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禁忌也随着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辞一道消失了。如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红军和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新近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对其国家独立主权的单方面破坏。波兰人在1995年4月最终促使俄方承认卡廷森林里被杀的2.3万名波兰军官的确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国防军。此后，波兰人要求苏联档案向波兰调查官全面公开。直到2005年5月，波兰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无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记忆仍然还是人们心头的一道伤疤。 [15]
然而，俄罗斯人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在苏联的卫星国看来，苏联版本的当代史显然是荒谬的，但许多俄罗斯人却认为它说出了不少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军民，从数目上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红军确实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救了东欧一大片地区，而希特勒的落败也的确让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在1998年后，许多俄罗斯人震惊地发现，昔日的兄弟国家显然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逃脱出德国的魔掌，完全是因为苏联红军做出的牺牲。
但除了这几点以外，俄罗斯人的记忆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产生了两个民间组织，各自宣扬彼此截然对立的针对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理论。刊物《纪念》于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创办，目的是为了获取苏联历史的真相并将之公之于众。它的成员注重于人权侵害，坚持承认历史、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两年创立的《回忆》同样致力于重现历史、尊重历史。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回忆》的创立者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种完善后的俄罗斯历史：删去其中的苏联“谎言”，但同时不受与俄罗斯传统不符的思想，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短短几年之内，《回忆》就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阵地，它以俄罗斯被忽视和“被诋毁”的历史为武器，抵御来自“世界主义者”的挑战和干涉。
大打“迫害史”这张政治牌，成了维系前苏联核心国及其成员国的最后纽带，即便它们各自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对低估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损失的国际社会，他们都感到愤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千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战后沦为新政权的受害者，承受了无休止的压迫，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
然而，想要对共产主义的过去历史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亦即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解读为一以贯之的独裁史和罪行史，是对外来者或集权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完全记录，这样做也有其他的风险。首先，这样的历史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完全抹杀了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里人们发自内心的参与热情和投入的积极性。其次，新东正教对当代政治也有所影响。如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国家的东欧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他们过去历史的阴暗面里；如果东欧的历史从1939年以来（对于俄国说来，则是从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话，那么这一整个时期就成了其民族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同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的维希政权相差无几，但持续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也更加可怕。最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关于1942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纪录片，原因是剧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片断。
随着“后共产主义”东欧修改记忆的风潮的兴起，对比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实上，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支持这类比较了。而在西欧，这种并置比较的做法还存有争议。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直接比较并不是争议所在，因为很少有人质疑这两位独裁者乖戾专横的本性。然而，将斯大林前后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归为一类的建议，将给西方自身的历史带来不安的因素，并且不仅是对德国而言。对于许多西欧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命运前进过程中失败的衍生物。但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20世纪威权主义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区的成功应用，也应当如此为人们所铭记。欧洲各国也许能统一起来，然而欧洲人们的记忆深处却仍有隔阂。
让欧洲头疼的历史记忆问题，西方的解决办法一直是牢记它们，更确切地说，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从斯德哥尔摩到布鲁塞尔，西欧冒出了各种为纳粹主义压迫下的受难者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和展览馆。正如我们所见，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遗址修补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还有一些致力于公开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开放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它结合了两个现有的场馆——“无名犹太烈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还同时拥有一面石墙，上面刻有7.6万名从法国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做法，同时也吸取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耶路撒冷“雅德法西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但规模要小得多。的确，绝大多数此类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来纪念“大屠杀”的，而于2005年10月10日在柏林开放的那座纪念馆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批新近开放的纪念馆所承载的信息的清晰度，与前一代那些纪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紧邻勃兰登堡门，占地1.9万平方米，非常壮观。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为所有在欧洲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馆”，其用词远非泛指普通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16] 在奥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轻人现在可以选择为国家赞助的“纪念服务”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在其中主要的几座大屠杀馆内实习或担任导游，以此代替兵役（“纪念服务”，设立于1991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已经拥有充足的机会来正视他们可怕的过去。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时提醒他的听众时说的那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些记忆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然而在其他地方，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在波兰，新建立的“民族纪念研究院”想方设法鼓励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然而波兰政府对曾经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公开道歉，激起了波兰民众的强烈反对。更令人遗憾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英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列赫·瓦文萨对2000年出版的《邻居们》一书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这种反对情绪的集中代表。《邻居们》是美国历史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波兰邻居屠杀的情况做出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瓦文萨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抱怨道：“格罗斯”这个人显然是要在波兰人和犹太人间散播不和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想凭这本书赚钱的犹太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将犹太人的受迫害历史融入当代历史记忆中的难度，在匈牙利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2001年，维克多·奥尔班政府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一年的4月16日举行纪念活动（同时也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达佩斯建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周年纪念日）。3年后，奥尔班的继任者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揭幕。这座纪念馆位于布达佩斯市，原先用于拘禁犹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座大屠杀纪念中心门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游人在参观展厅或翻看资料，而且以外国人居多。与此同时，大批的匈牙利人涌向了城市另一边的“恐怖博物馆”。
“恐怖博物馆”（“恐怖之屋”），顾名思义，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着从1944年到1989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博物馆中的时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对成千上万的参观学童和其他参观者而言，“恐怖博物馆”所呈现的匈牙利历史，对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间掌权的弗朗茨·萨拉西的“箭十字党”暴徒政权和战后成立的政权之间并不做任何区别。而且，展示“箭十字党”党徒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残害6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行的展厅只有3个。而这栋巨大建筑的多数空间全被用于分门别类地、带有根本偏见而详尽地展示战后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种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无特别隐晦之处。但除此之外，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陈列内容显然表明了博物馆馆长们的观点：战后政权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纳粹政权。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匈牙利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在匈牙利后来的立法里，这种信息表达得更加明显。其法律禁止在公开场合出现任何与匈牙利不民主的历史有关的标志：不仅包括纳粹十字标志和“箭十字”标志，还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另一些标志。匈牙利并没有对这两个标志所代表的不同政权做出区分，而用匈牙利总理欧邦在2002年1月24日为布达佩斯恐怖博物馆揭幕时的话来说，匈牙利仅仅是“关上了令人厌恶的20世纪的门”。
但那一扇门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如同中欧和东欧的其余国家，匈牙利仍然为欠下的前债所困扰。 [17] 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责任、承认对其造成伤害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却在质询自身责任的时候明显迟缓起来。自从赢得独立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没有起诉过它们国内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战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及反共产主义抵抗力量纪念馆”于1997年在锡盖特成立（部分资助来自“欧洲议会”）。尽管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承认其国家参与了“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是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铁卫团积极分子，其他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分子列在纪念名单之列。他们摇身一变，反成了遭到共产主义迫害的烈士。
东欧的评论家们可以举出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难者崇拜”的思想，来支持他们所坚持的主张。他们评论道，我们正从胜利者的历史走向受难者的历史。那么好，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讨论下去，其逻辑就是：即便纳粹主义和另一些主义出于截然不同的意图——即便根据雷蒙·阿隆的理论，“一种丑恶的哲学，和一种可以给出丑恶解读的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对它们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安慰微乎其微。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以此推理，对于那些遭受惩罚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劳改营同纳粹的集中营都是一样的。
与此相似，现代国际法学和政治措辞中对“权利”（以及对践踏人权做出赔偿）的强调，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没能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根据。一些德国保守党人从国际社会对“种族清洗”的谴责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国团体的索赔事宜——这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所受的苦难就显得那么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对波兰人所做的，还是最近米洛舍维奇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所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到了21世纪初，社会名流圈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纪念馆，即一所“反驱逐纪念中心”，用来纪念所有的遭受种族清洗的受难者。
新近这种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异，因此在纪念它们时应该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激起了来自最后一位仍然健在的华沙犹太人起义领导者——马瑞克·埃德尔曼的猛烈反驳。2003年，当他在反对建立那个纪念中心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好一个纪念！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吗？就因为他们没有了房子？背井离乡当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犹太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房子，而且还有所有的亲人。遭受驱逐是苦难的一种，可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埃德尔曼的反应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过度沉浸于纪念仪式，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这样做会带来种种风险。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记忆和经历从理论上讲是无穷尽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来铭记过去，把回忆的责任留给了他人，这也是一种遏制过去甚至是遗忘过去的方式。只要在我们身边仍有人因为亲身感受而确切地记得过去，这也许并不成问题。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81岁的豪尔赫·塞布伦在提醒那些幸存者时所说的那样，“对过去的积极的回忆正在逐渐关闭”。
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可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波兰人——对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记忆，他们仍旧理不出头绪。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自从它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的20年里，西班牙对国内战争的惨痛记忆一直讳莫如深。对于那场战争及其后果的公众讨论，直到现在才得以展开。 [18] 而德国唯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对罪恶的铭记——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是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纪念方式都会显得单薄无力。 [19] 这种罪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在回忆时都很难冷静地想象那段历史，这也使得对它的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否认都成了可能。由于不可能被真实地记录，这种罪行注定要以不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种挑战面前，回忆本身也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 [20]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过去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
[1] 美国检察官特尔福特·泰勒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表示吃惊，但承认当时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陈述透露了其中的内情。参见特尔福特·泰勒的《纽伦堡审判之剖析》（纽约，1992），第296页。
[2] 奥尔良附近的皮思维尔镇曾经关过遭到围捕的巴黎犹太儿童，直到他们被运到东部。皮尔维斯镇于1957年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纪念我们为了法兰西而死的流放者”的碑文。一直到了1992年，当地政府才换上了新的纪念碑面板，碑文更改为“纪念1942年7月19日至9月6日期间被拘留在皮尔维斯集中营，之后流放到奥斯威辛并遭到杀害的2 300名犹太儿童”。虽然不那么令人欣慰，但这句碑文显然要比前者准确多了。
[3] 朱丽安娜·特德斯基的话引自尼可拉·卡拉乔洛的《避无定所：大屠杀中的意大利和犹太人》（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121页。
[4] 在战后的英国，极瘦弱者或者重病人常被形容为长着一副“从贝尔森出来的样子”。在法国，露天的“鬼屋”被标记为“布痕瓦尔德”，用来吸引喜好探秘的游客。
[5] 参考1996年10月4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英国，并非是犹太人率先在大屠杀问题上保持慎言的。丘吉尔领导下的战时政府决定在对德宣传时，隐瞒了有关死亡集中营的信息，以免激起更严重的反犹太情绪，而战时情报机构的报告则显示这种情绪在伦敦某些地区已经甚为严重。
[6] 当然以色列除外。
[7] 1991年10月，在位于维也纳的犹太人墓被亵渎之后，盖洛普对奥地利人看待犹太人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的奥地利人认为犹太人不应进入权力机关；31%的奥地利人则宣称他们“不想与犹太人做邻居”；50%的奥地利人则愿意接受“犹太人应对自己遭受的迫害负责”的见解。
[8] 波兰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出于这些目的，华沙觉得要将犹太人界定为波兰人并没有什么障碍……
[9] 《灭顶之灾》于1968年出版英文版本时，书名改为《荷兰犹太人的灭绝》。
[10] 参见索尼亚·康伯《绝密档案：当代法国人的恐惧感》，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1] 哥伦比亚大学的佩克斯通教授早于他人1/4个世纪的时间开始了对维希政权的罪行的历史调查。当他的法国同行们正热衷于其他事务时，他在职业道德的感召下做出了回应，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12]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5年访问联邦德国时，曾被建议避开在比特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阵亡士兵墓地（这里埋葬有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而到另一个集中营进行吊唁活动。德国总理科尔写信警告他说：“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德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感情。”美国人做出了让步，里根于是访问了贝尔森和比特堡。
[13] 引自伊恩·布鲁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2）。
[14] 当捷克议会于1991年投票表决战后被占财产归还问题时，那些1948年后被没收财产的人的权益明显地受到了限制，这样就把共产党人执政之前在1945-1946年被逐的苏德台德国人排除在外。
[15] 在普京总统执政时，俄罗斯仍坚持认为这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而此后是它们自愿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16] 这座纪念馆并非毫无争议：除了很多人不喜欢它过于抽象的设计理念以外，还有一些人，包括前柏林市长、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艾伯哈德·迪普根，他批评它把柏林变成“忏悔之都”。
[17] 2004年3月，包括彼得·埃斯特哈吉和乔治·康拉德在内的84名匈牙利作家退出匈牙利作家联盟，抗议其对反犹太主义的纵容。此次抗议的导火索是诗人康奈尔·多伯伦泰对大屠杀幸存者伊姆雷·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按多伯伦泰的说法，这个奖，是对一位只是沉迷于“他那个少数民族”的“恐怖经历”中的作家的安心钱。
[18] 2005年3月17日，马德里最后一个佛朗哥塑像于黎明时分被悄悄地搬走了，当时有百余名围观者。
[19] “我们这些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极其侥幸的少数人：我们只是靠搪塞、靠其他特征或者是好运气而没有被赶尽杀绝。然而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看到了‘戈耳贡女妖’的人，没能够活着回来讲述那些经历，或者是他们回来后已经变成了哑巴。”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纽约，1988，第83页至84页。
[20] 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铭记：犹太人的历史和回忆》，西雅图，1982，第1 16页。
译者目录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索引）
王晨
（重版校订）
冯智强、陈敬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