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与欧洲比邻，它幅员辽阔，化石燃料储存无人可及，就这一件事实，就不可避免地给能源匮乏的欧洲大陆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波兰在2004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和95％的石油是来自俄罗斯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和俄罗斯人期望从欧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参与欧洲内部事务，不管是在北约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管理，或者是贸易协议的制定（包括双边协议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协议），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在场时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有损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原则问题。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欧洲历史完全是循环发生的。21世纪如同18世纪：俄罗斯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民族”，吉本所描述的“斯基泰人的蛮荒”。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欧洲西方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魅力无穷又令其极度反感；既令其赞叹不已又无名怨恨。俄罗斯统治者和人民对外界的评论始终极度敏感，而同时又表明对所有国外的批评和干涉都持怀疑态度。俄罗斯是历史和地理遗留给欧洲的一个邻居，欧洲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接纳它。
这一情况对于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将近700年历史的土耳其人是欧洲的“异类”，之前这一角色被阿拉伯人占据500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土耳其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罗马尼亚长期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齐奥兰就沮丧不已）；人们经常说起基督教欧洲被多次从土耳其伊斯兰的虎口中“拯救”下来——不管是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大门口，还是在1571年的“勒庞多战役”中。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东方问题”——即如何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怎样解决从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下衍生出来的领土问题——是对欧洲外交官们最紧迫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土耳其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爱夸耀的、非宗教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切都把东方问题从欧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土耳其从巴尔干和阿拉伯人的中东脱了身，这却遗留下了一张复杂的冲突网，同时也留下了能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抉择。不管怎样，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横跨苏联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这一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从西方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相反，在冷战期间，安卡拉成了西方联盟的调解员，成了北约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队。美国在土耳其建立导弹和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闭线的一部分，来包围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边境。西方各国政府不仅向土耳其提供丰富的援助资金，而且对其不稳定的独裁政权（经常是军事政变的结果）和颜悦色、不加指责，对其滥用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该国在远东的库尔德人，占它的总人口的1/5）。与此同时，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余乡村人口一样，土耳其“外籍劳工”为了寻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会重新在新欧洲弥漫。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独特的位置呈现出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抗中，土耳其不再是边防前哨和屏障国家了。相反，它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同两方都有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国，7 000万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长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别正统，但是随着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兴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们已经世俗化的父母，他们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遗产中寻根问祖。人们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阿塔土尔克那样无情地强制实行的非宗教国家，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过教育的商务精英们生活在面积不大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他们很认同西方的服装、文化和习惯。和其他有理想的东欧人一样，他们把欧洲——包括欧洲的价值观、欧洲的机构、欧洲的市场和职业生涯——看作自己唯一可能的未来，也看作他们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的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逃脱历史，进入“欧洲”。而且，有着传统影响的军官团也有这一目标，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阿塔土尔克的非宗教国家的梦想，并且对土耳其公众生活中悄然发生的伊斯兰化也曾公开表示过愤怒。
然而，欧洲，或至少是布鲁塞尔，还是犹豫不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多年悬而未决。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小心谨慎：土耳其的监狱、对待国内批评者的态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经济法典，这些只是有待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与欧洲伙伴之间的严格的贸易关系。欧盟高级委员如奥地利的弗朗茨·费什勒曾公开对该国的长期民主信心表示怀疑。然后还有现实困难，作为成员国，土耳其将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欧盟成员国，也是最穷的，其繁荣的西部边缘和广袤的、贫穷的东部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即使加入欧盟，众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涌向欧洲，寻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资。这些对国家移民政策和欧盟的预算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能忽视的。
但真正的障碍还在别的地方。 [13] 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那欧盟将会有外部边界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比邻。从地理上讲，它把“欧洲”延伸到了离摩苏尔100英里以内的地方，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安全隐患。并且，欧洲边界延伸得越远，包括2004年宪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内的很多人就越会觉得欧盟应该明确声明，是什么在界定他们共同的家园。这反过来已经促使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更不用提罗马的波兰教皇了——在新欧洲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们，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这样做并不成功。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于1994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不是曾经提醒他的观众们吗？——“欧盟是建立在一大套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风俗习惯、制度和基督教。”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土耳其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基督徒），属于“准欧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可能去强调自己欧洲身份的非宗教、宽容和自由的特点。 [14] 他们还越来越急于把欧洲价值和标准作为杠杆，来对抗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反动影响，这一目标也是很多欧洲成员国一直赞成的。
2003年，尽管在欧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议会最终取消了对库尔德文化生活以及人们发表政治意见的长期限制，布鲁塞尔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表演的漫长的、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步也开始强行加价了。对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的土耳其国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对曾经是帝国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现在已降至在欧洲大门口恳求，纠缠那些曾是土耳其附属国的国家来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持续增长的宗教情绪不仅能够促使本国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获得选举胜利，而且还鼓励国家议会又一次就把通奸作为犯罪的提议进行辩论。
布鲁塞尔直率地警告它，这绝对会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欧盟的申请。作为对该警告的回应，上述提议被放弃，而欧盟最终也于2004年12月同意开启与安卡拉的入盟谈判。然而，危害还是出现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对者——其中很多是来自德国 [15] 、法国以及地处希腊或保加利亚周边的国家——能够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适当性。2004年即将离职的荷兰籍欧盟委员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告诫说，要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倾向。继续顺利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扩展事务委员君特·弗尔休根承认，他并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时，将来拒绝土耳其入盟或将其进一步搁置的代价，是对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为欧洲脆弱边缘的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伤害。东方问题又回来了。
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与其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当然，东南欧部分地方的历史教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教育，也是让人担心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历史在现在被用于公共事务。当然，这在独裁社会里并不新鲜，但欧洲自称是“后独裁”社会，政府对知识不再实行垄断，历史也不再因为政治而被轻易篡改。
绝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被篡改。在欧洲，对历史的威胁不在于为了不真实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历史，而在于怀旧——这个历史知识的天然属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公众对历史日益升温的迷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它封存在内部的并非最近的记忆，而是失去的记忆：历史不再是启迪、教化现实的镜子，而成了展示一个与当今有区别的注解。电视上的历史（无论是以讲述的形式，还是表演的形式，主题公园里的历史，博物馆里的历史），所有这些强调的都不是人们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而是把人们与历史隔离。“现在”已被描绘成一个“历史”的孤儿，而不是它的继承人，这就切断了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也切断了与我们失去的世界的联系。
在东欧，虽然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在，但怀旧还是直接引起了对逝去的社会主义的遗憾。2003年，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革命时装”展，展品包括靴子、内衣、礼服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结束只有14年的那个世界，但是已经让人流连忘返。展览吸引了很多老人，这些劣质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们最近的回忆。而参观者们的反响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喜爱甚至遗憾，这让馆长大为吃惊。
民主德国人的怀旧病在德国家喻户晓，也同样是忘却的记忆。借用米拉波对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治下的普鲁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掌握政权的间谍组织。但在回忆中，它却在激发人们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们的旧服饰赞美不已时，德国人却对电影《再见，列宁》趋之若鹜，该电影对埃里希·昂纳克时代生活的物质匮乏、教条主义和普遍的荒谬性进行明显的嘲讽，但由于观众对那个时代的主题抱有某种同情，而它的突然终结又令他们非常不知所措，影片的嘲讽效果大打折扣。
同其他中欧人一样，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对满目疮痍的家园进行重建的经历。为挽救遗失的历史碎片而产生的有选择性的怀旧颇具意义。1984年，艾德加·赖兹的《故乡：德国的历史》在电视台播出时，平均每集有900万联邦德国人观看，这绝非偶然。这种对怀旧的着迷在20世纪最后几年同样席卷了西欧的其他国家，它进而导致了遗产行业、纪念馆、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兴起，而人们却很难解释这种对怀旧着迷的现象。
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1995年所描绘的“历史神话的伟大时代”并非史无前例。霍布斯鲍姆自己曾就民族时代之初19世纪欧洲的“传统的创造”写过精彩的文章，爱德温·缪尔（1941年在苏格兰著有《彭斯与司各特》）把这种人造文化解释为“虚假民族的虚假诗人”。但是在20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对民族历史创造性的再想象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
“历史即怀旧”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发出最强音，并非偶然。法国和英国以高傲帝国的身份进入20世纪后，两国都在战争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逐渐丢失了领土和资源。昔日作为全球帝国的自信和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未卜的前途。法国人或英国人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风光不再。是否要成为热情的“欧洲人”，对于比利时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阴影的国家倒容易得多。 [16] 但对沐浴在伟大和光荣的记忆里的国家而言，“欧洲”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转换：它是一种妥协，而非选择。
从社会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英国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怀旧了。为获得“美与历史”的场地和建筑，劳工部长休·达尔登设立了“国家土地基金”，并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一大批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的财产——公园、城堡、宫殿和“杰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拥有，他们将这些祖传遗产赠与国家，以此换得巨额财政减免。
从50年代到70年代，让人重获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战争题材的电影、古装戏、服饰的形式得到再现。从男阿飞到多毛的面部装饰，爱德华国王时代的风尚再度流行，就是这股潮流的特点。它在1977年达到顶峰，人们举办街头舞会和摄影展，举国上下都在祈祷重回昔日美好时光，人们就是以这种自觉的“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庆祝女王登基25周年。但是，80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之后，这种元素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在那10年间，回首40年代，甚至回首1913年，大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能从别人的赞誉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是这种感觉现在一扫而空。
在那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让人无法回顾它的近代史，除非是无意地讽刺它对历史的否认，或是将其作为一种被清洗干净的、无实质内容的“遗产”。这种对历史的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古老的教育机构的不安全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所大学在布莱尔新政府的平等机会主义的氛围中被迫宣扬“反精英主义”，这对它们可谓奇耻大辱。这种否认还体现在一些文化机构的奇异的自我否定上，例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沦落到了要不断讨好、招揽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馆的一流咖啡馆”了。
民族遗产已经公然演变成了一个商业计划，即“遗产行业”，由“民族遗产部”这个新政府部门负责筹划和经营。这个新部门于1992年由保守党政府设立，这与原本工党起草的计划是一致的，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合并成“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是重大的——遗产不是政党工程。历史不再被滥用或用以自肥，它已被净化并被赋予了愉悦的面孔。
地处已被废弃的南约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矿业中心，但在“后撒切尔”时代，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镇中心的精华部分已不复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车库包围的华丽的商业步行街。残存下来的仅有镇礼堂和几幢相邻的建筑，他们是代表19世纪巴恩斯利荣誉的建筑遗产，是指引游客的伪古代、“老式”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当地书店现在专门把介绍本地历史的书籍销售给本地居民（巴恩斯利当时不在已开发的任何旅游路线上），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黄金时代》或《古唐开斯特的回忆》一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能让人勾起对刚刚逝去的、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回忆。
2001年，距巴恩斯利仅几英里之遥，靠近欧格里夫村，“欧格里夫暴力冲突”在电视上重播。1984年6月，在此地，罢工矿工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也是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冲突的标志。此后，大量矿工失业，有些失业矿工（为挣钱）穿着“特定时期”的服装重新演出了这场冲突。这种对著名暴力冲突的演出是英国既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本该一直享有“遗产”待遇的欧格里夫是正在进行中的加速历史化的例证。毕竟，在距南部仅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内斯比发生的内战，过了300年以后英国人才考虑重新演绎；而欧格里夫冲突发生之后仅17年即被搬上荧屏。
巴恩斯利镇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非常出名，在该书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冲突中失业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威根码头自身历经70年的变迁，现在不仅是一个码头（奥威尔曾对它未能列入遗产名单而发表过著名的评论），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还树有路标，以鼓励人们来此地参观。清澈的运河旁，已建成名为“历史之路”的博物馆，以及名为“奥威尔在威根码头”的很普通的现代酒馆，出售汉堡和薯条。奥威尔笔下可怕的北部贫民窟的确是不复存在了——不仅从地面上消失了，而且还被本地人遗忘了。《1930-1970年的威根记忆》是一本在博物馆打折出售的指南书，书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图片，有端庄的女售货员和精巧的但已被遗忘的商店。但对于吸引奥威尔来到威根，并为当地带来意义不明的声望的矿坑和矿工，书中并未提到只言片语。
享受遗产待遇的不仅仅是北部地区。在英国中西部制陶地区，游客和当地的小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18世纪陶器制作商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如何制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们寻找有关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这个地区为何被称为“黑色乡村”的证据（奥威尔曾经描述过，甚至白雪都因为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而变成黑色），但却无功而返。很多事物本来的面貌已被过去的（或现在的）面貌所取代，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现实存在的英国铁路是一桩公认的国家丑闻，但截至2000年，大不列颠所拥有的蒸汽机铁路和蒸汽铁路博物馆的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整个欧洲此类博物馆有120个，而英国就占了91个之多。大部分火车都不再上路运营了，即便是那些能够上路的，也满不在乎地试图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为参观约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车”的夏季游客受邀乘坐托马斯蒸汽机火车，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线去参观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在当代英国，历史和小说结合得天衣无缝。工业、贫困和阶级冲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刻的社会对比差距被否认或和谐。即使是最近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也只能在怀旧的电影作品中看到。这种全民族的记忆的大删除，是英国新政治精英们的标志性的成就。依靠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新工党成功地废弃了历史，而英国繁荣的遗产行业却适时地变成了“历史”。
英国人种植和培育“遗忘花园”，在援引历史的同时又竭尽全力否定历史这种能力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对民族遗产的着迷可与英国一较高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国，对确认和保护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物品和场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开始于对逝去的1914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怀旧的农业展览，并且在维希政权做出努力，用过去理想化的乡村取代当时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后，又得到了加速发展。
战后，在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对民族历史和地方历史保护中，累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有形的教育，即作为当代一种长久的、对民族独特历史（在痛苦不堪和动荡不安的世纪之后）的警醒。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确切地说是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引发评论的已经不是昔日的荣耀——或者说是昔日的悲剧——的延续，而是它的中断。过去——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农民，过去的语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过去，从维希政府到阿尔及尔——对未来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经历了人口变迁和两代人的社会地理变动，曾经毫无断裂的法兰西历史似乎注定要在民族的整体记忆中消失。
对记忆消失的焦虑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遗产、大量由公众支持的遗迹和由国家贴上“遗产”标签的人工制品越来越多。1988年，依据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长雅克·朗的要求，法国文化遗产中受官方保护的项目名录急剧扩大，而以前该名录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桥或位于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垒”。
雅克·朗和他的继任者所采取的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的新“遗址”中，位于巴黎热马普码头有着碎块状外墙的“北方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并特别声明是向马塞尔·卡内于1938年拍摄的经典电影表达怀旧式的敬意。但是卡内的拍摄全部是在摄影棚进行的。对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外观）的保护，依据个人好恶，可以被看作一种微妙的法国式“后现代”讽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乱真的做法下出现的、注定虚假的事物的表现。
密特朗个人对国家遗产的突出贡献，与其说是保护遗产或对遗产分类，还不如说是在现实中制造了遗产。自路易十四以来，还没有别的统治者在其任期内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建筑和典礼。密特朗在任14年的政绩，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纪念堂、庄严的就职典礼、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还体现在通过巨大的努力，确保了总统自身在国家遗产中的位置：从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伟的凯旋门出发，到卢浮宫优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狱旁边盛气凌人的现代主义歌剧院，再到塞纳河南岸饱受争议的新国家图书馆。
在密特朗忙于简洁优雅的纪念碑式建筑、让国民真实地记住了自己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国家正在隔断与祖宗的联系，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促使一位杰出的巴黎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中的地方》，该丛书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个部分，共7卷，长达5 600页，在1984-1992年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旨在辨认和阐明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方和范围：名称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现在是或曾经是法国的工程和象征，包括从大教堂到美食烹饪，从国土到语言，从计划中的城镇到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版图。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与这本书相媲美，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诺拉的《记忆中的地方》一方面记录了全体法国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自信，那就是人们坚信800年的历史留给法国的是少有的集体遗产，并且将它以这种方式来回忆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该书还表明了一种焦虑感，担心这些集体的、共同经历的标志即将永远被人们遗忘。
这既是怀旧，也是不安。担心总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对法国人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委婉提示——起初是标志，然后是名字——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兰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沃日奥葡萄园的葡萄树、圣维多利亚山或者凡尔登战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偶遇这些名字的普通游客想不起来它们原本的含义，也唤不起他们打算唤起的感情，法国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英国的遗产行业表明了它迷恋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怀旧是真的，而它所纪念的“过去”却是赝品（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怀旧）。相比较而言，法国人对其精神遗产的迷恋还是有一些文化真实性的。“法国”总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现自己，比如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各种“玛丽安娜”的形象和化身。法国人用大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象征形式，集中表现对失去的法国本性的遗憾，这样做倒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法国。如果它们被放错了地方，或者不再让他人共享，法国就不成其法国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所说的“没有荣耀，法国就不成其法国”的含义。
这类假设是政客、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信仰派别的人们的共识，这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让成千上万的法国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国特质的存在，而这种特质在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国人慢慢淡忘。在诺拉的这本大部头的书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筑、基督教的实践和标志——浓墨重彩，占据主要地位，关于“犹太人”只有简短的一个章节，而且大多作为被同化、排斥或迫害的对象出现的，而对“穆斯林”却只字未提。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疏忽。法国人的记忆殿堂里没有为伊斯兰教预留位置，如果事后再创造出一个位置来，这将与这个项目的目标背道而驰。“疏忽”不过是表明了法国与它的邻国一样，很难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欧洲人。肩负起草欧洲宪法任务的“欧洲大会”的105个代表无一不具有欧洲背景。从葡萄牙人到波兰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或者更准确地讲，这是原来信奉基督教的人们的欧洲。虽然欧洲基督教分支众多，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会，但真正实践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在20世纪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占全世界总数的60％，但实际信仰人数也一直在下降，这种状况与修道院地处偏僻的乡村落后地区以及老龄化不无关系。在法国，仅1/7的成年人承认会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这个数字甚至会更低。甚至在波兰，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全体公民对曾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的道德训词越发是充耳不闻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堕胎合法化。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广泛视为“外国人”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年轻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极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乡随俗，安特卫普、马赛、莱斯特的年轻男女叫嚷着说，他们既认同比利时或法国或英国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认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样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但更多时候是对上一代人的妥协态度的一种抗议。
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当局的反应也因地方传统和环境而异，只有法国国民大会凭借世俗共和主义的正义热情，以494∶36的投票结果，选择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但此项启动于2004年2月、以薄纱（信仰穆斯林的女性头饰）为目标的举措，应该放在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种族偏见正在被极右派转变成一种政治利益；欧洲的反犹主义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
在大西洋彼岸，反犹主义已经成为对欧洲怀有恐惧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学者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主义复辟了欧洲的黑暗历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甚至将欧洲再次出现反犹主义表述为“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最后阶段？”美国驻欧盟大使洛克威尔·施纳贝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特殊集会上告诉美国的犹太问题委员会说，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势发展”。
这是很具有煽动性的言辞，而且是被深深误导了。在当今欧洲，人们还感觉不到反犹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欧洲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中东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卫星转播，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电视台经常播放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报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区的年轻人被所见所闻激怒，同时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当局鼓励要把他们当地的犹太邻居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待的刺激，他们开始攻击他们的犹太邻居：在犹太社区建筑物上涂鸦，亵渎他们的公墓，向学校和犹太教会堂投递炸弹，甚至还有袭击犹太青少年或犹太家庭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前几年，对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攻击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的规模，或者是其种族主义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所固有的种族对立的特性。这与过去欧洲出现的反犹情形不同：对于因为情绪不满而要寻找替罪羊的人们而言，犹太人不再是选择的目标。事实上，犹太人远非最受歧视的种族。2004年1月进行的一次法国民意测验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虽然有10％的人承认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不喜欢“北非人”的比例更高，达到23％。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攻击，包括对来自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塞内加尔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攻击，要比对犹太人的攻击多得多。在有些城市，这种种族攻击甚至在当地蔚然成风。
新型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一面是，当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受害人时，这次的凶手却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德国，在德国复活的极右势力没有费心去区分德国的移民，即犹太人和其他“非德国人”。显而易见，德国是个特例。在其他国家，当局更担心的不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的复兴，而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与社会日益格格不入。
美国仍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遥远的挑战、异端和敌人，这一点可以从它提高安全等级并且抢先发动战争得到说明。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法国，中东危机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内问题。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和失败情绪转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愤怒的、沮丧的同胞们身上，这种转移不足为奇——毕竟它是另一种帝国遗产。
[1] 即使把发生在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考虑在内，20世纪下半叶死于战争的欧洲人也不超过100万。
[2] 雷蒙·阿隆（生于1905年）和茨威格有相同的愁闷的记忆——如果算不上绝望的话：“从此中产阶级欧洲在7月进入了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纪，人类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已失去控制。”
[3] 应该注意的是，很多波兰人也坚持认为波兰是欧洲的中心——这显然颇具争议。
[4] 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人也是如此。由北约组织帮助从塞尔维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渴望独立的国家状态，虽不奢望民族的雄心壮志，但至少保证不再受塞尔维亚压迫，也不被欧洲排斥在外。
[5] 安娜·里德《边疆：乌克兰历史之旅》（2000），第20页。由此使“欧洲”这个地方成了2004年12月乌克兰革命中的语言和希望。
[6] 参见托尼·朱特的“罗马尼亚：底层”，《纽约周刊》，2001年11月1日。
[7] 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那里，情况正好相反，法语的支持者要多得多。
[8] 保加利亚是个例外，在那里，俄罗斯和它的语言总是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
[9] 分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王牌高速列车。
[10] 2004年6月，本书作者收到在位于萨格勒布的外交部采访的一位记者的好消息：“这里情况良好。克罗地亚已经收到加入欧盟的邀请。这将改变很多人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
[11] 生活在21世纪的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伯利亚的匈牙利人是另一更小的后帝国的少数民族成员：曾经主宰一切，现在软弱无比。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在这里曾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不断地受到攻击，塞尔维亚的年轻人故意破坏他们的财产。贝尔格莱德当局似乎没有从90年代的灾难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且什么也都不曾忘记。当局对此事的回应让人沮丧，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攻击不是“很严重”，而且是“他们”先挑起来的。
[12] 恰恰相反。在2004年春夏的一系列措施中，当局大大削减了新闻媒体和本已）受限制的公众示威的权利。俄罗斯短暂的自由之窗很快就关闭了——实际上是混乱和没有限制，而非真正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2004年，俄罗斯观察家估计，由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训练的官员在国家的公务员行政职位上占了1/4。
[13] 希腊的政治家们同时出于国内的政策考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布鲁塞尔的投票，来阻止和妨碍土耳其为获加入欧盟的资格所做的任何努力。
[14] 此外，他们一贯把“欧洲”看作理想的自由市场，这与土耳其自己的经济活动中的贪污贿赂和任人唯亲形成了鲜明对比。
[15]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曾公开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16] 民主的西班牙的确开发出了官方的“遗产”行业，受其“民族遗产”的培育，但后者更注重该国久远的黄金时代，而不是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