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对米凯莱的态度感到惊讶。我不是说他应该说德国人的坏话，但他厚着脸皮喊叫出来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这么向他表示了我们的看法，但他耸耸肩膀，回答说：
“跟纳粹分子打交道，一切都是正当的，一有可能就欺骗他们，背叛他们，杀了他们。如果你跟一条毒蛇、一只老虎、一头怒气冲冲的狼打交道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得用武力或用计策设法使它不能逞威，你跟它讲道理，或者想以什么方式让它镇静下来，要知道那是徒劳无益的。跟纳粹分子打交道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人性，就像野兽一样，因此，用一切方式跟他们打交道都是无可非议的。你就像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军官一样，从来没有读过但丁的作品。如果你读过他的作品，你就知道但丁说过：礼貌在他身上也成为野蛮。”
我问但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向我解释说，就是说跟像纳粹分子这样的人，说假话和背信弃义也是过于客气的。他们连说假话和背信弃义也不够格。于是我说，在纳粹分子当中，可能有好人和坏人，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再说，他怎么会知道那两个人是坏人呢？米凯莱笑着说：
“这跟好人和坏人没有关系，他们也许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好，就像狼对小狼和蛇对小蛇好一样。可他们对待别人，对待正直的人们，就是对你，对我，对罗赛塔，对这些难民和农民，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他们认为，我们称为坏的就是好的。于是，他们作恶，都认为是在行善，就是说，他们在尽自己的义务。”
我犹豫了一会儿，似乎弄不明白，但是米凯莱不再听我说下去，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是的，作恶和义务结合，这就是纳粹主义。”
总而言之，米凯莱古里古怪，但非常善良，同时也非常固执。我回忆起我们跟德国人打的另外一次交道，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通常，我们只有不多的一点儿面粉，我做面包的时候，不仅往里掺和细麸皮，甚至也有粗麸皮。一天，我们决定到谷地去看看能否用鸡蛋换一点儿面粉。鸡蛋是我从帕利德那里买来的，我们一共有十六个，我希望用这些鸡蛋，再补点现钱，换上几千克面粉。自从那天那场让可怜的托马西诺受了惊吓的轰炸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下过山，说实话，也是这个缘故，我不大愿意下山去。不知怎的，我对米凯莱说了，他表示愿意陪伴我们，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因为跟他在一起，我就比较放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这里唯一能给予我勇气和信心的人。就这样，我们把鸡蛋放在一个小篮子里的干草下面，一清早就上路了。
那是一月初的一天，我觉得天气的确非常寒冷，我说不清楚，大概是由于眼下正处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体验到比持续多年的那种失望还要阴沉、还要冷漠和还要失望的心情。最近一次我们去谷地，正是跟托马西诺一起去的那一次，那时，树上还有叶子，尽管已经枯黄，还不断下着雨，草地上仍然一片青翠，山坡上还开着鲜花，那是秋天的最后一批鲜花，像紫红色的仙客来、野紫罗兰等。而现在，我们下山途中，看到一切都干枯了，像被焚烧了似的，灰蒙蒙、光秃秃的，空气寒冷，没有阳光，天空像蒙上了一层褪色的纱巾，显出苍白色。我们出发时兴高采烈，但马上就默不作声了。那是死一般寂静的一天，正像隆冬季节里所有寂静的日子一样，那种寂静使我们直冒凉气，使我们难以开口说话。起先我们沿着右边的山坡走下去，然后，我们穿过一片有印度无花果树和悬崖峭壁的平地，那正是我们和托马西诺一起碰上飞机轰炸的地方，然后沿左侧山坡走去。
我们又沉默了半个小时，末了，来到了山谷的出口处，这里有小桥，十字路口，和托马西诺一直住到碰上要命的轰炸的那一天的小房子。我记得这个地方曾是多么充满生机、欢乐，而且非常宽阔。我要承认，我重新见到这块地方，看到它竟是如此凄凉、灰暗、光秃和狭窄，心里不由得吃惊。你们见过没有头发的姑娘吗？我见过，我家乡的一个女孩子，得了伤寒病，掉光了头发，之后他们用推子给她剃了光头。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表情也不一样。她带着这么一个女人们没有的光秃秃的脑袋，一张没有头发衬托的脸，就像被异常强烈的光线扭曲了一样，让人联想到一个又大又丑的蛋。同样，托马西诺小房子周围那三棵枝叶茂盛的、绿荫一片的法国梧桐也变得光秃秃的，遮住小溪两岸的石头的绿色草木没有了，我注意到大路两旁和沟渠里的植物消失了。那一次，我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现在我感到了它们的消失，那块地方看起来什么都不像，完全丧失了它一切的美，正像一个脑袋光秃秃的女人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目睹如此凄凉的景象，我的心起皱了，我几乎感到这很像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在那没有尽头的战争中沦为赤裸裸的和失去幻想的生活。
好了，我们走上了大路，不一会儿我们就跟人打上了交道。一个男人，用缰绳牵着两匹马，说实话，那是两匹非常漂亮的马，棕褐色，膘肥体壮。我们在马路上面对面地相遇，起先他盯着我们看，然后向我们问候，由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他用他那蹩脚的意大利语跟我们交谈，这样，我们边走边聊了一会儿。这是个约莫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一生中很少遇到这样帅的小伙子，他身材高大魁梧，肩膀宽阔，腰身细得像女人一样，仪表堂堂，脚蹬一双黄牛皮的皮靴，双腿修长，头发是像金子一般的颜色，杏仁眼，瞳孔是蓝绿色的，眼光梦幻般的神奇，鼻子挺直，嘴唇轮廓清晰而且红润，当他张开嘴巴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美观的牙齿，打量他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告诉我们，他不是德国人，而是俄国人，家住很远的一个地方，他还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已记不清了。他平静地说，他为了德国人而背叛了俄国人，因为他不喜欢俄国人，尽管如此，他也一点儿都不喜欢德国人。他说，他跟其他背叛了俄国人的人在一起，在德国人后勤部门供职，他说，他早就深信德国人会吃败仗，因为他们残忍地对待世界，整个世界已经起来反对他们。他最后说，德国人全面失败只是几个月的问题，那时对他来说，一切都将结束了。这时，他用手往脖子上一抹，做了个使我寒心的动作，似乎说，俄国人将要杀他的头。他心平气和地说着，似乎自己的命运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甚至笑着，不仅用嘴说话，而且用那双像两汪极深的海水般蓝的奇怪眼睛在说话。他让人明白，他恨德国人，恨俄国人，甚至恨他自己，死亡对他来说已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手攥两匹马的缰绳，不出声地走着。在乡村灰色冰冻的道路上，只有他和他的马匹。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么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用他的话说，已经被判了死刑，也许在年底之前就会死去。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时，他抚摩着一匹马的马鬃，说道：
“这两匹马是我生活中留下来的一切，尽管也不属于我。”
他朝着城市的方向走去。我们望着他远去了。我不由得思量，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恶果；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那么漂亮的年轻人肯定会留在自己的国家，像许多人一样，结了婚，有一份工作，成为一个很棒的男子汉。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使他背叛，如果战争要送他的命，他已经顺从地接受死亡的命运，而在许多可怕的事情当中，死亡也许是最悲惨的，因为这是违背自然的，最难以让人理解的。
我们顺着左边的道路，朝橘园走去，希望像上次那样，用鸡蛋换取驻扎在橘园附近的德国坦克兵的面包。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坦克兵已经走了，只看到被践踏过的没有青草的土地，这里曾经安置过他们的帐篷，树木被折断了，这就是一切。于是，我带着疑问的口气说，最好沿着这条路再继续往前走，也许坦克兵和其他德国部队在前面安营扎寨。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刻钟，大约一千米，终于碰见一位金发姑娘孤独地朝前走着，她不像是去一个明确的地方，倒像是在漫无目的地散步似的。她慢慢地走着，带着一副神奇的表情望着光秃秃的灰色田野，一面打量，一面不时地咬一口面包。我朝她迎了上去，问道：
“请问，你是否知道，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会有德国人吗？”
听到我的问话，她突然停了下来，望着我。她用头巾围着面孔，她的确是一位漂亮健壮的姑娘，脸庞宽大，大大的栗色眼睛。她急忙说：
“德国人……肯定有的，因为德国人到处都有。”
我忙问她：
“他们在什么地方？”
她盯着我看，似乎有点儿恐惧的样子，突然间，她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扭身就要离去。我赶忙攥住她的一只胳膊，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她小声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你不会把我藏食品的地方讲出来吧！”
我听她这么一说，不禁吃了一惊，因为这话与当时的情景毫不相干，是彻头彻尾的蠢话。我说道：
“你说什么呀？这跟食品有什么关系？”
她却摇着头，说道：
“他们来过了，都拿走了……他们来过了，都拿走了……德国人，要知道……你知道，最近一次我告诉过你，他们来过了吗？我一无所有，我对你说过，我没有面粉，没有豆子，没有猪油，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只有喂我孩子的奶水……如果你们要的话，就拿走吧……这就是。”
她用圆睁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我们，开始去解紧身上衣的扣子，我惊慌得不知所措，米凯莱和罗赛塔也是这样。她一面盯视着我们，一面动着嘴唇，好像自言自语；与此同时，她解开了系到腰间的紧身上衣，然后张开手指，掏出乳房，就像母亲给婴儿喂奶时的动作一样。
“我只有这个了……你们拿走吧。”
她茫然地低声重复着。这时，她把整个乳房从紧身衣服里掏了出来。乳房圆润、丰满美丽，皮肤雪白透明，证明她是一位正奶着孩子的母亲。突然，她哼着一支小曲，心不在焉地扬长而去。她的紧身上衣敞开着，一只乳房露在外面，另一只藏在里面。望着她这样离去，望着她不停地小口吃面包，在冬日里露出那只乳房，在那个没有阳光、没有色彩、光秃秃的寒冷日子里，这是唯一富有光泽和生气、温暖而洁白的东西，我愣住了。
罗赛塔终于说道：
“她疯了。”
米凯莱干巴巴肯定说：
“是的。”
我们又默默地向前走去。
由于四周都看不到德国人，米凯莱主张去找他认识的人，他们住在橘林的一个木房子里。他说，那是个不错的人，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用面包向我们换鸡蛋的德国人。就这样，不一会儿，我们从大路拐入橘林间的一条小路。米凯莱对我们说，这片橘林都属于我们要去找的那个人，他是一位没有结过婚的律师，跟老母亲生活在一起。我们大约走了四十分钟，钻进一个不大的林中空地，前面是一座小小的简陋房子，房子四周是砖墙，房顶是波浪式的铁皮，房子有两扇窗户，一扇门，米凯莱走近其中一扇窗户，朝里望了望，问主人是否在家，并用手敲了两下。我们等了一会儿，房门终于慢慢地打开，律师不太情愿地站在门槛上。他五十岁左右，身体肥胖，秃顶，前额像象牙一样白润光亮，脑袋四周是许多黑色的鬈发，水汪汪的眼睛，鹰钩鼻，下巴肥大，嘴唇富有弹性，紧闭着。他上身穿了一件城里人夜间穿的蓝色外套，黑绒的翻领，但在如此漂亮的大衣下面却是一条糟透的长裤，脚上穿一双钉了钉子的牛皮鞋。我立刻注意到，他看见我们不大高兴，但他马上就恢复常态，搂着米凯莱的脖子特别热情地说：
米凯莱的昵称。 “米凯利诺 ……好极了，好极了……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米凯莱介绍了一下我们。他远远地向我们打个招呼，带着不自在的、几乎是冷淡的神情。我们仍然站在门槛上，他不请我们进去，米凯莱说道：
“我们是路过这里，想来看看你。”
律师好像吃了一惊，回答说：
“好极了……我们正要吃饭，你们来了，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米凯莱，我告诉你……因为我了解你的感情，再说我的感情也跟你的一样……我请了附近高射炮兵连的德国中尉吃饭……我必须这样做……唉，这种时候没有办法……”
他抱歉和叹息了一番，让我们进了屋子，靠近窗户的一张圆桌上已摆好餐具，这是房间里唯一清洁整齐的东西。房间的其他地方都是破旧的东西，一摞摞的破布烂书，堆叠起来的箱子。桌子边已坐好律师的母亲，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妇人，身着黑衣服，满脸皱纹，神色忧虑，就像受到惊吓的老母猴。已经就座的还有纳粹中尉，一个瘦瘦的金发男子瘦削得就像军装包裹的一张纸，他穿着一身马裤，两条细长腿蹬着一双靴子。他看起来就像一条狗，有一张像狗一样的脸，大鼻子，眼睛接近黄色，没有眼睫毛和眉毛，带着一副警觉和敌视的表情，嘴巴大而向后吊着。他客套地站起来，碰了一下脚跟向我们致意，但没有跟任何人握手，随即又坐了下去，好像在说：
“我不是为了你们这样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律师解释说，正像我们所知道，中尉是高射炮兵团的专员，那是一顿友好的午餐。
律师说道：
“我们希望，战争将很快结束，这样中尉先生可以邀请我们上您的德国家中做客。”
中尉既不笑，也不说什么。我想，他也许不会说我们的话，或者是没有听懂。可过了一会儿，他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说道：
“谢谢，我不喝开胃酒。”
他以埋怨的口气对律师的母亲说。这时我才明白，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笑，是出乎他的某种原因，或者只生律师的气。然后，米凯莱叙述了我们怎样遇见了那个女疯子。律师冷漠地说道：
“噢，是的，她叫莱娜。那人一直疯疯癫癫的。去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个大兵，趁她像往常一样独自在乡下游逛的时候奸污了她，使她怀了孕。”
“现在她的儿子在哪里？”
“在她家里，家里人抚养着他，可打她疯了之后，家里人把小孩抱走了，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他。可奇怪的是，她却正常地奶孩子；就是说，在规定好的时间里，她母亲把孩子放到她的怀里，她按母亲教她的那样去做。但是，这种定时的喂养不足以让孩子吃饱。”
律师谈论这个可怜的莱娜，就像讲一件普遍的事情一样。相反，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莱娜在大路上向任何人展示的她那裸露的乳房，似乎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一九四四年我们意大利人的处境，被剥夺了一切，就像只有奶水喂养儿女的牲口一样。
与此同时，律师的母亲哆哆嗦嗦的，双手捧着盘子，小心谨慎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施行圣事似的。她把腊肠、香肠和火腿端到桌上，还有德国面包，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一种，还有真正的豆子汤，最后是一只泡菜炖肥鸡。她还把一瓶上等的红葡萄酒端到桌上。看得出来，律师和他的母亲尽心竭力招待那个德国年轻人，那个德国人和他的炮兵连是他们的邻居，因此必须对他客客气气。可那个中尉脾气很坏，他指着盒装的面包问道：
“律师先生，我能问一下，您是怎么弄到这种面包的？”
律师坐在那里，身子筛糠似的，好像发高烧一样，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支支吾吾说道：
“是礼物，一个士兵送给我们的，我们也送了一件礼物给他……要知道，在战争时期……”
德国人冷冷地说道：
“这交易可是禁止的……那士兵是谁？”
“唉，中尉先生，人们只说罪过，而不谈犯罪人……您尝尝火腿，这不是德国货，是我们的。”
中尉不再说什么，开始大嚼起火腿来。他把注意力从律师身上移向米凯莱，出其不意地问他干什么职业，米凯莱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教师。
“教什么课？”
“意大利文学。”
中尉用使律师感到吃惊的平静口气说道：
“我了解你们的文学……我甚至用德文翻译了一部意大利小说。”
“哪部小说？”
中尉说了作者的名字和书名，现在我记不清楚了。我发现，在此之前对中尉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的米凯莱，似乎感到好奇了。而律师看到中尉几乎是以一种尊重的态度跟米凯莱谈话，平等相待，他也改变了态度，为米凯莱和他一起进餐感到高兴。他用手拍了一下中尉的肩膀，说道：
“好极了，我们的聚会是一次文学的聚会……是一次有价值的聚会。”
但中尉似乎并不理解盛情邀请他的主人，继续对米凯莱说道：
“我曾在罗马生活两年……学习你们的语言……我个人的专长是哲学。”
律师力图加入对话中来，他开玩笑地说道：“那您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意大利人用哲学的观点来对待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一切……是的，正是这样，用哲学的观点……”
可是，中尉再一次冷落了他。他跟米凯莱谈得很投机，列举了一大堆作家的名字和书名，可以看得出他对文学挺熟悉。我发现米凯莱几乎从勉强搭理的态度慢慢地转为如果不是尊敬，起码也是惊讶的态度。他们这样谈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话题转为战争以及对一个搞文学和哲学的人来说，战争意味着什么。中尉讲述了他的一段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经历，随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最新鲜最美的感觉。”我重复“美的感觉”，这个字眼，尽管当时我不明白它的意思，可是它却像一团火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巴尔干战争中我体会到这一点，教员先生，您知道是以什么方式体会到的吗？用火焰喷射器把满满一山洞的敌人都杀死。”
他的这句话，使得我们四个人，罗赛塔、我、律师和他的母亲，顿时目瞪口呆。我想这也许是他的夸张，我希望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等事，或者这不是真事。中尉喝了几杯酒，面孔涨得通红，眼睛闪闪发亮，可我却感到我的心在往下沉，整个身子都冰凉了。我看看其他人，罗赛塔低垂双眼，律师的母亲心神不安地坐在那里，双手颤抖地折叠着桌布的一角。律师像只乌龟一样，脑袋缩在大衣里，只有米凯莱瞪大眼睛，望着中尉说道：
“有意思，只能说有意思……可是更新鲜更美的感觉，我可以设想，这就是一个飞行员把他的炸弹扔向一个村庄，他刚一飞过，村庄除了一堆灰烬就再也不存在的感受。”
然而，中尉并没有傻到没有发现米凯莱这句话的讽刺意思。过了片刻，他说道：
“战争是一种替代不了的经历……没有战争，男子汉就不能成为男子汉……再说，教员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而不在前线呢？”
米凯莱用反驳的口气问道：
“什么样的前线！”
中尉不再吭声，只是向他恶狠狠地盯了一眼，继续吃自己盘中的东西。
中尉一脸不高兴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已觉察到周围的人，如果不是敌人，至少也是不友好的人。突然间，中尉把米凯莱扔在一边，在他看来，米凯莱似乎没有被吓唬住，他便又朝着律师进攻了。
“亲爱的律师先生，”中尉指着餐桌说道，“您吃得这么丰盛，而这里周围所有的人都填不饱肚皮……你们怎么搞到这么多好东西的？”
律师和他母亲相互交换了个有意思的眼色，律师用安慰的眼神望着恐惧而忧虑的母亲的眼睛，说道：
“我向您保证，平常的日子我们确实不是这样吃的……这是为了接待您。”
中尉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又问道：
“您在这个谷地里是个地主，不是吗？”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某种程度，别人对我说，您拥有一半谷地。”
“唉，不是这样，亲爱的中尉，对您这么说的人是个胡说八道的人，或者嫉妒心强的人，或是两者都有……我拥有园林……我们把这个园林称为美丽的橘林。”
“人家告诉我，这些园林产量非常高……您是一个富翁。”
“就算这样，中尉先生，我是富翁，不……我靠自己生活。”
“那么您可知道，您周围的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律师已经理解他说的意思，严肃地回答说：
“他们生活得不错……住在这个谷地的人，可以算是过得不错的人。”
中尉正用餐刀切割一块鸡肉，他用刀指着律师，毫无笑容地说：
“如果这些人生活得不错，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些生活不好的人该是怎样过日子了。我在那里看到了您的农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住在牲口棚一样的房子里，像牲口一样地生活，吃得像牲口一样，穿得破破烂烂。在德国，没有一个农民是这样生活的，在德国，我们会因为我们的农民这么活着而感到耻辱。”
母亲向律师投来恳求的眼光，似乎在说：“让他说吧！你别吭声。”律师为了让母亲满意，便耸耸肩膀，没有再作声。
然而，中尉仍然坚持道：
“您怎么说，亲爱的律师，对这一切您怎么向我解释呢？”
律师说道：
“他们愿意这么生活，我向您保证，中尉……您不了解他们。”
但中尉态度强硬地说道：
“正是你们这些地主想让农民们这么生活的，一切取决于这一点。”他摸了摸脑袋说道，“取决于脑子，你们是意大利的脑子，如果农民活得像牲口一样，就是你们的过错。”
律师好像真的害怕了，看得出来，他佯装一门心思吃饭，匆匆从嗓子眼大口往下咽，就好像鸡急匆匆啄食一样。他母亲神色慌乱，我偷偷打量她，只见她的双手放在桌布下面的膝盖上，正向上帝祷告。中尉继续说道：
“过去我只了解意大利的一些最美好的城市，而在这些城市中，我又仅仅了解古迹。可现在，由于战争，我深入地了解了你们的国家，我走南闯北，从东到西，走遍了你们整个国家。您知道，亲爱的律师先生，我要对您说什么吗？就是你们存在着阶级的差别，这简直太不光彩了。”
律师默不作声，然后耸了耸肩膀，好像在说：“我能做什么？”
中尉觉察出他的意思，说道：
“不，亲爱的先生，事情跟您有关，也跟所有像您一样的人有关，譬如律师、工程师、医生、教授、知识分子。我们德国人对意大利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巨大差别感到愤慨，军官穿的衣服是特殊的料子，军装上有军衔标志的金银饰带，吃的是特殊的食品，他们享受特殊的待遇，高人一等；而士兵穿得破破烂烂，吃得像牲口一样，得到的是牲口一般的待遇。亲爱的律师先生，您对这些有什么可说的呢？”
于是律师说了话：
“我要说的是，这确实是真的。我是首先起来谴责这种事的，但我单枪匹马能做什么呢？”
但中尉固执地说：
“不，亲爱的先生，您不应该这么说。这事跟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所有像您一样的人果真愿意改变这种局面，那么，这种局面都是会改变的。您可知道，由于意大利打了败仗，如今我们德国人不得不在意大利前线牺牲自己宝贵的战士？这完全是由于士兵和军官之间，人民和你们领导阶层的先生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别。意大利士兵士气低落，因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你们的战争，而跟他们无关。他们以放弃战斗来向你们表明他们的敌对情绪。尊敬的律师，您对这一切做何解释呢？”
律师也许由于愤怒，这一次终于克服了畏惧，说道：
“确实这样，这场战争人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这场战争是法西斯政府挑起的。而法西斯政府不是我的政府，对此，您可以确信无疑。”
但中尉提高嗓门说：
“不，亲爱的先生，十分清楚，这个政府是您的政府。”
“我的政府？您是开玩笑，中尉。”
这时律师的母亲插话说：
“弗朗切斯科，行行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中尉坚持说道：
“是的，就是您的政府，您要证明吗？”
“什么样的证明？”
“我知道您的全部底细，亲爱的先生，譬如，我知道您是一位反法西斯主义者，一位自由党人士，但您在这个谷地跟农民和工人没有打什么交道，却跟法西斯党的书记有来往……怎么样，您有什么可说的？”
律师耸耸肩膀，说道：
“我既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自由党，我不搞政治，我跟法西斯党的书记有来往，但这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我姐姐跟他的一个堂兄弟成婚而有点儿亲戚关系……你们德国人对某些事情是无法理解的……你们对意大利的了解很不够。”
“不，亲爱的先生，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都是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因为你们都属于同一个阶层……这个政府彻头彻尾地属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因为这是属于你们这一阶层的政府……亲爱的先生，事实是会说话的，其他都无足轻重。”
尽管屋子里很冷，但律师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律师的母亲不知所措，慌忙地站了起来，用发抖的声音说：
“现在我去准备咖啡。”她走进了厨房。
中尉继续说道：
“我跟我的大部分同胞不一样，他们跟你们意大利人打交道的时候很愚蠢……他们喜欢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有许多古迹，因为意大利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或者他们遇上一个会说德语的意大利人，一听到说自己的语言，就激动万分……或者他们被邀请出席丰盛的午餐，就像今天你请我一样，这样他们就成了酒肉朋友。我可不像这些愚蠢天真的德国人。我要看看事情的本来面目，并当面跟它们说话。亲爱的先生。”
这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可怜的律师让我感到同情，我几乎脱口而出：
“您知道为什么律师请您吃这顿饭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德国人把大家吓坏了，大家害怕，想让你们平静下来，就像人们对待一头凶猛的野兽一样，给它些好吃的东西。”
这番话使他惊讶，他做出一副几乎是悲伤而痛苦的模样，但只持续了一刻工夫。任何人，包括德国人，听到说他使人害怕，人们对他表示热情，只是出于对他的恐惧，是绝不会高兴的。律师吓呆了，竭力想补救，便插话道：
“中尉，这女人的话您别介意……她是一个普通人，有些事情她实在不懂。”
“为什么我们德国人让人感到害怕，难道我们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男人吗？”
我像上了弦的箭，正要回答他：“不，男子汉就是男子汉，或者是基督徒，他不会对你方才说的用喷火器杀死满满一山洞士兵的话感到高兴。”
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来不及把这番话讲出来，因为突然间从谷地传来好像是高射炮干脆的射击声和交替响起的炸弹落地的深沉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远处的隆隆炮声越来越逼近，越来越清晰。中尉立即跳了起来，说道：
“飞机……我得赶回我的炮兵连去。”
他踢翻了凳子，飞跑了出去，中尉跑出去之后，第一个醒悟过来的是律师，他说道：
“快，快，快跑……进防空洞去。”
他站起身来，领先冲出屋子，跑到空地上。在空地的一个角落，有一个脚手架和沙袋都隐蔽起来的地洞，律师径直跑到洞口，顺着木梯走下去，说道：
“快点，飞机就快飞到我们头顶上了。”
这时，可以听到那种高射炮射击的无休止的隆隆声，这炮声仿佛来自林中空地周围的树林似的。后来，一切归于沉寂。我们待在地下一个黑漆漆的小房间里，它好像正好挖在林中空地的下面。律师说道：
“当然，这间地下室不足以抵御一颗炸弹，但至少可以阻挡机关枪的子弹……我们头顶上是一米厚的泥土和沙袋。”
总之，我们在里面不知待了多长时间，我们屏住呼吸，在黑暗中直挺挺地站着，不时可以听到高射炮的沉闷的爆炸声，这就是一切。最后，律师稍稍打开门，确认已经没有任何声响，我们这才钻了出来。律师指给我们看一些被打出窟窿的沙袋，顺手捡起一枚手指长的子弹，说道：
“如果被这颗子弹打中，非死不可。”他抬起头来，仰望天空，继续说道：
“好样的飞机，但愿常常飞来。这些飞机能让我们摆脱那个凶猛野兽般的中尉。”
律师的母亲责备他说：
“弗朗切斯科，别说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别诅咒任何人去死。”
可律师回答说：
“他是个基督徒吗？这个该死的东西，他那该死的炮兵连，该死的他来到这里的那一天。当他滚蛋的时候，我要摆比这好一千倍的酒席。这是一定的，你们都在被邀请之列。”
这么说吧，我们除了怀着憎恨，一个劲地诅咒德国中尉，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我们走进屋子喝咖啡，然后律师的母亲拿走了我们的鸡蛋，换给我们一点儿面粉和豆子，最后我们告别了他们。
天色已经晚了，我们换了鸡蛋，重又登上返回圣泰乌菲米亚山的路。在谷地我们遇到的尽是不愉快的事情。起先是碰上俄国人和他的马，之后是那个可怜的疯女人，末了是那个德国中尉，上山的时候，米凯莱说道：
“中尉说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特别让我生气。”
“什么事情？”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说话却有道理。”
我说道：
“为什么？纳粹分子有的时候也会有理的。”
他低着脑袋说：
“永远没有理。”
我本来想问他那个纳粹分子怎么会那么厉害，竟然会对用喷火器杀人感到好受，而同时却又认为意大利存在不公道的东西。米凯莱一直对我们说，那些能够发现不公正的人，是好人，是他唯一不蔑视的人。现在，那个中尉，据说还是个哲学家，发现了不公正，可同时，他对杀人感到愉快。怎么会这样呢？公正是非常高尚的东西，难道不是真的吗？当我看到米凯莱垂头丧气和闷闷不乐的神色，我便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的这些看法。就这样，我们又登上了山路，回到圣泰乌菲米亚，此时，天已黑了好一阵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