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美国的这些驱动政策所取得的即时成功却相当有限。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制订计划者还未准备好思考国际经济整合的大项目。在这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最大成绩或许当推1949年12月提议并于一年后成立的“欧洲支付联盟”。它的有限目标是在欧洲各国货币之间建立一种借方与贷方之间的结算机构，来促进欧洲贸易“多边化”。它的设计思路是克服风险，即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可能试图储备亟需的美元，造成的结果是限制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最终对每一方都没有好处。
欧洲各国利用国际结算银行作为代理人，来保证信贷途径符合它们的贸易需求。于是，它们可以不必用光稀缺的美元，而能够通过欧洲内部信贷转让来履行责任。一切的问题都不在于你同谁做生意，而在于用欧洲各国货币来达到借贷的全面平衡。到“欧洲支付联盟”于1958年完成使命时，它不仅悄悄地为欧洲内部贸易的稳步扩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达到了相互有利的合作——应该指出，其资金的筹措是靠了大量注入美元来填满最初的信贷池塘。
然而从比较传统的美国观点来看，自由贸易及其参与者的利益本身就是“欧洲复兴计划”希望充分达到的目标和正当的理由。美国在30年代的贸易和出口衰落中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未曾努力让别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自由关税体制和货币自由兑换的重要性。就像英国自由党在1914年以前的时代热心于自由贸易一样，美国人呼吁不限制商品流通也并不完全是无私的。
但是，这种自私自利也是说得很明显的。毕竟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希望帮助恢复的欧洲，要能够而且愿意在世界市场上同我们竞争，正是为了这一条原因，它将有能力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少数情况下会有即刻的好处：在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他们得到的保证是，一切从美国运出的实际货物都使用美国拥有的货船，由美国“劳联——产联”的码头工人装运。但这只是直接的、即时的利益的偶然例子。杜勒斯所说的话大多是对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有利的是，恢复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不是将欧洲降格为帝国的附庸。
当然，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即使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白，欧洲在1947年面临一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一部分内容是复苏或衰败，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以及欧洲人是否会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欧洲内部30年血腥冲突是否仍然无法使它避免厄运，即落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外部大国之手。苏联十分乐意等待看到这种前景——正如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的，1947年的欧洲被恐惧笼罩着，准备让它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进斯大林手中。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欧洲的脆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机会。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西欧经济有可能崩溃，结果使政权落到共产主义分子手里。”
美国的一个专门小组——国防部与海军部的协调委员会在1947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更完整地解释了这个观点：“重要的是使一些地区仍然保留在友好的手中，这些地区拥有或保护着金属、石油等自然资源，含有战略意义或占有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工业潜力，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或者出于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能使美国在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更大背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和安全程度都下降的地方，美国的利益同脆弱患病的欧洲次大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欧洲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深知内情者，主要是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里地位对应的乔治·比铎，他们对这一点都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欧洲复兴计划”本身所包含的欧洲内部利益，当然也包括如何实施，在各国之间歧见甚大。在比利时，美国的援助或许是最不紧迫需要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会使政府将投资放在传统的工厂和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部门（例如煤矿），而不计其长期成本。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马歇尔计划如愿执行。在此计划的第一年里，对意大利的援助大部分用于急需进口的煤和谷物，还有像纺织业这样在苦苦挣扎的部门。然而在此之后，意大利相应的资金中90%用于直接投资——工程技术、能源、农业和交通运输网。实际上，在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意大利40年代末的经济计划很像东欧国家，故意不考虑消费品，食品消费维持在战前的低水平，资源转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几乎成了好事多磨：美国观察家们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徒劳无益地想说服意大利政府建立更先进的税制，缓解它那种严酷的方式，降低贮备，以免引起衰退。在德国也同在意大利一样，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设计者想看到的是让社会与经济政策更加倾向于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而且必须摆脱那些传统的主张通货紧缩的政策。
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大多是为“设计者们”的目标服务的。正像莫奈的同僚之一皮埃尔·乌利后来承认的：“我们用美国人来迫使法国政府做我们认定需要做的事，”不理睬美国人的自由化愿望，但是积极地响应美国关于投资与现代化的建议。“欧洲复兴计划”的美元——1948至1949年度的130万美元和此后3年追加的160万美元——在马歇尔计划时代，根据莫奈的计划，几乎支撑了法国公共投资的50%，若没有这些援助，法国就难以维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受到最多人的批评。在50年代中期，法国成年人只有1/3承认听说过马歇尔计划，而其中竟有64%的人宣称它对法国是“坏事”！
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相对比较可怜的形象，部分地反映出法国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或许对他们来说还是最大的成功。 [6] 在奥地利，当地的共产党人——受到仍占据着奥地利东部地区的苏联军队的支持——并不注意美国人及其援助的声望；后者让人们口中有食，这才是最大的事情。希腊的情况更清晰。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扩展到希腊，在残酷的内战情形下，它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划出了界线。根据“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对希腊的6.49亿美元帮助难民和饥饿者摆脱了饥饿和疾病：仅靠骡队运输，就使几千户农民家庭从生死线上活了下来。1950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为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提供了帮助。
“欧洲复兴计划”到底有多大成功？西欧明明白白地复苏了，而这恰恰发生在马歇尔计划时期（1948-1951）。到194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首次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根据同样标准，荷兰于1948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于1949年、希腊和联邦德国于1950年也都达到了复苏。而在战时被占领的国家里，只有比利时、丹麦和挪威迅速复苏（于1947年）。在1947年至1951年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0%。
简而言之，“欧洲复兴计划”在复苏中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美元信贷。贷款消除了贸易赤字，保障了大规模进口急需的原材料，因此使西欧度过了1947年中期的危机。1949年至1951年，欧洲人消费的小麦有4/5来自美元区国家。若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就不知道燃料短缺、食品短缺、棉花短缺、其他各种商品稀缺等等能否以政治上可接受的代价得到克服。因为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经济肯定也能继续增长，但只能通过克制内需、砍掉新建立的社会服务、进一步降低当地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
大多数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心里明白，所以不愿意冒这种风险。1947年，西欧各国的联合政府都被套牢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在事后看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马歇尔计划“仅仅”打破了由于重新产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僵局，华盛顿的新方法克服了“暂时的”美元匮乏。然而在1947年，谁也无法知道46亿美元的缺口是“暂时的”。在那时，谁又能够保证那个僵局不会像咆哮的激流一样横扫脆弱的欧洲民主制度？即使“欧洲复兴计划”只不过是买到了时间，那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贡献，因为时间恰恰是欧洲显得很缺乏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它扭转了政治危机。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长期助益，就比较难评估了。一些观察家感到很失望，因为美国未能成功地说服欧洲人按照他们最初的希望，圆满地合作，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无论按照何种合作的惯例和制度，如果说欧洲人获得了什么的话，他们最终获得的都只是间接地受益于美国的努力。但是考虑到欧洲的近期历史情况，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行动都代表着进步；而马歇尔计划的诱惑至少迫使互相猜忌的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协调他们的反应，而最终得到更多的成果。《泰晤士报》说得大致差不多，它的1949年1月3日社论指出，“将去年的合作努力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领域强烈的民族主义做比较，就完全可以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真正的助益是在心理方面。事实上也可以说，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受。它帮助他们决然抛弃了沙文主义思想、精神沮丧和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使协调的经济决策显得正常，而不是异常。它使30年代的“向邻居乞讨”式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初看起来显得很轻率，再看时感到毫无必要，最后觉得荒唐。
若不是马歇尔计划作为欧洲“美国化”蓝图而出现，就不可能有上述的好处。相反，战后欧洲人由于意识到他们卑微地依靠美国人的援助和保护，所以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强烈压力都必然在政治上引起反面结果。华盛顿允许欧洲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的折中方案和自己的经验来制订政策，在复苏计划中避免单一僵化方法，事实上至少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已经预先考虑了对西欧一体化的某些期望。
“欧洲复兴计划”并未落空。西欧能从美国的帮助中受益，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就确立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和（除近几年例外的）稳定政策。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欧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且会绝对坚持这样做。正如英国外交官奥利佛·弗兰克斯所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将美元放在欧洲人手里，去购买复苏的工具。”其余的一切——可兑换的货币，良好的劳工关系，平衡的预算，自由化的贸易——就要依靠欧洲人自己了。
但是，明显可对比的不是美国人的希望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而是1945年同1918年对比。两个战后时代非同寻常地相像的方面之多，超过了我们现在能回忆的。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早已鼓励欧洲人采用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在20年代，许多美国观察家看到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投资拯救了欧洲。同样也是在20年代，欧洲人眼光越过大西洋，寻求对他们自己的前途和目前实际援助的指导。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提供贷款，不提供资助；而这些都几乎总是通过私人投资市场来提供的，所以它们带着价格标签，通常还是短期贷款。当大萧条时期开始时，美国人就收回贷款，由此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对这一方面做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1945年至1947年的最初摇摆之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先前（战后初期时代）的错误。马歇尔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做的一切，而且也在于它要小心回避的方面。
但是欧洲还有一个问题，使“欧洲复兴计划”既无法解决又无法回避它，而其余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它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德国问题”。若德国不能复苏，法国的计划就等于零。例如，法国要用马歇尔计划中的对应资金在洛林建造新的大型炼钢厂，但是，若没有德国供应的煤，这一计划就毫无用处。马歇尔计划中的贷款用来购买德国的煤，这很好；但是，若德国没有煤，那怎么办？1948年春天，德国的工业产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英国花费前所未有的巨款（仅在1947年就是3.17亿美元），只是为了维持它在德国西北部的占领区里孤立无援的德国民众，那么英国的经济也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如果德国不购买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的产品，那么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经济就会垂死凋敝。
根据马歇尔计划的逻辑，要求解除一切对联邦德国生产与产量的限制，以使联邦德国可以再次对欧洲经济做出关键性的贡献。所以从一开始起，国务卿马歇尔就清楚地说，他的计划意味着终止法国对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的希望——毕竟这一要点是使德国得到发展和整合，而不是使德国人成为依赖别人的贱民。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20世纪2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回顾起来，徒劳无益地想从疲惫衰竭的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直接地导致了法国的不安全，导致希特勒的崛起——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就很清楚，马歇尔计划仅仅是更大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法国和德国从中都一样地可以看到实际的、永久的利益。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战后解决“德国问题”，这对欧洲的未来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莫斯科还是巴黎、伦敦或华盛顿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件从整体上更加有争议的事情了。
[1] 1948年秋天，意大利最后一批武装的游击队员在波伦亚一带遭到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围捕。
[2] 让·莫奈1888年生于科涅克，父亲是白兰地酒商。毕业后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秘书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代表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同美国谈判武器供应。他致力于经济计划和后来他对欧洲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所做的贡献，使他在大规模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知名度很高，这对于像他那样的阶级出身的人而言，在当时可谓异乎寻常。
[3] 塞格德系匈牙利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4] 引自沃勒·莫里恩《1945年的伦敦》（2004），第150页。
[5] 彭格是1925-1946年匈牙利货币单位。——译者注
[6]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国共产党选民中，有40%的人赞同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尽管作为政党，它是反对的。法国人对马歇尔计划的怀疑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看来使许多人受到特别伤害的是美国官僚政治带来的“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和大量的调查表”——它使人特别愤怒地想起自己屈从于一种低等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