于“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这样的职业蛇头领导的暴徒凶犯，他们的“塞族志愿卫兵”（“猛虎”）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东部地区屠杀了成百上千民众；或是由类似于拉特克·姆拉迪奇中校（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形容他为“富有个人魅力的谋杀者”）这样的前南斯拉夫军官领导，这位前中校从1992年开始领导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帮助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居住在克拉伊纳的塞族占多数社区的克罗地亚村民的进攻。
基本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打败反对派部队，不如说是将非塞族公民从他们自己的位于被宣布为塞族领土的家园、土地或谋生之地驱逐出去 [5] 。这种“种族清洗”——对一个古老做法的新名词——由各方共同参与，但塞族军队是最残忍的凶手。除了那些被杀害的人（到波斯尼亚战争结束时，估计有30万人遇害），几百万人被迫四处流亡。1988年至1992年间，申请向欧洲国家避难的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共计25.6万难民提出申请避难。在战争的头一年，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共有3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1/8）寻求海外避难。
于是国际社会就几乎不可能不知道南斯拉夫的悲剧——无论如何，在实播时间里展示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在悲惨的画面上，在塞族监狱营地里，穆斯林在忍饥挨饿，还有其他更悲惨的事。欧洲人是最先努力干涉的，1991年6月，派遣了欧共体部长级团队前往南斯拉夫——正是在这个场合，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沉痛地说出了一句不朽名言——“欧洲时刻”已经出现。但是，尽管建立了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问讯、仲裁和建议，欧洲社会及其各类机构却被证实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尤其是因为它的成员意见不一，比如，德国和奥地利支持分裂的共和国，其他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想要保留原有的边界和国家，还有一些国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并不完全对塞尔维亚采取不同情的态度。
由于美国（因此也是北约）打定主意超然于冲突之外，那么顶用的只有联合国了。但是除了制裁贝尔格莱德，联合国看来也做不了什么。在历史上，联合国指挥的士兵能够进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确保并维持和平，但在南斯拉夫尚无和平可维护，而且既无意愿又无手段带来和平。在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内战中，表面中立的国际姿态事实上倾向于内战冲突中的侵犯他人的一方：国际上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对抑制塞族人于事无补，塞族人可以依赖于旧日南联盟坚实的武器工业，但是禁运严重阻碍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在1992年到1995年间惨重的军事失利。
1995年之前，国际社会取得的唯一实用成绩是在战火逐渐熄灭后，向克罗地亚派驻超过1.4万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来分隔开克族人和塞族人，然后有选择地向波斯尼亚某些被划为“安全区”的城镇派驻几百位穿制服的联合国维和士兵，以保护数目日增的、蜂拥而至的难民（主要是穆斯林）。日后又出现了联合国授权的在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的“禁飞区”，目的是限制南斯拉夫自由地威胁平民（或是它打破联合国实行的制裁）。
也许从长远来说，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1993年5月在海牙设立的国际仲裁法庭。仅仅是这样一个法庭的存在，就证明了在那时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在维也纳以南几十英里的地方犯下了战争罪行，甚至做出比这更糟糕的事。但由于多数假定的罪犯，包括姆拉迪奇和他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拉多万·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国总统），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乐此不疲，而且逍遥法外，这个法庭还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1995年才发生变化。到那时为止，在联合国军队内外的英、法军官非常积极地宣称，波斯尼亚塞族人力量强大，意志坚决，装备精良。于是一切关于外国干涉的言论都被堵塞了。这些军官还说，千万别惹波斯尼亚塞族人：任何违背他们意愿或利益的要在波斯尼亚达成和平解决的企图，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使情况雪上加霜。这种推理方法来自于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他仍然有点不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波斯尼亚的塞族同胞所做的决定中没起什么作用。
波斯尼亚塞族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 [6] ，他们仍然进一步过度使用这样的权力。尽管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包括一群外国外交家组成的“联络组”不知疲倦地寻求一项协议）“穆斯林——克罗地亚”联盟（1994年3月建立于华盛顿的一次结束穆斯林——克罗地亚战争的庆典上）应该在一个新的波斯尼亚联邦中占51%，而塞族人占49%，但以佩尔镇为基地的塞族领导人无视这个建议，反而继续他们的进攻。1994年2月，他们的军队从环山上往萨拉热窝的市场发射了一枚迫击炮弹，杀害了68人，使好几百人受伤。随后，北约在联合国支持下威胁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进攻，他们将实行空中打击，于是有了暂时的平静。
然而在1995年5月，由于波斯尼亚的军事拓展和克罗地亚成功夺回克拉伊纳（这就证明关于塞族军事威力的说法荒诞不经），塞族对萨拉热窝的轰炸再度开始。当作为回应北约飞机轰炸波斯尼亚的塞族目标时，塞族人将350位联合国维和人员挟为人质。西方各国政府担心自己的士兵，恐遭不测，强求联合国和北约中止他们的行动。国际力量的存在远不能够抑制塞族人，现在反而给了他们额外的保护。
有此西方人胆怯之明证壮胆，7月11日，姆拉迪奇领导下的波斯尼亚塞族大胆地阔步进入所谓的一个联合国“安全区”——波斯尼亚东部城镇斯雷布雷尼察，到那时为止，那里已满是心惊胆战的穆斯林难民。斯雷布雷尼察不仅正式由联合国法令“保护”，而且守军是超过400位荷兰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分遣队。但当姆拉迪奇的手下到来时，荷兰军队放下武器，不做丝毫抵抗；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梳理了穆斯林社区，将男人和男孩同其他人分开。第二天，姆拉迪奇说“以他军官的名誉担保”这些男性不会受到伤害，但他的士兵将这些穆斯林男性，包括年仅13岁的男孩，带到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田地里。在随后的四天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一共是7 400人）全部被杀害。而荷兰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归故里。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恐怖的集体谋杀：这一战争犯罪的级别达到了欧哈杜村惨案、利迪泽村惨案或卡廷惨案的规模，而且是在国际观察员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几天之内，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新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然而唯一的快速反应是北约对塞族人的官方警告：如果其他“安全区”再遭袭击，空中打击将卷土重来。直到8月28日，整整过了7个星期，国际社会终于做出反应——这仅仅是因为波斯尼亚塞族人合理地假设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大屠杀，而再次错误地向萨拉热窝的市场投掷炸弹，又杀害了38位平民，其中包括许多儿童。
现在，北约终于行动了。克林顿总统战胜了联合国领导层、某些欧洲领导人，甚至他自己的美国军队里始终存在的不情愿的情绪，授权进行严厉的持续的大型轰炸行动，意在减少并最终消除塞族人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能力。行动来得晚了些，但的确有效。塞族人自己大肆吹嘘的战斗机器烟消云散。面对着对他们的阵地持久而结果未定的攻击，而又没有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此人此时可以强调他和来自佩尔镇的人保持着距离），波斯尼亚塞族人偃旗息鼓了。
塞族人现在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美国却大显身手，证明要在巴尔干引入和平是多么令人吃惊地轻而易举——或者至少让那里没有战争。10月5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停火，宣布各方同意在美国进行和平会谈。11月1日，会谈在俄亥俄州戴顿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幕。3个星期后，会谈结束，1995年12月14日，各方在巴黎签署了协议 [7] 。图季曼代表克罗地亚，阿利扎·伊泽特贝戈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穆斯林发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时代表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塞族签署协议。
从美国的观点看，戴顿会议的目标是寻求南斯拉夫战争的解决，而不引起波斯尼亚的分裂。若分裂，就代表塞族人的胜利（塞族人到那时候就会寻求加入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中心地区部分，建立符合民族主义梦想的大塞尔维亚）；而且分裂就等于将种族清洗作为建国的一部分内容而获得国际认可。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复杂的三方统治系统，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和领土权，但他们并存于唯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中，整个国家的对外边界将保持不变。
于是，从形式上看，波斯尼亚从内战中幸存下来，但恐怖和驱逐的后果却无法被消除。大多数被逐出家园的人（首当其冲的是穆斯林）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得到当地和国际当局的保证与鼓励。千真万确，进一步的“清洗”即将发生——这回轮到塞族人了，他们被萨格勒布当局从刚被获取的克拉伊纳系统性地驱逐出去，要不就是被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施压，要他们离开在萨拉热窝或别处的家园，然后在主要是塞族的地区“重新定居”。但从总体而言，和平持续了下来，波斯尼亚金瓯无缺——这要归功于超过6万名士兵的北约军队作为执行部队（而后又作为稳定部队）和一位平民高级代表，他被授权管理国家，直到这个国家能够承担责任，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位高级代表和国际部队还一直留在波斯尼亚，持续监管它的事务，直至本书撰写之时（戴顿协议签署后已经10年了）——这表明这个国家在战后多灾多难，3个民族之间仍然彼此不怀好意，缺乏合作。 [8] 波斯尼亚接待了大量的国际机构：政府机构，政府间机构，还有非政府机构。的确，1995年后的波斯尼亚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机构的存在和开销。1996年1月，世界银行估计，使波斯尼亚复苏3年之内需要51亿美元。后来这被证明还是极度乐观的估计。
一旦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各式各样的国际机构都到位来确保和平，国际上的关注就退潮了。和往常一样，欧盟为自己机构的事情所折磨，而克林顿则首先忙于本国选举的问题，其次是北约扩张，还有叶利钦的不稳定的俄罗斯，于是全世界就不再聚焦于巴尔干危机。但尽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表面上现在是独立国家，但是南斯拉夫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还掌控着他的国家残存的部分，而问题是他赖以掌权的首要问题一触即发。
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确，国际社会的关注转向更北部地区的危机了，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戴顿协议签署后，米洛舍维奇的国际地位决定性地提高了：尽管他并没有成功地使所有的制裁都取消（这是他如此配合美国人在波斯尼亚和平行动的主要目的），南斯拉夫不再是过去那种低三下四的下等人。于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失败，并且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治家批评他和塞尔维亚的“敌人”妥协时，米洛舍维奇重提科索沃问题。
到1997年春，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人伊丽莎白·雷恩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说科索沃省的灾难即将到来，因为贝尔格莱德当局压迫那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一切要求当地自治权的要求，甚至剥夺了当地人哪怕最少量的机构代表席位。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的阿族人从阿尔巴尼亚那里得到鼓励，越过孤立无助的、忍辱负重的易卜拉欣·鲁戈瓦的温和派领导，放弃了非暴力抵抗，越来越接近科索沃解放军。
科索沃解放军最早于1992年出现在马其顿，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科索沃独立（也许也希望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它的策略主要是对孤立的警察局进行游击战式的进攻，这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来谴责所有的阿族抵抗为“恐怖主义”，并授权发动越来越暴力的行动。1998年3月，武装有迫击炮和战斗直升机的塞族军队在德雷尼卡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村庄发动屠杀，伤亡达几十人。尔后，国际社会最终对鲁戈瓦的呼吁发出回应，开始密切关注。但是当美国和欧盟表示他们“对科索沃警方的暴力极度震惊”，米洛舍维奇却发出好战的警告，说“意在将问题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将对那些求助于这种方式的人最为有害”。
到此时为止，科索沃所有的阿族领导人——其中多数人或四处漂泊，或东躲西藏——认为只有完全脱离塞尔维亚，才能拯救他们的部族。与此同时，美国和正在进行的“联络组”国家继续努力，在米洛舍维奇和阿族人之间斡旋——部分原因是为了从中促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阻止在巴尔干南部地区爆发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这并不是无端的恐惧：如果南斯拉夫不能被调教到体面地对待它的阿族公民——而阿族人是选择分裂的——就会给邻近的马其顿带来严重后果，马其顿本身就有一大群不开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
刚独立的马其顿，在希腊人的坚持下，被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前南马其顿） [9] ，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个敏感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它与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地区都一直充满争议。它的所有邻国总用充满疑虑的眼光对待它——这个完全处于内陆的国家必须全部依赖邻国，才能获得外贸和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而且在它脱离南斯拉夫后，能否生存下去还不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但是一旦马其顿崩溃，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甚至土耳其都有可能卷入纷争。
于是米洛舍维奇持续地对科索沃阿族人进行的虐待甚至屠杀，必定会给他带来西方列强的不满，直至最终干涉。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领会这一点，尽管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在1998年整个夏天都对他发出系列警告，比如奥尔布赖特就说，她认为米洛舍维奇“个人应该负责”。正如几年后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米洛舍维奇与西方的意见绝缘，并对自己长袖善舞、操控外国政治家的能力过分自信。
这并不全是米洛舍维奇的错。某些美国外交官虚荣心强，过度自信他们的谈判威力，他们频繁造访米洛舍维奇，让他很有理由高兴地相信，他不被西方当作不妥协的敌人，而是一位有特权的对话者。 [10] 这位南斯拉夫独裁者很清楚，国际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是防止任何进一步重新划定国界的可能。一直拖到1998年7月，尽管有明确证据证明科索沃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外国“联络组”国家的部长们仍然公开排除将独立作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