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很不理解的是波斯尼亚浩劫对国际舆论所产生的转折性的影响。人权——尤其是种族清洗——如今是重中之重的议题，只是因为当初整个世界没有及时行动，结果让所有的人都为此自责不已。1998年6月，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对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拥有执法权——检察长路易斯·阿博尔宣布，在科索沃省发生的战斗的规模和性质，决定其为应受国际法管辖的武装冲突。7月19日，美国参议院敦促海牙官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下“与人类为敌和种族仇杀的战争罪行”。
这样指控的可行性在快速增加。当时不仅成百上千阿族“恐怖分子”被从塞尔维亚抽调来的特警部队杀害，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冲突的掩护下，贝尔格莱德当局计划“鼓励”阿族人离开，强迫他们为了逃命背井离乡，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1998年至1999年冬天，一直有关于塞族警方行动的报告——有时是他们回应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尤为典型的是塞族警方攻击一个或多个有几代人的大家庭——目的在于使整个社区胆战心惊，从而放弃他们的乡村，落荒而逃，直到穿越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或马其顿。
国际反应日显分歧。美国及其多数北约盟友公开赞成代表被困阿族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这些行动早在1998年10月就开始了。但遭到联合国（它对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表面上必须经过授权）、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决议，将北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定性为“非法入侵”。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希腊出于自身原因，反对对南斯拉夫事务的任何干涉。与此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向他们在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同胞提供“无条件团结”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尔格莱德当局在1999年年初增加赌注，进行一系列残忍的大屠杀，首先，1月15日在科索沃南部的农村下手，继而在3月里扩大到科索沃全省。要不是他们这样做，这明显的僵局也许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拉恰克屠杀造成45名阿族人丧生（其中23人明显是被处死的），这次暴行最终就像萨拉热窝市场的刺杀案那样，刺激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11]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朗布依埃举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贝尔格莱德当局拒绝从科索沃撤军，也拒绝接受国际军事力量在科索沃的存在。谈判陷入如此结局，已是意料之中。干涉已不可避免。3月24日，尽管没有联合国正式许可，北约军舰、飞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开始行动，事实上向贝尔格莱德政权宣战。
最后的南斯拉夫战争只持续了3个月，其间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本身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将阿族人从科索沃驱逐出去的行动，成效却很有限：在战争期间，大约86.5万名难民（其中一半是科索沃的阿族人）逃往黑山、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部阿族地区边境的临时营地里。克林顿总统轻率地公开坚持认为北约地面部队不应该介入其中，迫使北约联盟从空中发动战争，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祸，而被南斯拉夫宣传攻势利用，也被塞族抓住，以受害者的身份大作文章——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月9日，贝尔格莱德当局同意从科索沃撤出全部军队和警力，北约的进攻暂时延缓，联合国适时下令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临时”占领。
攻占科索沃，标志着长达10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战争终结，也标志着米洛舍维奇自身终结的开始。他的信誉遭到了破坏，原因是他自己给塞族人的民族主义计划带来了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挫折。2000年9月，他在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被反对党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击败。米洛舍维奇玩世不恭地承认科什图尼察得票更多，却宣称两人差距甚微，应该再进行一次决定性选举。此举终于引发长期遭受苦难的塞族人的普遍抗议。成千上万抗议者涌向贝尔格莱德街头，10月5日，米洛舍维奇最终承认失败，认输下台。6个月以后，对西方经济援助越来越不抱希望的塞尔维亚政府同意逮捕米洛舍维奇，并将其移交给指控他犯下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
该怪谁造成了南斯拉夫的悲剧？当然各方面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起初，联合国对此几乎无动于衷，它的秘书长波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行动不力，对此漠不关心，他把波斯尼亚形容为“有钱人的战争”。当联合国代表正式抵达巴尔干后，他们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阻挠对最可恶的侵略者采取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欧洲人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法国明显地不情愿将事态进程归罪于塞尔维亚——而且法国人的确根本不愿意和巴尔干事务沾边。
这样，当1990年9月华盛顿当局在法国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上，试图将南斯拉夫提上议事日程时，弗朗索瓦·密特朗指责美国人“过度夸大”（事态的严重性）而拒绝这项提议。4个月后，当南斯拉夫问题再度上升，法国外交部声称外国干涉“为时已晚”，之后即使国际力量不得不投身该地区的行动，巴黎当局依然保持不合作，联合国派驻在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司令、法国将军贝尔纳·让维埃个人禁止在斯雷布雷尼察展开打击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空中袭击。 [12] 至于荷兰政府，更是否决了北约针对波斯尼亚塞族要塞的一切打击行动，直至所有的荷兰士兵安全离开波斯尼亚。
其他国家的表现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伦敦当局最后支持美国施压干涉，但在南斯拉夫冲突发生后的关键的前几年，英国当局阻碍欧共体和北约进行任何直接干涉。英国对待南斯拉夫难民的行为很是可耻：1992年11月，当无家可归的、绝望的波斯尼亚人的数量达到高峰时，英国宣布波斯尼亚人没有签证不能入境。这真是“不讲信义的英格兰”最无心肠的表现。由于萨拉热窝没有英国大使馆可以发放这样的签证，波斯尼亚家庭唯有借道第三国才能到达英国大使馆，这样英国人就说，既然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英国就不需要让他们入境。就这样，尽管在1992年到1995年间，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慷慨大方地接纳了成千上万南斯拉夫难民，英国实际上在同期减少了向它寻求庇佑的人员的数量。
尽管华盛顿当局过了特别长的时间才关注于巴尔干事务，但是一旦开始关注，美国在那里的表现就好多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动议，才推动了每一阶段的国际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中欧洲盟国一系列屈辱的源头。然而美国也踯躅不前——主要原因是其国防部不愿冒任何风险，也因为许多美国政要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个新奇环境中部署北约军队的想法——或者美国单边干涉这个与之从未争吵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如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波斯尼亚战争达到高潮时说的，“这是来自地狱的问题。”
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没有人以光荣的姿态出现。南斯拉夫联邦制度的失败是贝尔格莱德当局猝然造成的，但是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当局并不为联邦制度的消失而感到难过。波斯尼亚穆斯林没有多少机会犯下战争罪——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别人进犯的对象。他们的损失是最让人难过的——萨拉热窝的毁灭尤其令人悲伤。尽管规模有限，波斯尼亚首府是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它也许是最后的多种族、多语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代表了中欧和地中海中部的荣光。它可以被重建，但它永远不可能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武装的克罗地亚人要对无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负责——这些暴力行为，或者是在萨格勒布当局的授意下，或者是他们自发的。在波斯尼亚西部城镇莫斯塔尔，这里有超出寻常比例的跨宗教信仰的婚姻关系，克族极端分子开始有意将穆斯林或多信仰的家庭逐出城市西部。然后他们将克族农民驱赶进城市，取代上述家庭，这些农民由于在自己村庄里发生的种族清洗的经历，已经变得激进了。克族极端分子还包围了穆斯林的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1993年11月，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内雷特瓦河上一座16世纪的奥斯曼大桥，这座桥象征着这座城镇融合宜居的过去。
于是克族人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在碎石瓦砾中崛起的所有“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领导人中，弗拉尼奥·图季曼是更惊人地缺乏吸引力的一位。他想把南斯拉夫的过去从同胞们的记忆中抹去，他比任何人都重视这一点，并且把这当作一项个人计划：截至1993年3月，在克罗地亚新出版的课本、读物、百科全书、书本标题和地图中，“南斯拉夫”一词已经杳无踪迹。只有在图季曼死后，他建立的克罗地亚国家才能可信地重新定位自己，申请国际社会的成员身份。
但是说到底，是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应该为南斯拉夫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正是因为米洛舍维奇追求权力，导致了其他共和国的分离；正是米洛舍维奇随后鼓励他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同胞划出领土地界，并使用自己的军队支持他们。还是米洛舍维奇，授权并指引了针对南斯拉夫的阿族人的持续进攻，导致了科索沃战争。
贝尔格莱德当局的行动所到之处，都给塞族人带来灾难。他们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迫接受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放弃了从中划出一个拥有主权的塞族国家；他们在科索沃被打败，从那时起，许多塞族人有理由害怕遭到阿族的报复，满怀恐惧地从那里出逃；在南斯拉夫的残余部分中（黑山共和国也试图从中分裂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事态发展已经进一步加剧塞族人由来已久的因为遭受历史不公待遇而形成的整体自怜倾向。的确如此，从更长远看来，塞族人极有可能成为南斯拉夫战争最大的输家。这和他们国家的状况有关，今天即便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当前的生活水平和未来前景方面也比塞尔维亚排名靠前。
但是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塞族的责任。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可怕的暴行和病态的残忍——那一系列的虐待、侮辱、折磨、强奸，以及对成千上万自己同胞的谋杀——是塞族男性（大多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引发了意外的仇恨，以及媒体和当地的部族领袖对苦难的漠视，这些部族领袖的最高指令和权力来自贝尔格莱德当局。随后而来的就不是那么不寻常的事了：在欧洲短短几十年前就已发生过——当时整个欧洲在战争的旗帜下，普通人犯下了非同寻常的罪行。
毫无疑问，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塞族的宣传力量可以依赖的历史，一段以往的苦难历史，深埋在战后南斯拉夫貌似平静的生活底下，这种平静很有误导性。但是，恰恰是人们，尤其是某一个人，决定要唤醒这段记忆，从而操纵它，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戴顿会谈期间言不由衷地向一位记者承认，他从来没想到在他的国家，战争持续时间会这么长。这无疑是真的。但那些战争并不是由于种族原因自发点燃的。南斯拉夫不是坠落：它是被推的。它不是自己死的：它被杀害了。
南斯拉夫的情况最糟，但是各处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举步维艰。葡萄牙和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道路，伴随着从落后农业经济到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欧其他地方从自己的历史上就一直熟悉的混合过程。但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却没有先例。从贝尔格莱德到伯克莱，在学术界、大学和咖啡馆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十分令人期待的道路被理论化了；但是没有人想过要给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提供蓝图。
在共产主义的许多沉重的遗产里，最看得见的是经济问题。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或西利西亚落后陈旧的工厂不光经济上运作不良，还带来环保问题。二者联系密切：贝加尔湖的毒化，咸海的死亡，波希米亚北部森林四处飘落的酸雨，不仅代表着生态的浩劫，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严重透支。在对新工业能够有任何投资以前，旧工业需要被拆除，并且也应该有人为他们造成的破坏做出补偿。
在德国东部各州，联邦政府开始采用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进行修复的议案。国家投资银行（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在随后4年里花费几十亿德国马克，收购或变卖陈旧的工厂，向冗员清付工资，尽力补偿他们的活动造成的后果。结果尽管参差不一，并且几乎使联邦财政破产，前民主德国人民还是幸运的：他们摆脱共产主义的过渡由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买单。其他地方重新投资经济生活的代价却必须由受害者自己付出。
“后共产主义”的政府面临的基本选择，要么用“大刀阔斧”模式尝试一次性地、一夜之间从接受补助的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要么谨慎地去除或变卖“计划经济”中运作特别不良的部门，与此同时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对当地人来说最重要的方面：便宜的租金，有保障的工作，免费的社会服务。第一种策略与新崛起的一代“后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钟爱的自由市场法则最为吻合；第二种从政治上来说比较谨慎。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时期内（也许在不那么短的时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在鲍里斯·叶利钦的俄罗斯，两种策略都应用了，它的经济在8年里剧烈萎缩——这在现代史上对一个主要经济大国而言，是和平年代里最重大的挫折。
波兰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他先是财政部长，后来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强有力的监督下，首开先河，运用“大刀阔斧”模式，也是最持久使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巴尔采洛维茨争辩道，很显然，他的国家除了名称外已经破产，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一定无法恢复元气。然而除非波兰的信用建构是那种让西方银行家和借贷机构放心的类型，否则国际援助就来不了。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波兰强加严厉举措；相反，只要波兰预先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规矩，就可以名至实归地得到它需要的帮助。要想这样，唯一的方法是“要快”：应该抢在“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抢在人们认识到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之前。
于是在1990年元旦，波兰的第一个“后共产主义”政府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建立外汇储备，停止价格控制，紧缩信贷，削减补助（换言之就是允许企业破产）——这些措施都以国内的实际工资为代价，工资立刻降低了大约40%。除了不可避免地明确承认失业（支持和帮助那些失业者再培训的基金的建立，使情况得到缓和），这和70年代两度改革不成功的尝试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政治气候变了。
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担任了总理）领导下，国家奉行一套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不过他们额外强调货币可兑换性，实行开放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私有化，一切都符合克劳斯公开宣传的“撒切尔主义”。和巴尔舍诺维奇以及克里姆林宫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克劳斯喜欢“休克疗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他找不到什么值得保留的，他发现推迟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斯洛伐克的麦恰尔、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乌克兰总理（后来担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等人。为了避免他们的选民不安，他们尽可能推迟实行任何变革——乌克兰的第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1994年10月宣布——事实还证明他们非常不愿意放开国内市场，或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1995年9月，库奇马警告说，不要“盲目抄袭外国经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陈词滥调。
90年代初，第一批前共产主义国家艰难地走出经济泥潭后，在比较安全的基础上重新崛起，它们能够吸引西方投资者，并且看到自己最终可以进入欧盟的前景。波兰或爱沙尼亚相对于罗马尼亚或乌克兰而言，在经济策略方面比较成功，这对于任何来访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就小型商业活动或者从公众的乐观主义的层面上来说，这些更成功的东欧国家比前民主德国都要做得好，尽管后者拥有明显优势。
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更“先进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像波兰——或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缩短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尽管这是以他们老一辈更穷苦的公民付出一定代价来达到的；与此同时，剩下的第二批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自己挣扎，它们的前进步伐受制于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考虑必要的变革的、腐败的统治集团领导者。
从总体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即便没有克劳斯或巴尔舍诺维奇，或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同级别领导人，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也一直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要么是因为他们在1989年以前就出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要么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时代的扭曲现象并不像那些不那么走运的邻国那样病态（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比较即为明证）。当然，在某些国家首都可以找到的经济转型的奇迹——比如说，在布拉格，或者华沙，或者布达佩斯——并不是在它们的偏远省份里可以复制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中欧和东欧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繁华的都市地区和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之间。
比这些国家在后共产主义阶段经历的差异更发人深思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毕竟在每个国家，新的管理精英面对同样的策略选择。正如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鄙夷地说过的：“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到处都一样。 [13] 所以，总体的经济目标也是普遍地一样的：经济自由化，转型到某种形式的自有市场，加入欧盟——欧盟会保证带来诱人的外国顾客，他们会投资，提供地区性的援助资金，来缓解指令性经济的解体带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几乎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有见识的人看来，这件事别无选择。
如果说“后共产主义”各国的公共政策有深刻差异的话，那么不是因为对这些国家何去何从——或者如何到达目的地——有任何普通的见解分歧。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源。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也许已经扭曲，效率低下，但它们拥有大量的、潜在性的、有利可图的资产——能源、矿产、武器、房地产、通讯媒体、交通网络，还有其他不可胜数的资产。而且，在后苏维埃社会中，唯一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一座农场或工厂的人——拥有国际贸易或管理大型机构经验的人——知道如何办事的人，是共产党的自己人：知识分子、官僚、政要显贵。
这些人就是要在1989年后负责管理自己国家的人，正如他们在1989年以前也一样——他们要管到至少“后共产主义”新一代出现以后。但现在他们要在新的姿态下工作：他们不再为党服务，他们要在各个争权夺利的政党中工作；他们不再受雇于国家，相反却成为技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独立工作者。当国家出卖自己的一切利益（从采掘权到公寓街区）时，这些人（主要是男人，而乌克兰未来的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是个明显的例外）就是会做卖出生意的人——也是会做买入生意的人。
在传遍福音的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同市场相关。市场意味着私有化。在1989年后的东欧，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一样史无前例。西欧对私有化的顶礼膜拜从70年代末（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加快速度以来，为东欧从国有制狼狈撤退提供了一个模板；但除此之外两者几无相似之处。与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欧在4个世纪中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法律、制度、规章和实践——这些是它赖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法律和制度鲜为人知——而且自由市场的新信徒们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盗贼当道，贪污腐化。最寡廉鲜耻的是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当政时期的俄罗斯，过渡时期之后的经济落入一小撮人的手中，这些人变得富可敌国——到2004年为止，36名俄罗斯亿万富翁（“寡头”）聚敛了估计1 100亿美元财富，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4。私有化、贪污勒索和直截了当的偷窃之间的区别简直荡然无存：有那么多东西可供窃取——石油、天然气、矿产、贵金属、输送管道——然而却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这种偷盗。公共资产和公共机构分崩离析，被重新配置，官员们将事实上可以移动的或可以合法重新分配的东西占为己有，或转移到私人名下。
俄罗斯的情况最糟，乌克兰紧随其后。库奇马和其他政要都来自“商人”的巨额现金支持，当然这些钱也将为这些商人带来未来的收入：在后苏维埃的乌克兰，正如这些人心知肚明的那样，权力带来富贵，没有权力就没有富贵。公共财物、国家贷款或补贴从政府手中直接流入几大家族的腰包，当中许多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上。这些国家里的新“资本家”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他们仅仅通过洗钱方式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
裙带关系泛滥成灾，正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一样，但是有人变本加厉地中饱私囊：乌克兰拥有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克里沃罗格钢铁厂，这家工厂拥有4.2万名雇员，每年（在一个人均月薪只有95美元的国家）税前利润高达3亿美元。2004年6月，这个厂终于被出售。在基辅，当人们得知成功“拍得”这个厂的人叫维克多·平丘克，无人会感到惊讶。此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商人之一，也是乌克兰总统的女婿。
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国有资产即使没有全部卖光，也遭受了类似命运。当地政治首脑们安然度过最初的私有化谈判，他们更愿意按原有方式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正像阿尔巴尼亚人在差不多也是同时期里所做的那样，追求快速从市场得到满足的罗马尼亚人却被提供了一种金字塔计划，能保证在短期内带来巨额的无风险暴利。在高峰时期，一个号称“博爱”却实为欺骗性的商业阴谋活动，在1992年4月到1994年8月风行一时，参与者可能有400万——几乎占到罗马尼亚人口的1/5。
就像“合法”的私有化一样，这些金字塔计划（这些计划在俄罗斯也大行其道）主要使私有现金流入以旧的政党网络和安全机构为基础的黑手党手中。与此同时，在齐奥塞斯库倒台14年后，66%的罗马尼亚工业仍然保留在国有制中，尽管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有吸引力的企业已经易手。许多年来，国外投资者对冒风险将资本投入这样的国家顾虑重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于长期缺乏法制保障，充裕回报的前景被抵消了。
在中欧其他地方，风险的平衡对外国投资者有利，原因是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必将加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立法。即使这样，在匈牙利和波兰最初的私有化过程中，很多是将共产主义时代的黑市交易转化为合法的活动，或是将国有企业中明显有望成功的部分快速出售给有境外资金支持的当地企业家。变革3年之后，波兰国有企业中仅有16%出售给私人。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个有独创性的担保计划，向人们提供机会购买国有企业中的股份。这个计划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但它在后来几年的主要效果却是为未来的丑闻种下祸根，并且造成了针对猖獗的“牟取暴利”的政治反击。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私有化被扭曲的一个原因是西方介入的实质性缺席。的确，在莫斯科或华沙，一开始时有许多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主动要求教给接待他们的东道主如何建设资本主义，而且特别是德国公司对相对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司（例如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制造公司”）很早就表示了兴趣。 [14]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外国政府的参与，没有马歇尔计划，或者任何和马歇尔计划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除了在俄罗斯，来自华盛顿当局的大量拨款和贷款源源不断地涌入，以支持叶利钦的政府，而这些钱却又流入了叶利钦及其盟友和支持者的腰包里。
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 [15] 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被外国评论家不甚公正地指责为“民族主义”，可以预想，这些做法成效甚微：通过限制外来投资而扭曲本地市场，他们只不过将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推向腐败。 [16]
于是每个不老实的俄罗斯寡头都在伦敦或戛纳有第二个家，每个兴高采烈的年轻波兰生意人都有一辆宝马和一部移动电话，每有一个这样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几百万愤愤不平的、靠微薄养老金度日的老人和下岗工人。对这些老人和工人而言，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更别提成百上千万个既不能被重新安排就业又不能在经济上自谋生活的农民了：在波兰，到了20世纪末，农业只贡献3%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他们占劳动力的1/5。失业一直在许多地方泛滥——但失去工作却带来便宜设施和其他福利，过去这些好处在这些国家是和工作相伴的。物价持续上涨，不管是因为通胀 [17] 也好，或是因为预期加入欧盟，任何有固定收入或国家年金收入的人（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教师、医生和工程师过去曾是社会主义的骄傲）很有理由越来越怀念过去。
东欧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过40的人——沉痛地抱怨他们失去的物质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渴望回到共产主义。一位50岁的俄罗斯退休军事工程师和她拿着养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对外国记者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好过，确保有个美好稳定的未来，物价便宜，但与此同时，我们能拥有过去没有的自由。”
对拉脱维亚人来说，回到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尤其是农民坚信他们的日子在苏维埃时期更好些。他们也许是对的，不光因为他们是农民。在革命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人非常喜欢看电影。到1997年，拉脱维亚人看电影的比例下降了90%。各处的情况都如此，保加利亚下降了93%，罗马尼亚下降了94%，俄罗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兰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国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电影的直接关系，证实了一项保加利亚对当地电影院上座率下降调查得出的解释：自从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选择……然而人们不再买得起电影票。
在此情况下，东欧艰难的不彻底的经济转型引发了约翰逊的观察评论，即认为尽管经济转型没完成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实现转型，就已经够让人吃惊了。同样适用于这个评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维也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社会有任何关于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记忆，各国的许多批评家都对未来实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观。如果资本主义没有法律限制，直接堕落成偷窃行为，那么，如果没有公认的、能被理解的公众言辞和政治竞争的界限——恐怕民主将冒着沦为竞争性煽情的风险。
这种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将权力、信息、主动性和责任集中在政党国家手中，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个不仅个人互相猜忌、对任何官方声明或承诺将信将疑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缺乏个人或集体主动意识，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众选择的基础。在后苏维埃国家中，最重要的新闻导向来自提供确凿信息的报纸——莫斯科的《事实与争鸣》，基辅的《事实》，这绝非偶然。
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转换到一个开放社会是最难应付的。年轻一代有获得信息的较好渠道——从外国电视广播或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但尽管这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选民越来越国际化，甚至越来越老于世故，这也使他们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了分歧。在国家独立10年后对年轻斯洛伐克人的调查，证明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明显的鸿沟。年轻人对1989年前发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无联系；相反，他们抱怨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伐克的美丽新世界里，他们的父母飘忽不定，而且十分无助：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能提供建议。
代沟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政治后果，事实证明，凡是年纪大一些或者比较穷困的选民，往往都容易被对新的自由共识提供怀旧的或是极端民族主义选择的政党打动。可以预料的是，这个问题在前苏联的某些地方最为糟糕，那里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最严重，民主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由于贫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摇的新贵富豪，俄罗斯和乌克兰上了年纪的——还有没那么上年纪的——选民们尤其容易受独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尽管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容易创建模范宪法和民主政党，但要锻造一个有甄别力的选民群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处的初期选举倾向于自由派或中间偏右的联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旧政体的倒台；但经济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带来的反冲力往往对前共产党人有利，现在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
旧日的政要显贵的转型不像外界的观察者眼里那么古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与民主的共同之处要多：可以说，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姑且不论其他，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公敌——资本主义，或“西方”——而他们的继承人会擅长操控广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义（“至少在过去那时我们人人都很穷苦”），进而将“后共产主义”的悲哀归罪于外来干涉。
于是，像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的崛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手下有名的擅长溜须拍马的文人，早在从民族共产主义转型到极端民族主义之前，他就致力于撰写对“近卫团”的荣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1991年，在移民们的金钱支持下，他创立了“大罗马尼亚党”，其政治纲领包括了民族主义怀旧情绪，攻击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得到公开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在2000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1/3罗马尼亚选民选择支持图多尔，票数超过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前共产党官员伊昂·伊利埃斯库。 [18]
即使当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正如俄罗斯名为“Pamyat”（意为“记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他们舒舒服服地滑进对苏维埃过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将一种无法公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愤懑之情和对苏维埃遗产和它的丰碑的怀旧之情融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将爱国的漂亮话和对苏维埃式的独裁主义失去的世界表示遗憾结合在一起，这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义者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波兰90年代末兴起的各式农民政党和“民粹派”政党中也有类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莱佩尔的广受支持的“自卫党”。
尽管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 [19] 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俄罗斯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不足为奇的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旧式俄罗斯仇外基础上建立个人竞选魅力的新的火爆公众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这句话有多少局限性，苏联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文化璀璨，是俄罗斯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和延伸。它的解体对老一辈俄罗斯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痛恨苏联军方，由于北约将俄罗斯“远东”吞并了，而国家无力阻止。重获国际“尊重”的愿望驱动了莫斯科当局的许多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职权的性质使然，也是因为普京可以获得的广泛支持，尽管（或因为）他的国内政策越来越狭隘偏执。
出于明显原因，中欧的俄罗斯前帝国的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怀旧。但即使是共产主义失去的世界在民主德国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旅游、电子媒体和言论自由，1989年前的生活更好。在其他国家，甚至连旧日共产主义时代的媒体节目都引起了某种喜爱之情——2004年，捷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泽曼少校》的重播，这是70年代初的侦探系列节目，它的剧本几乎就是1968年后“正常化”的宣传。
只有在捷克共和国（还有法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还公开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个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概1/5选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党：反美，反欧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见的是反对上述一切。尤其在巴尔干人中间，“反美主义”或“反欧主义”就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代号，这给不能公开对旧日表达怀念的前共产党员以外衣，让他们在经过掩饰的公开声明中表达相同的观点。
这些抗议的选票，间接地说明不可避免的共识约束了政治主流：这个地区只有唯一可能的将来，那就是在西方，在欧盟，在全球市场，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就这些目标而言，相互竞争的各主要政党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全部通过批评他们政敌的“失败了的”政策，然后自己又接着实施一个惊人相似的计划。中欧和东欧的结果都是一种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语言——“民主”、“市场”、“预算赤字”、“增长”、“竞争”——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这些概念都没有意义，也无关紧要。
想要表达抗议或痛苦的选民就这样被拖向边缘。90年代初，观察者们在“后共产主义”欧洲见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及其擅长煽动情绪的领导人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危险的力量，是一个落后的、被时间扭曲和束缚了半个世纪的地区里的倒退现象。然而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尤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还有和他们非常接近的从挪威到瑞士的领导人的成功，已经倾向于稀释西欧评论俨然以恩人自居的语气。复旧现象是不管边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奋力使之实现的知识分子看来，它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直通过新闻界保持有影响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诺斯·基斯）从原本知识分子出身转向议会政治（基斯是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最后还是在公众的视线中度过喧嚣的几年后，回到了学术生活。但大多数早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变身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除了做做过渡性质的有名无实的领导，还有许多人努力过，但也令人悲哀地证明是不合适的。瓦克拉夫·哈维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评论早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好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几十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全无准备。他们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剧烈地下降也一样全无准备。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阅读习惯的改变，年轻一代离开了传统观点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的期刊已经令人悲哀地边缘化了。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的《文学评论》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兰流放者出版的、广受崇敬的文学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维护波兰文化的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国的首都成功地创办后，挣扎着保有1万名读者。《新文学》是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样困难重重，到了1994年，发行量不到1.5万份。这些数字如果按比例摊派到人头上，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在中欧，它们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代表着文化的重点发生了令人悲伤的转移。
这些知识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大受好评的强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需要建立重视道德的文明社会，来填补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方向的空间；然而他们的看法被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实务压倒。在短短几年间，中欧的“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古旧的观念，只有几个外国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了十分相似的情况（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战时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调被驱散，首先被战后重建事业取代，随后被冷战取代。然而，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在那些年里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这要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匈牙利和波兰同行就不那么走运了。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我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的话）。这就证明了，几乎任何一个后共产党政权都会带来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仅在道德化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其他人中间都一致认为，在苏维埃时代犯下的政治罪行应该昭告天下，而犯罪的人应该被惩罚。除非关于共产主义的过去得到公开承认，已是困难重重的、向自由的过渡就会难上加难：旧政权的辩护者们会洗刷罪行，人们就会忘记1989年究竟意义何在。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都超过40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50年，在苏联本身是70年。政党国家对权力实行垄断。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它的警察成为国家中唯一的当权派。回顾过去，谁能说共产党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当然被外国政府当作合法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国际法庭或审判庭宣布共产主义是非法政体。那么，怎能因为某人过去遵守共产主义的法律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而惩罚他呢？
何况，最早呼吁对共产主义暴政还以颜色的人当中，一些非常显眼的人自己的出处就让人怀疑——在90年代初混乱的情绪中，反共和某种对被共产主义者们取代的政体的怀旧混杂交织。要将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它之前的法西斯统治者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有理智的人承认，应该区别对待斯大林时代：要惩罚50年代那些参与政变、公审（为宣传目的而举行的对政治反对派等的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和迫害的人为时已晚，而且他们的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
人们觉得这样的事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翻阅档案，可以出于后代的利益而考虑把事情处理好。然而，关于后斯大林的几十年，已有广泛共识，对最惊人的罪行和罪犯应有一些公开反思，例如：共谋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刺杀波皮鲁兹科神父负有责任的波兰警察（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下令射杀任何企图翻越柏林墙之人的民主德国当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