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托来到山里，并且预言了那可怕的扫荡即将发生之后，雨季便开始了。整个十月，天气都非常好，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没有一丝风。在没完没了地待在山区的日子里，碰上这种好天气，散步至少是一种去野外欣赏风光的消遣。一天早上，天气突然变化，起床的时候我们感到很闷热，朝大海的方向望去，只见灰色的海面上弥漫着滚滚乌云，就像一锅沸腾的水蒸发一样。整个上午，疲弱、潮湿的海风驱动着乌云，遮盖了天空。难民们因为出生在那个地区，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我们说，这些乌云意味着要下雨，而下雨将持续到从撒哈拉吹到地中海的东南风，被来自高山的北风压倒时才会停下来。嘿，雨非但没有停，反倒整日整夜地下起来，第二天，海滩肮脏不堪，天空只见一团团乌云，山峦笼罩着乌云，从山谷又飘来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还伴随着阵阵潮润的大风。雨停了，短短时间，重又下了起来，从那个时候起，也不知道下了多少日子，恐怕有一个多月，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下着。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下雨没什么影响。如果出门的话，撑着雨伞，尽管在人行道或沥青马路上行走；如果待在家里，就在地板或大理石地面上走动。然而，在圣泰乌菲米亚山区，下雨天在茅屋之间的梯田行走，那才是上帝的惩罚。我们整天待在小屋子里，待在那间屋顶倾斜的黑暗小屋里，房门敞开，因为没有窗户，我们望着淅淅沥沥的雨点，在门前形成一道湿润的、雾气腾腾的帷幕，我坐在床上，罗赛塔坐在小凳子上，这张小凳子是我付了不少钱从帕利德那里租来的。我们呆呆地凝望着雨丝，默不作声。如果我们说话，那只会谈下雨带来的不便。出门是连想也不会去想的，我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出门，譬如说捡柴或出于自然需要的时候。关于后者尽管说出来不好听，但我必须说，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一直待在城里的人，家里有卫生间，是无法想象在这没有公共厕所的地方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两个人白天至少必须出去两三次，在梯田的篱笆后面，撩起裙子，蹲下身去，就像牲口一样。没有卫生纸，自然，报纸和其他东西也是没有的，于是我们养成习惯，采几片小屋子附近的无花果叶子当卫生纸用。当然，到了雨天，这一切就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加令人难受，跑到田野，双脚陷进泥巴，在雨中撩起裙子，只觉得冰冰凉的，令人讨厌的雨点落在光裸裸的屁股上，然后就用湿漉漉和黏糊糊的无花果叶子擦屁股。这种事情是我对任何人也不愿说的。
我还想补充说几句。下雨不仅让室外活动变得麻烦，还让人在屋子里也苦不堪言。由于没有地板，茅屋里泥巴是如此之多，以至早上要下床，我们必须像青蛙一样在一些特地放好的石头上跳来跳去，否则一双脚就会陷入泥巴里，变成巧克力色。总而言之，雨水无孔不入，搞得到处都是说不出来的潮湿，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马上会发现身上沾上了泥巴，或是裙子溅上了泥。天上下雨，地上是稀泥。帕利德和他一家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他安慰说，这雨天是正常而必要的，每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只有耐心等它结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可是，对我们两个来说，这就要遭罪了，比我们至今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更折磨人。
这次下雨带来的恶果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由于天气恶劣，英国军队在加里利亚诺河南岸停住，不再前进了。自然，一旦英国人不再前进，正如我们后来听说的，德国人不但决定不再后撤，甚至在他们驻扎的地方挖起战壕来了。我对战争和打仗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那些下雨天的一个早上，一个农民拿来一张油印的破纸，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德国人到处张贴的传单，米凯莱一面读，一面向我们解释德国人颁布的命令是什么内容：命令规定，所有位于大海和山区之间的村镇必须全部疏散，包括我们眼下住的地方，传单上就提到了它的名字。对每一个地区都规定了撤离的期限。撤离时不许随身携带箱子或包裹，只准带少量吃的东西。换句话说，必须抛开住房、茅屋、牲口、农具、家具和自己所有的财产，架着孩子，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冒着寒雨走过一山又一山，朝着罗马方向撤退。当然这些不要脸的德国人还恐吓说，谁胆敢不服从命令，将严加惩处，逮捕、没收财产、流放、枪毙。我们待的地方被指定两天之内撤离完毕，四天之内所有的地区必须全部疏散一空，以便德国人和英国人能有更多的空间来肆无忌惮地厮杀。
菲力波和其他的难民，以及农民们已经习惯于把德国人看成意大利唯一的权威。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反抗，而是绝望。德国人要求他们做不可能的事情，但德国人毕竟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威，眼下除此没有别的权威。因此，必须顺从，要不然……要不然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难民们已经抛弃了丰迪的家园，他们清楚逃难是怎么一回事。面临再次逃难的前景，在寒冷的冬天，沿着崎岖的山路，冒着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雨水，还有这烂泥巴，别说是走到罗马，就是仅仅走到梯田尽头，也是困难重重，何况方向不明，目的地不明，不知道要到何处安身，他们确实绝望了。女人们哭泣，男人们骂娘，或者灰心丧气，一声不吭。帕利德和其他家庭的农民们，都是用自己的双手辛苦耕作了一辈子，开发梯田，建筑住房和茅屋，如今，他们除了绝望，简直呆若木鸡了。他们几乎不相信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有人唠叨：“我们能上哪里去呢？”有人想逐字逐句地重新读一遍布告，有人则在重新听了一遍后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怜的人们，他们不懂得对德国人来说，不存在什么不可能，何况这仅仅关系到别人的身家性命。帕利德的弟媳阿尼塔身边有三个小孩，丈夫在俄国，她突然以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表达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要我背井离乡，不如先杀了我的孩子们，然后自杀。”
我明白，她这番话与其说是出于绝望，不如说是因为她心里清楚，拖着三个孩子在这大冷天里，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逃难，意味着要送孩子们的命，倒不如干脆先杀了他们。
当时，唯一没有丧失理智的是米凯莱。我想，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德国人的权威，正像他经常说的，他把德国人看成强盗、土匪和歹徒，眼下他们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拥有武器，并且懂得怎样利用它。他读了德国司令部的布告之后，哈哈大笑，讽刺道：
“不是有人说过，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是一样，不管谁打胜了都行吗？现在就该他领路朝前走吧。”
没有一个人吱声，菲力波更是如此，因为这番话就是冲着他来的。晚上所有的人都聚在茅屋里，围着火炉。帕利德说道：
“你讥笑我们，可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死亡……这里有我们的房子、牲畜、财产，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们走了，这一切会怎么样呢？”
米凯莱，就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是个古怪的人，善良，同时又倔强，人品高尚，但又可以说铁面无情。他放声大笑，说道：
“好吧，你们会失去一切，然后也许会死去……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失去一切，没有死伤吗？要知道，他们都处于德国人的统治之下……如今轮到我们意大利人了，当别人受难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终于轮到我们头上了，今天轮到我，明天就会轮到你。”
大家听了这番话，都倍感沮丧，尤其是菲力波，看得出来，他整个人都在颤抖，几乎无法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了。他说道：
“你怎么还不忘开玩笑……可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米凯莱说道：
“可对你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呢？你不是说过，德国人和英国人对于你都是一样的吗？”
菲力波问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人生哲学对于他自己也变得分文不值。米凯莱耸了耸肩膀，说道：
“德国人难道不是主人吗？你们去问德国人，你们该怎么办？不过，他们会告诉你们，按这张传单上所印的命令去办。”
于是，帕利德像阿尼塔那样，对自己的孩子们说道：
“我干脆拿起枪，见到第一个德国人，我就杀了他……然后他们会把我也杀死，这倒好……至少我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上另外一个世界去。”
米凯莱笑着说：
“好样的，现在你开始明白事理了。”
我们都惶惑不安，米凯莱继续冷笑着打趣，其他人则望着已熄灭的火焰发呆。末了，米凯莱突然表情严肃地说道：
“你们想知道你们该怎么办吗？”大家不由得把满怀希望的目光投向他，米凯莱接着说：
“你们什么也别做。你们就像根本没见过这份告示一样。你们待在原来的地方，像往常一样生活，不理睬德国人和他们的告示，还有他们的威胁。如果他们确实想疏散一个地区，那就不该用分文不值的传单，而该诉诸武力。英国人也是全副装备，可是由于天气不好，他们无法施展武力，而只好止步不前。德国人也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动的话，他们派部队沿着崎岖的小路上山来之前，就得好生反复考虑。即使他们来了，也得费不少力气才能把你们带走。总之，你们只管装成聋子，然后你们再见机行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四处张贴布告，总是以死刑来威胁那些不顺从的人吗？七月二十五日我曾被抓去当兵，可我就开了小差，后来他们通报各个部队，用死刑恫吓，要人们返回原来的部队，我却回到自己的家，来到这里。所以，你们就像我一样行事，不要动。”
在这种紧急关头，这是应想到的最简单和最正确的办法，但没有人这么去想，因为，正像我们说的，大家都把德国人看成绝对权威，大家都需要一个权威，另外，一件事情一旦印在纸上，似乎就不容人们持不同的意见。总之那天晚上，大家几乎都安心地上床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充满了信心。第二天，仿佛由于某种奇迹的作用，谁也没有再谈论德国人和关于疏散的告示，好像传了口令不谈这件事，又好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过了一些日子，众人觉得米凯莱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我们所知，不光是在圣泰乌菲米亚，就是在其他地区，也没有人疏散。人们相信，德国人也许改变了主意，不搞疏散了，因为人们再也没有提起那告示了。
下了多少天的雨呢？我说至少下了四十天，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世界大洪水一样。不但下雨，天也冷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冬天，从海上吹来的潮湿带着雾气的阵风冰凉冰凉的，刮在脸上就像针扎一般。每天从乌云倾注到山上的雨水，夹杂着雪花和冰块。我们只有一个放在膝盖前的炭火盆，用于室内取暖，我们要么就上床，两个人身子挨着身子，蜷成一团，要么摸黑待在茅屋里，靠着燃着的盆火。通常的情况是整个上午都下雨，将近中午的时候，天色稍微转亮，但还是看到密布的乌云飘游在空中，仿佛为了喘口气似的，海滩上比任何时候都雾气腾腾，肮脏不堪。到了下午，雨又开始下起来，一直下到晚上，然后又下整整一夜。我们两人一直跟米凯莱在一起，他娓娓而谈，我们则听他说。他讲了些什么呢？他喜欢演说，讲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他具有教授或者说布道者的派头。有好几次，我对他说：
“米凯莱，真遗憾，你没有去当神父……要知道，星期日你完全可以去做一个精彩的布道。”
我想以此说明，我不愿把他说成是一个喜欢闲扯的人，他总是谈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而闲扯的人扯到一定程度就使人厌倦，就让人不愿再听他们的了；他正相反，他能使人听他讲下去，有好几次，我竟不由自主地停止织毛活，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的道理。他发表议论的时候，是什么也不顾的，不顾时光流去，不顾灯火熄灭，也不顾我和罗赛塔出于我们的某种原因需要单独待着。他满怀激情，充满自信，滔滔不绝地讲着。每当我打断他的话，说道：“好了，现在应该去睡觉了。”或者说：“好了，现在吃午饭了。”他便不太高兴，神色尴尬，摆出一张怏怏不乐的面孔，说道：
“看看，跟这样愚蠢、没有头脑的女人讲话，真是白费口舌。”
这四十天的雨天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除了我要叙述的一件事，这件事涉及菲力波和维钦佐。一个下雨的早上，像往常一样，天空布满从海面连续不断飘来的乌云，罗赛塔和我去帮菲力波宰羊，这头羊是他从帕利德那里买来的，打算在拿走自家吃的一份肉后，就零卖出去。这头黑白相间的母羊，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难民们由于没有正经事情可干，都围着这头羊，计算着它的分量，除去皮和内脏之后能出多少肉。我和罗赛塔淋着蒙蒙细雨，双脚踩在泥巴里，罗赛塔小声对我说道：
“妈妈，我可怜那头母羊……现在它还活着，过一会儿他们就把它宰了……如果它属于我的话，我就不会宰它。”
我对她说道：
“那你吃什么呢？”
“面包和蔬菜……为什么一定要吃肉呢？我也是肉身，我的肉跟这头母羊的肉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能力自卫和评理，它有什么罪过呢？”
我详细转述罗赛塔的这番话，可以说明她在那战争和饥荒的年代是如何判断和考虑事情的。她的说法是有点儿天真，甚至愚蠢，可是正像我说过的，这恰好证明她的品德的完美，找不出什么缺点，她就像一个圣人，这或许也是由于她缺少阅历和无知，不过，不管怎么样，她打心底里是一个真诚的女孩子。后来，正像我已经提到的，我发现，这种品德的完美是脆弱的，几乎是人为的，就像一朵生长于暖房里的鲜花，一旦把它放在室外，很快就会枯萎凋谢，但到了那个时候，我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善良、纯洁的女儿，而我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愧于她的事。
屠夫名叫依涅齐奥，其实说他是什么人都可以，但就是不像个屠夫，他神情忧郁，无精打采，灰白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前额，长长的络腮胡子，一双蓝色眼睛深陷下去。他把上衣脱掉，只穿一件马甲。绑母羊的木桩旁，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把屠刀和一个脸盆，就像医院里动手术的时候一样。依涅齐奥拿起一把屠刀，在手掌上试了试刀刃，走近母羊，一把揪住羊角，使劲把母羊的脑袋往后攥，母羊转动几乎要鼓出来的眼睛，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咩咩地哀鸣起来，好像在说，发发善心，别宰了我吧。可依涅齐奥咬牙切齿，猛地一下把尖刀刺入母羊的喉咙，只留下刀柄露在外面。给他当助手的菲力波赶紧把脸盆放在母羊喉咙下面，鲜血像小喷泉似的从伤口涌出来，稠糊糊的，呈黑红色，冒着热气。浑身痉挛的母羊半闭着已经没有神的眼睛，随着鲜血不断流入脸盆，母羊终于一命呜呼，眼睛也跟着完全闭上，最后，双膝弯曲，猛地瘫倒在它信任的那个屠夫手里。
罗赛塔冒着不断下着的雨，远远地走开了，我本想追她去，但我必须在场，因为羊肉不多，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再说菲力波还答应要给我羊肠，放在烤架上用木柴或煤炭烤出来的羊肠是非常美味的。依涅齐奥提起母羊的后蹄，在泥地上拖到另外两根木桩之间，把羊头朝下、蹄子朝上地挂起来。大家围拢过来，要看依涅齐奥如何操作。
他先攥住一只前蹄，剁下蹄子，好比齐手腕处剁下人的一只手。他随即选了一根坚硬而细长的棍子，插进蹄子上毛茸茸的外皮和蹄肉之间。母羊的毛皮是靠筋络和肉体连成一体的，就像一张黏合得不好的纸张难以分开。棍子插进去以后，他反复地转动，形成一个洞，然后扔掉棍子，把蹄子像竖笛一样放在嘴边，用力吹气，吹得脖子上的青筋直暴，脸颊涨成紫红色。他使劲地吹着吹着，随着他吹的气不断渗进毛皮和肉体之间，并在里面流动，母羊开始膨胀起来。依涅齐奥继续不停地吹气，吊在两根木桩之间的母羊终于像个皮囊膨胀起来，几乎比先前胀大了一倍。这时他扔下羊蹄，擦干净带污血的嘴唇，把刀子插入羊的腹部，割开从腹股沟直到颈部的毛皮。于是，他开始用两只手把外皮从肉体上揭下来。看到羊皮这样轻而易举地跟肉体分开，就像脱下手套一样，确实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他慢慢地揭下羊皮，一面用刀子砍掉仍然黏在肉体上的筋络。总之，他不慌不忙地把整张羊皮脱了下来，然后把羊皮扔在地上，毛茸茸、血淋淋的，就像一件不再穿的衣服一样。现在母羊赤条条的，身上带着污斑点点和青紫块。雨还下着，可是谁也不愿动弹。依涅齐奥又操起刀子，开膛剖腹，双手伸进腹中摸索，马上对我嚷道：
“切西拉，伸开胳膊。”
我赶紧跑过去，他把整个肠子都拉了出来，像理一团毛线似的，把肠子一段段地绕好，他不时切下一段，放在我的胳膊上，肠子热乎乎的，散发出一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气味，肠子里的粪便把我也弄脏了。依涅齐奥絮絮叨叨地说：
“这简直是一道国王用的名菜，你们把肠子弄干净，用文火烧炖。”
这时传来有人喊叫的声音：
“菲力波！菲力波！”
我们都转过身去！梯田上先出现了脑袋，然后是肩膀，最后才看出来是维钦佐。我们来圣泰乌菲米亚之前曾在他那里住过。他像只秃毛鸟，鹰钩鼻子，凹陷进去的眼睛，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都是泥水，还没有登上梯田顶部，他在下面就叫嚷起来：
“菲力波，菲力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菲力波像大家一样，正看着依涅齐奥操作，马上瞪大眼睛，冲着维钦佐跑了过去，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快说，发生什么事了？”
这人很狡猾，假装由于登山而喘着粗气，把手放在胸前，用深沉的声音说道：
“天大的不幸。”
这时，我们都转过身去。离开依涅齐奥和他的母羊，走近菲力波和维钦佐。不远处的菲力波小房子的窗户打开了，两个女人探出脑袋来，那是菲力波的妻子和女儿。维钦佐终于说道：
“是这么回事，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来了，他们在墙壁上敲敲打打，找到了藏东西的夹层墙，他们把墙壁推倒了。”
菲力波发出一声吼叫，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劫走了我的东西？”
“是的。”他恢复了平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传达了那不祥的消息，“他们劫走了所有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的的确确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的嗓门很大，故意让从窗口探出脑袋的菲力波的妻子和女儿也听见；果然，她们马上就激动地抱怨起来，从阳台上挥动着胳膊，可菲力波不想再听他做别的解释：
“不对，不可能是真的，”他大声嚷道，“是你偷走了，你是贼，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是你和你那老妖婆，还有你那些不要脸的儿子！……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你们全家是个犯罪团伙，你们甚至亵渎圣乔万尼。”
他着了魔似的吼叫着。突然间，他在桌子上操起依涅齐奥的一把屠刀，架在维钦佐的脖子上，威胁要宰了他。幸好，难民们及时向他扑了过去，抓住他的胳膊，而他挺着胸脯，前额一个劲地往前冲，口吐泡沫，嚷道：
“你们让我宰了他，你们放开我，我要宰了他。”
同时，两个女人在窗口激动地尖声叫道：
“我们破产了，我们破产了。”
雨不断地下着，所有的人都湿透了。
然而，米凯莱几乎是这场闹剧的旁观者，他甚至可以说表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好像他为姐姐失去嫁妆、母亲失去家财而感到高兴，他突然走到维钦佐跟前，维钦佐还在辩解：“谁偷了？是德国人，是法西斯分子，跟我有什么相干？”
米凯莱好像早已料到似的，把手伸进维钦佐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平静地说：
“看，谁是贼，你就是贼骨头……这个戒指是我姐姐的。”
他打开了小盒子给大家看，里面是一只带钻石的小戒指，我后来才知道，那是菲力波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菲力波看见了戒指，大吼一声，奋力甩开攥住他胳膊的人，高举尖刀朝维钦佐扑过去。可维钦佐比他反应更快，冲开围着他的人群，一溜烟地顺梯田跑下去。菲力波本想追他，但很快明白，他追不上维钦佐，因为他身材矮小，又挺着个大肚子，而维钦佐人瘦腿长，跑起来就像鸵鸟。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维钦佐扔去，吼叫道：
“贼骨头，贼骨头！”
虽然他没有动窝，难民们却动起来了，倒不是因为他们跟菲力波的东西有什么相干，而是因为出现争斗场面时，人们就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这时我看见两三个年轻人跑下梯田，像一阵风似的猛追像兔子般跑着的维钦佐，他们终于追上了他，一把攥住他的胳膊，把他带上山来。这时，不断地朝维钦佐扔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大石头的菲力波，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梯田边上，等着把这个窃贼给他揪来。他手里握着依涅齐奥那把仍然沾着羊血的屠刀。这时，米凯莱走到父亲跟前，对他说道：
“我劝你回屋去。”
“我宰了他。”
“你回屋去吧。”
“可我要宰了他，我一定要宰了他。”
“你把刀子给我，回屋里去吧。”
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镇定自如的儿子面前，菲力波也平静了下来，把刀放回桌子上，朝自己的屋子走去；这时，人们可以听见从屋子里传来像来自炼狱一样的吼叫声和呜咽声。雨继续不断地下着，此时的梯田中央，只剩下吊在两个木桩之间的那只可怜的剥了皮的母羊。
维钦佐和追捕他的几个年轻人回到梯田，农民和难民们马上把维钦佐团团围住，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询问的口气更多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谴责，维钦佐并不求饶，只是用他那恶魔一般的腔调说道：
“我本来是不会干的，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本来也是不会干的……圣乔万尼让我这么做的……菲力波给我的儿子洗礼，我给他的女儿洗礼……我可以向你们发誓，我宁愿剁掉一只手也不愿去偷的……如果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我可以让雷电劈死在这里。”
“我们相信你，维钦佐，我们相信你……可后来你去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声音……我觉得内心有一个声音日日夜夜对我说：你去拿锤子，把墙壁砸开……白天黑夜都有一个不让我安宁的声音。”
“就这样，维钦佐，你终于拿了锤子，砸开了墙壁……不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
难民和农民们都大笑起来，然后又提了不多的几个问题，他们放开了他，回到依涅齐奥和他的母羊身边。但是维钦佐并没有马上走开，开始挨家挨户地讨水喝，然后重复刚才让大家发笑的话。他自己却没有笑，像只不成样子的鸟儿呆头呆脑。傍晚的时候，他才垂头丧气地走了，好像被偷的人不是菲力波，而是他自己。
当天晚上，米凯莱来到茅屋时，我正在跟帕利德一家炖羊肠，他摆出一副评论的架势，说道：
“我父亲是个不坏的人……可为了四床被单和一点儿钱，竟要杀死一个人……而我们为了一个理想，连一只鸡也不会杀死。”
帕利德眼睛望着炉火，不紧不慢地说道：
“米凯莱，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来说，财产比理想更值钱吗？你看，譬如拿神父来说，如果你对他忏悔说你偷东西了，他呢，无精打采地说你向圣乔万尼祈祷忏悔，然后对你赦罪。但如果你到教堂里，偷了他的一副银餐具什么的，你就听他怎么吼叫吧……他不是对你赦罪，而是马上把宪兵队长叫来逮捕你……如果连一个神父都这么表现的话，更何况我们这些不是神父的人。”
这是雨季所发生的大新闻，此外就都是些平常的事情，谈论战争和天气。关于英国人打来后我们该做些什么事。雨季我们睡得特别多，经常睡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有时醒来，听听雨点敲打屋顶瓦片的声音和屋檐流水的汩汩声，我们两人互相紧紧搂着，重又睡得更香甜。我们睡在那张裂开的木板床上，褥子是一只装满干玉米叶的大袋，床板在我们的身子下面不时张开口来，险些把我们掀到地上。
对于菲力波一家和所有的难民来说，最令人操心的就是吃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他们很有钱，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吃喝，他们认为必须吃好，因为这是驱除烦恼的唯一方式。他们的看法是，储存的东西最好吃掉，因为一旦英国人来了，就会丰衣足食，价格将会下跌，那时储存的东西就没有人愿意要了。可我心里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曾相信英国人是会来的，但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呢？如果出于他们的什么原因，晚来两个月的话，那大家就都得饿死。因此，当所有的人都忙于用食物填满肚子，我却厉行节食，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七点钟吃一小锅豆子，一点儿肉，多半是羊肉，一片面包，一些无花果干，总是按定量吃饭。有时我做些玉米面糊糊，有时不做豆子，而煮鹰嘴豆，不吃羊肉而吃牛肉。早上，我和罗赛塔吃一小片面包和一个生洋葱头，或者我们完全不吃面包，而只啃角豆树果，通常人们是用它来喂马的，可是在饥荒年代，基督教徒也用它来充饥。罗赛塔经常抱怨叫饿，要知道她是年轻人哪。我只好鼓励她去睡觉，因为我知道睡觉也就等于吃饭，睡觉的时候人消耗体力少，可以养精蓄锐。
总而言之，我把我自己弄得像农民一样。农民跟难民是不一样的，他们谨小慎微，甚至小气，用首饰店里的天平来掂量东西。农民们的确已经习惯饥荒，本能地知道，无论德国人来也好，英国人来也好，他们永远不会酒足饭饱，他们总是缺钱花，总是收成不足，青黄不接。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觉得自己是个农民，而不是一个逃难的城里人。尽管我是店老板，但我甚至有一种对逃难的人的敌对情绪；他们有钱是因为盘剥别人，如今一心盼望英国人来，好回去用老办法积聚钱财。有人说，我实际上也是店老板，的确是这样，但我出生时是个农民，跟农民和土地交往，我便觉得自己又重新成为农民，就像我当姑娘的时候，背井离乡到罗马去结婚。
好吧，我们继续说。大约过了四十天光景，十二月底左右，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起身后，发现夜里风向改变了。天空是暗蓝色的，明亮而深沉，抹上了一片胭脂色的曙光，朵朵红灰色的云彩向四方散去。这是漫长的雨天留下的最后的乌云。在彭查那边，长时间来第一次看到了亮闪闪的大海，近乎黑色的深蓝大海。丰迪的平原已是冬天的景象，灰色取代了青绿色，清晨大雾蒙蒙，可见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从山上刮来的阵阵晚风，像刀子似的冰凉干燥，靠近小屋的光秃秃的树枝被刮得摇来晃去。走出屋外，脚下的泥巴硬邦邦地结在一起，冰凉刺骨，到处像掺了玻璃碴一样闪闪发亮，夜里泥地都上冻了。这种天气的变化使得逃难的人们重新又燃起了希望，他们在寒冷的早晨走出家门，相互拥抱和逐个道贺说，现在天气好了，英国人会快速前进，一切将会结束的。
果然，英国人准时来到了，但并非像难民们期望的那样，正是那个美好天气的清晨，我们都在梯田上晒太阳，就像许多冻僵了的蜥蜴一样。突然间，我们听到由远而近的轰隆声，这声音越来越响，充满了整个天空。难民们疑惑了一阵后明白了，我也跟他们一样明白了过来，那轰隆声我在罗马的时候白天和黑夜没少听到过。
“英国人，飞机，英国飞机来了。”
果然，从山后的明朗天空中先出现了一组四架飞机，那是漂亮的银色飞机，很像威尼斯生产的银丝小别针，别在天空上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很快又出现了另外四架，然后又是四架，一共是十二架飞机，它们好像沿着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线路径直飞来，轰鸣声响彻了天空。说实在话，尽管这种轰鸣声使我回想起在罗马经历过的不愉快时光，但如今听到却感到高兴。虽然在这轰鸣声中，我似乎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但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是好的兆头，因为它会把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吓跑。我也是这样，虽然心有余悸，但满怀希望。我注视着天空，只见机群笔直而自信地朝着丰迪飞去。丰迪坐落在山谷，白色的房屋和暗绿色的橘林交相辉映。飞机钻入朵朵白云中，德国人的高射炮马上发出急促的、干巴巴的回击声。我不知道有多少门高射炮从山谷的四面八方开火。应当听听难民们的谈话，他们说道：
“可怜虫，他们开炮了……但他们打不中的……明天英国人会拿下他们……好吧，开炮吧！开炮吧，你别在乎就是了。”
确实，那些高射炮根本没有击中飞机，飞机继续往前飞行。这时，我们听见更响更深沉的爆炸声，只见在地面上，而不是在空中，在丰迪的住宅和树林之间冒起了白色烟雾，飞机开始扔炸弹了。
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忘记第一次爆炸后发生的情形，我从来不曾见过人们那么快地从兴奋不已一下子陷入痛苦之中。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丰迪开花，市镇上空弥漫着由于爆炸而升腾起来的浓密的白色烟雾，视线也被挡住了。刚才还兴高采烈的难民们，站在梯田上大声喊叫、哭泣和咒骂起来，正像菲力波的妻子和女儿听到维钦佐宣布德国人偷走了嫁妆时的表现一模一样。人们来回奔跑，挥动胳膊大声喊叫，似乎想制止飞机的轰炸。
“屋子！我的屋子，凶手，你们毁掉了我们的房子，真是大祸临头，房子、房子、房子。”
与此同时，炸弹不断地朝下扔，就像树上熟透了的果子被摇晃时不断掉到地上一样。高射炮也不断地开火反击。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不断震撼天空，而且连大地也似乎颤动了。机群一直飞往山谷尽头的大海边，大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机群又在那里拐弯，折了回来，继续呼啸着扔下炸弹。本来难民们已平静了一会儿，他们以为飞机远走高飞了，此时他们又比第一次更剧烈地号哭起来。正当趾高气扬的飞机好像沿飞来的路线安全返航的时候，最后一组机群的第二架飞机忽然冒出一道巨大的鲜红的火舌，恰似蓝天中的一条红围巾。高射炮击中了目标，飞机落在其他飞机的后面，那条火红的围巾绕着小小的白色机身飘荡，火越来越浓烈，颜色越来越红。现在应该听听难民们说些什么了。
“好样的，德国人，给那些凶手一点儿颜色看看，把他们揍下来。”
罗赛塔突然叫喊起来：
“妈妈，你看，多漂亮，伞兵。”
被命中的飞机拖着火舌朝着大海挣扎着飞去的时候，我看见天空中一顶接着一顶的白色大伞张开，每个大伞下面都悬挂着一个黑色的人影，随风飘荡，这就是飞机驾驶员。七八顶伞张开，徐徐地降落，高射炮不再开火，被击中的飞机晃晃悠悠地栽下去，消失在山丘后面，不一会儿，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就再没有什么了。一切重归平静，除了机群消失远方传来的微弱的金属般的回声，难民们的哭声和叫喊声更显得刺耳。银色的降落伞缓缓地下降，整个丰迪山谷由于到处是火光而弥漫着灰色的烟雾。
英国人就这样来到了，是的，他们是来毁掉难民们的房子。那时，米凯莱令人奇怪的铁石心肠以一种出乎我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天晚上，我们正在茅屋里谈论轰炸的事情，他突然说道：
“那些难民现在为自己被毁的房子而哭泣，可是，当初报纸宣称，我们的轰炸机炸毁了某个敌人的城市的时候，你们可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亲耳听到他们这样说的：‘好吧，他们挨了炸，活该，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我问道：
“这些可怜的人难道不让你感到难过？眼下，他们没有了房子，被迫像吉卜赛人那样，都快要赤身裸体了。”
“是的，他们让我感到难过，但他们不会比那些在他们之前失去房屋的人更让我同情。切西拉，我对你说，这种事今天轮到我头上，明天就会轮到你头上，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的房子挨炸的时候，他们高兴得鼓掌，现在轮到他们挨炸了，这难道不公正吗？你，罗赛塔，相信上帝，你没有从这里看到上帝的能力吗？”
罗赛塔没有作声，像往常他谈论宗教问题的时候一样，话题就此结束。
总之，第一次轰炸之后，所有的难民都跑回丰迪，去看看他们的房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人回来的时候都带来了令人宽心的消息，房子幸免于难，归根结底，破坏的程度并不像第一眼所觉得的那么可怕。虽然确实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夜宿在郊区一所已经毁坏了的房子里的老乞丐，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死者是法西斯分子瘦猴子，就是我们住在孔切塔家里时，用枪威胁我们的那个人。瘦猴子死的原因就像他活着时一样，那天上午，他趁天气好，跑到丰迪去，撬开了服饰用品店的百叶门，炸弹炸毁的房子砸了他的脑袋，众人找到他时，只见他躺在许多带子和纽扣中间，手里还紧握着偷来的东西。我对罗赛塔说道：
“唉，如果都是这种人死去，那倒要给战争祝福啦。”
但使我吃惊的是，她却泪流满面地说道：
“妈妈，你别这么说……他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人。”
晚上，她为他祈祷，哀悼那个比他所穿的黑衬衫还要黑的灵魂。
我忘了说，那几天还死了另外一个人：托马西诺。我很清楚他是怎么死去的，以及他为什么会死去，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发生了导致他死亡的事情。他这个人，不管下雨刮风和道路泥泞，始终把全部时间花在做生意上，他从农民、德国人、法西斯分子那里盘进东西，然后卖给难民。当时吃的东西已经很稀少，但他有办法搞到食盐、烟草、柑橘和鸡蛋。当然，我知道，他提高卖价，赚了很多钱。他整天都在山谷不怕危险地转悠，倒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金钱对他来说比命还重要。他经常胡子长长的，总是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鞋子上总是沾满了泥巴，像个流浪的犹太人。他把家安顿在比帕利德小屋还要高的山上农民那里，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会回答说：
“我有店铺，我想把店铺经营到最后一刻。”
他想经营到战争的最后时刻，却没有想到他会经营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一天，我用小篮子装了八个鸡蛋，跟罗赛塔下山，想用这些鸡蛋从德国人那里换个面包，德国人就在谷地的小橘树林里安营扎寨。恰好托马西诺正在圣泰乌菲米亚山上做生意，他表示愿意陪我们去。我们下山的那天，正好是第一次轰炸之后的第五个好天气。
托马西诺按习惯在前面引路，沿着崎岖的山路和坑坑洼洼的路面行走，不说一句话，专心地盘算着他的生意，我们紧紧跟着，也不说话。崎岖小路弯弯曲曲，沿着山的左面盘旋，我们来到一个悬崖峭壁，无路可走的地方，托马西诺跑向一座丘陵处，然后沿着山的右翼继续往下走。这座丘陵是个奇形怪状的地方，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光秃岩石，呈圆锥状，显出大象皮那样的灰色，布满大大小小的岩洞，在悬崖峭壁之间，长了不少无花果，硕大的绿色叶片，长满了刺，就像法官长袍上的长领带一样。山间小路在无花果和岩石间曲曲弯弯，旁边是一条小溪，溪水清亮透澈，就像绿色沟壑上的一块水晶。
我们来到了丘陵跟前，托马西诺走在我们前面三十米远的地方，我们听到一群飞机的轰鸣声，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再说机群径直朝着前线飞去。他们从来没有轰炸过山上，大家感到安全，因为不值得在石头堆和梯田上浪费值钱的炸弹。我平静地对罗赛塔说：
“你看，飞机。”
事实上，可以看到明朗天空中的银白色机群，排成三列飞行，打头的只有一架，给人感觉是领航。我正朝天空望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红色的风向标从头顶上的飞机里抛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米凯莱对我说的话，那就是扔炸弹的标记。我刚刚明白到这一点，炸弹就开始像雨点般扔了下来，炸弹落得如此之快，我连炸弹是什么样的都没有看清楚。我们几乎很快就听到猛烈的爆炸声，声浪就在附近掀起，周围的大地在颤动，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事实上，不仅是大地在颤动，还有裹着尘土的石子，尤其是我后来才发觉的锐利的弹片飞溅，至少有我的小手指那么长，只要一片击中身子，我们就没命了。我们四周的滚滚黄尘呛人，扬起的尘土使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极了，叫着罗赛塔的名字。待到尘土落下，视线清楚了些，地上散落着许多碎片。突然间，我听到罗赛塔叫我的声音：
“我在这里，妈妈。”
我从来不相信奇迹，但说实在的，我认为爆炸时那些在我们身边飞舞的弹片没有把我们杀死简直是个奇迹。我高兴地搂着我幸存的罗赛塔这么想着，我搂着她，吻她，抚摩她的脸和身子，几乎不相信她安然无恙。我随即寻找托马西诺。正像我说过的，他走在我们前面三十步远的地方，在遍布被撕裂和折断的无花果枝叶的远近地方，我都没有看见他。但我听到了他哼哼的声音，我却不知道来自何方。
“我的上帝，我的圣母，我的上帝，我的圣母……”
我想他也许被炸弹击中了，这时，我有点儿为找到安然无恙的罗赛塔时的兴高采烈而后悔，他对我不是很好，但他也是个基督徒，再说他也帮助过我们，尽管是为了赚钱。我期待着找到躺在血泊中的他，我顺着发出他声音的地方走去。那是一个不很深的小洞，几乎只是那些悬崖峭壁上的一个凹洞而已，他蜷缩在那里，像一条藏在壳中的蜗牛，两手捧着脑袋大声哼哼。我马上发现，他没有一点儿伤，只是受了惊吓，我对他说道：
“托马西诺，已经过去了，你还待在洞里干什么？……我们应当感谢上帝，我们都安然无恙。”
他不回答我的话，仍然哼哼着。
“我的上帝，我的圣母……”
我突然说：
“托马西诺，快起来，我们下山去，否则就晚了。”
他说道：
“我不离开这里。”
“什么，你愿意待在这里吗？”
“下面我不去了……现在我上山去，到我所能到的最高的地方，躲藏在一个深洞里，山下我是不去了，对我来说都结束了。”
“怎么回事，托马西诺，店铺怎么办？”
“让店铺见鬼去吧。”
谁都清楚，他为了这个店铺，不知冒了多少危险。听到他说让店铺见鬼去的话，我知道他是一本正经说的，跟他僵持下去无济于事。但我说道：
“那么，至少今天……你陪我们下山去，你可以放心，飞机不会再来了。”
他回答说：
“你们走吧……我是不会离开这里了。”
他又开始浑身打战，呼叫着圣母，我向他告了别，沿着崎岖的山路朝谷地走去。我们来到山谷的橘林旁边，看见一辆用橘树枝覆盖起来的德国卡车，用一块涂着蓝、绿、褐色的布伪装好，六七个德国人在做饭，一个德国人坐在橘树下面拉手风琴。他们都是年轻人，全剃成光头，脸苍白、浮肿，身上有伤疤。他们来丰迪之前曾经在俄国待过。他们对我们说，在那边的战争比在意大利的要坏一百倍。我已经认识他们，有过一次用鸡蛋换面包的交易。我从远处就向他们举起装鸡蛋的小篮子，那个拉手风琴的兵士马上停止演奏，跑进帐篷，拿了一千克重的面包走出来。我们走过去，他没有正面望着我们，把面包搁在一边，好像是怕我们从他手里夺走似的，他掀开盖着鸡蛋的叶子，用德文嘀咕着，一个个地估着分量。他不是很满意，拿起一个鸡蛋放在耳边摇晃，想看看是不是新鲜的鸡蛋。我对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