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帝国时代结束，西欧各国都减少了防御开支。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军事开支就进入了新低。在80年代末，北约各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均预算已经下降到GNP的3.4%。到2003年，丹麦在国防上的开支只有GNP的1.6%，意大利是1.5%，西班牙只有1.4%。只有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庞大，但它们的开支也没有超过5％（从历史标准来看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2000年已经宣布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但是欧洲没有哪一支武装力量在“欧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将来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尽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存在好几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签订之后，它的职能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复制(所以其权威性就下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只对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负责。无论是对外关系委员还是高级代表，都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派遣武装力量、谈论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国部长发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几十年前问过一个讽刺性的问题——“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这些限制(比如欧盟虽然面积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大国）反而提升了它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在这一方面，至少欧盟确实与瑞士相像，成为国际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决问题和社会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国家”策略的模板：与其说这是一个机构网络或者一种法律体系，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套价值观，即“欧洲价值观”，这体现在新的《欧盟基本权力宪章》中。
如果这个新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在20世纪末处于压力之下，这不是因为已有的民族国家对欧洲的观念历来是错误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着超出它们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其中大部分与那个被通称为全球化的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化毫无神秘之处。它并不算史无前例，至少19世纪末新兴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一个世纪后因特网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以及解除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改变一样剧烈。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末在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进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1914年之前，也没有什么新意——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一贯以符合强权者和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时候。
但是从欧洲来看，世界经济中的新转型在以下重要领域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当时很多国家拥有、运作或调控大型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新税收为政府开支提供了保障，急剧增加的政府开支部分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而更多的则用于满足已经成为政府职责的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
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国际化是紧随欧洲私营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出现的，也为以后的国际化浪潮提供了动力(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欧洲国家现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大部分西欧国家，最后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过程继续受到1987年《单一欧洲条约》的支持，它为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做了准备。通过合并、占有和生产国际化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公司和企业开始实现全球化运作。
货币的成倍增加和转移方式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借贷的总和是3 240亿美元；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5万亿，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8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资金流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看来，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实行食物配给一样陈旧。而1992年9月的“金融风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先是英国，然后是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由于无法阻止私人投机商和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两国的货币被迫贬值。
这场全球经济中的变革，其优点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资金不再受到国与国、汇率制度或者本地货币的制约，只要有需要，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可以预见其利润），到1990年，外国人已拥有德国34％的债务。但是这场变革也有弊端：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制造商们的利润率受到管理者和高技能工人的高薪成本的限制，现在，这些欧洲制造商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而且还在国外寻找适应性更强、更廉价的劳动力。
德国、英国和法国发现，直接将工厂设在国外，在巴西、尼日利亚或者罗马尼亚进行产品生产安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市场，比以前从贫穷的国家引进廉价劳动力要高效得多。这进一步加速了西欧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加剧了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问题，增加了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费用。
当位于法国摩泽尔的克勒兹瓦尔镇的最后一个煤矿在2004年关闭时，没有人认为矿工们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泽尔省的失业率一直在10%上下波动。再往北，与比利时交界的采矿小镇，其失业率是15％。整个法国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1980年以来，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较落后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欧而增加的相对优势，在向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西班牙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处于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全国有44％低于25岁的劳动力失业。
失业问题不是个新问题。即使是拥有完善的福利网络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失业对个人和社区的经济影响不能和内战的破坏力相比(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但它与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经济混乱发生在物质富足时期，其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虽然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说伦敦或者巴塞罗那，其影响非常显著。因为距离缩短，电脑和电子媒体实现了交流速度的增加，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并且大量地向所有人传输。
正是这种贫穷和富裕、风险和繁荣、大众贫穷与私人富有之间的显著差异，才使得欧洲人对无法规范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很多欧洲人是自己哀叹的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过去，这种感情(加上来自工会和利己主义政客的压力）也许会让人们选择后退到某种程度的有限保护主义。
但是现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国，统一工会在公众舆论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国有公司对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阻止公司私营，比如战后实行国有的电力巨头法国电力公司，其雇员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工会“法国总工会”成员。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即使欧洲能源市场都摆脱了政府管制，但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法国总工会这个曾经的蓝领协会龙头，与它的前身相比，实力也大不如以前，整个法国工会运动从1980年以来就失去了2/3的会员，并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者其他地区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经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四等级”体系。它的上层是新职业阶层——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经常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联系，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然后是第二等级，也就是传统雇员的核心层级，他们分布在工厂、服务业或者是公众部门，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许多传统利益和其他物质保证。
第三等级由小型企业和服务业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从业人员、裁缝、电器修理人员和类似人员，大部分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充当(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这3个等级的后面还必须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南欧灰色经济”。在意大利，从制鞋到纺织乃至零部件制造经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生产和分配的，据估算，在1997年，“非正式”部门所做的贡献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22％；但是在一些地区，如偏北地区的布拉加镇，“非正式”工人占当地劳动力的45％。
接着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级：雇佣工人，他们无法既享受传统熟练工种的长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利益标准。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数最终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令人满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业人员算在内，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因为他们工资低，从事没有奖金的兼职工作或者是签订受国家政策支持和保护的固定合同。
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开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于国家的福利保障，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区，1 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400万名儿童。 [19] 1/6的人依靠收入补助和家庭信贷计划而维持在贫困线之上。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欧曾彻底消失的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又一次上升：仅在伦敦地区，撒切尔时代的无家可归者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经达到8万。英国首都离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相隔不远的几英里处，已经开始与维多利亚时期臭名昭著的“流浪者的伦敦”相似起来。 [20]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摆脱贫困，包括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的那样，在工业时代末，将出现临时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属于“非工人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属于边缘，然而在本质上却属于现代生活的核心层。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下层阶级不仅仅是由贫困和失业 (或者是待业）决定的，而越来越多的是由种族决定的：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如果考虑到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是当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 [21] 移民的后代，那么20世纪末的欧洲的穷人就是跨种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描述）。相隔短短20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莱塞斯特区这样使用双语的多种族小镇，很多人会惊讶不已。1998年，在伦敦市区的公立中学里，白人孩子只占了一小部分。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了。如果说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欧洲白种人(和北美人）完成，那么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从街道清洁工到儿童保育员，现在不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第二等级”的欧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数民族”——经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种——来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工作许可证。根据官方数据，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年至2002年净增长了70万人；但是实际的数字还要高。
移民虽然在西欧一再受到阻止和严格控制，但它仍然是个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年在伦敦市区生活的孩子中，有1/3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南斯拉夫战争使这样的避难者人数激增；不过也有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的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没有正式记录。
德国的避难设施是(并且仍然是）欧洲最慷慨的 [22] ，但是一般来说，移民要拿到公民资格仍然是很困难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来的难民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经济难民”（比如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类似人员“淹没”，人们对“欧盟扩大”缺少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建筑业中存在大量无证波兰工人。但问题不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欧国家，而是它们东面的国家。1992年，波兰本国有29万“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国家；只有1 000万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万寻求避难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还不是难以忍受，这些国家与他们的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是速度很慢。中欧和其他“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了。
于是，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月工资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这个平均数字还是有误导性质的，因为在它的首都基希讷乌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没有多大改变：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或者很多处于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在西欧寻找工作。结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轻妇女，最后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里，他们由船只经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运送到西欧，情况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人，而最糟糕的，并且也是大多数，妇女移民通常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行政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罗曼人（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文化的熔炉的最底端。 [23]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难发现的，和早些年从欧洲边缘地区过来的白人移民一样，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她们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挤的外来移民）是非常容易发现的。这个新下层阶级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们的“生存机会”排挤出来的：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安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社会服务和交通设施。2004年，由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外来移民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社会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沦落为贫民窟。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不是由肤色而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来区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现在的欧盟里，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做礼拜仪式。犹太教徒的人数较少，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英国和匈牙利的人数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还有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意大利和中欧等地方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法国(大部分来自北非）和德国(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约有200万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众多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总共达到1 500万人。
在穆斯林区有着很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公共学校里应该如何规定宗教特色的着装和标志？政府在鼓励（或阻止）独立文化组织方面该起怎样的作用？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多元文化组织的发展（以利于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或者说当局是否应该推动文化融合的进程？法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各种宗教标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国的人们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详见本书卷四第4章）。
随着新一代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会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紧张气氛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类问题将被认为是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频频出现在就移民和收容问题引发的争论中。在这些排外主义团体中，一部分扎根于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麦人民党或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擅长激发“反移民”情绪。
无论是像“英国民族党”那样攻击“少数民族”，或是像法兰西“民族阵线党”的让-玛丽·勒庞那样抨击“移民者”（在德国，移民更多地被称为“外国人”或者“异族”），近年来，那些极右翼党派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评。一方面，经济缓慢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给很多工薪阶层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经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机构已无法通过各种阶级旗号来控制这种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国共产党势力极强的地区，法兰西民族阵线能屡战告捷，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移民中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同国民一起分享社会福利，在对东方劳工敞开大门后，本土的工作机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民粹党的蛊惑家们指责说“船已满载”（或者说，他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国境的控制，即对所谓的“世界利益”和“布鲁塞尔官僚”彻底让步），他们承诺将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国人”，让白人公民恢复原来地位，让外来者待在自己的国家。
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现在的仇视外族运动可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是在90年代初，德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因仇视外族和少数民族而引发的犯罪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批评者们的广泛关注。君特·格拉斯就严厉指责联邦德国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冷漠无情，以及对“不合时宜”的统一的盲目热情，他认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们该对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国那些颓败的工业小镇，因为那里的人民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最为强烈）负责。
但是，即便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众对新右翼势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尤尔格·海德尔的带领下，邻国的奥地利自由党（其前身是战后出现的“独立者联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纳粹成分）在民意测验中脱颖而出。该党派宣传自己代表着广大未能从两大党派双赢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国的“罪犯”、“瘾君子”和其他“外国暴民”威胁的本国民众的利益。
为了防止触犯法律，海德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带上纳粹主义爱国色彩的行为。大部分奥地利人（和让-玛丽·勒庞一样）只是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偏见——比如当公共生活中有什么事令其不快时，他们会点某些人的名，而后者恰好是犹太人。海德尔及其追随者对于战胜欧盟等新对手充满了信心，他曾说“奥地利人应该对欧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任何国际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1986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海德尔的自由党赢得了9.7％的选票。4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在1994年10月的大选中，它获得的选票高达23％，仅仅落后人民党4个百分点，而后者在战后执政长达25年，而且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的多个农业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尔在原本忠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虑到（根据1995年的民意调查）1/3的奥地利人都认同海德尔的观点，认为“外籍劳工”和其他外来者在奥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样的结果是一点也不会让人惊讶的。
在20世纪末期，海德尔的影响达到顶峰。在199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27％的选票，成功地把人民党挤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与第一大党社会党的选票差距也缩小到29万张。2000年2月，在奥地利的欧洲盟友们略显夸张的担忧中，人民党组建了一个与自由党合作（不包括海德尔自己）的联合政府。奥地利新总理沃尔夫冈·舒瑟尔做了一个精确的估算：自由党发起的是一场抗议运动，是一个反“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迎合了“利益受损和被欺骗的普通民众”（援引自皮埃尔·布亚德，民粹派人士）。一旦进入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自由党就会忙于处理各种公务杂事，还得对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担责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了10.1％的选票（而人民党的得票率则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欧洲大选中，海德尔的自由党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
奥地利南部卡林西亚州州长尤尔格·海德尔从崭露头角到势力衰微，显示出排外政党的发展轨迹。在荷兰，2002年，“富图因特别党”因为领袖的遇刺，赢得了17%的支持率，跻身荷兰执政党之列，结果在之后的选举中，仅得到5%的微弱支持，国会席位也从42席锐减至8席。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状态，北方联盟趁机入主政府。
在丹麦，1995年还默默无闻的丹麦人民党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2001年前已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派。人民党从未执政，而且始终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主席皮娅·克亚斯伽尔德以此集结影响力，渐成气候。丹麦两大党派——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关于政治避难和对外国居民的法律的强硬度上打压对方。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后曾这样宣称：“现在政府是我们的。” [24]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敢在这些问题上“手软”，即便是势力较小的但对政策能施加影响的英国民族党，也能在新工党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以往处于边缘的小党，近期最好的表现仅仅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争取到7%的选民。在那里，孟加拉人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4年后，该党在奥尔德姆的两个区获得11 643张选票（占14%）。奥尔德姆从前是兰开夏郡的磨坊小镇，在选举前不久还爆发过种族动乱。
以上的数据跟欧洲大陆的发展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英国民族党距离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民意测验表明了全国上下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极右翼能够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施压，使他进一步收紧英国原本就不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选的民愿：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席位的新工党政府和近1 100万选民，本就该对一个新纳粹主义小党做此回应。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吸引了4.8万选民，是总票数的2‰，只比“魔怪狂欢发疯党”多了4万张选票。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景象。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选中有270万选民支持；二是具备善于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集中愤怒和政治歧视的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实际上，在当年密特朗总统将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引入国民阵线前，极右势力从未如此风光过。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旨在带领国民阵线取得国会的成功，从而分裂并削弱法国主流的保守党派。
450万选民在1995年的大选中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当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年4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480万，以17%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将时运不济的左翼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国主流政客们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平息让-玛丽·勒庞的担忧，并承诺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压制他的魅力，但同时容忍他的语言或者计划(“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其余人都应当遣送回国)。
勒庞同旧传统的极右翼政治关系密切，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布亚德主义（主张用减税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参加过带有极右色彩的组织，出语谨慎地为维希政权和贝当政权辩护，他的行动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同党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法西斯的念旧那么简单。当然，皮姆·福图因和克亚斯伽尔德也不属此列，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保持国家传统上政治宽容的意愿，尽管面临着宗教狂热和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威胁。
奥地利的自由党不是纳粹运动，尤尔格·海德尔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卖弄地强调自己生于战后的事实。他出生于1950年，反复提醒民众关于战后出生一代的天时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领导的瑞士人民党在2003年的一项反移民、反欧盟的投票中，夺得28%的支持率，与他类似的是，尤尔格·海德尔的部分成功归因于其先锋姿态，在全国以传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现，掩盖了其民族主义者之实。这一招对年轻的选民异常奏效，一时间，自由党成为奥地利最受30岁以下选民青睐的政党。 [25]
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法国的移民来自南方，奥地利的移民则来自东面，那两个地区都曾经是这两个帝国的占领地）的恐惧和仇恨已经取代了反犹主义，成为维系右翼派别的纽带。但新的反对党也从别处获利：一身清白。他们没有上台执过政，未受到90年代初困扰欧洲政坛的腐败问题的毒害。腐败问题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波兰或者(首先是）俄国（在这些国家里，尚可以认为腐败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间接代价），还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腹地。
在意大利，据传基督教民主党与银行家、承包商、城市老板、政府雇员相处甚好，也获得了可观利益，而且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意大利黑手党新一代头目开始勇敢地打破在公众生活中几十年来的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的米兰丑闻案让意大利社会党先倒台了。社会党名声扫地，前任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斯。
但是，社会党的丑闻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丑闻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动，更是让两个政党声名狼藉，他们在两代人4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整个政治网络被颠覆。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前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土崩瓦解——但是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最终得益的只有前酒吧歌手品行不端的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而不是继续深化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清扫运动。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政治生涯的结束则是因为另一类型的丑闻。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报》和《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年轻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冈萨雷斯政府参与1983-1987年镇压巴斯克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政府允许和鼓励敢死队在“埃塔”活动范围内的西班牙境内和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实行绑架、拷问和暗杀行动(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考虑到“埃塔”是个声名狼藉的恐怖组织，对该组织的镇压活动还不至于使魅力非凡的冈萨雷斯失去民心（由于佛朗哥政权晚期公众普遍愤世嫉俗的情绪，冈萨雷斯的很多同辈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显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没有揭发渎职和有权势人物的话（他的社会党同事一直在宣扬，在这之后的意大利还出现很多例子），公众对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状况就不会如此担忧。
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比利时），90年代频繁的丑闻丑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机构和道德的脆弱，但更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实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政治——包括职员、广告、顾问——的成本都很昂贵。在欧洲，政党的公共经费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只有在大选期间才有常务开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在过去，政治家们就会求助于他们的赞助人——政党成员、工会(左翼）、私人企业家和私人企业。但是这些资源快穷尽了：党员人数减少，工会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政党关注经济事务，所以那些公司和私人都觉得不必要向任何一个政党慷慨捐助。
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政党普遍开始或多或少地找寻吸引资金的出路。废除控制和商业全球化，使政治家们发现周围有更多的资金。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英国的新工党一样，法国的戴高乐党和社会党在过去的20年里用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募集资金，或者是通过出让利益，或者仅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赞助人倾斜。
在比利时，事态走得更远。在众多丑闻中，只需一件，即所谓的“达索——奥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政府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定购了46架直升飞机，并让法国达索公司改装16架F-16战斗机。其他的竞标者都空手而回，这种事本身并不罕见，关键是三个国家的卷入使该事件带有泛欧洲的色彩。
后来就披露出比利时（当时执政的）社会党在两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快，得知太多内幕的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科尔斯于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个停车场被杀；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热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时前总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交易发生时任外交部长，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党收受贿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尔是一名军官，也深陷其中，于1995年神秘死亡。
如果这是个典型的比利时故事（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比利时人没有生活，但并不是没有腐败”），也许是因为宪法权威的重复和力量削弱不仅导致政府监管失力，而且还使包括刑事司法体制在内的政府机关近乎瘫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在其他国家，鲜有个人贿赂的证据（大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出于维护政党利益） [26] ，但是这也导致一些政府显要被迫结束任期，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冈萨雷斯，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和基督教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还包括德国前总理、两德统一英雄赫尔穆特·科尔，他因拒绝透露自己政党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公职的保护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长期间，其政党卷入渎职和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波中）肯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的耻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选中，选民人数的减少当然预示人们对公众事务普遍失去兴趣；但是在几十年前不断上升的弃权票和政治辩论减少的现象里，早就可以看出类似倾向。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党力量的崛起，而是他们从1989年以来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却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欠佳的政绩。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欧洲人也许已经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个欧洲政府体系的核心中，有一点是大多数激进的反对派不敢攻击而且可以让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诚的。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欧盟，尽管它有很多方面的优点；也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太抽象，太朦胧，而且往往只是一种向往的目标；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规（几十年来在西方一直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年轻一代中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可）。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对具体操作的某个方面深表怀疑），是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模式”。
[1] 在《高卢战记》中，尤利乌斯·恺撒曾在高卢罗马地区和法兰克人领地之间设置界线，以此为界将主要说拉丁语和法语的欧洲地区与北部说德语的地区相区分。
[2] 两大主要报纸《大晚报》和《标准报》分别面向法语区和荷兰语区人群。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轻易地从另一方获得消息，当有人在瓦龙尼亚电视上说荷兰语时(或者相反），电视上就会提供字幕。即使是区间火车，也会在到达地区边界时，在自动信息板上自动切换荷兰语和法语（如果在布鲁塞尔，就会提供两种语言）。所以，说英语是比利时的共同语只是戏谑而已。
[3]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历史上的事情。拿破仑的副官拉斯卡斯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说，流放中的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设想过在未来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政府，同一种货币。
[4]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1999年加入欧盟，适时(有些勉强地）介入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2004年加入欧盟。
[5]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同样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它促使瑞典形成共识，即没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商是无法生存的。
[6] 见本书卷四第2章。变革的痛苦极为深刻。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损失了30%——40%的国家收入。波兰在1997年最先恢复到1989年的经济水平，其他国家则在2000年，甚至更晚才恢复。
[7] 这是一种高度乐观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欧盟委员会，它们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1.5%——2%之间，高于欧盟其他成员国。
[8] 2002年1月1日，总计6 000亿欧元现金严密配送到欧元区各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
[9] 这种体制仍然可以和以前一样流畅运作，部分是因为联邦制本身的完善，而不仅仅因为瑞士资金充足：20世纪90年代，经过大部分指标测量，表明瑞士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10] 引自肯尼斯·哈里斯《艾德礼传》(伦敦，1984)，第63页。
[11] 荷兰投票率的下降是个不祥的预兆。它曾是“欧洲”核心国，是欧共体和欧盟基金的慷慨捐助国，但是荷兰在近几年开始退回到国内事务方面——在皮姆·福图因的崛起和遇刺之后，加速了这种变化。
[12]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2004年1月，每50个法国成年人中只有1人能说出10个新欧盟成员国的名字。
[13] 但也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一样，从70年代末开始，富人和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14] 不能将“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相混淆，后者是在欧洲理事会的支持下，为强制实行1953年的《欧洲人权及基本自由保障公约》而建立的。
[15] 出自吉斯卡尔的《欧盟宪法条约》，第3条第1款对欧盟的目标做了定义，即“促进和平及其价值观和人民福祉”。
[16] 被安德鲁·摩拉夫西克在《欧洲的选择》（纽约，1998）引用，第265页。
[17] 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曾尖锐地预言欧洲人“会把事情搞砸，并且会由此得到教训”。
[18] 欧盟并不是唯一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对欧盟区内的农民实施补贴的机构，并且也不是最严重的——挪威、瑞士、日本和美国在人均补贴上都要高得多。但是欧盟的政策似乎比较虚伪，一方面，它承诺对各国采取一致措施，另一方面，它对各国的政策又经常是区别对待的。东欧被告知要采取统一的欧盟条款，但它们不会不注意到西欧政府经常违背同样的条款。
[19] 1995年，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英国2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德国是10％，而在丹麦是5％。
[20] 持类似观点但标准略有不同的剑桥政治学家约翰·道恩将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做了区分——“一部分是在市场上完全可以照顾自己的人……一部分属于在联合行动中生存的单个成员，还有一些属于下层，因为没有人充分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道恩《无理性的狡诈弄清政治的意义》（伦敦，2000），第333页。
[21] 作为政论家和时代人物，高兹认为，这个新的等级反过来会促使新一轮激进社会运动的爆发。但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什么迹象。
[22] 仅1992年，联邦德国就向将近25万南斯拉夫难民敞开了大门，英国吸纳了4 000难民，而法国是1 000人。
[23] 20世纪末，欧洲的吉卜赛人大约有500万——波兰5万，阿尔巴尼亚6万，匈牙利50万，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和捷克共和国大约各60万，罗马尼亚至少200万。在任何有吉卜赛人居住的国家，偏见和虐待是很常见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入境)。
[24] 丹麦人民党由丹麦进步党分裂而来，是70年代反对税收运动的产物(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但是它被新一代激进主义者认为是在欧盟和反移民问题上太“手软”。
[25] 在瑞士的德语行政区，普遍存在反移民偏见，而且这种种族主义不一定总是埋在地底下：有一张竞选海报上画的是一排黑皮肤的面孔，下面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瑞士人将成为黑人”。
[26] 只有艾迪特·克勒松(前法国社会党总理和前欧盟委员）是个例外，1999年，她被揭露滥用在布鲁塞尔的特权，将自己以前的牙医作为私人高薪顾问，此举导致整个欧盟委员会名誉受损，集体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