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只有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堪比东面发生的戏剧性变化。1950年，在巴西利卡塔、阿布鲁齐、西西里的土地被夺取和占领后，横扫一切的改革法规宣布，在整个西西里和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地产。但是大大地忙乱一通之后，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重新分配的大部分旧日的大庄园土地缺水、缺路、缺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西里重新分配的7.4万公顷土地中，95%是“边缘”式贫瘠土地，不适宜耕种。分得土地的穷困农民既无钱，又无处贷款；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产一筹莫展。意大利的土地改革失败了。他们的庄严目标，解决“南方问题”，要到10年之后才解决，而在那时也只是部分解决：南方多余的农民放弃了土地，在意大利“奇迹”年代到兴旺发展的北方城市去寻找工作。
意大利南部是一个难以解决问题的案例。而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佃农的法定权利使他们有动力在自己拥有的小块土地上投资，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贷款制度和农业银行使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国家补贴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助于扭转几十年来下跌的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尽可能扩大生产，并且以固定的最低价格来保证收购他们的产量。同时，战后的城市里前所未有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比较穷的农村地区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从而使需要养活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范围更广的政治改革间接地面临着农业问题的政治方面。其中有许多带有宪法性质，需要再度完成1918年的未竟事业。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1946年6月，意大利通过投票变为共和国，但是票数相差并不太大（1270万人投票赞成废除君主制，1070万人赞成保留君主制），而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分裂，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却由于这一结果而更加恶化：南部除了巴西利卡塔地区外，以压倒多数将赞成票投给了国王（在那不勒斯是4∶1）。
相反希腊人却在1946年投票赞成保留他们的君主制。比利时人也保留了君主制，但是驱逐了在位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作为对他同纳粹分子合作的惩罚。这一决定是在1950年处于压力之下，违背略占多数的人口的意愿而做出的，明显地将这个国家按社群和语言分裂开来：讲法语的瓦龙人投票赞成驱逐国王，而72%讲荷兰语的弗莱芒人表示宁可让国王留下。法国没有君王，不用将战时的屈辱记忆归罪于他，而只需要于1946年投票，用一个数字上的后继者来取代名誉扫地的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像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一样，意图尽可能消除任何极权的或专制独裁的风险——但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不可能独自成功。
临时会议或立宪会议宣布了这些战后的政体，提出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复决，对公共机构的改革举行投票表决，这些都对左派有利。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后的表现都很出色。在1946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19%选票；法国共产党在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选中获得28.6%选票，这是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获得全国38%选票（在捷克地区是40%）。在其他地方的自由投票中，共产党的得票情况没这么好，但是比他们先前的情况好，在比利时是13%，在英国是0.4%。
西欧共产党的最初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们同各个社会党的联盟，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在1947年以前不愿意脱离在抵抗运动中重组的人民阵线式的同盟。在战后最初的选举中，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的得票数同共产党差不多，而在比利时却比共产党高出许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他政党，在1945年到194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获得38%至41%的选票。
即便如此，在英国和北欧国家之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老左派”也决难独自掌权。在西欧，平衡总是由一头新的动物——基督教民主党——来掌握，它在许多情况下居控制地位。天主教政党在欧洲也是熟面孔——它们在荷兰和比利时早已兴旺。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都有一个“天主教中心党”，而奥地利政治中的保守派早就同（天主教的）人民党紧密相连。甚至连“基督教民主”本身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根源在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改良主义和天主教政治中心运动，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年代里试图发展，但未成功。然而到1945年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变得对它们有利。
首先，这些政党——尤其是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法国的人民共和运动党——现在几乎都控制了天主教的选票。在1945年的欧洲，这一点仍然事关重大：天主教的投票仍然非常保守，尤其是在天主教活动程度很高的地区里对社会问题的投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传统的天主教选民很少投社会党的票，也几乎从来不投共产党的票。然而作为战后时代的独特现象，保守的天主教徒们在许多国家里往往不做其他选择，只投票给基督教民主党，而不计较后者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改良主义倾向，因为传统保守的各右翼政党要么是私底下活动，要么就是公开遭禁。甚至连非天主教的各个保守派也都日益转向基督教民主党，以遏制“马克思主义”左派。
其次，出于相关原因，基督教民主党主要得益于妇女们的投票——在1952年，大约2/3虔诚的法国天主教妇女投票给人民共和运动党。毫无疑问，这是教堂布道起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政党对妇女产生的魅力大部分是由于它们的纲领。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即便最当地化的言辞中，也还留有暴动起义的意味，相比之下，基督教民主党的著名人物——法国的莫里斯·舒曼和乔治·比铎，意大利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和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总是强调和解与稳定。
基督教民主党避开以阶级为基础的主张，强调社会和道德改良。在具体问题上，它坚持家庭的重要性，这条基督教的教义连同它的重大政策细节能得到民众的受拥护，是因为在当时，单亲家庭、无家可归者、赤贫家庭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基督教民主政党很理想地出来强调战后现状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方面：渴望稳定与安全，期待复兴，不要传统的右翼主张，对国家充满希望——因为同上一代传统的天主教政治家相比，基督教民主政党的领袖们，以及比他们激进的年轻追随者们，都想动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主张集体主义的左派，而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以十分希望现代国家可以适应各种以仁慈来调停的非社会主义形式。
其结果是在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之后很多年里几乎都控制了政治权力。在法国——由于两次殖民战争的不利后果，随后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掌权——人民共和运动党运作得不大顺利。但即便如此，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权力的决定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例如外交部）里执掌实权。倾向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党派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连续掌权超过一个世代，在奥地利掌权一直到1970年。
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还要早5年出生，丘吉尔生于1874年。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传记作家的少见多怪。在1945年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失去了两代潜在的领导人：第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第二代或受法西斯主义诱惑，或死于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帮凶之手。人才短缺现象造成这些年里的年轻一代政治家们普遍显得资质平庸——只有帕米罗·陶里亚蒂是个例外（在此之前的20年里，他大多数时间充当莫斯科的政治代表）。莱昂·布鲁姆在被维希政府关押，又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他的特殊魅力不仅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也因为他的年龄（他出生于1872年）。
初看起来也许很奇怪，战后欧洲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几十年前成熟并进入政界的人来完成的。丘吉尔进入议会是在1901年，他总是自称“维多利亚时代之子”。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人，生于1883年。但这毕竟不是十分让人惊奇的。第一，这些老人在30年动乱中生活过来，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未受创伤，这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的稀有价值增强了公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第二，他们都来自著名的欧洲社会改革那一代人，在1880年至1910年间成熟——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布鲁姆、艾德礼）、自由派（贝弗利奇或后来的意大利总统、生于1874年的路易奇·埃诺第）或进步的天主教派（德·加斯佩利、阿登纳）。他们的本性和兴趣非常吻合战后的时代情绪。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批重建西欧的老人代表了一种延续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尚是求新、求现代化。议会和民主被许多人（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作是颓废的、滞后的、腐败的，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担当现代国家的任务。战争与占领驱散了这类倘若不是知识分子的也必是选民们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和平之光下，立宪民主的笨拙妥协产生了一种新的魅力。1945年的大多数人渴望社会进步与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又重新认可稳定而又熟悉的政治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政治化、激进化的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却相反：内心深处渴望正常化。
国务活动家们的经验可以超越纷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回溯到1914年以前那个更平稳、更自信的时代，因此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凭着他们个人的延续经历，他们能够促成从以往过热的政治向即将到来的社会迅速转型的艰难过度。无论他们的政党“标签”是什么，欧洲这些年长的国务活动家们在1945年时都是对可能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务实者。这种对两次大战之间过分自信的政治教条保持个人距离的态度，忠实地反映出他们的选民们的心态。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正在开始。
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稳定与社会改革的前景，首先完全取决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国家计划和政治领导都不可能避开1945年欧洲人面对的极大任务。战争对经济的最明显冲击是房屋设备。伦敦大都市地区有350万幢房屋被毁，其破坏程度超过了1666年大火造成的灾难。华沙90%的住房被毁。1945年的布达佩斯只有27%的住房建筑可以居住。德国40%、英国30%、法国20%的住房消失了。意大利损毁了120万户住房，大多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战争刚结束的时代，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最明显的战争后果——在联邦德国和英国，住房短缺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正如在战后伦敦住房展览会上的一位妇女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渴望有一幢房子。我最大的野心是有四堵墙和一个屋顶。” [4]
遭到明显破坏的第二个方面是交通运输——商船，铁路，机车和车厢，道路，运河，电车轨道。从巴黎到入海口的塞纳河上没有桥，莱茵河上只剩下一座桥还可以通行。结果，煤矿和工厂即使生产出了必需的产品，也无法运输——欧洲的许多煤矿从1945年12月起就恢复生产了，然而维也纳仍然没有煤。
触目可见的破坏达到了最坏的程度：许多国家看上去好像都被捣毁砸烂得毫无希望修复。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里，国民经济即使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表现不佳的情况相比，也显得停滞或萎缩了。但是战争并不全部是一种经济灾难——相反，在某些经济部门，它反而可以成为对迅速增长的一种有力刺激。由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成为无可置疑的商业和技术领头人，很像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地位。
实际上盟国的调查研究者们很快就明白，抵抗希特勒的战争造成的经济方面毁灭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来完全不是最初所想的那样，即便连德国本身也一样。轰炸所付出的人员代价，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像鼓吹破坏结果的人所想的那么大。直到1944年5月，德国被毁的工厂只有20%多一点儿；甚至在鲁尔工业区这个盟军轰炸最集中的地方，工厂和机器仍有2/3完好无损。其他地方，例如捷克，工业和农业在德国占领期间繁荣起来，实质上未受损害，斯洛伐克像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加速了工业化，事实上情况比以前好得多。
许多遭破坏情况的性质带有戏剧化的偏向性，人和地方都可怕地遭了难，而工厂和产品却逃过了劫难，1945年以后的几个核心经济部门出人意料的迅速复苏做出了贡献。机械工业在战争期间繁荣起来。英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和美国）全都比战争开始时生产出了更多的机床。意大利遭到破坏而严重受损的只有飞机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它的机械制造企业位于北部，因此远离了在意大利发生的战斗，运行得相当好（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它们的战时产量和投资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任何损害的补偿。至于造就了联邦德国经济繁荣的机床工业，其战争损毁的设备只有6.5%。
当然，在某些国家里，战争根本没有造成损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战争毫不相干。相反，欧洲的多数中立国都密切地（虽然是间接地）卷入了希特勒的战争。德国倚重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在战时供应锰。葡萄牙殖民地出产的钨经过里斯本运往德国。德国战时所需要的生铁，有40%由瑞典供应（用瑞典船运往德国港口）。这一切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这些黄金都由德国偷自受害者而来，其支付渠道在瑞士。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1941年至1942年间，瑞士军火工业的60%、光学工业的50%、机械产量的40%是替德国生产的，获得的报酬是黄金。布尔-奥利康轻武器公司直到1945年4月还在出售冲锋枪给纳粹德国国防军。人所共知，日耳曼帝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存在瑞士的黄金相当于16.38亿瑞士法郎。也正是瑞士当局，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要求德国在护照上标明持有者是否犹太人，以便限制不欢迎的人入境。
瑞士当局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有充分理由同纳粹保持友好关系。虽然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推迟了1940年6月入侵瑞士的计划，但它从未放弃过；比利时与荷兰的经历可怕地提醒了它，脆弱的中立国家凡是阻碍希特勒的，等待着它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出于同样的原因，瑞典人也同希特勒合作，因为他们历来靠德国供应煤。多年来，瑞典一直向德国出售生铁——即使在战前，德国进口的生铁有一半通过波罗的海运来，而瑞典出口的生铁的3/4是给德国的。无论怎么说，瑞典的中立一向是倒向德国的，因其出于恐惧俄国的野心。同纳粹的合作——在巴巴罗莎行动开始时，允许纳粹德国国防军1.47万士兵通过，以及德国士兵休假时取道挪威回家，同时推迟对瑞典铁矿工人的征兵，以保证正常运送生铁到德国——可以说并非只出于惯例。
战争结束后，瑞士（而不是瑞典人）从一开始起就是国际上怀疑和厌恶的对象，因为它帮助德国发动战争。根据1946年5月的“华盛顿协议”，限它提供2.5亿瑞士法郎，“自愿”捐献给欧洲重建工作，作为对与日耳曼帝国银行从瑞士银行转账相关的一切赔偿要求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到那时，瑞士早已恢复了它那公正理财的名声，成为繁荣之地：它的银行赢利极大，它的农场和机械工业开始向需求极大的欧洲市场供应食品和机械制品。
战前，瑞士和瑞典都不算特别繁荣——它们实际上繁荣的只有乡村地区。但是它们在战争过程中所走的路是能够持久的：这两个国家现今在欧洲位居前列，稳坐了40年。在其他地方，复苏的道路颇多崎岖。然而，即使在东欧，经济的基础设施至少以显著的速度得到了修补。尽管在纳粹德国国防军撤退和红军反攻时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桥梁、道路、铁路和城市都已重建。到1947年，中欧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机车车辆都已达到或超过了它们的战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凡是受战争破坏较少的地方，这一复苏的过程比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时间短。然而，即使是在波兰，经济的恢复也相当迅速——部分原因是它新近从德国夺来的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那里有许多工业城镇和工厂。
在西欧，物质上的损毁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复——从总体上看，比利时恢复得最快，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稍慢一些，最慢的是荷兰，那里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农场、堤岸、道路、运河和人口，而且都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比利时人受益于安特卫普的独特地位，到战争结束时，它是欧洲唯一未经多大触动的港口城市。再说盟国军队高度集结在比利时，经济上源源不断地稳步流进硬通货，长期专门投入煤、水泥、金属半成品，这些都是对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
对比之下，挪威的情况相当差。半个国家的重要渔船和商船船队都已在战争中失去。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撤退途中有意破坏，挪威1945年的工业生产只达到它在1938年水平的75%，国家的资本总额失去了将近1/5。在后来几年里，痛苦的挪威仍然对同瑞典的反差念念不忘。不过，连挪威也在1946年底修复了它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网络；而在1947年，西欧其余国家和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复苏不再受到燃料短缺和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妨碍。
然而根据当时观察家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德国的复苏能力。这要归功于当地的人们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唯一目标是重建破碎的国家。希特勒死时，德国的铁路只有10%还可以运行，整个国家真可谓是停滞不前了。一年后，在1946年6月，全德国铁路的93%都已重新开通，还重建了800座桥梁。1945年5月，德国的煤产量只到1939年产量的1/10；一年之后，产量翻了5倍。1945年4月，随美国军队进驻联邦德国的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认为像亚琛这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肯定需要20年才能修复。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已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轮胎厂和纺织厂重新开张、经济生活重又开始的情况。
造成德国最初复苏的原因之一是，一旦重建了工人的住房，运输网络回归正常，工业就即刻开始生产出商品来。在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躲过了战时轰炸和战后洗劫，到1948年，该厂已经有能力生产出全联邦德国制造的一半汽车。德国的福特汽车分公司工厂大部分未受损失。由于战时的投资，到1945年时，德国1/3的工业设备都只使用了不到5年，而1939年时，这样的设备只有9%。战时德国投资最多的一些工业——光学、化学、轻型机械、汽车、有色金属——恰恰都是为50年代的繁荣打基础的工业门类。到1947年初，阻碍德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已经主要不是战争的破坏了，而是原材料等的缺乏——以及首要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还不确定。
1947年是关键的一年，欧洲大陆的命运悬此一线。到了这个时候，欧洲人已经花费时间修补与重建，或者在长期的复苏过程中努力建设制度性的基础。在盟军取得胜利后的最初18个月里，整个欧洲大陆的情绪，从开始为可以展望和平前景和新的开端而感到轻松，转变为面对仍然沉重的任务而冷漠地承受和越来越失望。在1947年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地还没有做出最艰难的决策，而它们又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久。
首要的问题是食物供应，这个根本的困难还未克服。除了瑞典和瑞士，到处都缺少食物。奥地利只有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天开始供应食品和物资，才在此后的12个月里免于饥饿。在德国的英占区，卡路里供应的标准从1946年中期规定的成人每人每天1 500，到1947年初降为1 050。意大利在1945年和1946年连续两年忍受饥饿，到1947年春天，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在整个西欧属于最低。法国1946年的民意测验中，“食物”、“面包”、“肉类”连续不断地超过其他一切，成为公众最大的意见。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西欧不再像以往传统方式那样依赖东欧谷仓。因为东欧人也吃不饱。1945年，由于错误的土地改革措施，加上气候恶劣，罗马尼亚农业歉收。从瓦拉几亚西部到摩尔达维亚，到乌克兰西部和苏联的伏尔加地区中部，农业歉收和旱灾导致1946年秋天接近饥荒的程度。救援机构描述说，一周岁的儿童体重只有3公斤，他们收回的报告称有吃人肉现象。在阿尔巴尼亚的救助人员形容那里的情况“不幸得可怕”。
接踵而来的是1947年严酷的冬天，这是188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冰封，道路接连几个星期不能通行，结冰使整个铁路系统瘫痪。刚刚出现曙光的战后复苏又因难以承受灾害而陷入停顿。煤仍然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想方设法也无法解决。工业生产下降了——钢产量刚开始恢复，旋即又比前两年下跌40%。雪融化时，欧洲许多地方被洪水淹没。几个月后，在1947年6月，欧洲大陆又经受了气象记录中最炎热、最干旱的夏天。显然在一些地方会造成连续第三年的歉收：农业收成甚至比歉收的上一年还下跌1/3。从美国进口煤（1947年进口3 400万吨）部分地缓解了缺煤现象。食品也可以向美国或英联邦自治领购买。但所有这些进口都必须用硬通货（通常是美元）支付。
欧洲1947年危机背后有两种结构性的困难。其一是欧洲经济中会因为缺少了德国而造成影响。战前德国是中欧、东欧大部分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市场（例如，直到1939年，德国购买了希腊38%的出口商品，并向希腊提供1/3左右的进口商品）。法国钢铁生产需要的煤主要来自德国。然而在政治前途未定之前，德国经济（其复苏的全部潜力）仍然冻结着，结果阻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第二个困难不是同德国而是同美国有关，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牵连。1938年，英国进口的机器以价值而论，44%从美国进口，25%从德国进口。1947年，65%从美国进口，而从德国进口的仅3%。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形也相仿。这就造成了对美国商品需求的极大上升，而具有讽刺意味地表明欧洲在增加经济活动——而要买美国的产品或材料，则又需要用美元支付。欧洲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没有硬通货，他们就既无法买进食品来解除几百万人的饥饿，又无法进口原材料和机器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
美元危机很严重。1947年，英国的国债从1939年以来增加了4倍，由于进口的将近一半购自美国，致使现金迅速流出。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进口国，每年对美国的支付赤字达到20.49亿美元。其余欧洲国家大多数甚至没有可用于贸易的美元。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在1947年8月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其邻国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创了历史纪录，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到最严重时，纸币10万彭格 [5] 值1美元——这意味着当1946年8月用福林取代彭格时，匈牙利全国流通纸币的币值是1彭格相当于1美分的1/1000。
在德国，没有流通的货币。黑市兴起，香烟成为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营地里，教师们的工资是每星期5包香烟。在柏林，一条美国香烟的价值从60美元到165美元不等，这就给美国占领军士兵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大肆地从事香烟配给倒买倒卖活动：在盟军占领的最初4个月里，驻柏林的美国士兵寄回家的钱比他们领的工资多出1 100万美元。在布伦瑞克，600支香烟可以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是必需品，这在维托里奥·德·西卡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欧洲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下文还将叙述，无论有无苏联的合作，这都是他们要提出一个解决德国问题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消息灵通人士如总统顾问乔治·凯南等人的看法，1947年春天的欧洲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西欧人原先指望能迅速复苏、回到正常的经济状况，这时都灰心丧气，而失望的德国人和中欧各国人面对意料之外的生存危机，都只能诉诸共产主义，否则就有跌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共产主义确实具有吸引力。虽然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还有芬兰和冰岛的共产党）在1947年5月以前仍然参加联合政府，但是它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民众集会，能够鼓动人民的愤怒，从政府的失败中获取威信。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再加上红军战无不胜的氛围，使意大利（或法国、捷克）的“社会主义道路”显得真实有理而且很吸引人。1947年，法国共产党有90.7万人。意大利共产党有225万人，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甚至在丹麦和挪威，每8名选民中就有1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盟军当局害怕民众对纳粹主义好日子的怀旧，再加上对“去纳粹化”计划的反感、食品短缺、普遍发生犯罪现象，会使他们倒向新纳粹，甚至倒向苏联。
西欧各国或许可以庆幸，1947年春天的各国共产党仍然在追求1944年所采取的温和的、民主的道路。在法国，莫里斯·多列士仍然在敦促煤矿工人“加紧生产”。在意大利，英国大使形容陶里亚蒂用温和姿态影响他那些“头脑发热”的社会主义盟友们。斯大林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未鼓励他在中欧和西欧的许多支持者利用民众的愤怒和沮丧。但即便如此，内战和革命幽灵已经离得不太远了。在比利时，盟军观察家们将社会政治的紧张气氛描述得很严重，并且将希腊和意大利等列为“不稳定”国家。
法国1947年冬天的经济困难早已导致民众对战后新的共和国表示失望。1947年7月1日的法国民意调查中，被调查者的92%认为法国的状况“糟糕或相当糟糕”。英国劳工大臣休·达尔登针对战后最初几年的热情泄气情况，在日记里吐露说：“充满信心的早晨决不会再来临。”法国社会主义者、国民经济部部长安德烈·菲利普在1947年4月的一次发言中，更夸张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受到总体上的经济与金融大灾难的威胁。”
到处弥漫着这种失望感和灾难临头的感觉。1947年3月，詹妮特·弗莱纳从巴黎发出的报道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巴黎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抑郁气氛，或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仿佛法国人或者全体欧洲人都在期待发生什么事，或者更不好的是，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正如她在几个月前指出的，欧洲大陆正在慢慢地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期。乔治·凯南会同意这种观点。6个星期后，他在一份“政策制订人员”的文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或者若要这么说，那也只是间接的。欧洲抑郁情绪的真正根源是战争的后果，凯南将此诊断为“身心活力的根本枯竭”。欧洲面对的障碍看来太大，战后最初爆发出来的希望和重建的信心现在都消失了。对美国国会制订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交》杂志主编汉密尔顿·费什在1947年7月对欧洲形势有如下印象：
所有的东西都太少，用于运送人们准时上班的火车、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都太少，更不用说供休息日乘坐了；做面包用的不掺杂的面粉太少，即便如此，提供给繁重体力劳动者的面包还不足以提供能量；给报纸提供的纸张太少，所以对世界新闻只能报道个大概；种田的种子太少，给种子提供养分的肥料也太少；能住人的房屋太少，窗框上需要镶的玻璃不够；制鞋的皮革、织衣的羊毛、厨用的煤气、做尿布用的棉布、做果酱用的糖、油煎用的脂油、婴儿喝的牛奶、洗衣用的肥皂，统统都太少了。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当时充满着抑郁和沮丧气氛，但是1945年至1947年的战后最初复苏、改革和计划毕竟为欧洲未来的福祉打下了基础。毋庸置疑，西欧的1947年至少可谓是整个大陆复苏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一点根本就不明显。情况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途未卜的战后形势，好像促使欧洲走到了衰落的终点。在康拉德·阿登纳等许多人看来，欧洲大混乱的规模甚至比1918年更厉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家们的思想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先例造成的最大错觉，确实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若做最好的打算，他们估计欧洲要经受几十年的贫困挣扎。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们预计他们的国家至少要过20年才能恢复元气。1945年10月，夏尔·戴高乐用绝对的口气对法国人说，法国若要复兴，还需要25年“发疯一样地工作”。
但是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欧洲大陆会重新陷入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局面。当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于1947年4月28日从在莫斯科举行的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回来时，他对苏联不愿意合作解决德国问题表示失望，并且为他目睹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感到信心动摇，他自己脑子里很清楚，应该做出一些重大事情，并且要快。而且从巴黎、罗马、柏林等地方的那种屈从的、失败的心态来判断，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华盛顿来走。
马歇尔制订了“欧洲复兴计划”，接下来同他的顾问班子讨论了几个星期后，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作了著名的公开演讲。他的这项重大计划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并非毫无根据。从战争结束到宣布马歇尔计划，美国早已向欧洲借出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主要受益者是英国（得到44亿美元贷款）和法国（得到19亿美元贷款），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意大利到1947年中期，贷款已经超过5.13亿美元，还有波兰（2.5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等许多国家也都向美国借了债。
但是这些贷款都用于填补漏洞和应急。迄此时期，美国的援助还不是用于重建或长期投资，而是用于重要的物资供应、服务和修补漏洞。再者，贷款（尤其是向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贷款）都是附带一系列条件的。日本一投降，杜鲁门总统就立刻轻率地取消了战时的“租借”协议，此举引起梅纳德·凯恩斯在1945年8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醒美国政府，说英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上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恩斯成功地通过谈判，同美国签订了实质性的贷款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根据租借协议不再能得到的美元，以济购买商品之急。然而美国的条件苛刻得脱离实际——特别是要英国放弃对海外自治领的帝国统治，放弃对贸易的控制，并且使英镑完全可自由兑换。其结果正如凯恩斯等人预见的，造成了英镑多次挤兑中的第一次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迅速消失，甚至在下一年里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
美国与法国之间于1946年5月在华盛顿谈判的贷款条件，其苛刻程度只是略轻一些而已。法国除了勾销一笔战时22.5亿的贷款外，还得到几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作为回报，巴黎答应放弃保护性的进口份额制，允许美国和其他外国产品更自由地进入。就像英国的贷款一样，签订这一协议的部分目的是推进美国的国际自由贸易计划，实行公开的、稳定的货币兑换，使国际合作关系更紧密。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笔钱在一年之内很快用完，唯一的中期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厌恶（大多数是左派的意见）美国对法国经济实力的盘剥。
然后，到1947年春，华盛顿的双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方法明显地失败了。1947年，欧洲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47.42亿美元，是1946年数字的两倍多。若像后来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增长过程中的打嗝”的话，那么欧洲已经接近于噎住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做出反应时，形容它为“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当然他并没有说错。马歇尔的建议明确地否定了过去的运作方式。首先，在某些框架性的条件之外，留给欧洲人的是选择要不要得到美国援助，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是美国顾问们和专家们却要在资金管理方面做主。其次，援助资金必须覆盖多年，因此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复兴和发展计划，而不是一种救灾经费。
第三，数目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美国一共贷出大约130亿美元，比美国先前的海外援助总数还多。其中，就绝对数字而论，英国和法国得到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贷款，然而，相对地说来，意大利和一些得到贷款较少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奥地利在“欧洲复兴计划”第一年（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里的全国收入的14%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这些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以现金而论，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来算是1 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比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时占1948年至195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按21世纪开始时的美元价值来算，马歇尔计划大约值2010亿美元。
紧接着马歇尔的演讲之后，根据贝文的提议，英国、法国、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会晤，考虑三国作何种反应。7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退出。两天以后，英国和法国正式邀请22个欧洲国家的代表（西班牙和苏联除外）来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月12日，16个欧洲国家参与讨论。这1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爱尔兰、冰岛、奥地利和葡萄牙——都将最终成为受益国。但是，尽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起初显示过兴趣外，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最后加入“欧洲复兴计划”，也未曾从马歇尔计划中拿过1美元。
在此，值得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含义。贷款仅限于给西方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作为荣誉性质的欧洲人），这一事实无疑使杜鲁门更容易保证在下一年里让国会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但到那个时候，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国会十分愿意相信，马歇尔计划能从经济上阻碍苏联的扩张。在1947年6月，通过了新的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加区别地提供援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怀疑美国的动机——马歇尔提出的条件同封闭式的苏联经济很不相容——但是他们的感受在当时还未形成集团的东欧其他地方并未被广泛认同。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接受了法国和英国于7月4日发出的联合邀请。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被召到莫斯科，初次受指示去参加巴黎会议。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很清楚：利用他在巴黎露面的机会，表明“不能接受英、法计划，防止达成一致决议，然后离开会议，并且尽可能多地带走其他国家的会议代表”。
4天后，斯大林做了重新考虑。哥特瓦尔德被告知，要拒绝他的国家接受的参加巴黎会议的邀请。斯大林会见了包括马萨里克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关系到（捷克）同苏联之间友谊的根本问题。如果你去巴黎，你就表明想同一种旨在孤立苏联的行动合作。”次日，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明确宣布，它不派代表团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若去参加，就会构成一种直接针对苏联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国的行动。因此政府一致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何让步？他们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早已被共产党接管，苏联红军严密注视着，所以别无选择地遵从苏联的“指导”。但是红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长时间，共产党还未控制政权。然而斯大林一表示不悦，马萨里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屈服了。假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坚持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他们就会得到公民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包括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支持，使斯大林更难于强加他的意志。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决定投入苏联怀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明确无疑地为7个月后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政变铺平了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脱离马歇尔援助计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强加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选择”也是如此，而且首先对于苏联本身或许也是不利的。斯大林决定置身于“欧洲复兴计划”之外，这是他最大的战略错误。无论美国人的私心做何种计谋，既然他们许诺援助所有的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将东欧包括在“欧洲复兴计划”之内，而其将来的结果会无法估量。相反地，援助若局限于西欧，则标志着欧洲大陆的两半部分分道扬镳。
马歇尔援助从一开始起就带着自我节制的意图。正如马歇尔本人在哈佛演讲中定下的调子，其目标是要“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它不是单纯地提供现金援助，而是提出，根据每一个加入国在4年计划里制订的每一年需求为基础，向欧洲各国免费提供商品。这些商品在每一个国家售出后，会产生当地货币中所谓的“对等基金”，以供根据华盛顿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之用。一些国家用这基金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将其转化为自己国家的储备金，以期用于将来的外币兑换之需。
这种非同一般的提供援助的方式带有创新含义。马歇尔计划要欧洲各国政府预先做计划，计算未来的投资需求。它要求各国政府不仅同美国而且在相互之间也要谈判和协商，因为计划中所指的贸易与货币兑换旨在尽快地从双边走向多边。它限定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合作，制订生产计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条件。而它首先要阻止的是回到阻碍两次大战之间经济状态的各种情形：生产力不足，造成相互破坏的贸易保护主义，终使贸易衰落。
虽然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管理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让欧洲人自己去负责决定援助的程度和其分配的方式。欧洲政客们在早先的双边贷款谈判中对美国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早已习以为常，此番却为之惊奇。他们被弄糊涂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连美国人自己对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也意见分歧。“新政”方式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在战后美国政府里人数不少）发现有机会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建欧洲，强调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工业生产力、经济增长、劳资合作。
于是，由马歇尔计划资助的“生产力使命”使成千上万名经理人、技师和工会活动家到美国去，学习美国的企业方式——仅法国就在1948年至1952年间去了5 000名（占其总数的1/4）。1951年3月至7月间，有145个“生产力学习团”抵达美国——大多数团组的成员（很少有女性）都从未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欧洲复兴计划”资金渠道而于1948年成立）里热衷于“新政”的人敦促他们的欧洲伙伴，实施更自由的贸易、国际合作和国家之间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