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仍然有两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前共产党党员和警官？如果他们没受到明确指控，他们应为自己过去的行动遭受什么惩罚吗？允许他们作为警察、政治家，甚至总理参与公众活动么？为什么不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竟积极参与了推翻自己政权的活动。但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如果要对这些人的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那么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长？所应牵涉的政要显贵应该包括哪些人？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和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想要实施“去纳粹化”计划的盟军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除了一点不同：1989年后，做决定的不是占领军，而是直接相关的各方。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复杂，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共产党政权不仅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领导的公民；他们还鼓励人们加入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同安全机关合作，报告自己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关系的人的活动和想法。这种地下特工和线人网络的规模，各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到处都有。
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怀疑——谁在某个时间不会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经意间？出于同样原因，很难区分仅仅由于懦弱或甚至是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贪图金钱或别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绝向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报告的话，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你孩子的将来。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灰色面纱就这样落在很多孤立无助的个人的选择上。 [20] 回头看，谁——除了几个英勇的、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能够安然通过评判？而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许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亚当·米奇尼克——最积极地反对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的同胞。
尽管这些困难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都很普遍，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处理的方式。在没有真正转变的国家——共产党人及其朋友仍然当权，只不过换了新名称，而且有了新近洗过（像洗钱一样）的“西方化”日程——过去尘封如故。在俄罗斯，正如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惩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提出过，旧政权的高级官员静悄悄地又官复原职：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共产主义时代的“强力部门”（包括检察官、警察、军队或安全部人员）占据了超过半数的总统非正式内阁。
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令举国震惊。除了8.5万名全职人员外，全国还有大约6万名“非正式合作者”，11万名固定线人，还有超过50万的“兼职”线人，许多人甚至无从知道自己被归入这一类人。 [21] 丈夫监视妻子，教授告发学生，教士检举教徒。前民主德国有600万份居民档案，占人口1/3。整个社会实际上被渗透，被分裂，被污染，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卫者惹的祸。
为了使互相恐惧、互相猜忌的沸腾情绪缓和，1991年12月，联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会教士约阿西姆·高克领导下的委员会监管政党的档案，防止对其滥用。个人可以确认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档案”，然后，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过来阅读这个档案。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有时是带来了破坏性的家庭后果——是谁告发了他们，但这材料并不是对全部公众开放的。这是一种笨拙的妥协，但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非常成功：截至1996年，一共有114.5万民众申请阅读他们的档案。覆水难收，没有办法复原人类造成的破坏，但由于信任高克委员会不会滥用职权，它控制的信息几乎从来没有被用来提升政治优势。
正是由于担心利用这样的信息，在东欧其他地方禁止了类似的程序。在波兰，使政敌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责他们过去（和旧政权）的合作——在2000年，甚至是列赫·瓦文萨也被指控和前特务机关合作，尽管这个指控从来没有生效。一位“后共产主义”的内政部长甚至威胁要将他所有和前政体合作过而因此褪去光环的政敌名单全部公之于众；正是由于担忧出现如此的行为，米奇尼克等人倾向于将共产主义的过去一笔勾销，向前看。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对审讯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当时78岁）。时间回到70年代，那时这位总统下令向罢工的工人开枪。1989年，最近记忆中的军事法及其余波，使旧事重提并评估罪责显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这么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溜走，大众的注意力已转到别的地方，于是，迟到的、回顾性的伸张正义看起来更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拉脱维亚规定，任何被记录和克格勃有瓜葛的人将被禁止从事公职长达10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拉脱维亚公民重获自由，他们学习德国的榜样，可以阅读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档案；但内容只有在一个人寻求司法职位时才公之于众。在保加利亚，新政府学习维希政府之后的法国，建立法庭，拥有权威，对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关的坏事的人施以“公民权降级”的处罚。
在匈牙利，共产党在交出权力的过渡阶段的和善方式，使人觉得很难清算或惩处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为在卡达尔之后的匈牙利，争论的主要焦点当然是1956年，一个对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古老历史的时期。在邻近的罗马尼亚，那里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实行报复，要建立一个当地版的高克委员会的努力，几年来一直遭到失败，因为受到“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的坚决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些知情人（从总统伊利埃斯库开始）肯定会被任何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活动有关的严肃盘问牵连其中。最后，一所“国家‘安全’档案研究学院”创立，但它永远比不上德国原创的权威性。
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和共产主义的过去达成妥协的问题能使人人都满意，或达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解决方式引发了超越国界的争议。在这里，斯大林主义比别的地方来得迟，持续得也更长久些，而对“正常化”的丑恶记忆还很鲜活。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捷克地区也比别的东欧地区更加扎实。最后，举国对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后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显失败感到不舒服。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整个国家——在它最不妥协的国内批评家看来——问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劳斯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1990年制订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项“后共产主义”立法旨在抚慰1948年至1989年之间被非法审判的人，最后付出1亿欧元作为补偿——几乎没有引发争议。但紧接而来的是一部“清洗法” [22] （1996年该法重新获得5年有效期，并且在21世纪初到期时，再度延长有效时间），它的目的是审查一切公务官员和即将成为公务官员的人，看他们是否与旧制度的安全机构有关。但是，这个貌似有理的目标造成广泛的滥用机会。后来得知，许多在旧时秘密警察线人名单上的名字只不过是“候选人”罢了：旧政权想要强迫就范的男男女女。他们包括几个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并不住在国内。
秘密警察的名单很快进入报界，由政客们和议员候选人发布，并且借此大作文章，希望借此羞辱他们的政敌。在这场诽谤政敌的硝烟中，甚至哈维尔也被指为一度要被警方搜罗到间谍网中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某些评论家警告的那样，这份警方秘密名单虽然极大扩展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员的数据，但却对那些从事征召工作的警员的身份几乎保持缄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报》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绘了两个男人在布拉格议会大厦前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担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挥员。” [23]
清算并不是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也确实给它的许多受害者带来尴尬，他们被不公正地“点名和羞辱”。更严重的是，也许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种公开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旧的“公民论坛”联盟的分裂——长期坚持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哈维尔）反对新法律，而克劳斯则热情地支持这个法律，认为这是一种“澄清谁的立场是什么”的方法（而且让以前批评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产党员——感到难堪）。值得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同样反对关于“清算”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被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尽管从前他为了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独立，曾经充分利用警方档案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对地说来，《清算法》在生效的头12年里基本上没有造成直接破坏。这项法律运用于申请证明自己清白的30万人：其中大约9 000人没有通过，这个数字与1968年后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从党内清算出去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这项立法更持久的影响是它遗留的苦涩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会对“天鹅绒革命”如此结束的方式的愤世嫉俗情绪。看来，捷克共和国中的“清算”与其说是关于如何诚实地对待逐渐淡出的过去，还不如说是关于如何使逐渐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1993年7月，捷克议会采纳了《关于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反共产党政权的法案》，事实上宣布共产党为犯罪组织。这样就从理论上把千百万前共产党成员变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实际影响是纯理论上的，并未采取实质行动。这项法案并不是要羞辱共产主义，并使推翻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化，而只是用来将一种超然的怀疑强加给民众。在这项法案通过的10年后，民意测验显示1/5选民拥护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这个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政党，党员有16万名。
[1] 1910年到1990年间，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是中欧发展最快的城市中的几个。
[2] “我们应该杀死一些塞族人，将另一些驱逐出境，然后让剩下的信奉天主教。”——克罗地亚法西斯在萨格勒布的宗教部长1941年7月22日如是说。
[3] 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本书作者前往斯科普里搜集事实，马其顿首相“秘密”告诉笔者，阿族人（包括他自己的刚刚离开房间的内阁同事）不值得信任：“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东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基督徒。”
[4] 当然，在克族人和其他人看起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指出塞族控制了全国的军队（截至1984年，60%的军官团队是塞族人，这一点公正地反映了塞族在总人口中的存在状况，但也仅仅如此而已），而且他们会指出贝尔格莱德当局不成比例的投资和联邦财政的支出。
[5] 由于南斯拉夫的种族身份不能通过体貌特征或语言来确认，游荡的军人依赖于村民“指认”他们的邻居——他们与这些家庭在和平时期曾经多年甚至几十年友好地比邻而居。
[6] 1992年至1994年间，联合国在巴尔干的机构几乎和波斯尼亚塞族人一个鼻孔出气，比如说，允许他们享有有效的否决权，可以决定何人何物可以出入被包围的城市萨拉热窝。
[7] 在法国坚持下，签署协议在巴黎举行——这个做法本意是要在形式上好好补偿一下，但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突出早先法国对反对塞族人的行动是不情愿的。
[8] 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在2004年12月2日被欧盟驻波黑的多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9] 日渐迟暮的希腊首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为获得竞选优势而操纵民族情绪，宣称“马其顿”的说法是他的国家的古老遗产的一部分，仅适用于希腊自己的最北部地区。如果源自南斯拉夫南部的斯拉夫国家自称为马其顿，它必有民族统一之志。帕潘德里欧不能承认的是，许多希腊马其顿地区的“希腊人”本身就是斯拉夫人的后裔——尽管最后由于爱国的目的而希腊化了。
[10] 1996年冬，在当地的选举明显带有欺骗性的结果产生后，塞族学生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示威，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他们抗议米洛舍维奇的独裁，要求变革。他们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任何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将米洛舍维奇当作戴顿协议签署后的稳定因素，于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削弱米洛舍维奇地位的行动。
[11] 至于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暴行，贝尔格拉德当局及其支持者要么坚持说暴行从未发生过，要么等到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说这是受害者自己刻意安排的“挑衅行为”。
[12] 让维埃的行为引起了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们要求将他作为随后发生的大屠杀的共犯。
[13] 在以商业为导向迫不及待想要逃离桎梏重重的过去的年轻一代中，“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传奇”甚至带来了新的因循守旧，来代替共产主义刻板的公众语言：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顶礼膜拜，认为这种经济学带来的是阳光明媚和欢欣鼓舞，却从来不懂它的社会代价。
[14] 由于对布拉格被大德国共荣圈重新吸收的前景，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不安情绪，有一个流行的笑话：“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共产主义远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坏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
[15] 例外的是爱沙尼亚。它事实上被斯堪的纳维亚邻居收养了，因此获益颇丰。1992年，当它离开卢布区时，它的92%的贸易都是和前苏联进行的。5年后，75%的贸易都是和西方进行的，其中多数跨越波罗的海。
[16] 除了腐败，还有效率低下。形式上的私有化造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一旦集体农场分割为小块土地，它们就不能再用拖拉机耕种，而恢复到手工耕种的形式。
[17] 据估计，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1993年，乌克兰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 371%之高。
[18] 但罗马尼亚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布加勒斯特1998年市长选举中，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城市中到处张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海报。海报上这样写着：“他们枪杀了我，但你们有没有过得更好？记住我为罗马尼亚人民所做的一切。”
[19] 他们甚至有时还和顽固守旧、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好时光的法西斯分子结盟——尤其是在克罗地亚。
[20] 这个面纱没有落在某些为自己服务的著名作家身上——他们如果拒绝提供服务的话，并不会遭受什么损失。比如克里丝塔·沃尔夫，她那些很引以为自豪的文学成就，若从后来发现的她和安全部之间的合作上来看，就显得有点不那么令人欣赏了。
[21] 作为比较，1941年，盖世太保人数不到1.5万名，却管辖了整个大德国。
[22] 这个词源于捷克语lustrace，意思是“带向光明”，尽管英文译语也带有“清洗”的内涵。
[23] 感谢雅克·拉普尼克博士提供这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