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显得相对保守和缺乏弹性，但这并不说明欧洲的经济效率低下。2003年，从每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看，瑞士、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效率都和美国不相上下，爱尔兰、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比美国的经济效率还要高。如果说美国总体上的经济效率相比更高的话，比如美国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拥有更多的金钱，那是因为美国在职人数比率比欧洲高，他们比欧洲人工作的时间更长（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个小时），他们享受的假期比欧洲人要少得多，也短得多。
英国人每年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3天，法国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国人的带薪假期却连这一半还不到，这还要看他们住在哪里。欧洲人能够特意选择少工作、少赚钱但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高额的纳税制度（在很多英裔美国人看来，这是对经济增长和革新的又一个障碍）给他们带来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或者几乎算是免费的）医疗保障服务、提前退休、范围相当宽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保障。在整个中学教育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接受的教育要好。欧洲人过得更有保障——正因如此，他们也更长寿、更健康（尽管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 [10] ），贫困人数所占比率也更低。
这就是“欧洲社会模式”，无疑，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模式所承诺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税额和庞大的社会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根据每年一度的欧洲参数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认为贫穷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无能。调查还显示，如果高税收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的话，他们宁愿支付。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的观点也很普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想法也一样流行。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市场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把职工当成是生产中不必要的一个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经济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价。
欧洲模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类型：北欧模式、莱茵兰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分类。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不是一种分散的体制或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制度。有时候在一些文献和法律中这样阐述过，它应该说是社会权利平等、人民团结、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它对现代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也是可能的，总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意大利和瑞典，但最后形成的社会一致意见，是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团结。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打算对国家福利支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乐主义者执政的政府要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样，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不断进行尝试，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欧洲模式和富有弹性的美国经济模式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的商学院或公司待过，这些人对缺乏灵活性的欧洲经济环境非常不满，力劝政府官员们引进流水作业线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法国所谓的效仿美国派，开始让左派摒弃其反资本主义情结，保留其社会道德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税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也开始讨论起来（即便往往意见不一）。右派开始认识到福利问题的重要性，左派现在也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好处。
试图把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个能够代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的核心——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时的争论——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并非巧合。在20世纪末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结果被称作“第三条道路”，从表面上来看，它是把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热情和对社会结果以及集体利益的应有的考虑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几乎不算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它和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别无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学，讲的就是一种形式。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借鉴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莱尔政府更进一步地实践，他们的实践对政治观察家们起到了迷惑性的作用。
当然，布莱尔有其独有的天时和地利方面的优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把政治的标杆大幅向右移动，而布莱尔之前的工党领袖们则完成了消灭党内老左派的艰巨任务。因此，在“后撒切尔时代”的环境中，只需对建立分配良好的公共服务之愿望表示肯定，布莱尔就能为自己博得“进步”和“支持欧洲道路”之名。同时，他还不断宣传自己对私有化的构想和对适合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政治追求，这样的论调就让他自己被完全放置到“亲美”阵营中。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让英国投入欧洲的怀抱，同时还坚持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欧盟单一市场中欧洲法制和财政上的统一的限制。
在政治理论停滞不前几十年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既是对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困境的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又是在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欧洲大陆上对这一条道路的推崇者们，无视自己历史上那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而欣然从之。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1985-1995）下，欧洲委员会不断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传的费边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欧洲。布鲁塞尔也似乎很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这令人振奋的故事，使欧盟处在制度的缺席和规则的过度这两者之间摇摆。 [11]
随着布莱尔做出灾难性的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和个人名誉卷入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的新貌政治也即将走到尽头——此举让国外观察家们清楚地看到，新工党之所以采用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英国不愿选择欧洲或美国的道路。事实证明，和美国一样，英国穷人的数量正在大幅上升，而欧盟其他国家的贫困率即便增长，幅度也很小，这严重削弱了英国模式的吸引力。但第三条道路的生命周期注定不会很长。它的名字本身暗含了两个极端的存在——极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现在两者都已不复存在（前者甚至一直不过是理论上的想象）。戏剧化的理论（或言论）上的突破已经过时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私有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曾一度引起了对公共部门范围和合理性的广泛讨论，引发了对社会民主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公共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质疑。然而到2004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实效的做法。在东欧，要成为欧盟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鲁塞尔对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公共部门的抨击。在法国或意大利，变卖公有资产现在成了既能在短期内减少年度财政赤字，又能和欧元区政策保持一致的两全之策。
即便是托尼·布莱尔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从成本效益核算出发，给国家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好处（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伦敦地铁半私有化，在医疗服务系统引进竞争机制，等等），这些做法所引起的关于社会原则的争论层面也不过是后来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尔对民众的吸引力消失了（这一点从2005年5月他的第三次大选选票严重减少就能看得出来），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做法，例如减少政府开支、决定退出欧洲社会宪章、减少企业税额、利用各种手段来鼓励内部投资，等等，但英国的生产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来计算，它还是赶不上那些“体制僵化”、受制度束缚的欧盟其他国家。
再者，新工党原本打算通过把债务转嫁到私人企业，来规避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入不敷出的公共养老规划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自信地宣告实施后，不到10年就破产了。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企业把养老基金投放到动荡起伏的股票市场之后，就很难实现对它们的员工们的长期承诺了，尤其是和依赖公共福利资金的人数一样多的员工们现在比过去的寿命要长得多。显然，如果国家不重新收回并把支付养老金的企业的赤字补上的话，许多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全部的企业福利。“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简直和飞牌赌输赢的游戏毫无区别。
21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1945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诉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族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所属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现在这样的法律和法规由欧盟来制定；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大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2001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年“9·11”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枪支、炸弹造成的问题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合法性来自能力——例如，各自为战和超联邦制的比利时政府，有时似乎不能保证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质疑。尽管政府职能源于军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并不止于此。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实体，它就负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责任，这个国家专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在20世纪的历程中，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最近几年里，它又卸掉了监管公民道德的职责，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经济上的职责，可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合法性也来自领土。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述，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但毫无成功希望。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与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高速火车和实时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采用绝对的离散体制，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这绝非偶然。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60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界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既是法国人又是欧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又是欧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欧洲人的可能性。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如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区域。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起起伏伏， [12] 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想一想在20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这就相当明显了。如果要从1945年的历史碎片来看的话，那就不可能预期未来了。实际上，欧洲多灾多难的各民族，它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大陆30年战争中产生的复兴，将可能会被看成是比集体创造了一个跨国的联盟组织更有成就。后者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排到欧洲的大事议程上来了，甚至还可以说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从总体来看，不用说匈牙利和立陶宛，就连德国、波兰或者是法国的复苏，在那个时候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主义的划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过去——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
[1] 引自T·R·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131页。
[2] 这样做的还不只是英国。2004年9月的一个星期内，西班牙的政府发行的“胖子”彩票吸纳了5 920 293欧元的资金。
[3] 但是还没有完全拘泥于美国的做法：美国电视的新闻经常是由白种男性主持人主持，并搭配一个黑人男性体育节目主持。而社会记录片或传真节目通常由白种女性主持人主持，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则没有肤色和性别的限制。
[4] 关于黛安娜王妃之死及其跌宕起伏的后半生似乎应该算是一个例外。然而即便是相当多的人通过电视观看过她的葬礼，很快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一直在表达着自己缅怀之情的只有英国公众。
[5]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外，就是一小撮德国和英国的（尤其是英国）疯狂的球迷经常去国际性的比赛现场闹事，这种行为使其他人都大惑不解。
[6] 2003年1月，由英国和西班牙两国首相牵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八国政府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成立八国亲美联盟。
[7] “是的，美国大肆宣扬‘要爱你的邻居’，但是他们杀害和强奸他们的邻居，案发率使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到震惊。”见T·R·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218页。
[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欧地区，新贵们以欧洲风格进餐、打扮、打电话、开车。他们不再需要效仿美国人去追求时尚，恰恰相反，美国人喜欢用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不上档次的。
[9] 在1960年，法国的每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由4个在职劳动者支撑，到了2000年就只有2个劳动者支撑了。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就会发展到一对一的程度。
[10] 在2004年，医疗方面的财政支付用去了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的8%，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瑞典政府支付了80%的医疗费用，然而美国联邦政府仅仅支付了45%，余下部分由美国企业和企业员工自己负担。在美国共有4 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11] 在德洛尔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形势又摇摆回来了：欧盟委员会仍然像过去一样活跃起来，但却是试图走向一种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
[12] 这是指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20世纪末进行的全球性调查显示，在美国，75%的人表示自己有民族自豪感。在欧洲，只有在爱尔兰和波兰，才会有大部分人怀着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其他地区拥有民族自豪感的人所占总人数的比率从49%（拉脱维亚人）到17%（前联邦德国人）不等。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勒内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带上了这样的政治意义，“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一项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骤（既包括真正动手之前，也包括之后）：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场。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 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12.6万犹太人中，仅有4 500人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14万犹太人，其中11万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5 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共有7.6万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3%。再往东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万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 450人。
重返家园的犹太幸存者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在多年的反犹思想宣传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本地居民不仅将自己的战争苦难怪在犹太人头上，而且显然因为工作、财产和住所被自己夺走的犹太人的归来感到沮丧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第四行政区，几百名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一名被流放的犹太人要求归还他（被剥夺）的住宅。在被驱散之前，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乱，示威人群大声高喊“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毫无疑问，受人敬重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伯列尔·马塞尔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几个月后，他毫无窘迫地在《基督见证人》杂志中如此写道：“那些犹太人过分地自以为是”，他们恨不得“接手一切”。
难怪后来的法国政府部长西蒙娜·韦伊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归来之后写道：“我们曾经觉得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受重视，毕竟我们的人数那么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幸存的抵抗者在流放归来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视为拯救祖国荣誉的英雄。然而，因为人种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驱逐的犹太人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无论如何，戴高乐（与丘吉尔一样）令人不解地无视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难者的人种特殊性，宁愿把纳粹主义理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纽伦堡审判的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门松始终对“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愿意使用“反和平罪”这一术语。而在审判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的事实。 [1]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及“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但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上则被称为“为法国而死”。 [2]
比利时的天主教各党派在战后第一次议会的会议上反对给予“仅因种族原因被拘留的犹太人”任何补偿，暗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黑市交易商。事实上，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剥夺战后援助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95%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都属于外籍或者无国籍人士，战后通过的一项法律条款规定：除非参加过抵抗组织，否则留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将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时当局将无法提供比利时公民身份证明的犹太幸存者笼统地归类为“德国”国籍。这个措施从理论上消除了所有战时的“种族”区分，但它也将幸存的犹太人推向“实为通敌外侨”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而且也被剥夺了财产（直到1947年才被归还）。这些法律措施随后所带来的好处是这些犹太人能够永久性返回德国，因为他们不再会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
在荷兰，根据荷兰抵抗报纸《自由荷兰》的报道，当地市民与市政领导人欣然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返回荷兰，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们自取其辱的行为感到吃惊。作为返回犹太人中的一员，丽塔·库普曼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你们很多人回来了，你们不在这里才让人高兴呢——挨饿的滋味是多么难受！”事实上，荷兰人在1944年至1945年“饥饿的冬天”期间吃尽了苦头，很多犹太人被驱逐之后，空出来的房屋成为木头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来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战时荷兰政府同纳粹合作，积极辨认和围捕犹太人，但战后的政府当局却自认为良心清白，没有义务给予犹太人任何特别的补偿。恰恰相反，他们还为自己拒绝以种族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区分荷兰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从而将失踪的犹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无行迹的历史尘烟之中。在50年代，身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兰首相们甚至委婉地否决了为筹建奥斯威辛国际纪念碑捐款的提议，指责该提议为“共产主义宣传”。
在东欧，承认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说要对此做出补偿了。在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东欧犹太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维托德·库拉的非犹太裔波兰人从罗兹坐火车到弗罗茨瓦夫，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犹太家庭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意识不到现在的波兰犹太人不能开车，不愿冒险乘火车，不敢让孩子参加学校郊游；他不能去边远地区，宁愿呆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临之后出去散步显然很不明智。在受尽6年之久的折磨之后，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气在这种氛围里继续生活下去。”
在德国战败之后，很多居住在东欧的犹太人继续采取他们战时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邻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最好的情况是能融入到战后的社会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仅是东欧如此，在法国，尽管新法律禁止发表战前的公众反犹言论，维希政权时期的遗风却仍然存在。为后一代人所忌讳的话题并没有被禁止，为后人所不齿的行为也仍然广为流行。就像在30年代那样，左派分子也不免要插上一脚。1948年，共产党的国会议员阿瑟·拉梅特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莱昂·布鲁姆、朱尔斯·莫奇、雷内·迈尔等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身上，试图凸显他们与自己党内国会议员的不同出处，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法国名字。”（这种言论其实既失体面，又与事实不符。）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选择，要么离开（一旦以色列建国成功，他们可以去那里，或者去在1940年打开国门的美国），要么保持缄默，并且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渴望去说出真相，并为之作证。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他是被一种“纯粹的、病态的诉说责任感”驱使着，写下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的。然而莱维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具有启示意义。1946年他将记录在奥斯威辛的亲身监禁经历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交付给当时最前卫的意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最终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莱维书中对自己所遭迫害和幸存经历的描述，是以一位犹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经历开头的，这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全国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报告文学不相符合。
《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转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仅仅印刷了2 500本。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被遗弃在佛罗伦萨的一间仓库里，尽毁于20年后的一场大水灾中。莱维的回忆录一直到了1959年才在英国得到出版，但只卖出了几百本（该书的美国版本《奥斯威辛幸存录》也直到20年后才开始畅销）。法国最知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在很长时间里都拒绝购买任何一本莱维著作的出版权，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和影响力才在法国得到认可。与他著作中的主题一样，由于无人愿意去倾听，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到了1955年，他意识到谈论集中营已经成为了一种“卑鄙”的行为：“你得冒着人们指责你靠受难者身份吃饭，或者指责你有暴露癖的风险。”另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朱丽安娜·特德斯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过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为意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难，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里的经历……他们那时总是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 [3]
即使是在英国，公众也不会去讨论大屠杀问题。布痕瓦尔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监禁法国人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着拥有组织严密的委员会的共产党政治犯。与此相似，战后的英国具有标志性的纳粹集中营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卑尔根——贝尔森（被英国军队解放）；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电影院开始公映战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却没有被特别地指明为犹太人。 [4] 战后的英国犹太人也往往倾向于保持他们一贯低调的形象，将往事深埋在心底。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杰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顾在英国的童年生活时说：“尽管在家里讨论大屠杀时可以无话不说，但在其他场所他们却是讳莫如深。我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父亲在沙漠里与德国山地守军的战斗经历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对自己父亲的经历感到难以启齿。直到不久前他们都还是默默无闻。从抑制到痴迷，英国公众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转变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 [5]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或波兰。以奥地利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行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东部前线折磨和残杀犹太人的残忍和狂热程度，没有哪支部队能出其右，但是，冷战的异常环境使得他们成了“我们的”纳粹。在此，我对莱斯大学的丹尼尔·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但是还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战争的起因怪在犹太人头上以外，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无关，并且非常反感把蒙难的犹太人列为头等大事。
“大屠杀”远非是人们所要忘却的全部：“战争过后的那些丰年里……欧洲人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语）。几百万欧洲人在战争中与法西斯当局和占领军妥协，勾结战时特务机构和统治者，受尽不为人知的羞辱，历经物质上的困难和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远离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这段历史。”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索后来所称的“维希综合征”，指的就是人们数十年来一直难以接受那场战争的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试图尘封那段历史，或者为了维持战后脆弱的社会关系而改写历史。而这种“维希综合征”绝非法国所仅有的。
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均形成了各自的“维希综合征”。例如，在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在战俘营，意大利人都备尝艰辛，这就转移了公众对意大利人给其他民族——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的注意力。荷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故事将在数十年内维持着国家的自我形象，荷兰人尤为如此，他们重视自己国家的反抗形象，但却尽其所能忘掉这样的事实：2.3万荷兰人曾经自愿加入党卫军，组成了西欧最大的纳粹分遣队。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年前后，超过两成的挪威军官志愿加入了维德孔·吉斯林的新纳粹“民族统一党”。尽管解放运动、抵抗组织和流亡者，甚至连敦刻尔克勇敢的大撤退或1944年的华沙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美化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杀却对此“毫无用处”。 [6]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联邦德国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年代末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联邦德国人把战后盟军占领的时期视为“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