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摩洛哥人在阿尔梅里亚的安达卢西亚城抗议西班牙的种族主义。当西欧大部分国家越来越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时，种族偏见和紧张局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欧盟边境的一些地中海国家。
佛罗伦萨，1997年，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前的索马里人。到2000年，欧盟大约有1 5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欧盟发展最快的宗教——这是基督教欧洲帝国历史上的一项具有讽刺意义的遗产。
雅克·希拉克在纪念1942年巴黎屠杀1.3万名犹太人的仪式上。值得称道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种族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统：他宣布该周年纪念日为“法国人悲痛和永怀羞耻日”。
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日上讲话。战后初期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在德国等地成为欧洲的正式纪念日。
很多北欧人和加尔顿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时投赞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为了不错过共同市场带来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欧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界和商界精英们，他们也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经济的和政治的代价的：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如果决议没有通过，对国家而言不会是个彻底的灾难。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不涉及新的货币一体化议程）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需。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却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欧洲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在指望着布鲁塞尔。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旧体制优于新体制，千万不能误以为真，而转变的代价是值得的：欧洲就是你的未来。 [6]
但是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欧洲计划就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欧洲民族都开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加入欧共体，最终加入欧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政府体制”并同意成员国条款的欧洲国家的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在职能上又是排外的。作为融入“欧洲大家庭”的交换条件，每一项强加于新成员国的新协议和条约都使欧盟的准入条件复杂化；这些规章制度无异于筑起越来越高的篱笆，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国家和人民关在门外。因此，《申根协议》（1985年）对缔约国的公民来说是个福音，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穿越主权国家的边境。但对于申根俱乐部之外国家的公民而言，他们不得不排起长队（名副其实的长队）等待入境。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下的欧洲是个极其排外的政治区域，它严格实行单一货币，坚持所有成员国融合在统一体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欧洲行动惯例的萌芽形式。条约不会阻碍北欧诸国和奥地利等国加入欧盟，但对东欧国家却设置令人生畏的障碍。让新成员国忠于欧盟的宪章条款才能把它们迎进大本营，这说明欧盟实际上希望将这些国家尽可能拒在门外。
欧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即使是申请国中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或者是捷克共和国，它们也比任何一个欧盟老成员国贫穷，事实上大部分申请国的确都非常贫穷。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寿命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寿命低8岁；而拉脱维亚则低11岁。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情况稍好一些，它有3 800万居民——与现在的成员国一样的条款加入欧盟，那么欧盟在补贴、地区性援助、基础设施资金和转账等方面肯定会超过预算。1994年1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欧的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和老成员国一样的条件入盟，那么每年仅在结构性基金上的开支就将超过300亿马克。
人们普遍担心，中欧国家的入盟会激起欧盟会费中贡献最多的那些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欧盟还不得不期待它们做出更多捐助：这些国家里面有荷兰和英国，但最突出的是德国。无论如何，东欧的那些受援国都无法执行现存的欧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但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计划。
除了昂贵的入盟代价，新的申请国还会带来麻烦。它们的法律制度或者容易滋生腐败，或者功能不健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未经审查，货币不稳定，边境管理漏洞百出。人们担心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在西欧寻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国内接受微薄的工资，这种状况会诱使国外投资者将目光从欧盟旧成员国转移到这些国家。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会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有一种说法是：西欧将会“人口超限”。这正好印证了很久以前赫尔德认为东欧“野蛮民族”将遍及西欧的担心。没有人会怀疑欧盟可以为东欧国家带来奇迹，但是东欧又可以为欧盟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些顾虑，西欧人犹豫了。1989年后，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欧盟应该尽快吸纳所有东欧国家，作为反对民族主义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热烈支持欧盟早日扩大(考虑到扩大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为英国梦寐以求的泛欧洲自由贸易区），而真正开始支配欧盟的是法国的策略。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应是建立一个松散的“欧洲联邦”：一种无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极少涉及物质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员联盟。之后几年，法国外交官发现这项建议缺少支持，为失去“和平协作”迈向欧盟的机会而惋惜。但这种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策略，即可以将新获得解放的东欧各国圈进虚假的“欧洲共同体”内，而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真正的欧盟阵营之外。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拒绝加入的原因(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一段时期内是爱丽舍宫不欢迎的人)。
相反，东欧和西欧国家在之后几年中关系一直停留在双边交换和贸易协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而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严格遵守“联合”地位，再无别的深入联系。但是，1991年苏东剧变和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风险上；1993年，在西欧国家于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在原则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东欧和中欧各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让那些与布鲁塞尔总部和西方各成员国打交道的准成员国减轻挫折感，用波兰总理汉纳·苏霍茨卡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失望”。事实上，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在之后10年中一直耐心等待，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希望从态度勉强的西欧合作者那里寻求坚定的承诺。它们允诺按照欧盟成员国标准制定国内宪法的事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抓住机会让欧盟的外交谈判官员们感觉到让它们加入欧盟的迫切性。
但是西欧关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欧各国专注于推行新的单一货币和旨在实现机构整合的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实施。德国对为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付出的代价和困难越来越感到焦虑，同时，南斯拉夫剧变(从一开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不可低估“后共产主义”问题带来的风险性）也让政治家们全心关注这些问题了。
杰出的知识分子们曾经是时事政治的精确气压计，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几年前，“中欧”被西方评论员们重新发现，像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们的同伴们，在巴黎、纽约等城市都是社论版和高雅杂志的宠儿。但是历史匆匆而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奇迹般摆脱专制的历史已经成为褪色的记忆，只有游客和商人还留有记忆。人们更容易在萨拉热窝找到伯纳德-昂利·利维和苏珊·桑塔格。中欧短暂的名声已烟消云散，带着这样的名声，它们开始加速融入西欧的进程。在公共场合，布鲁塞尔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欧盟在条件“成熟”时向东部扩张，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比较坦率。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在90年代中期评论说，“这里没有人真正地认真对待欧盟的扩大”。
但是扩大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规定，欧盟没有剥夺任何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东欧国家的申请：1994年匈牙利和波兰，1995年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1996年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1989年就递交了申请，还有土耳其(它的申请从1987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就这样，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加入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申请之列。所有的申请国现在都在拥挤的候见厅等待欧盟的关注。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原先的《罗马条约》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门的辅助性条款，以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目标，强制执行欧盟在发展公民权利上的纲领，以及在就业、健康、环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建设，加强统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方面，统一货币于1999年正式生效；欧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机构的力量后，完成为期10年的内部整合。“欧盟扩大”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推迟的借口。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曾希望限制入盟谈判，以便“简化”事务，像斯洛文尼亚或者匈牙利这些小国，与欧盟边界邻近，同时经济相对现代化，这对欧盟的机构组织和预算带来的挑战并不算大。但是欧盟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将波兰或者罗马尼亚晾在一边，会让这些国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险境地。所以从1998年开始，和塞浦路斯一起，欧盟正式开始审批这10个国家的申请流程。马耳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请之列，但是土耳其却被搁置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扩大是一个自我的动态过程，虽然老欧盟成员国仍然顾虑重重，而且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也缺乏普遍兴趣。但是扩大欧盟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首先是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申请国的成员：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一年后考虑剩下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虽然波兰经济不发达，但出于其国土面积和重要性的考虑，它仍然排在优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则降到第二考虑行列，主要是对该国由麦恰尔领导的独裁政权造成的经济停滞和贿赂丑闻的回应，作为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例子。
之后是为期5年密集的、有时激烈的谈判。为使各申请国的公共机构、法律规章、行为规范和公共服务设施符合欧盟的最低标准，“布鲁塞尔”总部官员会突然访问所有的申请国首都，安排大量顾问，提供各类咨询意见、建议、先例、各种纲领和指导性意见。而申请国则尽力抵制，确保本国能在自由出入欧盟市场的前提下，保护国内市场，使其不被西欧其他国家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务吞没。
这种努力的确是不对等的。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而这些准成员国除了能承诺良好的表现外，做不出任何贡献。鉴于这种情况，欧盟和各新成员国达成一些限制性特权协议——其中就涉及敏感问题，例如购买国外土地的临时性限制协议——虽然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它们不得不接受欧盟对它们在货物出口方面，尤其是人口输出上的大量限制。
针对可能的人口流动的夸张性预测(欧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西欧国家的边境完全开放，10个东欧国家每年将有33.5万人次涌入西欧各国)，大部分西欧成员国坚持在东欧向西欧的移民问题上采取配额限制，对10年来欧盟的各项宣言和条约的精神视若无物。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强行将上述严格限制延长两年，并保留延长至5年的权力。比利时、意大利、希腊也紧跟效仿。只有英国和爱尔兰宣布它们遵守欧盟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声明给予东欧各国打工者的福利补助将实行最低标准。
东欧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其他福利也受严格限制。根据欧盟2003年的过渡性报告，这一方面是担心“受援国能否吸纳和高效利用欧盟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给予的后期拨款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欧盟扩大的开支，使西欧各生产国面临的竞争最小化。东欧各国农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与西欧农民相同的农业补助(到那时，大部分农民很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破产)。
当谈判结束，所有条款获得通过，欧盟长达9.7万页的“欧盟规章”按照要求被写进申请国的政府规章，真正的“扩大”反而让人有点失望。在15年漫长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请国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10年前它们能获准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或许会很激动。无论怎样，融入西欧后，很多实际利益已经大打折扣，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廉价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在90年代投入巨资，从1989年到2003年，在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1 170亿美元。
到21世纪初，外国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扩张即将到来。一旦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与波兰或者爱沙尼亚做生意或是在境内投资自然变得容易。而反过来，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国家销售更多产品，如波兰希望在加入欧盟3年内，对欧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这是相对落后的结果。一旦进入欧盟，东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将开始向西欧各国看齐，同印度、墨西哥等国相比成本优势就会失去。至少在制造业，利润率将开始下降。
“不断扩张的欧盟？2004年的欧盟”
同时，由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使东欧国家在即将加入欧盟的时候，仍然与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员国，人均GDP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69％；捷克共和国是欧盟的59％；匈牙利是欧盟的54％。波兰是欧盟的41％，而在拉脱维亚这个最贫穷的新成员国，其人均GDP仅及欧盟的33％。即使新成员国以每年2％的增长速度，即以比现在的成员国 [7] 更快的速度发展，斯洛文尼亚也需要整整21年才能赶上法国。而拉脱维亚赶上其他成员国的时间就需要75年。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对面临的困难不抱什么幻想。当捷克人在2000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现状时，30％的被调查者认为“5年之内”，30％的人回答“10年之内”，另外30％的人回答“15年或者更久”，还有10％的人回答“永远不会”。
虽然在受惠国里存在着各种怀疑理由，但是欧盟大爆炸似的扩大是真实存在的。当2003年4月在雅典正式签署入盟协议，并于2004年5月正式生效后，欧盟这一次使它的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搁置，它们有望于2007年加入欧盟）。欧盟人口增加了20％(但是经济增长减少了5％)，土地几乎连成一片。之前的“欧洲”边境在最近的1989年也只不过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但是现在它已经延伸到前苏联领地。
在21世纪的黎明，欧盟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些是旧问题，一些是新问题，还有一些是欧盟本身的问题。经济问题也许最常见，却是众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无论是否有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仍然对农民进行大量倾斜性投资。欧盟40％的财政预算(在2004年是520亿美元）继续作为政治意图的“农业支持补偿”，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帮助的、高度机械化的法国或者西班牙。
即使在降低农业补助和减少共同农业项目上已经达成协议，估计农业价格补助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会占欧盟总开支的1/3，这对欧盟的预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问题不是欧盟贫穷，正相反，欧盟成员国的财富和资源总和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欧盟的财政预算如果用2003年布鲁塞尔单独报告中的话说，是“历史遗迹”了。
半个世纪之前，欧盟作为海关联盟——可算一个“共同市场”——只是统一外部关税。它的开支形式是由关税谈判协议、价格、补贴和支持来推动并实行限制的。多年来，它的雄心已经扩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领域，在布鲁塞尔等地，它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
传统的政府在募集资金、满足预期开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欧盟本身却没有税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税率的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销售税(增值税），以及每个成员国交纳国民总收入GNI的1.24%的会费。所以欧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并且因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同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大部分成员国是欧盟的财政预算的受援国，而不是捐助国。2004年欧盟东扩后，19个欧盟成员国从布鲁塞尔得到的资助要高于它们所交的欧盟会费。欧盟日常开支的维持实际上出自6个捐助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但是，这6个国家在2003年都提出减少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由原来的1.24%下降到1％。
即使与最小的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结构基金、价格补贴和欧盟自身的高额管理费用上，所以无论对捐助国还是对受惠国的利益来讲，都是一种永久性的制约。欧盟的经济杠杆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员基本赞成的大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开放内部边境，或者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的非限制政策——欧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少数成员国无法真正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仅仅是一国不同意，特别是某个主要的捐助国），政策就会中断：数十年来，统一关税和减少农业补贴一样，一直搁在议事日程上。
有时候，欧盟也会走回头路。20年来，布鲁塞尔致力于推动取消对特惠产品国的国家补助，而欧盟的单一市场委员(荷兰人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在2004年6月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法、德两国为了保护本国农场，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和布鲁塞尔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委员们不同，法、德两国无法忽视本国的纳税选民。
欧盟的这些矛盾在推行欧元时遇到的困难中可见一斑。单一货币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需要用一种单一货币代替各国的不同货币，这个过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马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这个过程惊人地顺利，并且没有造成痛苦 [8] ——当然这是以协调国内经济政策为前提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险和实际运行中的风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坚持那项有名的《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
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公共债务降低到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任何未能通过此类考验的国家将受制裁，其中就有欧盟强制执行的巨额罚款。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欧元区的各国政府不放宽财政保护政策，不任意超出财政预算而使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为维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而承受巨大压力。
让人惊讶的是，曾经被认为会挥霍浪费的南部国家相当自律。一名驻西班牙的观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资格”成为欧元成员国，不仅是因为幸运，还因为西班牙自身的优点，经济增长使西班牙能在1999年欧元引入时，及时降低国家的公共债务。连意大利也通过了德国人的测试(很多意大利人怀疑这项规定是为了把他们拦在欧元区外），当然意大利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而且一次性出售国家财产。到2003年，欧元区包括了爱尔兰和希腊，共有12个国家。
但是，正如很多怀疑论者预测的，根据“通用规则”制定的单一货币很快就显露弊端。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保持相对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货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欧元区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经济远远落在后面，它们本来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口，而这些活动在传统上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让通货“贬值”来实现的。
因为葡萄牙政府不被允许再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必须根据《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就面临巨额罚款。此时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应当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经济衰退。这项政策并未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说在加入新货币的条款上没有违约，到2003年，里斯本已经成功地将政府债务降到GDP的59.4%，年赤字率降为2.8%，勉强符合官方规定。
但是第二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几乎达到4.1%，而德国疲软的经济最终为合并付出了代价——赤字高达3.9%，负债率达到近65％。考虑到德、法各自的经济实力，两国未能遵守自身的规章制度，这对整个欧盟协议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处罚议程时，法国和德国都发表声明，认为“临时性”赤字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它们无意支付赔款，甚至也不能承诺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欧盟的小成员国(如希腊和匈牙利）是通过一些牺牲，经过努力，才符合公约条款的规定的，而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则担心新货币的稳定性，这些国家都高呼法、德违反规定，但也从中得到教训。《欧盟增长和稳定公约》颁布不到10年就已经失效。如果欧元国在本国财政预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欧元将会遭受多大损失还不清楚。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而在于体制僵硬的、似乎不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它坚持完全独立，仍然在从事70年代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战斗。
欧元面临的困难，显示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更大的缺点：极其庞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统。问题主要在于原先的观念上，让·莫奈和他的继承者故意避开实践，更多地去构想民主或者联邦体制。因此，他们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欧盟现代化的方案建设：传承圣西门主义的构想，实施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发展经济的策略，并且由专家和官员们去具体实施该策略，同时极少考虑受惠者的意愿。这一方案的提议和倡导者们大部分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复杂的技术性方面，而出现的其他问题都被推延到以后解决。
到20世纪90年代，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欧盟仍然在数十年前的线路上行进。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下管理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国部长制定的日程和决议。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于1979年由直接选举产生，慢慢扩大了其监管职责(在最初的《罗马条约》中，它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咨询上），但是没有动议权。
在布鲁塞尔，存有争议的议案通常由专家和公务员决定。可能对宪法或者国家利益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由欧盟各部长经过仔细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现复杂的妥协性结果或者高价交易。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几个核心成员国（例如英国、德国，尤其是法国）并不总是得偿所愿，但是它们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通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协商方式。它与1776年北美各个独立的州的情况不同，独立州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在英国的周围，其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与英国相同。这种方式也不同于瑞士联邦，虽然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做比较：瑞士的多重主权，行政区划和各地方权利与特权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政治网络，瑞士的这种情形更像法国1789年前（假如没有国王时）的情况。 [9]
相反，欧盟各成员国仍然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在过去一直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让步和妥协逐渐积累了一套权力和立法议案，它们既没有说明这些协议背后有哪些原则，也没有说明这些共同的承诺可以坚持多久。“布鲁塞尔”是个模糊的行政实体的匿名总部，它既不贯彻民主，也不实施极权——它通过所有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来实行管理。从一开始起，它就作为一项积极的事业，以正面进步的形象示人——欧共体或者欧盟致力于为各成员国创造福祉，同时又不减损其独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目标能否继续作为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让人担心的不是欧盟制度体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而是它不可能将25个成员国结合在一起。至今，欧盟部长会议主席的任期每6个月轮流一次，每个国家轮流主持两年一次的欧洲会议——这种制度一直不受专任部长们的欢迎。以这种方式从里斯本到卢布尔雅那等25个不同的国家首都之间轮流，显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现50名欧盟委员(每个成员国两名）后，或者说出现欧洲理事会后，六国决策机制就渐渐地停止运行了，这种体制对12个国家来说已经很麻烦了，更不用说是15个国家了，欧洲理事会代表25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2000年12月的尼斯会议充分暴露了欧洲一体化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会议表面上是为欧盟扩大打好基础，并为欧盟委员会部长们设计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该制度以成员国的人口为重要指标，同时仍然希望确保大部分决议能够通过——但会议在既激烈又尴尬的讨价还价中结束。法国坚持与德国势均力敌(尽管人口相差200万)，而西班牙和波兰被授予观察员地位，两国希望通过向欧盟中权力最大国出让支持票，以期在将来的欧盟中获得更多的投票影响力。
为了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欧洲各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罗德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尼斯会议上的混乱场面证明先前忽视宪法精确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通过引进新体制，尼斯会议直接产生了“欧盟制宪大会”：这是一种未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授权为扩大后的“欧洲”建立一种实际的管理制度，同时人们希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释。经过法国人的大量游说(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由年迈自负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欧盟制宪大会主席一职。
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欧盟制宪大会提交了一份高于草案但远不及宪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尔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与杰斐逊一类的前辈的简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议会通过的传统方式宪法提案的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明（既没有对各国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义，也没有对权力分配做出声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从这方面来讲，欧盟宪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文本内容经过讨论后，被采纳为2004年的《欧盟宪法条约》，的确为欧盟事务的实际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蓝图：改善共同防御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体系，简化和统一欧盟法律，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议会权威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的正式权力做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说明。
首先，宪法提案应该本着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头重脚轻状态的目的，并且能够设计出一种欧洲理事会内部运行的投票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协商后，能让所有的成员国以及各国人民接受。新提案在一些难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还很不确定，但是在税收和防御等这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毕竟还是一致同意保留以往戴高乐主义的国民否决机制(虽然英国实施否决权表示反对，但其他国家还是松了口气）。毫无疑问，在所有认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权柄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结论那样，“欧洲”是为满足“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位一体”的实际目的而准备的。我们可以一直在假定欧洲宪法需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认可，这曾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现在欧盟至少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时间到了2004年，让许多观察者惊奇的是，欧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管理25个很难处理的成员国的实际困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没有站在欧洲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盟制宪大会和形形色色的条约，还是欧盟委员会及其各类报告和规章，以及已经开始运作的旨在教育欧洲公众认识欧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贵出版物和网页都没有做到。
如果说建立新“欧洲”公共机构的技术官僚们傲慢无礼地忽视欧洲民意，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反思其工党同事执迷于政党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规则方面，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对“根本性谬论”的假设，即认为“机构扩大可以让政党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对意见。 [10] 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它造成的后果现在终于变得明朗了：欧盟正遭受着严重的“民主缺失”。
欧洲议会的每次直选，选民人数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当国家大选和欧洲大选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被动员参加当地和全国大选的选民顺便也参加欧洲大选。否则，选民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法国的投票率从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国的投票率从66％下降到43％，而荷兰的投票率则从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 [11]
选民们对本国政治表现出的兴趣程度，对比他们日益对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的漠不关心，两者差别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也就是欧盟扩大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英国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选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葡萄牙下降了24个百分点，芬兰下降了39个百分点，奥地利下降了42个百分点，瑞典下降了43个百分点 (瑞典本国大选的投票率为80％，而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只有37％)。
这种现象太过普遍，因此不可能归咎于地方环境。此外，对于欧盟的未来造成更为严重影响的是，在新加入的东欧国家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现象，虽然这是它们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中，匈牙利的投票率与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下降了31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最近的一次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是70％，而选民们费心去参加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兰，20%的欧洲大选投票率比2001年国家大选的投票率减少了26％，这是共产主义政权下台后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新欧洲人”和“旧欧洲人”一样，对欧洲事务的态度非常冷漠呢？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事务对他们没有多少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欧盟或者欧元区问题上举行过全民投票(有些国家虽然将议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过了，也是以极微弱多数通过）。所以，欧盟不是所有的欧洲公民“拥有”的，它与一般的民主机制不同。
此外，在欧洲公众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盟机构中的欧盟议员是最不重要的，实质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任命的欧洲理事会和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欧洲部长会议手里，简而言之，国家大选才是做出重要选择的时刻。为什么当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头手风琴师身上时，你还浪费时间在表演杂技的猴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欧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鲁塞尔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们现在拥有实权。从黄瓜的形状到颜色，从人们所持护照上的用词等等，任何事务都由布鲁塞尔总部决定。它可以给予(从牛奶补助到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现金，解雇员工的权力，甚至是奶酪上贴的标签）。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的各个国民政府发现，将不得人心的法律、税收，以及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但又默认的经济政策归咎于欧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些情况下，欧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从冷淡变成敌意，变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由“那里”制定的，其结果对我们“这里”的人不利，但“我们”都没有决定权——这种偏见大部分都是由不负责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造成的。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选民的兴趣急剧下降，很多人的确不辞辛苦地赶来投票，但是他们的票却是投给反对欧盟的竞选者的。
在西欧，“欧盟扩大”本身触发了反冲力。在英国，憎恶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国民族党”获得了21％的投票率，它们保证要使英国与“欧洲”分开，预防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涌进英国。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的表现也都和过去的行为类似，只不过现在要成功得多。
在法国，让-玛丽·勒庞的“民族阵线党”也持类似立场，但是法国在欧盟扩大上的很多疑虑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法国政界一直反对欧盟扩大，以防止法国的影响力下降，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们的外交代表都尽力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后拖延。公众也对这种情绪予以回应：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4个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法国民众对新成员国的到来表示“未准备好”，而有55％的人则反对和新成员国融为一体（与整个欧盟35％的反对率形成对比）。 [12]
但是对欧盟的反感同样也在东欧出现。在捷克共和国，人民民主党——它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立场相同，对欧盟及其“过于强大”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显然是2004年大选的赢家，赢得捷克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的38％。在邻国波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事实上比执政的中左联盟表现得更好(如果考虑几个月前的欧洲大选中只有刚超过一半的波兰选民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情况也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总而言之，加入欧盟的确是一件好事。从共同市场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对欧盟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英国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任职期间“和谐”欧洲的热情劲过去之后。加入欧盟后，可以在欧盟任何国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学习，这对年轻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还有不少好处。相对而言，所谓的“社会”因素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还不到欧洲地区GNP的1％。但是从80年代末以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却明显地重新分配预算，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并稳步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这在实际上取代了前几代人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 [13]
近年来，欧洲公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法庭。“欧洲法院”建于1952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是在《巴黎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刚开始时，它只实施立宪任务，确保欧共体立法(“共同体法律”）阐释清晰，能同时在各成员国以一致方式实施。但是在20世纪末，欧洲法院的法官(主要来自各个成员国）授权解决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审理来自下一级法庭决定或者是反对成员国政府的决议。欧洲法院事实上已经具有泛欧洲上诉法院的许多特点和权力。 [14]
欧洲法院的这个例子说明，欧盟的机构如果以间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现，会有不少优点。即使是在原先欧洲最“核心”的国家中，也很少有律师或者立法者会在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们本国法律的权威性。同样，如果将一个“欧洲议案”清晰化，仔细描述欧盟的目标和机构，并将此方案在西欧各国分别投票，那么很显然这种方案是会被否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欧洲的理念的优点恰恰在于其含糊性。比如“增长”和“和平”——这两个词都与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紧密相连，“欧洲”的概念非常亲切，不会招致反对。 [15] 早在70年代，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最先开始轻描淡写地谈论“欧盟”时，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曾经问他的同事爱德华·巴拉迪尔(后来的法国总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巴拉迪尔回答道，“没什么意味。不过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则放弃使用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用来避免原则上的争议”。 [16]
当然，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欧盟立法方针的精确性，导致了欧盟民主的缺失：对欧洲人来说，关心一个定义模糊但同时似乎还影响到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欧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欧盟作为一种间接的政府体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毕竟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性的特点。决议和法律也许可以在跨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但是必须通过国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强迫机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须通过公约执行——欧盟没有税收官，也没有警察。所以，欧盟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妥协方式：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
最后一点，因为欧盟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制能够阻止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攻击，所以它的存在从某种方式上来说是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通过战争才能赢得政治上和领土上优势的方式，已经让战胜国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当然，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这个教训。若是欧洲内部再打第三次战争，就会是末日的灾难，就会彻底毁灭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至少在战后初期还不能保证。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欧盟的精英们和各种机构互相交织和相互依赖的现状，使武装冲突尽管绝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变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为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家向往的目标——这是它们摆脱历史的一条逃离路线，也是对未来政策的一种保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面临巴尔干战争时，会显得那么愚蠢而且无用？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耻辱 [17] 提醒我们，欧盟的优点不能掩盖其缺点。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虽可以将4.5亿人口组成一个单一有松散组织且较少意见分歧的共同体，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公民们仍对自己的国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他们遵守本国法律，说本国语言，在本国纳税，而欧盟却没有决定权或强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几十年来，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论坛上提高和维护自身利益与别国展开竞争方面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利益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些经济保护主义条款。在美国出口商减税或者美国限制欧洲产品进口等事情上，欧洲的经济部长们和贸易代表们是同美国对抗的。
更具争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农业补贴的农民的利益，欧盟也在同高关税作斗争。比如欧盟对像糖类这样的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从而损害了非洲和中美洲农民的利益。 [18] 但是当欧盟的各成员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地方发生经济纠纷时，就会乐于把责任推给欧盟，而自己却保持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的那种重大特点。
欧盟没有军队。部分地说来，这是一种历史偶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西欧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在1950年8月的欧洲理事会咨询大会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甚至提出设立欧洲军事部长一说）。但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建议的破产(参见本书卷二第1章），以及联邦德国并入北约，结束了一代人的这种想法——西欧舒适地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