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家乡的一个店铺老板喜欢收藏上次大战期间的《星期天画报》，有好多次，我跟他的孩子们一起欣赏这些收藏品，有不少彩色图片，展示了一九一五年的战争场面。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想象中的战争就像我在这些图片中看到的情形：发射的大炮，弥漫的烟雾，熊熊的火光，冲锋的士兵，长枪上的刺刀，飘舞的红旗，短兵相接的肉搏，一些人倒下去，另一些人继续前进。说实在话，我喜欢这些彩色图片，它们给我的感觉是，不管怎么样，战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糟糕。当然战争并不是好事，可我想，如果有人喜欢杀人，或喜欢表现自己的勇敢，检验自己的进取性，蔑视危险，那么，战争就是他需要的一个机会。我还想，不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热爱和平的。恰恰相反，许多人在战争中如鱼得水，不是别的缘故，而是因为战争便于残杀者和嗜血成性者发泄自己的本能，在目睹真正的战争之前，我就是这么推论的。
一天，米凯莱跑来对我说，突破前线的战斗几乎已经结束，可我却感到失望，因为我的视线所能达到的远处，看不到一点儿战斗的影子。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天色晴朗，只有几片玫瑰色云彩飘过地平线，轻拂着山峰，山那边就是伊特利镇、加里利亚诺河，再就是前线了。右边的群山巍峨耸立，在金色的阳光下一片葱绿；左边，宽阔的平原过去是蔚蓝色大海，波光粼粼，海水明净，显露出微笑和春意，战争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呢？米凯莱回答我说，仗已经打了至少两天了，眼下正在伊特利镇的山峦那边进行。我不愿意相信，正像我说过的，我想象中的战斗场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米凯莱笑了，向我解释说，我所欣赏的《星期天画报》封面上的战斗场面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大炮和飞机足以把远离前线的大兵一扫而光。战争越来越像家庭主妇用喷雾器杀死所有的苍蝇的行动，既不会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必用手去碰苍蝇。米凯莱说，现代战争只知道履行职责，发动进攻、冲锋、肉搏；勇敢变得毫无用处，谁拥有射程远、数量多的大炮，拥有飞行速度快、活动范围大的飞机，谁就赢得胜利。他最后说道：
“战争已沦为机器之战，士兵充其量只比出色的机械工略好一点儿。”
行了，这种看不见的战争也许持续了一两天的工夫。后来，一天清晨，大炮在空中轰鸣，它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我们房间的墙壁都颤抖了。嘭，嘭，嘭，大炮好像就在山脚边发射似的。我赶快起身，冲到外面，几乎带着一种预感，似乎会看见我曾经谈到过的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尸体，可是，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通常的晴朗明媚的日子。唯一的区别是在平原尽头的地平线，在包围平原的群山那边，可以看到许多玫瑰色的细长的痕迹，像闪电似的升向天空，然后在蓝天消失。别人向我解释说，它们是大炮发射的炮弹，在大气层能见度高的时候，可以用肉眼看见它们的弹道轨迹。这些红色的痕迹就好像给天空剃了一刀，鲜血顿时从伤口汩汩地冒出来，但马上就停止了。我们先是看见天空的一道血光，然后是大炮发射的打击声，很快听到炮弹从我的头顶上飞过的呼啸声，几乎同时，从山背后传来非常猛烈的爆炸声，它把整个天空像一间空屋那样震撼得隆隆作响。大炮向我们身后的某个目标发射。米凯莱向我解释说，这意味着战斗向北方转移，丰迪河谷已被解放。我问，那么德国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回答我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德国人朝罗马逃了，突破的战斗已经结束，那些大炮正是狠狠打击撤退的德国人。总而言之，没有什么短兵相接的肉搏，也没有什么遍地横七竖八的尸体和伤员。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伊特利方向的天空比较明亮，不时呈现出红色，好像突然起火一样，同时炮弹的轨迹不断掠过，使人联想到在漆黑的、满是星斗的夜空中的焰火，不过它们是很细很细的连续迸发的弹迹，没有焰火的柔软的花朵。爆破声也不一样，更为深沉，更具有威胁性，毫无焰火所具有的欢快。我们仰望了一会儿天空，感到累得要死，于是我们上床将就着睡了，因为天气很热，罗赛塔一个劲地嘟囔。
一大早，我们就被邻近的非常强烈的爆炸声惊醒了。我们跳下床来，发现这次正是冲着我们来的。于是我第一次懂得了，大炮比飞机更坏，飞机至少看得见，一旦看见飞机，你可以跑去躲起来，或者你至少可以看见飞机朝什么方向飞去，心里踏实下来。而大炮你是永远看不见的，它们藏在地平线的后面，在你看不见大炮的时候，大炮却在寻找你，永远也不知道它会把你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大炮就像一根无形的手指，处处追踪着你。我方才说过，那轰炸声近极了，实际的情况是，有人告诉我们，一颗炮弹就在离菲力波家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米凯莱跑来，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了；可我回答他说，死亡也就是几秒钟的问题。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我们应当把自己看成是永生的。突然间，几乎是为了回答我们，就在我们头顶上响起一声吓死人的爆炸。墙壁和地板都颤动了，石灰和尘土从天花板上纷纷抖落下来，一时间，空气变得一片模糊，我们以为就落在房子上了。我们冲出去，看到炮弹在附近的梯田上爆炸了，把梯田周围炸成了个大洞，洞里满是新鲜的泥土和翻倒的青草。我不想说米凯莱也被吓坏了，但他明白了，我刚才说死亡只要几秒钟的工夫是没有错的，他要我们跟他走，他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应当躲到一个死角。我们沿着梯田跑到山谷的另一头，找到一个用树枝搭的牲口棚，它坐落在山鼻子下面。“这是个死角，”米凯莱说道，得意地表现出他很懂得战争，“我们可以坐在草地上……炮弹绝对飞不到这里。”
可不，好一个死角。他刚刚说完，就响起一声剧烈无比的轰炸，烟雾四起，我们都被弥漫的尘雾裹住，透过飞扬的烟尘，我们看见整个棚口都塌了下来，活像小孩子用马粪纸折的永远立不起来的房屋。米凯莱这下可不再坚持这里是死角的看法了。他让我们快趴在地上，不要从地上起来，对我们嚷道：
“跟我去山洞……去山洞……不要站起来，跟我爬过去。”
他所说的山洞就在牲口棚的后面，山洞非常小，入口低矮，农民们把它当作鸡舍使用，于是我们跟在他后面贴着地皮爬行，一直爬进山洞，受惊的母鸡咯咯乱叫，向洞的深处跑去。山洞太矮，无法站起身来，我们一个挨一个趴在地上一个多钟头。地上的鸡屎沾了我们一身。母鸡们又壮起了胆，从我们身上跳来跳去，在我们的头发中啄来啄去。这时，我们听到山洞四周响起一声接一声的爆炸声，我对米凯莱说道：
“真不错，找到了这个死角。”
末了，又响起了几声稀稀拉拉的爆炸，然后，除了远处的炮声，就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看来，大炮已放过了我们，去轰击圣泰乌菲米亚山后的其他地方了。米凯莱分析说，击中牲口棚的炮弹可能不是英国人的，而是德国佬用能拐角射击的山地迫击炮射中的。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出去，因为德国佬停止了射击，而英国人是不会对我们开炮的。于是，我们又像进洞时那样贴着地爬出洞，赶紧回家。
已经一点钟了。我们想吃面包和奶酪。我们正吃着，帕利德的儿子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德国人来了。我们一下子蒙了，因为按常理说，经过这番炮击之后，来的应该是英国人。我想，他是个孩子，可能搞错了，便反复问道：
“你是说英国人？”
“不，德国人。”
“德国人已经逃走了。”
“我要告诉你，实际情形正相反，德国人来了。”
还是帕利德揭开了这个奥秘，不错，来的是一群溃逃的德国兵，他们正坐在草垛背后的草堆上，搞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我对米凯莱说道：
“嘿，德国人有什么要紧……我们等的是英国人，不是德国佬……让德国人去烧他们的汤吧。”
可是，米凯莱听不进我的话。帕利德的解释使他的眼睛燃起了火焰，应该说，此刻米凯莱既憎恨德国人，又被他们吸引了。过去无数次见到的德国人都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现在倒要看看这些吃了败仗、狼狈逃窜的德国人的样子。这个想法使他激动和高兴。他对帕利德说道：
“我们去看看这些德国人。”
他果真去了，罗赛塔和我紧紧跟随他们。
我们在草垛背后找到了德国佬，他们一共五个人，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比他们更疲劳不堪的人。他们瘫倒在稻草上，东一个西一个，叉开四肢就像死人一样。三个人睡着了，至少是正闭着眼睛，另外一个仰面躺着，眼睁睁地望着天空，第五个也是仰面躺着，把一堆干草当枕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面。我特别注意这最后一个人，他几乎是个白化病人，皮肤透明，呈玫瑰红色，蓝眼睛，眼睛周围的绒毛几乎是白色的，头发是明亮的金黄色，细腻而光滑。他的脸颊布满尘土和沾了灰尘又干了的道道泪痕，他的鼻孔里塞着东西，我不知道是黑土还是脏东西，嘴唇干裂，眼圈发青、红肿，好像被指甲抓过似的。要知道德国人一贯穿着整洁的制服，制服熨烫得笔挺，好像还散发着卫生球的气味。可这五个人的制服都是皱巴巴的，掉了纽扣，就像在灰堆里滚过，或者让黑烟强烈地熏过一样褪了颜色。许多难民和农民远远地围成一圈，默默地望着德国人，就像观看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德国人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米凯莱走上前去，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讲的是德语，可那个白化病人身子毫不动弹，就像后领被钉在那个干草枕头上似的，慢吞吞地说：
“你可以用意大利语说……我懂意大利语。”
于是，米凯莱用意大利语重复刚才的问话，那人回答说，他们打前线来。米凯莱又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化病人仍然保持他那瘫痪似的姿态，一个单词跟着另一个单词慢吞吞地从嘴巴里蹦出来，讲话的语调很沉，有气无力，但又具有威胁性。他说他们是炮兵，整整两天两夜遭到飞机的猛烈轰炸，他们的大炮，甚至他们阵地的泥土都给炸成碎片了。最后，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战友都已经阵亡，便认定必须放弃阵地逃走。他慢吞吞地说道：
“前线已经不在加里利亚诺河上，而是朝北转移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北边还有其他的山，我们还可以坚持下去。”
尽管他们已经沦落到跟死人差不多的地步，可还念念不忘谈什么打仗和坚持下去。
米凯莱这时问道，是谁突破了战线，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这是一个冒失的问题，因为白化病人冷笑了一声，说道：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先生，您应当高兴了，因为不一会儿，您的朋友们将来到这里，这就是一切。”
米凯莱假装没有听出他那带有威胁性的嘲讽口气，又问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白化病人说道：
“请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
现在所有人家确实都揭不开锅了，也许菲力波除外，我不相信难民和农民还能一起凑出一个小面包。我们为难地互相看着。我想表达大家的想法，便感叹道：
“吃的吗？谁还有吃的东西呢？如果英国人不尽快带来食品，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得饿死了。你们也等等英国人，你们也会有吃的东西的。”
我看见米凯莱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好像在说：“傻瓜。”我意识到我讲了不该讲的话。德国人直盯着我看，好像要把我的脸刻在记忆之中似的。他慢吞吞地说道：
“这个主意好极了，等着英国人。”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吃力地抬起一只胳膊，伸进上衣下面摸索说道：“我已经说了我们要些吃的东西。”
现在他的手中紧握着一支黑色的大手枪，把它对准了我们，尽管他没有动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姿态。
我害怕极了，也许不是由于手枪，而是由于白化病人的眼神，那是一头落入了陷阱但仍然穷凶极恶进行威胁的野兽的眼神。相反，米凯莱毫不慌张，镇定地对罗赛塔说：
“你上我父亲那里去，让他给你一点儿面包，就说几个德国人要。”
他以特殊的表情说了这番话，好像是暗示罗赛塔去说明那面包是德国人用手枪逼着要的。罗赛塔马上朝菲力波的住处跑去。
我们围着草堆，不声不响，等候着面包，过了一会儿，白化病人说道：
“我们不仅需要面包……还要人给我们带路，给我们指引朝北方去的小路，好赶上我们的部队。”
米凯莱说：
“这就是通往北方的小路。”他指着山区的一条崎岖小路。
白化病人说：
“我看见了，可我们不熟悉山区，我们需要人带路，譬如那个姑娘。”
“哪个姑娘？”
“那个去拿面包的姑娘。”
我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如果他们把罗赛塔带走，战争还在进行，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米凯莱神色毫不慌乱，马上说道：
“那姑娘不是这地方的人，她认路还不如你们。”
“那么，亲爱的先生，您来吧，您是这地方的人，不是吗？”
我真想冲着米凯莱喊道：“你对他说，你是外乡人。”但我没有来得及，他为人过于诚实，不会说一句假话，他已经回答说：
“我是本地人，但我也对山区不熟悉，我一直生活在城里。”
白化病人冷笑一声：
“这么说，就没有人认识这山区了。您跟我们走，您会突然发现，您对山区非常了解。”
米凯莱不再回答什么，只是紧锁眼镜上边的双眉。罗赛塔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把手里的两只小面包朝稻草堆扔过去，就像人们对待不敢信任的野兽一样。那德国人注意到了这个动作，用非常恼火的声音说道：
“把面包递到我的手里，我们不是咬人的疯狗。”
罗赛塔从草堆上捡起面包，递给了他。德国人把枪收进枪套里，拿着面包，坐起身来。其他德国人也坐了起来，看得出来，尽管他们闭着眼睛，可并没有睡着，而是听着整个对话。白化病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把两个面包切成同样大小的五份，分给了同伴。他们慢慢地吃着，我们还是围成一圈，默不作声。他们吃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的。他们吃完了面包，一名农妇默默地递过去满满的一铜罐水，他们轮流喝着，有人喝两口，有人喝四口，他们是既饿又渴得要死。随后，白化病人又掏出了手枪：
“得，我们该赶路了，否则就晚了。”
他的同伴马上开始慢慢地站起身来。这时，他转向米凯莱：
“您跟我们走，给我们带路。”
我们都给吓蒙了，因为我们原以为白化病人刚才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才明白，他是认真的。菲力波赶来了，他也默不作声地看着德国人吃面包。当他看见白化病人用枪指着米凯莱时，几乎呜咽起来，以一种谁也没有见到过的勇气，突然出现在枪口和米凯莱当中：
“这是我的儿子，你们明白吗？是我的儿子。”
白化病人没有吭声，但用手枪做了个像赶一只苍蝇的动作，意思是让菲力波靠一边去。菲力波却喊叫起来：
“他是我的儿子，他不熟悉山路，确实是这样的。他读书、写字和学习，他怎么能熟悉山路呢？”
“他跟我们走就行了。”
白化病人站着，但没有放下枪，用另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子弹袋。
菲力波就好像不明白似的望着他。我看见菲力波在咽口水和用舌头舔嘴唇：他此刻肯定呼吸困难，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想起了他津津乐道的一句话：“谁也不是傻瓜。”可怜的人，此时此刻他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狡猾的人，他只是一位父亲罢了。他像被闪电击倒似的发愣了一会儿，重又喊叫起来：
“让我跟你们去。让我替换我的儿子。我熟悉山路。在做生意之前，我是个流动小贩，我走过所有的山头，我牵着你们的手，带你们走过一山又一山，一直把你们带到你们的司令部。我熟悉最好走最秘密的山路，我向你们担保，我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他又转身对妻子说道：“我去了。你别担心，明天天黑之前我就回来。”
说罢，他就行动起来。他把裤带往上提了提，满脸堆笑，看到那笑容，让人心里难受极了。他走到德国人跟前，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我们上路吧，我们要走很多路。”
可德国人并不想接受他的这番好意，冷冷地说道：
“您太老了。您的儿子来吧，这是他的义务。”
他用枪托把菲力波赶到一边，朝着米凯莱走去，用手枪向他示意在前面带路：
“我们走吧。”
这时不知道是谁喊道：
“米凯莱，快逃。”
你们想知道德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吗？他原先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但此刻却像闪电般地转过身来，朝着喊叫声的方向开了一枪。幸好子弹飞到梯田的石头上，没有打中，不过德国人达到了恐吓难民和农民，不让他们为米凯莱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大家确实都被吓唬住了，在离得稍远的地方又重新围成一圈，默默地望着德国人用枪口对着米凯莱的后背，逼着他往前走。他们就这样走了，他们离开时的景象对我来说至今还历历在目。德国人半弯着胳膊，把手枪对准走在前头的米凯莱，我记得当时他一只裤脚管比较长，几乎拖到鞋后跟，另一只比较短，露出了脚踝。米凯莱走得很慢，也许，他希望我们这些人起来反抗德国人，他能乘机逃掉，他拖着两条腿走路的样子让我觉得他脚上好像拴了一条铁链，四个德国人，米凯莱，白化病人，这一队人在我们眼皮底下走了，走上了去谷地的小路，渐渐地在丛林中消失。
菲力波跟其他人一样，在枪声响的时候闪开了，然后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观望，当白化病人和米凯莱要拐弯的时候，突然间，他发出一声咆哮，从后面拼命追去。农民和难民们立即向他扑过去按住他。他咆哮，不断喊着儿子的名字，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时米凯莱的母亲和姐姐也跑了出来，向围观的人打听是怎么回事，当她们弄清事情真相后，也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喊叫着米凯莱的名字。姐姐一面抽泣，一面重复说：
“现在，现在他们要毁掉一切。”
我们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面对这种痛苦，语言是无法减轻痛苦的，必须消除产生痛苦的根源，而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菲力波恢复了理智，搀着妻子的胳膊，慢慢行走：
“你会看到他回来的……肯定……他不能不回来……他带完路就会回来的。”
哭泣着的女儿相信父亲说得有道理：
“妈妈，您会看到，天黑之前他就回来的。”
不过，母亲所说的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们必然会说的，母亲们的话往往一针见血，因为，要知道，母亲的本能是胜过任何推理的。
“不，不，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有预感，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事到如今，我必须承认，在这炮声隆隆，德国人防线溃破，打了败仗，我们在山上的逗留即将结束的混乱时刻，米凯莱事件对我们也就没有产生它应当产生的印象。我们认为，或者说我们这么幻想，米凯莱毫无疑问会回来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会回来的话，我们就无法分担菲斯塔一家的痛苦。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我们的脑子里只有那个苦苦盼望了好久的解放的消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像父亲和兄弟一样的米凯莱的消失，比解放更为重要，或者至少应当使我们感到痛苦和悲伤。可是，利己主义的分量显示出来了，当人们身处危险的逆境时，利己主义悄声无息，而现在危险不再存在了，利己主义就让人觉察出它的分量来了。米凯莱被抓走以后，我回小屋的路上，禁不住暗自思忖，这是真正的幸运，德国人带走了米凯莱，而不是罗赛塔，归根结底，米凯莱被抓走，主要涉及他的家庭，因为我们就要跟他们分手了，也许是永远的分离，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们将回到罗马，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而在山区的全部经历，将来只会偶然地、漫不经心地回忆起来，那时，也许会互相这样说：
“你记得米凯莱吗？谁知道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你记得菲力波、他的妻子和女儿吗？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呢？”
那天晚上，尽管天很热，但我们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睡，也许是因为大炮继续射击，炮弹不时在不远的地方落下，如果我们被击中，我们至少会死在一起。我们刚迷糊睡了五分钟或十分钟，就听到一声震天的炮声，把我们震得跳起来坐在床上。或者我们醒来，并没有什么原因，可能是由于激动和神经质的不安。罗赛塔为米凯莱担心，现在我明白，她跟我正相反，她感到失去米凯莱并不是我让她相信的一件小事。因此，在黑暗中，我不时听到她问道：“妈妈，你真的相信米凯莱会回来吗？”“妈妈，那可怜的米凯莱将会怎么样啊？”我一方面感到她这样担心不安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几乎生气了，因为我已经说过，我觉得我们在圣泰乌菲米亚的避难生活已经结束，我们只能考虑我们自己了。于是我时而这么回答，时而那么回答，竭力安慰她，最后，我不耐烦地对她说：
“现在你睡吧，你即使不睡觉，也干不了什么。再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他使坏的。此刻，他已经走在回到这里的路上了。”
她几乎已进入睡眠的状态，喃喃地说道：
“可怜的米凯莱。”
说完，她就真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罗赛塔不在我的身边。我跑出门去，天色已经不早，太阳升得老高，炮击声也停止了，整个山区人们忙忙碌碌。难民们来来往往，有的人在向农民告别，有的人在搬东西，有的人已走上去丰迪的小路。忽然间，我感到一阵害怕，莫非罗赛塔出于我弄不清楚的什么原因，也像米凯莱那样失踪了。我开始到处跑动，呼唤她的名字。没有人理我。我忽然感到，我对米凯莱事件的想法现在落到我头上来了。罗赛塔不见了，所有的人现在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停下来打听一下我发生了什么事。幸好，我正感到绝望的时候，帕利德的妻子卢依莎突然从茅屋里探出身来说道：
“你叫罗赛塔干什么？她正跟我们在这里一起喝玉米面粥。”
我松了一口气，有点儿不高兴地跨进了茅屋。我跟其他人一样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桌上摆着一个盛玉米面粥的锅，像往常一样，谁也不说话。于是我也不作声，农民们吃饭的时候一向是全神贯注的，即便是那一天，已经发生了许多事，并且将要发生许多新鲜事时，也是这样。只有帕利德，好像为了表达大家共同的想法，丝毫没有忧伤，突然开口说话，就像谈论天气之类的事情一样：
“这么说来，你们要回城市里当太太……而我们这些人还是留在这里吃苦受累。”
他把嘴一抹，拿起一把长柄水勺喝水，然后像往常那样跟我们告别，就出门而去。我对帕利德的家人说，我们现在就去收拾东西，然后再回来向他们告别。我也跟罗赛塔一起出了门。如今我只怀有一个巨大的、令人兴奋的、急切的愿望：尽快离开这里。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却说道：
“应该去找菲斯塔，打听一下米凯莱怎么样了。”
我是以反感的心理谈到这件事的，因为米凯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怕菲斯塔的痛苦干扰了我欣喜的心情。但罗赛塔平静地说：
“菲斯塔一家找不到了，今天一大早他们下山去了，米凯莱没有回来，他们希望能在城里找到他。”
这番话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这种欣慰包含的自私，不亚于我方才的反感：
“那好，我们就收拾行装，尽快离开。”
罗赛塔补充道：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你还在睡觉，我去向菲斯塔一家告别。真可怜，他们简直绝望了。对他们来说，这么美好的日子就像是最糟糕的日子一样，因为米凯莱没有回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突然感到羞愧，我想罗赛塔比我做得好，她特地一大早起床，上菲斯塔家去，不像我害怕他们的痛苦会败坏高兴的心情。于是我搂着她说道：
“宝贝女儿，你比我好，你做了我没有勇气做的事情。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种折磨终于结束了，所以我几乎害怕上菲斯塔家里去。”
她回答说：
“我并不是勉强这么做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米凯莱。整整一夜我没有合眼，因为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想那个可怜的米凯莱，竟然应了他母亲的话：‘他回不来了。’”
不过，现在该动身了。一回到我们的房间，我们就把两只从罗马带来的硬纸板箱拖了出来，把我们不多的旧衣服放进去：几条裙子，两件我们在山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用钩针和粗线织成的毛衣，几双袜子和几条头巾。我们还把剩下的少量食品放进去，像我们从福音派教徒那里买来的一千克羊奶酪，一点儿豆子，一小块黑面包，这也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块用麸子和玉米面做的黑面包。我犹豫了一会儿，是否要带走我从农民那里买来的两三个盘子和杯子，末了，我决定还是留下来，把它们整齐地放在窗台上。放好所有这些东西后，我关上箱子，挨着罗赛塔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望着我的周围和我们将永远离开的已经显得凄凉而空旷的屋子。现在，我既不感到迫不及待，也不感到兴奋，相反却体味到一种惶恐的感觉。我想，那肮脏不堪的墙上和泥泞的地上，烙下了我生活中最痛苦、最可怕的岁月的印记。此时，我为离开这里而难受，尽管这是我所盼望的。在那间屋子里，我度过了九个月，日复一日，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分钟又一分钟，怀着希望和失望，恐惧和勇气，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意愿。然而，我特别期待的一样东西是自由；自由具有美和正义的品格，它不仅关系到我，还关系到其他的人。于是我突然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期待自由或类似东西的人，比起什么也不期待的人，能够以更多的力量和真理而生活着。由小及大，对于那些期待着异常重要的事件——譬如耶稣的复活，穷人的正义事业的胜利——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说实在的，当我走出屋子，最终地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离开了一个如果不说是个教堂的话，也几乎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屋子里，我曾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曾经不仅为了我自己，而且也为了别人而等待和期望。
我们把行李放在头顶的垫圈上，朝农民们的茅屋走去，向他们告别；这时，站在梯田上的人群突然四处逃窜。不过，这一次不像远去的暴风雨的雷声，也不像可以听到的远处的炮声，而是一种有规则的、非常准确和非常猛烈的嗒嗒声，它似乎来自灌木丛，一直往上传送到山顶。一个难民原地站住，过了一会儿朝我们喊道：
“机关枪，德国人用机关枪朝美国人射击。”
他说完撒腿便跑了。这时所有的人都跑进山洞，只有我们两人站在梯田的中央。那嗒嗒声没有停止，相反似乎越来越厉害。我也曾想跑到什么地方隐蔽起来，但随后一股强烈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因为就在我们将要下山去丰迪的时候，又要重新开始过担惊受怕的生活，而我已经经受了九个月这样的生活。我怒气冲冲地对罗赛塔说：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机关枪，我照样要下山。”
罗赛塔没有表示反对，由于厌烦和劳累，她也变得勇敢起来了。这样，我们放弃了跟长期款待我们的农民们告别，天晓得他们现在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不顾机关枪的扫射，不慌不忙地登上了通往谷地的小路。我们开始下山，走过一块梯田又一块梯田，我们越走越感到不去躲藏起来是对的，因为机枪声已经听不见了，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是五月的美好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太阳烤人，篱笆散发出野玫瑰的香气和尘土味，蜜蜂在篱笆上嗡嗡叫着，所有这一切就像战争根本不存在似的。
然而，战争终究存在，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它的迹象。起先，我们碰到了两名大兵，我更多是从他们对我们说的话，而不是根据我没有见过的制服来判断他们是美国人的。他们是两个棕色皮肤、小个子的年轻人，似乎是从梯田的暗处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径直朝我们走来，其中一人说了声“哈罗”或者类似的什么话。另外一人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英语。我们擦肩而过，然后他们离开了小路，走进了灌木丛。他们弯着腰，手里握着枪，钢盔阴影下面的眼睛盯着传来嗒嗒的机关枪声的山顶方向。这是我们头一次见到的美国人，我们是碰巧见到他们的；现在，我回过头想一想，觉得整个战争都是偶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毫无道理的，向左迈一步，就是死；相反，朝右迈一步，就会生。我对罗赛塔说道：
“你看到他们了吗，这些人是美国人。”
罗赛塔回答说：
“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金发的高个子，谁知却是棕色皮肤的矮个子。”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但后来我知道，美国军队中各种种族和肤色的都有：黑人、白人，金色头发、棕色头发，高个子和矮个子的都有。而这两个人，我后来才知道，是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至少在我们这个地区的部队中是如此。
我们继续朝山下走去，碰到了一个红十字卫生所，它位于小路旁边的角豆树阴影下。一张行军床，一只装药品的小柜子和几个大兵，这时，另外两名士兵用担架抬着他们的一名受伤的战友来到卫生所。我们停下来，望着那两名士兵艰难地抬着担架，从小路朝卫生所走来。受伤的士兵紧闭双眼，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不过，他没有死，因为抬他的那两个士兵跟他说话，好像是让他安静地躺着，马上就要到了，而他点了点头，似乎回答说他知道了，请放心。然而，在半山腰上观看这种场面，灿烂的阳光，鲜花盛开的灌木丛，竟然隐蔽着两副担架，不由得让人感到，不仅仅那伤员没有死，那红十字卫生所也不是红十字卫生所，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奇怪的、荒唐的东西，人们对此无法做出解释，它们也没有丝毫的意义。我对罗赛塔说道：
“被机枪射中的命运……可能也会落到我们头上。”
我觉得，我这么说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机关枪确实是存在的，危险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信服。
好了，走过一块又一块梯田，我们来到了山下河流的汊口，可怜的托马西诺住过的小房子就坐落在河边。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时，它一片荒凉，就像所有德国人控制的地方一样，我不知道德国人怎么会把他们周围的地方弄得如此荒凉不堪，他们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躲藏起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人，农民和难民，有的步行，有的牵着满载东西的驴子和骡子，他们像我们一样从山上下来，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随着人群走着，所有的人兴高采烈，相互交谈着，好像他们早已认识了似的，大家都这么说：
“战争结束了，一切都了结了，英国人也来了，好日子到了。”
人们似乎已经忘掉了那个苦难的年头。随着人流，我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路跟另外一条通向山区的道路相交。在这里，我们碰上了第一批美国兵。他们列队前进。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就是说既跟德国人不一样，也跟意大利人不同。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疲劳不堪，没精打采，甚至情绪低落，每个人戴钢盔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横着戴，有的遮到眼睛，有的顶在后脑勺，许多人只穿着长袖衬衫，所有的人口里都嚼着口香糖。似乎他们不太情愿地打仗，但又不害怕打仗，他们不像德国人是为了打仗而生的，他们在打仗是因为他们迫不得已。他们不看我们一眼，而是看着远处的山路，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背着行囊的可怜人，就像那些每天一清早就得赶路的人，谁知道自从登上意大利半岛后，他们已经度过了多少这样的日子，看来，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他们列队走了多长时间，他们迈着同样的步伐，慢慢地走向山区。列队中有三四个人，似乎是最疲倦和情绪最不好的，落在队伍后面。
我们上了大路，这条路通向圣比阿乔山，圣比阿乔是一个位于山顶的小镇，山峦从北边锁住丰迪谷地。沿着这条路往前不远，便通向阿庇亚国道。我们来到阿庇亚国道的时候，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目瞪口呆。美国军队沿着大道前进，如果说他们挤满了道路，那还太轻描淡写，也不确切，因为没有人群，一眼望去尽是各式各样的汽车堵塞了道路。汽车一律都是绿色，漆着白色的五角星，跟意大利的星很不一样，意大利的星，据人们所说，它只带来好运，而美国星是强大势力的象征，它赋予追随它的人以力量。我说的是汽车，而不是公共汽车。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公路上，几乎动弹不了，各种类型的汽车都有：铁皮武装的敞篷小卡车，挤得满满的士兵，个个手里握着长枪；装备有履带和甲壳的大型坦克车，坦克车上的炮触到路旁形成绿荫的法国梧桐树的枝叶；大大小小的敞篷式和封闭式的军用车；还有小型的坦克，几乎像玩具一样，上面也装备有高射炮；还有大型装甲车，驾驶室里的操纵台、操纵杆以及电线等隐约可见。说实在话，谁如果没有见过在马路上行进的美国部队，谁就不明白什么是军队。这条由大大小小的带有白色五角星标志的车辆组成的洪流，就像着了魔一样，缓慢地蠕动，比人步行还慢，不时地停顿下来，然后又行进，这种景象正好跟交通高峰时罗马科尔索大街上的小汽车长龙一样。到处是士兵，一群群地趴在坦克车上、敞篷汽车或卡车上，坐着或站着，耐心地等着，带着一副冷漠、无动于衷甚至厌烦的表情，一个劲地嚼口香糖，有些人在读着满是人体像的小报。摩托车在车辆之间迂回穿行，车上骑着一两名身穿皮衣的摩托车手。这是急忙赶路的人们，就像许多围绕着懒洋洋地缓慢行进的羊群跑来奔去的牧羊狗一样。
我眼前的车流是如此稠密，如果朝车队里扔一枚钱币，钱币恐怕也掉不到地上，我心里不禁暗暗觉得奇怪，德国人怎么不趁此机会用飞机来轰炸和屠杀呢。这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有力地使我相信，德国人已经吃了败仗，他们无法再为所欲为，因为作为他们军队的利爪和尖牙的大炮和飞机，已经被打垮了。而我也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战争，这不是我在一九一五年画报上看到并非常欣赏的肉搏战。现代化战争其实是远距离的、间接的行为，先出动飞机和大炮，借助炸弹和炮弹的力量，进行扫荡。因此，主力部队很少跟敌人交锋，只要坐在车子里，枪挽在胳膊间，嘴里嚼着口香糖，翻着画报，舒舒服服地行进就行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些部队在某个地方吃了大败仗，可它根本没有跟其他部队交战过，而只是跟向他们开火、设法阻止他们的大炮交战。
想要通过这条路成了问题，就像要从一条河水涨满的河流最深处渡过一样困难。于是我们跟许多人折回去，来到一条小路，朝城市的方向走去，我们走了约莫十分钟，发现这个地方也难以立足。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成为一堆废墟；没有废墟的地方，就是臭气冲天的污水坑。不大的疏散地挤满了美国兵、难民和农民。这真像个集市，只是没有什么可买卖的，除了对美好日子的希望，除了可以出卖希望而又冷漠、疏远的美国人，还有那些愿意购买希望但又不知道如何购买的农民和难民。难民和农民到处游荡，围着美国人用意大利语问东问西，美国人听不明白，用英语回答，于是农民和难民们失望地走开了，不一会儿，同样的情形再度发生。
在一幢完好地保留下来的小房子前面，不知怎么回事热闹非凡，于是我们走了过去。一些美国人正从二层的阳台上向农民和难民们扔糖果和香烟，人们扑向这些东西，在尘土中厮打，这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看得出来，人们其实不在乎那些糖果和香烟，他们疯狂地争抢，只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人期待着他们这样做。总而言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气氛，后来，在整个盟军占领时期我在罗马也时常遇到，意大利人为了让美国人高兴而伸手要东西，美国人为了让意大利人高兴而扔东西。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谁也没有让另一方高兴。我想，这些东西谁也不想要，可事情的发生就像双方有默契似的。美国人是胜利者，意大利人是失败者，这就够了。
我走近一辆停在人群当中的军用小汽车，两名士兵坐在里面，其中一个长着一头红头发，一脸雀斑，蓝眼睛。另一名士兵的头发是棕色的，脸色发黄，尖鼻子，小嘴巴。我对他们说道：
“请你们告诉我，到罗马怎么走？”
红头发士兵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一面嚼着口香糖，一面全神贯注地读他的小报。但棕头发士兵从口袋中摸出一包香烟。我说道：
“要香烟干什么，我们不抽烟，只请你们告诉我，有没有车子去罗马。”
“罗马？”棕色头发士兵说道，“没有去罗马的车子。”
“为什么？”
“德国人在罗马。”
这时，他又在口袋里摸索，这一回，他掏出普通的糖果，但我仍然没有接受，说道：
“如果您愿意给我们什么东西的话，请给我们一个面包，糖果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您想让我们的嘴变甜吗？别这样，嘴照样要苦好久的。”
他没有听明白，于是从椅子下面拿出一个照相机，做了一个好像对我们说愿给我们拍照的动作，这下我失去了耐心，冲着他嚷道：
“嘿，莫非你想拍下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像两个野人的样子吗？太感谢了，收起你的相机。”
由于他一个劲地坚持，我从他手中夺过照相机，放在椅子上，意思是说：“算了吧。”
这一回他明白了过来，朝着同伴转过身去，用英语跟他说了几句，那人不耐烦地回答，连眼睛都没有离开过报纸。然后，棕色头发的士兵朝我们转过身子，做了个上车的手势。我们顺从地上了车。这时，红头发士兵好像醒了过来，握住方向盘，开始启动。小汽车在纷纷躲闪的人群中像闪电一样开过去，进入市区，经过一个个水坑，登上两旁是梯田的山路。看得出来，一辆军用汽车上任何地方去都通行无阻。这时，棕色头发的士兵研究起罗赛塔的脚来，她穿一双农民穿的便鞋，跟我穿的一样。他问道：
“是鞋子吗？”
他弯下腰去，摸摸便鞋，然后用双手顺着鞋带往上，去摸小腿。我果断地打了一下他的手，说道：
“喂，手放下……是便鞋，有什么特别的？你别趁机摸我的女儿。”
他假装没听懂，指着罗赛塔的便鞋，拿起照相机，说道：
