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多样性
我们的确智慧过人，所以能洞悉我们的时代；因为知道它的不足之处和优势所在，因为聪慧，我们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们不要毫无目的地一味凝视渺茫的前方，要保持头脑冷静，稍稍环顾四周，看看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
——托马斯·卡莱尔
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卡雷尔·恰佩克
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了，苏联分崩离析，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还有整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地理形态。45年来——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没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的意外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被一扫而空。回顾战后的几十年，欧洲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战后这几十年看成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长期两极化）开端的话，战后这几十年其实就是延续始于1914年欧洲内战的尾声，从阿道夫·希特勒战败，到最后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尽事宜之间的40年空白期。
随着1945-1989年这段历史的逝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美好。战后西欧“经济奇迹”令人欢欣鼓舞，它让该地区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间失去的世界贸易和生产的舞台。其经济增长率堪比19世纪末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绝不是当代人所幻想的突飞猛进，一片欣欣向荣。
冷战是战后复苏的原因而非障碍。就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样，苏联帝国的阴影在震慑欧洲的同时，也让幸存的欧洲残余力量团结起来。当东欧国家解体时，西欧繁荣起来：西欧免于承担帮助曾经是古老大陆帝国的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义务；并且有美国军事大伞的保护，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不过，在东欧国家看来，这向来都是井蛙之见。随着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不复存在。
与此相反，作茧自缚却又洋洋得意的战后西欧——有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可靠的外部联盟和众多的内部盟国——突然显得脆弱起来，一方面需要回应它东边的未来“欧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边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之间也不再是那种不言自明的依附关系。在描绘欧洲共同的未来时，西欧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欧洲大陆的大步向东迈进，他们必然会回归到欧洲共同的过去。
1945-1989年这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300年来，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是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特征在1913-1945年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大约有6 000万欧洲人死于战争和国家发动的杀戮。而在1945-1989年，欧洲大陆没有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 [1] 两代欧洲人至今都难以想象，和平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包”给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在国内却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严厉的检查制度，强加的匮乏和强行管制，但偶尔也会爆发公开冲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冲突，1956年的布达佩斯冲突，1968年的布拉格冲突，1968-1981年在波兰零散发生的冲突，以及在随后的军事管制下发生的一些冲突。因而战后几十年的东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不过还是有说明作用的）。与过去相比，东欧也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平静时期，尽管是无意而为的。
随着新世界秩序（或混乱）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很快成了人们的回忆。这个时代能否让人怀念，能否让人感到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于何时何地。铁幕两边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1946-1951年间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会饱含感情地回顾“他们”那10年的美好记忆，并认为它意义非同一般，尽管这有点夸张。在西方，与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们的父辈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物质保障心怀感激。
但在对于60年代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眼中，逐渐老去的一代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他们自我中心式的自夸令人反感。而许多在共产主义下度过一生的年长者所记得的，不仅仅是铁饭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费和希望的破灭更让他们记忆犹新。铁幕两侧的双方要从20世纪的瓦砾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和平、繁荣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们先前乐观的信念却永远消失了。
维也纳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前，曾写到对已经逝去的1914年前的欧洲的渴望，并表达了对“在信心时代尾声已不再年轻的人们”的同情。60年后，即20世纪末，几乎一切都已恢复或重建，但唯独茨威格那一代欧洲人带到20世纪的信心永远无法完全重建：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经历战争的欧洲人在想起巴黎“美丽时代”时，或许会低声抱怨“要是……该多好”；人们每每想起欧洲所经历的持续30年的灾难，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 [2]
简而言之，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错误答案。西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战争灾难。西欧是这样做的：把近代历史全然抛在一边，扼要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生产逐步增长、对外贸易稳步扩大，然后冠以“欧洲”之名。然而，1989年后，繁荣的“后政治”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并不一致赞成放弃“茧壳”。1993年，雅契克·库伦在为波兰杂志《政治》撰文时推测说“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对旧世界秩序和苏联还是很怀旧的”，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但“旧世界秩序”——人们熟悉的过去40年的停滞不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未卜的前途，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近来曾经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又一次变得复杂难懂了。到了20世纪末，在欧亚大陆西部海角的5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集体质疑他们的身份。谁是欧洲人？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分析“欧洲”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收获。“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且历史久远，有些概念还颇负盛名。在各种会议和条约中反复重申某一欧洲“概念”，虽然表示今天大多数欧洲人属于欧盟，但是通过欧盟还只能了解到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变迁、调整和移民时期，欧洲人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样性。也只有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并绘制出他们共同的轮廓，划定他们是否具有欧洲身份和欧洲经历的分界线之后，才能去描述21世纪初期欧洲人的共同特点。
“绘制”一词需慎用，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边界一直都处于轻微变动中的地方。罗马和拜占庭，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欧洲这些古代帝国的边界和后来的政治分界线密切吻合，这表明了真实的连续性：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欧洲和斯拉夫民族统治下的欧洲相通的地方，对此我们和诸如11世纪不来梅的作家亚当一样地熟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统治下的边界从波兰延伸至塞尔维亚，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况并无二致；易北河把欧洲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如果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员按照这种方法思考的话，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会陌生。
这些设定已久的边界线是否能够引导我们去探寻欧洲，总是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8世纪前，数百年里大多数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讲德语。但对于开化的奥地利人，“亚洲”一词在向东驶出维也纳的联邦公路上就出现了。1787年，当莫扎特从维也纳行进，通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在描述说，他正跨越东方边界。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这一堵墙就像地图上的分界线一样，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国家的，之前是统一在不同的帝国之下。知道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大陆的外部标志并非边境线，而是不确定的边界区域——有争议的边界地区（marches，英语），罗马帝国的长城（limes，法语），军事边界（Militärgrenze，德语），地区（krajina，捷克语）。皇家征服区和殖民地，虽然在地形测量上并非总是毫厘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界限森严。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区域，其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阵地保卫者。在这里，熟悉的世界到此为止，未开化的人被拒之门外。
这些边境地区经常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地理标志也具有迷惑性。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神话中都是以欧洲（或者基督教）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 [3] 稍微看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对的。无独有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竞争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样，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持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南部边界构成文明欧洲的外部防御线。
这种争执不下的状况，恰恰表明了欧洲的外部边界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感兴趣的政党意义非凡，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这部分边界归于本国的紧迫性。身处欧洲有一种安全感：它是一种避难和包容的保证，至少是一种承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身份。作为一个边界国家，作为一个欧洲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和保卫者，它既脆弱又让人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被欧洲排斥和遗忘的感觉，加上苏联的统治，对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奇耻大辱的原因。
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对版图，还不如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相互关联。20世纪末，来自摩尔多瓦、乌克兰或者亚美尼亚的作家和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有“欧洲属性”，这并非基于历史或版图的考虑（似乎有道理，也许没道理），准确地来讲是基于对历史和版图的保卫。总之，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这些像后帝国孤儿一样的国家在寻找另一个“帝国”首都：布鲁塞尔。 [4]
这些外围国家渴望从新欧洲的包容中得到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欧洲排斥在外，他们能承担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在21世纪初的几年，甚至连最普通的游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欧洲排斥的种种迹象。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欧洲一些像乌克兰的塞尔诺维茨和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一样的城市里，曾是国际和欧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尽。周围的乡村呈现出一片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状态——路是土路，车是马车，饮水来自户外水井，脚上穿的是毡靴，四周一片寂静，夜空一片漆黑。 [5] 认同欧洲，不是认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坏了的历史，而是认同欧洲共同的未来，不管它的希望多么渺茫。
担心被欧洲遗弃的不限于欧洲大陆外围国家，从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的角度看，他们罗马尼亚西部的邻居算是受到了历史的眷顾。不像摩尔多瓦，如果它们不是加入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西方会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因而确保了成为欧洲一员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处于被欧洲遗弃的危险之中的是罗马尼亚自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同事们终于开始反对他，他们写信控诉领袖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欧洲分裂出去：“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你已经开始改变乡村地区，但是你没有能力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去。”同年，罗马尼亚年迈的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这样描写他所出生的国家：“即将永远离开欧洲，这意味着远离历史。”这种担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1972年，齐奥兰在回顾本国令人忧郁的历史时，对罗马尼亚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应是：“让我最沮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看着它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和其他的一切。” [6]
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欧洲把他们看作局外人（当从整体上看时）。他们一边保护性地声称自己有原本欧洲的特点（在文学、建筑、地貌等方面）；一边又承认他们的事业没有希望，会逃往西方。在东欧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反应都很明显。2001年7月，当罗马尼亚前总理纳斯塔塞在为法国《世界报》的读者描述罗马尼亚人带给欧洲的“附加价值”的时候，因非法穿越波兰——德国边界而被捕的外国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罗马尼亚人。21世纪初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去“欧洲”。
这种成为别人中心的边缘的感觉，成为二流欧洲国家的感觉，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他们几乎都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所预见要形成的小国家区域内，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角到马塔潘角。但这种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近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语言上、文化上也曾处于边缘化。诗人爱德温·缪尔童年时期，于1901年从奥克尼群岛迁到格拉斯哥，他这样描述这次搬迁：150年的历史在两天的旅程中一掠而过。这种情愫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边缘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岛、爱尔兰岛、北苏格兰岛和拉普兰在内的高地和岛屿彼此之间和与自身过去的共同点要多于它们与欧洲中心繁荣的大都会地区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把国家边境作为分界线和边界也是靠不住的。波罗的海国家议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成立于1992年，它涵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3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德国、波兰、俄罗斯（从1995年起，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坚持下，冰岛也加入了进来，尽管这公然违背了地理邻近原则）。这种具有象征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贸易关系的做法，受到曾经是汉莎同盟（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的城市（例如汉堡市和吕贝克市）的欣赏，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急于把自己置于重建的（这是西方的口吻）波罗的海共同区域的中心位置，并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和近代历史。
对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来说，波罗的海的意义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来，从旅游业挣外汇的前景诱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视南部的定位：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加利西亚”首都的化身，并以此在旅游市场推广。慕尼黑和维也纳虽然都在为跨界工业投资而竞争，但它们却发现了一份共同的阿尔卑斯山遗产，这得益于南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蒂罗尔之间边界的消失。
很显然，地区文化差异很重要，但是经济差距更重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近几十年来，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劳动，转变为高工资收入的经济模式，在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更北方的老工业区。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埃米利亚——罗曼尼亚、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山地区和法兰西岛、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特区。
尽管东欧集团的绝对贫困水平和经济劣势仍是最高的，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样，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意大利，他们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旧远远落后于蓬勃发展的北方：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南部的失业率是佛罗伦萨北部的3倍，而南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事实上比20世纪50年代还要大。
英国同样如此，富裕的东南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扩大。当然，伦敦是迅速发展了。虽然不属于欧元区，但英国首都仍是欧洲大陆无可挑战的金融中心，并呈现出一副光鲜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城市显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纪一样破旧不堪。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伦敦到处都是年轻的职业人士，对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20世纪末的伦敦似乎有重返60年代多姿多彩光辉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尔政府把英国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颠”。
但是光鲜如薄纸。在这个欧洲最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公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中小学教师、警察，这些曾经为大都市新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人再也买不起他们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安居之所，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着欧洲最拥挤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贵又破旧的轨道交通。在大伦敦区外围以外，它的触角已延伸到偏远的东南部乡村地区，这里出现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区差异。
20世纪末，英格兰10个行政区中只有3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60％。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2000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较低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均衡，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民主德国加入统一的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
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森州和梅克伦堡州的。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2004年，前联邦德国的失业率是8.5%，而前民主德国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在萨克森州的议会夺回了12个议席。
在德国把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参见下文）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美好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
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民族差异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生活方式。
另一个例外是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欧盟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由于本国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向往国外，加上后撒切尔时代费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们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其费用之低，有时候还不及小酒馆的一顿午餐，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不见得比父辈好，但是21世纪的新一代的英国人在欧洲人当中，他们如果称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了。英国人普遍蔑视、不信任欧洲的公共机构或雄心抱负，而英国人又想在欧洲的这些地方欢度时光、购物消费，这两种现象并存所形成的种种讽刺，在观察家们看来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是复杂难懂、奇异古怪的。
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用不着学习外语，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英语。欧洲其他地方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如上文提到的），这很快成了欧洲的首要身份标签、个人社会地位和集体文化力的衡量标准。在丹麦或者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几乎没有外国人讲的单一语言，成了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正在用英语学习，而丹麦地方小镇上银行的大多数年轻职员必须达到用英语顺畅处理事务的水平。和很多欧洲小国家一样，在丹麦和荷兰，学生和银行职员通过收看没有配音的英语电视节目，他们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了，至少是能被动地使用。
在瑞士，凡是达到中学学历的，通常都会掌握三四种地方语言。但是当他们和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时，还是用英语（非母语）更容易也更熟练。同样，在比利时，很少看到瓦龙人或佛兰芒人能用对方的语言很舒畅地进行交流，双方都会很自然地把英语作为通用的交流媒介。
有些国家，政府出面要求学习地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在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在欧洲，都知道他们是“E一代”）出于责任去学习地方语言，但是在自由时间里仍讲英语，以显示青少年的叛逆、愤世嫉俗和文明的个人兴趣。失败、落寞的是本国的民族语言，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它们在本地早已式微，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未来。当英语成为交流媒介的默认选择时，主要语言只好退居二线了。西班牙语曾经是显赫的欧洲通用语，现在却和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一样，已不再广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们所学；西班牙语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以保留，还多亏了西班牙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西班牙语作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几千万美洲人的通用语言，它的国际地位还是安全的。葡萄牙语也如此，至少是独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语。
德语在欧洲语言联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几何时，凡是参加国际科学或学术团体的人都必须能用德语阅读。德语和法语一起，曾是文明欧洲的通用语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时，在日常生活中，从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语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语更广泛。 [7] 然而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国人被驱逐出去，然后苏联人来了，中欧和东欧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语。城市里老一代人虽然还继续阅读德文、说德语，但只是偶尔使用。在特兰西瓦尼亚偏僻的德语社区和别的地方，德语已经沦为边缘语言，实际使用频率非常有限，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俄语，或在教授俄语。
一旦把俄语和苏联入侵联系起来，俄语的吸引力就会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和俄语很相近，他们学习俄语还是很容易的。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居民，学习俄语纯属被迫，大多数人并未努力去掌握这种语言，而用俄语口头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说。 [8] 在社会主义大厦倒塌后的几年里，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所造成的一个矛盾的的后果日渐清晰：曾被侵占过的国家都不再学习德语和俄语。在这些被苏联和德国长期侵占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种外语最重要。在1989年后的东欧，要想成为“欧洲人”，必须讲英语，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即使在以德语为母语的奥地利、瑞士或者德国，德语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从德语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比如荷兰语，也因此受到牵连，而不再被人们广泛地学习和使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为此悲伤毫无意义。在90年代，像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大公司，也不得不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德国的政治家和企业老总因为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交圈中应对自如而令人刮目相看。
法语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作为最普通的日常语言，自从王室贵族统治结束后，法语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法国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区的居民——区区几百万人口——把法语当作母语，况且他们多数是以方言的形式讲法语。这种方言受到了法兰西学院官方人士的鄙视。按照严格的统计数据，和德语或俄语相比，法语早已沦落在欧洲语言圈的边缘了。
但自从拉丁语衰落之后，法语就成了国际都市精英的语言，因此也是最著名的欧洲通用语言。然而在20世纪初，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语教学作为牛津大学现代语言教学大纲的一部分时，不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反对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凡是能进这所大学的学生，其法语都已经很流利了。到了20世纪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馆，很多人仍旧广泛地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话。而笔者也可以保证，直到1970年，可以保证法语仍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从巴塞罗那到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到30年时间，这一切都变了。到2000年，法语不再是确定的国际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们之间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国、爱尔兰、罗马尼亚，法语才作为第一外语被推荐给中小学生，其他人则都在学习英语。在前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学校，法语甚至连第二外语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语。在存在多种通用语言的国度里讲法语的人——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讲法语的团体，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还使用法语；但是在法语的故乡——欧洲，法语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能也是无可挽救的。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早期曾将法语定为它的官方语言，在该委员会中，母语是法语的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应用的优势，但是如今这里的情形也不同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加入——这些来自伦敦的、临时调任的公务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还不如说是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讲德语的团体的扩张（多亏了德国统一和奥地利的入盟），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沉默；再有就是来自东欧的未来的新成员。尽管有同声传译（覆盖25个成员国之间420种可能的语言组合），但是对于希望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成员国来说，在欧盟3种核心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语现在正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法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政府不会为了确保自己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转而使用英语。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学习英语，并且为使用英语还去国外旅游，法国官方的立场仍是毅然决然地防御。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导致该国语言的衰落；而英国却免遭此难，因为美国人讲的也是英语。这是一种令法国人尴尬的巧合。
面对法语地位降低的种种迹象，法国人最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其他人还继续讲法语：正如总统乔治·蓬皮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的：“如果法语不再是欧洲的主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本身将不再是完整的欧洲。”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选择了“围困精神”：如果在法国以外没有人再讲法语的话，那法语至少在法国本土应该有绝对的垄断。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兰·芬克尔克罗、让·杜图尔、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莱尔在内的250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国本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使用法语，由法国投资拍摄的电影要用法语，等等。他们还告诫说，若不这样做的话，“英国佬们”就要让我们都说英语或者“美语”了。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国政府都不会通过立法来强制使用法语。社会党文化部部长凯瑟琳·塔斯卡曾断言：“在国际组织中，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我们城市的墙上，一场为法语进行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两年后，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继承了这一主张，并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张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法语的衰落，而且还有英语的霸权，而后者最为重要。如果法国人学习英语之外的别的语言，哪怕是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好些：“当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去深入理解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俄语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在任何年龄都能学会的贫乏的英语呢？”杜邦曾这样质问。
杜邦把英语轻蔑地称为“商业英语”，而正是这“商业英语”正在取代法语的地位（法语是“最重要的资本，是法国人民尊严的象征”）。但是当杜邦瞄准他的靶子——英语时，英语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像米歇尔·塞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预见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其街头的德语名称还不及现如今英语名称多，但是在电影、各种电视秀、电视电脑游戏、互联网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对法语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即使用法国俚语进行手机通话，其中也充斥着舶来语或改编过的词汇。
法律试图强制法国人之间相互讲法语，这或许是可以的，虽然大多是在被违反时才被重视。但当外国学者、商人、智囊团成员、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国时，也要求他们用法语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别人用法语表达的想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他们会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带到别的地方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现实才被了解，而大多数（当然绝对不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纪欧洲的残酷现实：新欧洲的精英们，无论他们是谁，过去未讲法语，将来也不会讲法语了——“欧洲”不再受法国的掌控。
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末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割、不和、决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大陆分裂较深的现代历史和相互重叠的团体、身份、历史的多样性。欧洲人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凭借这种“长期亲密联盟”，欧洲人把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开明的领导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盟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结成联盟以后产生的、比以往更密集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包括桥梁、隧道、公路、火车和渡口在内的欧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被新建或扩建，其变化之大让人难以辨认。现在欧洲人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铁路系统（饱受诟病的英国铁路系统除外）。
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相对较短，与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欢迎，所以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就是曾经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欧盟的强力支持下，合作铺设一条延长的、改良的高速铁路，从马德里到罗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计划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向东横穿中欧。即使在永远不会赞成法国高速列车、德国城际快车和意大利欧洲之星列车 [9] 的地区和国家，欧洲人现在也可以通行全欧洲大陆了——不一定比一个世纪前快，但是障碍比以前少多了。
和在19世纪时一样，欧洲铁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铁路服务的城镇和地区为代价的，这是冒着失去市场和人口的危险，也冒着落后于比他们更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危险而进行的改革。但现在也有一个广阔的高速公路网——除了前苏联、南巴尔干、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穷困的省份，大部分欧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车。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这些变化让人们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在别的地方购物、娱乐的远景不远了——费用并不总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欧洲的年轻家庭想在马尔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麦）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莱堡（德国）和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或者从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到维也纳（奥地利）。这让曾经平淡无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复苏了，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
由于移动性越来越强，现在欧洲人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旅游、交流，但是有些欧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两个半世纪以前，伏尔泰曾经把欧洲人分为“主动去了解”和“等着被了解”两类，这种区别延续至今。权力、繁荣和各种机构在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角落里聚集。心理上的欧洲版图——欧洲人头脑里的版图——有一个由“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地处边缘，如瑞典）形成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宪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价值观被视为次要的但是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典范：找回过去的、真正的自我。 [10]
人们期待着东欧人去了解西欧。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西欧人去了解东欧了，但是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并不只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卖他们的劳动或者身体。20世纪末，某些东欧城市作为重新被发现的、迷失的中欧前哨的吸引力已经消失殆尽之后，它们又重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瞄准机会的市场，如廉价而花哨的度假胜地，接待来自西欧的低档次的旅游团。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国“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带简单行李去度周末，花费不大，英国人可以在此饮酒作乐，花天酒地，享受廉价的性服务。塔林和布拉格这样的名声并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机构报告说，曾经满足于旅游景点黑泽或者更近些时候的旅游热点本迪铎的游客们，现在对于东欧异国情调的款待可谓是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当然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欧洲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对他们而言仍有异国情调。1991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名为《文化报》的周报对保加利亚人对于哪国的文化感到最亲近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18％的人回答“法国的”，11％的人回答“德国的”（15％的人回答“美国的”），只有1.3％的人承认对“英国文化”有亲近感。
尽管统一带来创痛，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仍旧是德国：在人口和工业产值上德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它才是“核心欧洲”的核心，从阿登纳到施罗德每一位总理都坚持这样认为。德国还是唯一一个对以前的分割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多亏了两德统一、移民和联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区的面积目前是巴黎面积的6倍——这是欧盟两个领袖成员国相对地位的象征。德国主导欧洲经济，它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有2/3的净收入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德国人是欧盟中最忠诚的居民。德国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建议建造国家间的“快速通道”，用于欧洲完全一体化，实现联邦欧洲，但对它的合作者们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
如果德国是最“了解”欧洲——将伏尔泰所说的比喻继续深化——的国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另外两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最应该一直坚持被“了解”，这也没什么不合适。和德国一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欧洲事务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许多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也变得和欧洲的日耳曼族群同病相怜：作为专制政权的弃儿，他们背井离乡，沦落为其他民族的国家中不受待见的弱小少数民族，成了帝国退潮后的渣滓。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有1亿多俄罗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东欧的独立国家里。 [11]
但是相似点到此为止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俄罗斯忙于应付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叛乱，而由于新诞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阻隔，加之其越来越不自由的国内政治，它与欧洲渐行渐远。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与“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它们。 [12] 不管怎样，与加入欧盟相比，俄罗斯当局更感兴趣的是铺设管道，向欧盟出售天然气。很多俄罗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并不是本能地认为他们是欧洲人：当他们去西方国家旅游时，（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说“去欧洲”。
不过，300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喜欢“插手”欧洲事务的国家，这一遗产被继承下来了。拉脱维亚银行是俄罗斯商人接管的目标。2003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总统因被怀疑与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而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波罗的海的飞地，继续要求俄罗斯货物和军需运输可以从立陶宛无条件地通行，并且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经过这个国家去欧盟旅游。由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的商业企业洗出来的黑钱，从伦敦和法国里维埃拉的地产市场流出去。
从短时间来看，俄罗斯居于欧洲边缘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并不是威胁。俄罗斯军队忙着别的事，而且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军队已破旧不堪。俄罗斯人的健康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男性寿命急剧减少，国际机构有一段时间一直警告说，肺结核正在俄罗斯复苏，俄罗斯处于艾滋病蔓延的边缘，但为其操心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