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欧洲——新欧洲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欧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
——让·莫奈
用爱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总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们的各种咄咄逼人的表现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绝大多数人的相对富裕和1 1%的永久性人口失业率，该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组合现象呢？
——比阿特丽斯·韦伯，1925年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绪不仅限于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同样具有摆脱中央统治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承担偏远省份贫困人口的责任。从西班牙到英国，西欧已确立的各国领土遭受大范围的行政分权，虽然这些区域在表面上仍然维持民族国家的形式。
我们在本书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欧某些地区的离心倾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宪法中已经给予承认。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公共机构和统治机构。1983年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使加泰罗尼亚语迅速成为具“支配地位的授课语言”；10年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稚园和学前班内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亚西班牙语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轻人还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未达到民族独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实力，其他地区的确也望尘莫及。1993年，作为西班牙7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其中超过1/4的外资直奔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又投资在其富庶的省会城市巴塞罗那；该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国内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罗尼亚获得独立，毫无疑问它将迈入欧洲大陆富庶国之列。
导致加泰罗尼亚人萌生独立意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对国家财政部的巨额资助。这项资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地区性补偿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省、纳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样，加泰罗尼亚也同样从“西班牙”这个大整体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对传统意义上民族名义的利用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 (无论是帝国的光辉、军队的荣耀，还是西班牙国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对传统和天赋权力等豪言壮语已经没有兴趣了。
事实上，和上一代“后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一样，西班牙人是严厉禁止“谈论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区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没有受到极权组织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区性身份曾经是旧政权最钟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向民主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这个例子中，自治、分裂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很明显，巴斯克的“埃塔”组织由此走上一条危险之路 (他们甚至还策划了1995年刺杀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此外，600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时，巴斯克地区的老工业区却日渐衰弱。巴斯克地区普遍存在失业问题，收入水平比加泰罗尼亚地区低，只在国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没能利用上述条件，那么多半是由于该地区200万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会说巴斯克本地语）。所以居民们对分裂活动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独立，更多人选择已受法律保护的地区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党内部，大部分成员也持相同看法，选择地区自治。对于“埃里·巴塔苏纳党”这个“埃塔”组织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选票正在流向温和自治党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党。到20世纪末，埃里·巴塔苏纳党已经成为包括对政府当局不满的绿党人士、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全球化论者的多元在野党。
如果说，推动西班牙民族国家分裂的是对过去的记忆，那么在意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对现状不满引起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地区位于北部偏远地方：该地区的人们对自己被迫接受意大利人这个身份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因为战争原因，而非自愿认可意大利人身份）。和意大利语相比，当地人更喜欢说法语、德语或者斯洛文尼亚语。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区协议的颁布使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瓦莱达奥斯塔自治区位于阿尔卑斯西北部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位于邻近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则在种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后成为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正如我们在上阿迪杰地区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也从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地区性补助和其他帮助中获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边境地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政治视线：它们成为这个区域化大陆里的区域性地区。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区分裂主义却更具威胁性。1970年之后，按照战后宪法的规定，意大利在原有5个自治省(3个边境地区、撒丁岛、西西里）的基础上被细分为15个区。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区、翁布里亚地区或者艾米利亚，这些地区都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一样，因为历史特殊性而产生强烈的独立愿望，虽然几十年前这些地区非常明显的语言差异已经慢慢减弱，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的新自治区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虚构单元。虽然这些地区吹捧自己选出来的议会和领导人，并且招募了很多官员，但是这些地区单位既不能克服他们的意大利人身份，也无法与中央政府切断政治上、首先是财政上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区的存在，倒是提醒意大利人：富庶的北部与靠救济的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持续的差别，同时也为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仇恨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解释。
这种结果至少在意大利导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富裕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皮埃蒙特区和伦巴第区的工业化城镇、博洛尼亚省及其腹地的富裕农场和小型企业）明显比意大利其他地区富裕，与别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第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而位于意大利“靴子”地形的“脚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区，其人均生产总值是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6％。80年代梅索兹阿诺的贫穷率是意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方面已经可以和法国或者英国相比，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地区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过巨额财政汇款来弥补。
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伦巴第联盟(之后改称“北方联盟”)开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们认为意大利“南部地区”依靠北部财富占了太多便宜的共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北方联盟党创始人和主席翁贝托·博西的意见，解决方式是剥夺罗马的财政权力，将北方地区从其余地区中分离开来，最终保证伦巴第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立，同时让那些贫穷的“寄生”地区自食其力。这与加泰罗尼亚(或者斯洛文尼亚，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下的捷克共和国)何其相似。
在90年代的大选中，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联盟党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以及前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的国家联盟党的联合获得的。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后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贫穷的意大利南部人民，而这些人正是北方联盟党非常鄙视的。虽然两党相互敌视，联盟党领导人博西的支持者们仍心存幻想，但是意大利不存在严重的分裂问题，也没有哪个省会独立。
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实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并且漫不经心地着手将某些机构和资源分给各省。在法国新建立的各个地区单位中，不光是阿尔萨斯或者法国的巴斯克各地区有兴趣切断它们同巴黎的联系，而不管它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岛基于真正意义的语言独特性和历史独特性而掀起了一场民族脱离运动，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科西嘉岛只要独立于大陆，就能繁荣。但是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对暴力（和解决家族之间的宿怨）感兴趣，就像“埃塔”组织一样，所以始终只限于吸引少数人。
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大肆谈论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优点时，在法国即使是最轻微的骚动，也会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对新雅各宾派的突然涌现出来的普遍敌视。此外，法国那些特征最为迥异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从高速铁路干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内部投资的税收优惠，都来自法国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欧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无几，这部分支持者大多数是60年代那个时代的狂热退潮之后仍然于心不甘的、上了年纪的好斗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周围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等富裕的地区即使只靠自己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关于独立的记忆却尘封已久，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复这种记忆。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凯尔特人虽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伦敦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民族复兴。在威尔士，这种复兴意识体现在文化形式上，威尔士人在教育和媒体方面加强了语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义政党“威尔士民族党”领导人所说的，只有在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北威尔士，人们才要求完全独立，实际上也只有在那些地方，要求独立的呼声才找得到共鸣。威尔士的南部城市与英格兰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联系，与全国工会组织、工党、自由党都有完善的政治联系，所以他们对主张建立小国家的威尔士民族独立分子一直非常地警惕。
所以，虽然威尔士民族党候选人在1974年的全国大选中首次实现突破，并且之后一直存在并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该党从来没能使民族独立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3月参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尔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议会，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20年后，威尔士终于开始实施分权制，但促成这个结果的不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托尼·布莱尔第一任期内工党新政府的行政重组计划——在推行这项计划时，精明的布莱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赋予加的夫新威尔士议会的有限权利同样会落入现在正行使着它们的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手里。
结果，威尔士国民大会虽然拥有大量象征性权力，但是几乎没有实权，它们只是在表面上满足了民族分裂者们对于认同威尔士最高权力的需求。毕竟，威尔士从1536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起就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尔士王室的后裔。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威尔士的复兴已经足够，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威尔士全面民族意识的复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威尔士公众生活表面之下的愤怒和仇恨出于经济上的苦恼，而非民族独立的野心。假如有两个选择，一是威尔士独立，二是必须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但恢复受工业化破坏的矿区、城镇、港口以及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很少会有威尔士人犹豫不决。
苏格兰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苏格兰同样因为老工业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立于70年代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他们的威尔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单一目标”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突破——该党在议会中重新获得11个席位——此成绩已超过保守党，并对传统的工党大本营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威尔士人不同，苏格兰公民真正赞成权力下放；虽然他们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力，并且无可置疑地在为一个国家说话。即使苏格兰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为自己说话，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无疑是以一个独特和分离的民族的身份在说话。
苏格兰民族主义从两处受益，一是幸运地发现北海油田和天然气(它为阿伯丁和东北部地区带来财富）；二是从欧盟委员会的地区政策中受益，这使苏格兰行政官员和商人能够绕开伦敦，与布鲁塞尔总部建立直接联系。苏格兰虽然在1707年的《统一法》中加入了英国，但是它一直保持了一定距离。与其说它的自我意识建立在语言或宗教的区别之上（尽管这些区别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大部分苏格兰人身上已经变得模糊），不如说建立在优越感和怨愤的奇异组合之上。
正如很多现代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出自爱尔兰人之手，一些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自同样使用英语的苏格兰人，从大卫·休谟到亚当·斯密，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后来的一些名人，其实都是苏格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爱丁堡是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纪早期英国工党运动的激进中心；而且苏格兰的商人、经理和移民都担负着建设、开发和管理英格兰帝国的大部分领地。此外，苏格兰一直坚称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即使在伦敦的集权统治下，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统。
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建议，特别是在欧盟这个大集体中，苏格兰绝对不会是最小、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否大部分苏格兰人在确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实质性独立后还希望走得更远，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苏格兰仍然依赖英格兰；所以到90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引擎会很快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移民的后代是否属实，那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仅仅隔着50英里不到的海峡，但是两个民族在意识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鸿沟。苏格兰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抵抗和排斥英格兰人的那种欲望，而北爱尔兰新教的民族爱国精神则来自强烈留在“联盟”内部的决心。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在于双方极端分子有着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又相同的目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希望将不列颠当局从北爱尔兰赶出去，成立重新统一的、独立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而新教统一党成员以及他们的准军事志愿者则将目标定在压制“天主教徒”并且继续保持与伦敦历时300年之久的联系。(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临时共和军和统一党能够最终达成妥协，这不是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不够有决心，而是双方都受到压力。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中，外国势力纷纷介入，所以，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北爱尔兰暴行和反暴行，不仅使当地的人们失去对号称是他们的代表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伦敦、都柏林、华盛顿都以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双方至少能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
但是，1998年4月签订的《耶稣受难日协定》是否能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仍然不是很明朗。双方勉强签订的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协议是在多方努力下达成的——爱尔兰和英国的两国首相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努力；爱尔兰自治政府议会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派的担保；结束新教秘密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双方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及长期的政府间会议，用以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实施，多方力量的善意举措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作为爱尔兰百年战争的停战协议似乎支撑不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领导起义的年长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执政。
此外，爱尔兰共和国自身在90年代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所以现在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形象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后民族时代的欧洲繁荣中，通过鼓励多元文化和推行低税收，年轻的都柏林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对它来说，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分裂主义观点是另一个时代的怪异老古董，就像伦敦人眼中的执迷于帝国统一梦想的“奥兰治社”——另一个时代的怪异遗物。
对于熟悉西欧大国早期历史的人而言，在西欧的大国里实施“准民族特殊论”的新政治，似乎是对19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颠覆。即使在与众不同的现代欧洲，这一模式的例外之处还是证实了以下规则：德国作为前苏联的最大的欧洲西邻，其分裂势力并未苏醒。这不是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纳粹德国战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国了。
无论德国是直接以古代邦国为基础(例如巴伐利亚），还是将曾经独立的公国和共和国重新组成地域联合(例如巴登——符腾堡，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现代德国在很多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面都实行相当程度的财政和行政自治：教育、文化、环境、旅游和当地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在有限范围内，以地区界定的身份政治对德国人也许比较有吸引力（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也许的确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区发挥了替代治理作用。
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最集中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出现在西欧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欧洲最小国家比利时。它的国土面积与威尔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过邻国荷兰，但是这个西欧国家的党派林立状况却能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状况相比。比利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分裂主义浪潮消退后，西欧的民族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到20世纪90年代，瓦龙尼亚的城镇和其他区域都陷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衰退中。采煤、炼钢、石板制造、冶金业、纺织生产这些传统的比利时工业财富的摇篮实际上已经消失：比利时的煤产量从1961年的每年2 10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年产量少于200万吨。欧洲曾经利润最高的工业区，只剩下位于列日省北部默兹河流域的旧煤矿区，此外还有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一些设备落后陈旧的煤矿。该地区先前大部分的采煤工、炼钢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都靠双语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业收入较高的北方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佛兰德斯民族分裂分子看来是如此)。
佛兰德斯经济繁荣。1947年，佛兰德斯有2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但是50年之后，操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人中，靠土地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3％不到。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佛兰德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谷，佛兰德斯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其速度是瓦龙尼亚的两倍。由于没有老旧工业和工人失业问题的羁绊，像安特卫普和根特这样的省份随着服务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繁荣。它们的发展还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从米兰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带。在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多(人口比例为3∶2)，前者比后者的人均收入高。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更具优越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导致北方佛兰德斯人强烈要求与其新的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2005年的比利时
简言之，比利时具有欧洲一切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构成要素，如古老的地域区分 [1] ，历史悠久且似乎无法克服的语言鸿沟(虽然很多说荷兰语的居民至少会一点法语，但是大部分瓦龙尼亚人不说荷兰语），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况加剧。更为复杂的是：在比利时短暂的历史中，生活在贫穷的居住区的佛兰德斯农民一直受到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语的瓦龙尼亚城市同胞们的控制。佛兰德斯民族主义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对强制使用法语的憎恨，说法语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垄断，说法语的上层精英阶层在文化和政治权威等各个方面的霸权。
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在传统上一直将自己视作与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类似(为此甚至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希望渺茫时同占领者合作，希望能从纳粹的版图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角色逆转：佛兰德人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不再是贫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种形象，而是斯洛文尼亚形象(或者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称呼——伦巴第）——一个落伍的、体制运转不灵的、充满变数的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受压制的按语言划分的少数民族；受挫折的经济地区——此时都已交织成佛兰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势力，其程度之深，即使旧有的不公正能够一扫而空，并且北方荷兰语省份能赢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务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然而记忆中的憎恨和受蔑视也会很容易地变成新的顾虑，这种顾虑不仅会加剧比利时公共政策争论的激烈程度，还会产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务本身也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中在“语言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60年代——当时距离荷兰语正式被官方承认，被允许在佛兰德斯的学校、法庭和当地政府中使用已经整整50年，同时从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开始，也已经过去40年了——当时讲荷兰语的学生在位于荷兰语区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省的鲁汶大学反对说法语的教授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喊着“瓦龙人滚出去！”的口号，在学校游行。最后，学生们达到了目的，学校被一分为二，那些说法语的教师只好跑到南部说法语的布拉班特——瓦龙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鲁汶大学(不久后，图书馆也被一分为二，其图书馆资源也重新分配，这对双方都不利)。
发生在鲁汶大学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之后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同一时期学生相互呼应的盲目而狭隘的爱国运动）导致政府下台，并直接导致之后30年一系列宪法条款的修改(共计7条）。虽然温和的政治家们希望以此满足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时的机构重组在后者看来只是他们实现最终决裂的一步。最后，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在解除比利时单一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却越走越近了。
其结果就是导致拜占庭式的复杂局面。比利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佛兰德斯、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首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会(除了全国议会以外）。此外，这里还有3个正式的“社群”机构：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德语区大致包括6.5万居住在瓦龙尼亚靠近德国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居民）。这些聚居区同样也有自己的议会机构。
这3个地区和语言社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龙尼亚也有说德语的居民，在佛兰德斯同样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小城镇(或者城镇的部分地区是说法语的）。这些地区存在的特权、让步政策和保护措施都成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这两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实际上只使用一种语言。虽然布鲁塞尔至少有85%的人是说法语的，但是它的官方语言是双语。
除了地区和语言社区之外，比利时又分为10个省(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各5个）。这些省份同样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宪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边倒倾向：或者是倒向地区(比如在城市化、环境、经济、公共建设、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语言社群(比如教育、语言、文化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
由此带来的麻烦颇为滑稽。比如，语言原则上(也是宪法上）现在要求所有的国家政府机构，无论它们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在部长人选上实现荷兰语和法语的平衡，同时，总理必须能使用双语(因此总理人选非常典型地就来自佛兰德斯地区）。在宪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样要求语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语种轮流更换任期。在布鲁塞尔地区，由4名行政官员一起(可以自己选择语言）决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处理佛兰德斯区或者说法语地区的事务，他们会两两分开坐。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比利时不再是一个（甚至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不平衡的、权力互相重叠的一个政权。组建比利时政府是困难的：它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多党协商，需要在民族、地区、语言社群、省份和当地的政党联盟之间实现“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语言群体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实现合作。当政府形成时，它是缺乏主动权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权力(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仅剩的职责之一）实际上也掌握在地区手里，因为对于当代比利时来说，大部分外交即外贸协定，都是掌握在地区手里的特权。
从欧共体到欧盟：1957-2003年的欧盟
宪法本身的巨大变革和机构改革一样是复杂的政治。佛兰德斯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压力，想从他们制造的变革的新机会中获取利益。当弗兰芒集团成为战时民主主义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成为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北部某些荷兰语区的重要政党时，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荷兰语政党为赢得竞争，决定接受分裂立场。
同样，在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操法语的主流政党的政客们采用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佛兰德斯的瓦龙尼亚选民。结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按语言和社群两条线划出分水岭：在比利时，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于1968年）、自由党(成立于1972年）和社会党(始于1978年）都一式两份，分别对应不同语言社群。这种做法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由于政客们都只忙于自己的政党 [2] ，各社群之间的不和状况就加剧了。
比利时为安抚语言和地区的分裂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西欧的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偶然，要知道，重复每一种服务、每一笔贷款、每一笔经济补助、签署每一份协议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按照比例将公共经费（包括欧盟拨款）分拨给各社群“骨干”代理人的惯例现在被应用到语言社群的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部长、部长秘书、他们的工作人员、预算和朋友，但只有在比利时，它们各自从属于某个语言区。
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外形上已经发生改变。走在乡间路上，旅行者若是没有留意用荷兰语或法语刻着“比利时”一词的不显眼路标，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绝不会错过彩色的标语牌告诉他们所进省份的信息(例如列日省或者西佛兰德斯省），有时，他也会看到信息栏(用荷兰语或者法语写的，但不是两种语言皆有）上告诉游客在佛兰德斯或者是在瓦龙尼亚的信息，但次数要少得多。传统的做法似乎已经颠倒了：比利时的国际边界只是一种形式，但其内部边界的区分却是真实存在并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为什么比利时没有分裂呢？
比利时仍然没有分裂的原因有三点，从广义上讲，这三个因素同样适合解释所有西欧国家为什么会坚持统一。首先，随着宪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分裂主义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社会和政治网络，用以代替民族国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时的年轻一代不容易受到党派亲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对这样的事实也还需要慢慢接受。
常规宗教活动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传统政党影响力减弱，对新“比利时人”来说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来到比利时。和新巴斯克人一样，这些人对老掉牙的分裂主义者的议事日程毫无兴趣。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佛兰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区或者语言的问题放在心上。
其次，比利时很富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希望共有财产的想法来从事分裂活动，而比利时比较幸运，人们生活平静安逸，物质条件优越。比利时国泰民安(即使国内不是那么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梦想有朝一日另一个“佛兰德斯奇迹”创造同样的财富，减少政治上由于语言问题产生的仇恨。这种结论同样适用加泰罗尼亚甚至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发现，他们的论点会因为异乎寻常的富裕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而慢慢变得毫无说服力。
最后，比利时和其他内部搞分裂的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虽然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佛兰德斯或者苏格兰如果最后还能惬意地留在比利时或者英联邦，不是因为以前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在这些国家不够强烈，恰恰相反，加泰罗尼亚比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的自治愿望更强烈，佛兰德斯人与瓦龙尼亚人之间的鸿沟远比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要深，甚至也比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鸿沟要深。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西欧各国不再是靠独揽大权就可以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团体，它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另外一种机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向完整的欧盟迈进的正式机制由1987年的《欧洲一体化法案》开始启动，但是真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却是冷战的结束。1992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的12个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一项突破，类似目标在几十年前已在原则上通过。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同一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颁布，它和5年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都使欧盟成员之间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机构和财政框架。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条约是建立欧洲的单一货币。出于对统一后德国的顾虑，法国希望通过让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而将联邦德国紧紧捆绑在“西方世界”，同时还希望通过欧盟网罗密布的各项法律，将一系列的限制扩大到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协议之中。而德国则坚持要求欧元必须是德国马克的翻版：和德国马克一样，欧元必须有一个由中央银行家们组成的自治监管会，必须服从德国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低通胀，紧缩银根，赤字最小化。德国欧盟谈判专家们对“地中海俱乐部”成员中具有铺张浪费倾向的国家（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谨慎，因此对新货币的成员资格设置苛刻条件，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对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政府行为实行处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像奥德修斯一样，被绑在欧元这根桅杆上，置选民和政治家们关于银根松动和公共开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顾。但旨在保证新欧元与德国马克一样低通胀的条款，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一些相对贫穷的成员国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公共政策，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件更合乎人意，欧盟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府进行现金奖励，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贿赂”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财政部长们，允诺如果他们在条约上签字，就可以保证在欧盟内部大大增加结构性基金。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表明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迈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 [3]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某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德国认为，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认为可以通过该条款阻止机构融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有3种重大的附带影响。第一种影响是未能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急剧膨胀。在条约的限制性条款下，显而易见(至少是法国的意图），刚摆脱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很脆弱，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很难按照条例在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下进行操作，而这类规章是欧盟现有各成员国以及新成员国必须强制执行的)。
相反，作为一种弥补，布鲁塞尔总部建议波兰、匈牙利和它们的邻国尽早取得北约成员国地位：作为对它们的过渡性奖赏。北约的这种扩张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请国欢迎的原因。当然其实际意义要模糊得多(这不像对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那么真实和立竿见影）。但是，因为美国支持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的扩张，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后都正式加入了北约。 [4]
第二种影响是对欧洲的公共意识产生了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激起各国对欧盟模棱两可的工作机制和匿名官僚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兴趣。虽然这个条约在每个国家都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虽然在法国只有50.1%的得票率），但是将国内议事日程置于欧盟框架之下，在一开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对声。在过去的40年里，新的大陆体系的制度和规则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几个小城镇静静地制定并签署，既没有征求公众意愿，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这种日子现在似乎要结束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第三种影响，是它至少在西欧为即将来临的一体化扫清了道路，当然还没有为整个欧洲扫清道路。冷战结束，欧盟通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决议，为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 [5] 剩下的成员清除了障碍。瑞典、芬兰、奥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场的制约(对芬兰而言，原本是为了保持和苏联良好的关系），提出正式申请，它们对被排除在欧洲之外日益感到紧张。
由于新提出申请的3个国家不仅政局稳定，国土面积狭小(三国人口之和，只有德国人口的1/4)，并且非常富裕，入盟谈判在3个月内便告完成。其余两个申请国挪威和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与两国商界精英对入盟兴致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两国公民仍对加入欧盟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在超国家联盟中失去自治权和主动权，同时对于加入欧元区是否能带来益处仍然持怀疑态度。
1994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欧盟问题上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表明瑞典人心里存在着相同的疑虑，只有52.3%的人投了赞成票，即使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实现的(10年后，当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公投，建议放弃克朗引入欧元时，遭到惨败，与此相类似的是，丹麦政府也曾在2000年9月举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议题，也遭到同样结果)。佩尔·加尔顿——瑞典的绿党领导人、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加入欧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议会决定将这个独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集团内某个省的日子，这是将瑞典从一个立法机关变成比顾问团稍好一点的机构。”
鲍里斯·叶利钦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1991年。叶利钦在总统任职期间的丑闻无法掩盖他的成功。他在理解时局和适应时局方面，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苏醒时让民族国家重新屹立方面比戈尔巴乔夫更敏锐。
莫斯科第一个“麦当劳”配送中心，1990年1月1日。西方商品和现金大量涌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真空地带。但是缺乏管理的经济很快就被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控制，他们很快变得非常富有，这是盗贼统治的资本主义。
1991年9月（乌克兰独立一周后），示威者在基辅举着受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害者照片。乌克兰人尤其牢记苏联的镇压，由斯大林造成的群体性饥荒无异于种族灭绝。
在布加勒斯特的吉卜赛人，1996年。大约有500万吉卜赛人居住在欧洲，而在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至少有200万，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歧视和虐待（或者是像英国那样，根本不允许入境）。
白俄罗斯的明斯克，1999年：儿童肿瘤医院。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中，3万人死亡，1/4的白俄罗斯人受感染。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核灾难，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1997年10月。苏联的工业政策加剧了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的负面功能，和贝加尔湖污染事件一样，咸海的消失不仅是生态灾难，而且是对未来欠下了巨债。
布加勒斯特，2002年12月。这个罗马尼亚妇女标价800美元，东欧色情交易达到相当猖獗的程度，犯罪组织从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地区诱拐或绑架女孩到西欧和巴尔干从事卖淫活动。
在等待加入欧盟时，匈牙利先加入北约，并很快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虽然是不情愿的）。1997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北约的摊位上赫然挂着这样的标语：“在北约大门口”。
1989年6月，塞尔维亚人纪念“科索沃战争”600周年：这是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入侵的最后据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执意煽动人民的历史仇恨情绪，允诺塞尔维亚人捍卫“民族和精神的完整性”。
1995年6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牺牲者。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人员站在旁边，塞族不法分子仍然在拉特科·姆拉迪奇的领导下，将7 400名波斯尼亚男人和男孩赶出村庄，开枪扫射。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1999年3月21日。作为南斯拉夫战争的最后一步棋，米洛舍维奇希望通过武力阻止阿族分裂。但这一公然的种族清洗政策遭到北约武装力量的干涉，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军事干预。
土耳其——小亚细亚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度过了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节日”。图中，加入欧盟的支持者挥动土耳其和欧盟旗帜，迎接埃尔多安总理。他在确定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开始日期后，于2004年12月返回安卡拉。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国，在2005年5月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洲宪法”提案。一部分法国人担心欧洲的约束力不够，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欧洲的制约过多。很多国家担心自己变得太欧洲化，特别是土耳其。
尤尔格·海德尔，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领导人。尽管遭受了几次失败，海德尔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和奥地利纳粹党的历史区别开来，同时攻击其余政党和“外来暴民”。图中标题的意思是，“他没有欺骗你！”
“投丹麦人民党一票！”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和她的“丹麦人民党”在2001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的选票。即使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新的民粹主义也使主流政党通过限制避难权和外国人的权力来体现政党的“强硬”态度。
托尼·布莱尔介于欧洲“模式”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这和他努力在欧盟、伦敦和（与英国关系特殊的）美国之间处理三角关系一样。如果有机会，很多英国人更愿意选择欧洲大陆的医疗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